一名女性和她的孩子在上海街头。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大多数夫妇最多只能生三个孩子的中国，有一个省份正在迈出大胆的一步，试图促进国民的生育：想生几个都行，即便没有结婚。这一措施本月生效，它说明了在去年出现自1960年代全国大饥荒以来的首次人口萎缩后，中国正加紧努力推动一场婴儿潮。此外还有一些措施正在进行——多个城市的官员呼吁大学生捐献精子以刺激人口增长，另外正在考虑扩大国家保险覆盖，以纳入包括体外人工受精在内的生育治疗。
然而这些措施引发了公众的大量质疑、嘲弄和辩论，凸显了中国在应对可能危及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萎缩时遇到的困难。
许多年轻的中国成年人是在该国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拒绝接受政府的诱导，不想在这个养育子女成本在世界上属于前列的国家生育。在他们看来，这些刺激政策没有解决他们在赡养年迈的父母、应对日益增加的教育、住房和医疗成本方面的焦虑。
“根本问题不是人们不想要孩子，而是要不起孩子，”现年26岁、在近日取消生育限制的四川省做护士的卢怡（音）说。她还说她至少需要让现在的8000元月薪翻一番，否则根本不能奢谈要孩子。
全世界许多国家——从日本到俄罗斯再到瑞典——都在面临同样的人口问题，他们试图用补贴等手段刺激生育，但效果并不明显。然而中国的人口老化速度格外快。时常使用严厉手段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原本旨在减缓人口增长，结果导致出生率急剧下跌，在有关家庭规模的观念上形成一次代际转变。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努力提升生育率——2016年开始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二胎，2021年又改为允许三胎——但收效甚微。四川的新政引起广泛关注，因为此举实际上彻底无视了生育限制，表明人口危机正在逼迫中共慢慢废除其对国民生育权的铁腕控制。
“二胎政策失败了。三胎政策失败了，”研究中国人口趋势的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说。“这自然就成了下一步。”
儿童在上海的一个公园里玩耍。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人口为8400万、在全国列第五的四川取消了居民可登记子女的数量限制，一旦得到登记，父母就有资格申请带薪产假并报销医药费。不同寻常的是，这一政策还包括了未婚父母。此前只有已婚夫妇可以登记子女（最多为三个子女）。
在这个单身母亲长期面临歧视的国家，这项新政策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在网上论坛，一些评论称赞这是保护未婚母亲的措施，早就应该实行。另一些人则抱怨说，这将鼓励男性和情妇生孩子，批评这项政策让“私生子”可以见光。
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单身母亲无法享受已婚夫妇享受的政府福利。直到前不久，一些省份甚至对未婚生育的女性处以罚款。但婴儿短缺已经促使四川等省份开始从法律上承认单身母亲所生的孩子，这是中共推动更“包容”的人口政策的一部分。
女权倡导者将这一趋势视为未婚母亲的胜利。不过，47岁的上海单身母亲张萌（音）说，中国在扩大非传统家庭的权利方面进展太慢。
2016年，与男友分手后不久，张萌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40岁，决定留下这个孩子，担心这可能是自己唯一的机会。
儿子出生后，她申请带薪产假和报销医疗账单——这些都是提供给已婚夫妇的——结果遭到拒绝。
她起诉当地机构，要求得到这笔钱。几年后，在2021年，她终于从政府那里收到了70000元人民币。但她说，像她这样的女性面临的障碍远远超过了赔偿。
“很多女性，尤其是单身母亲，缺的不是钱，而是权利得不到保护，得不到社会尊重，”张萌说。
47岁的单身母亲、未婚妈妈权益倡导者张萌站在上海一个河滨公园里，儿子年幼时，她会带他到这里玩耍。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女性权利倡导者认为，政府提高生育率的努力可能导致女性受到更多歧视。有的招聘广告已经明确只招男性或已生育女性；中国放开二胎和三胎后，女性担心本就不愿负担产假薪水的雇主会更加不愿雇用她们。
“在中国从根本上改变其社会制度，实现更多性别平等之前，女性都会用子宫投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专门研究中国人口学的教授王丰说。
在人口危机中，性别不平等还以其他形式体现了出来。
近几个月来，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号召有偿捐精，人们在网上开玩笑说，男性终于感受到了一丝女性在解决全国生育率下滑的问题上所面临的压力。
本月，云南省省会昆明市一家医院宣布，捐献精子的大学生——但仅限身高1米65以上——可以获得4500元补贴。这听起来像是集体行动的号召，公告结尾还用粉色字体写着：“我捐精，我优秀，我自豪。”
除了建立精子库，官员还着手进行了扩大体外受精等治疗医保覆盖面等工作。但专家指出，出生率下降更多与经济和文化转变有关，而非不孕不育。
在中国结束新冠封控措施后，16岁至24岁的中国人有近五分之一失业，加剧了这一代人的幻灭感，其中许多人将拒绝生育视为一种政治抗争。
去年一项针对约20000名中国年轻人（大多年龄在18岁到25岁之间）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都说自己不想要孩子。人口统计学家认为，中国教育体系的成本和压力是主要因素，他们提出了一些政策解决方案，如将学制缩短两年，以及取消竞争激烈的高中入学考试。
在上海一家商场的祖孙三代。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目前，中国许多城市正试图通过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来解决育儿经济压力。
上个月，毗邻香港的大城市深圳公布了一项拟案，计划向一孩家庭发放7500元补贴，每多生一胎补贴也会相应增加。
36岁的深圳律师特蕾西·陈（音）最近结婚，她说这些补贴勉强够支付住家保姆一个月的工资。
特蕾西·陈说她一开始想生三胎，因为渴望在一个热闹的大家庭里养老。
但当目睹了姐姐和朋友们如何负担一个孩子的养育成本，她惊讶不已。特蕾西·陈的许多朋友在坐月子期间都住在昂贵的月子中心。他们还得购买更贵的外国配方奶粉，因为2008年导致无数中国婴儿患病的配方奶粉丑闻让他们仍然不信任国产品牌。
特蕾西·陈目前只考虑要一个孩子。她说补贴是不错的福利，但“还不足以动摇是否生育的决定”。
一名女性和她的孩子在上海街头。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大多数夫妇最多只能生三个孩子的中国，有一个省份正在迈出大胆的一步，试图促进国民的生育：想生几个都行，即便没有结婚。这一措施本月生效，它说明了在去年出现自1960年代全国大饥荒以来的首次人口萎缩后，中国正加紧努力推动一场婴儿潮。此外还有一些措施正在进行——多个城市的官员呼吁大学生捐献精子以刺激人口增长，另外正在考虑扩大国家保险覆盖，以纳入包括体外人工受精在内的生育治疗。
然而这些措施引发了公众的大量质疑、嘲弄和辩论，凸显了中国在应对可能危及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萎缩时遇到的困难。
许多年轻的中国成年人是在该国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拒绝接受政府的诱导，不想在这个养育子女成本在世界上属于前列的国家生育。在他们看来，这些刺激政策没有解决他们在赡养年迈的父母、应对日益增加的教育、住房和医疗成本方面的焦虑。
“根本问题不是人们不想要孩子，而是要不起孩子，”现年26岁、在近日取消生育限制的四川省做护士的卢怡（音）说。她还说她至少需要让现在的8000元月薪翻一番，否则根本不能奢谈要孩子。
全世界许多国家——从日本到俄罗斯再到瑞典——都在面临同样的人口问题，他们试图用补贴等手段刺激生育，但效果并不明显。然而中国的人口老化速度格外快。时常使用严厉手段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原本旨在减缓人口增长，结果导致出生率急剧下跌，在有关家庭规模的观念上形成一次代际转变。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努力提升生育率——2016年开始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二胎，2021年又改为允许三胎——但收效甚微。四川的新政引起广泛关注，因为此举实际上彻底无视了生育限制，表明人口危机正在逼迫中共慢慢废除其对国民生育权的铁腕控制。
“二胎政策失败了。三胎政策失败了，”研究中国人口趋势的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说。“这自然就成了下一步。”
儿童在上海的一个公园里玩耍。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人口为8400万、在全国列第五的四川取消了居民可登记子女的数量限制，一旦得到登记，父母就有资格申请带薪产假并报销医药费。不同寻常的是，这一政策还包括了未婚父母。此前只有已婚夫妇可以登记子女（最多为三个子女）。
在这个单身母亲长期面临歧视的国家，这项新政策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在网上论坛，一些评论称赞这是保护未婚母亲的措施，早就应该实行。另一些人则抱怨说，这将鼓励男性和情妇生孩子，批评这项政策让“私生子”可以见光。
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单身母亲无法享受已婚夫妇享受的政府福利。直到前不久，一些省份甚至对未婚生育的女性处以罚款。但婴儿短缺已经促使四川等省份开始从法律上承认单身母亲所生的孩子，这是中共推动更“包容”的人口政策的一部分。
女权倡导者将这一趋势视为未婚母亲的胜利。不过，47岁的上海单身母亲张萌（音）说，中国在扩大非传统家庭的权利方面进展太慢。
2016年，与男友分手后不久，张萌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40岁，决定留下这个孩子，担心这可能是自己唯一的机会。
儿子出生后，她申请带薪产假和报销医疗账单——这些都是提供给已婚夫妇的——结果遭到拒绝。
她起诉当地机构，要求得到这笔钱。几年后，在2021年，她终于从政府那里收到了70000元人民币。但她说，像她这样的女性面临的障碍远远超过了赔偿。
“很多女性，尤其是单身母亲，缺的不是钱，而是权利得不到保护，得不到社会尊重，”张萌说。
47岁的单身母亲、未婚妈妈权益倡导者张萌站在上海一个河滨公园里，儿子年幼时，她会带他到这里玩耍。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女性权利倡导者认为，政府提高生育率的努力可能导致女性受到更多歧视。有的招聘广告已经明确只招男性或已生育女性；中国放开二胎和三胎后，女性担心本就不愿负担产假薪水的雇主会更加不愿雇用她们。
“在中国从根本上改变其社会制度，实现更多性别平等之前，女性都会用子宫投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专门研究中国人口学的教授王丰说。
在人口危机中，性别不平等还以其他形式体现了出来。
近几个月来，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号召有偿捐精，人们在网上开玩笑说，男性终于感受到了一丝女性在解决全国生育率下滑的问题上所面临的压力。
本月，云南省省会昆明市一家医院宣布，捐献精子的大学生——但仅限身高1米65以上——可以获得4500元补贴。这听起来像是集体行动的号召，公告结尾还用粉色字体写着：“我捐精，我优秀，我自豪。”
除了建立精子库，官员还着手进行了扩大体外受精等治疗医保覆盖面等工作。但专家指出，出生率下降更多与经济和文化转变有关，而非不孕不育。
在中国结束新冠封控措施后，16岁至24岁的中国人有近五分之一失业，加剧了这一代人的幻灭感，其中许多人将拒绝生育视为一种政治抗争。
去年一项针对约20000名中国年轻人（大多年龄在18岁到25岁之间）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都说自己不想要孩子。人口统计学家认为，中国教育体系的成本和压力是主要因素，他们提出了一些政策解决方案，如将学制缩短两年，以及取消竞争激烈的高中入学考试。
在上海一家商场的祖孙三代。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目前，中国许多城市正试图通过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来解决育儿经济压力。
上个月，毗邻香港的大城市深圳公布了一项拟案，计划向一孩家庭发放7500元补贴，每多生一胎补贴也会相应增加。
36岁的深圳律师特蕾西·陈（音）最近结婚，她说这些补贴勉强够支付住家保姆一个月的工资。
特蕾西·陈说她一开始想生三胎，因为渴望在一个热闹的大家庭里养老。
但当目睹了姐姐和朋友们如何负担一个孩子的养育成本，她惊讶不已。特蕾西·陈的许多朋友在坐月子期间都住在昂贵的月子中心。他们还得购买更贵的外国配方奶粉，因为2008年导致无数中国婴儿患病的配方奶粉丑闻让他们仍然不信任国产品牌。
特蕾西·陈目前只考虑要一个孩子。她说补贴是不错的福利，但“还不足以动摇是否生育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