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中央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
细细品读这份全文长达一万多字的重榜文件后，我不得不感慨，这一次，中央真的是诚意满满啊！不管是在土地、财政、税收还是政策上，西部都得到非常明显的倾斜。
为什么时隔20年后，中央会再次吹响“西富”运动？
我们绝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为了推进区域平衡。这样的解读太浮于表面了，是在孤立地看待这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在我看来，这套大动作的背后，是有着极其复杂的宏观背景和时代成因的。它释放出了几个信号：
疫情过后，全国一揽子财政政策纾困和刺激计划的规模可能将非常可观；
直辖市以及沿海超大城市的土地瓶颈，将进一步得到缓解，承载更多人口，让中国经济发动机最大程度地发挥规模效应；
成都将成为西部最大赢家，带领西部走上新一轮的起飞……
一盘大棋，即将启动。
此时打响“西富”运动，具有非常强烈的紧迫性。
第一，受疫情影响，中国一季度GDP同比下滑6.8%，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下滑。为对冲经济下行，中国力推10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如果西部的消费力不起来，如何消耗这些庞大的产能？
第二，中国正在加速打破坚硬的户籍壁垒，如果西部再不起来，过几年沿海的大城市可能会因为人口爆满而瘫痪。那么，中国经济的引擎将会大熄火。
我们先说第一个。前几天，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刘尚希提出要发行5万亿特别国债，引起了一场关于“赤字货币化”的大争辩。不管最终是否实行，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中国的救市动作一定会很大。
据《财经》杂志，如果2020年要达到5%-5.5%的GDP增速，测算下来，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大致要达到6万亿-9万亿元，预计政府实际发债规模超8万亿元。一揽子财政政策纾困和刺激计划的规模或达9万亿元左右，约为2019年中国名义GDP的9%。
经济衰退下，凯恩斯主义盛行不足为奇。不过，历次大放水后，往往也会伴随着后遗症，就是产能过剩。
单单依靠沿海，是无法消耗未来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西部一定要发展起来，做大中国的内需市场。否则过两年，我们又得来一场艰难的泡沫出清运动，最后左右为难。
相关数据显示，当前工业产成品库存处于历史高位，仅次于2018年11月份的极端水平。进一步加强了西部崛起的紧迫性。
当前西部地区有三四亿人口，约占全国30%，但是不可否认，西部的整体消费力还比较弱。
（数据来源：区域产业经济学公号）
从人均GDP的数据来看，西部12个省市区当中，除了重庆这个直辖市之外，其余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甘肃甚至全国垫底。
就像文件里所说的：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
所以，新一轮“西富运动”至关重要。
举个例子，早在 2017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投资就超过了4000亿元，各个车企规划年产能2000万辆左右，是国家规划量的十倍。一旦3亿西部人民的消费能力跟不上，这场新能源汽车的大跃进很可能就会走向失败。
回想20年前，中央第一次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有些部门领导持有怀疑的态度，理由是为西部地区基础差，投入产出率比沿海低很多，浪费钱。
当时朱镕基的回应一针见血：就建设一个项目来说，东部地区的成本可能低一些，但现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矛盾已经相当突出，国家如果不增加对西部地区的投入，东部地区传统产业的产品，如钢材、水泥、玻璃等就没有市场，哪里还有效益可言？
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道理依然适用。只不过那些过剩的产品，从钢材水泥，变成了其他形式罢了。
第二个紧迫性，是西部再不起来，东部可能就“爆”了。
这两年经济增速下行，小打小闹的改革动作很难力挽狂澜。而且，我们又很“幸运地”赶上了“修昔底德陷阱”开始显化的周期，与美国展开了贸易、科技再到金融全面博弈。
要打赢这场关系百年国运的艰难战役，以往的发展中小城市、小城镇思路不管用了。必须做大城市的规模，在人口、资源的集聚中发挥最大程度的规模效应。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更多的人共享了经济基础设施，降低经济运行成本，二是人口集聚，有利于加强各种思想的交流碰撞，激发出更多的科技创新。
所以，近来中央一直在加速给户籍制度松绑。去年4月，发改委发文提出，超大城市要增加落户规模，特大城市要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落户，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限制。今年4月，中央首次出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意见，又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内陆好些省会城市，凭证身份证就可以无门槛落户了。不过，无数人还是用脚投票涌到了沿海城市。
去年单杭、广、深、甬、佛五个城市，一年常住人口就新增了近200万。毫无疑问，未来沿海城市会越来越大，逐渐逼近北京、上海的规模。
但它也激发了另外一个担忧：如果继续允许人口自由迁移，未来沿海发达城市会不会都爆满呢？
北京上海的地铁里程全国第一二名，也不得不在2000多万人口的节点上，有意识地控制人口。说明只要交通、城市规划、安居工程等基础设施跟不上人口扩张规模，就很容易产生各类城市病，把城市搞死。
如果这样，反而是得不偿失的。沿海大城市作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承担了大国崛起的最重使命，绝对不能步上某些城市的后尘。
人口自由迁移是一场充满风险的国家实验。搞得好飞黄腾达，搞不好也好付出沉重代价。所以中央有计划的加强西部的发展水平，将农村人口吸引到这些城市，而不是统统挤到沿海城市。
之前李光耀就透露过，中国计划在非沿海地区建立几个城市群，“每个城市群的人口可以超过4000万”。
未来西部将会得到明显的资源倾斜：
支持在西部地区建设无水港；研究在内陆地区增设国家一类口岸
支持西部地区按程序申请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提高西部地区直接融资比例，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境内外发行上市融资、再融资，通过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融资。
西部贫困地区企业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新三板挂牌、发行债券、并购重组等适用绿色通道政策。
中央财政在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各领域专项转移支付分配中，继续通过加大资金分配系数、提高补助标准或降低地方财政投入比例等方式，对西部地区实行差别化补助，加大倾斜支持力度
考虑西部地区普遍财力较为薄弱的实际，加大地方政府债券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对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在政策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
每一句都是诚意满满。有两个点我觉得特别重要。
第一，“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到期后继续执行”。这是关于税收的实质性利好。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为25%。但是只要你的公司主营业务符合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60%以上，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单这一项一年可以少交好多钱。
沿海的公司想要获得所得税优惠，必须挤破脑袋戴上“高新技术企业”的帽子，西部的不用，只要你符合鼓励目录就行。
所以在陕西省搞音乐艺术及技能培训，在云南省开个花卉和观赏苗木培育公司，在广西搞蔗渣等副产品综合利用也能按15%征税。
对沿海来说，这些根本算不上有什么科技含量啊。这就是赤裸裸的照顾！
（重庆鼓励类目录）
第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倾斜”，“支持西部地区开放平台建设，对国家级新区、开发区利用外资项目以及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产业发展所需建设用地，在计划指标安排上予以倾斜支持”。这点利好两江新区、兰州新区、西咸新区、贵安新区、天府新区、滇中新区。
此外，文件强调要“推进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在国家统筹管理下实现跨省域调剂”。这意味着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以及耕地指标的跨省域买卖，将得到加速。
过去，沿海城市征了多少耕地搞建设，按法律规定就要在辖区内复垦多少耕地，使得耕地总量维持不变。
有的直辖市以及沿海发达省份，耕地后备资源严重匮乏，新开垦的不足以补充所占的。现在推进让更多的西部耕地指标卖到沿海，西部人民就可以获得更好的价钱，比在省内交易强多了。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也是差不多的道理。西部将复垦出来的节余指标卖到沿海，一般耕地的每亩30万元，高标准农田的每亩40万元。真不是一笔小钱。
如此，沿海地区跟西部同时受益。直辖市以及沿海超大城市的土地瓶颈，将进一步得到缓解，承载更多的人口。
在西部新一轮大开发中，中央对成都格外重视。
加快川藏铁路、沿江高铁、西（宁）成（都）铁路等重大工程规划建设
研究按程序设立成都国际铁路港经济开发区
支持重庆、四川、陕西发挥综合优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开发开放枢纽
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就是要把成都打造成为整个内陆的亚欧门户。
这座城市拥有12条国际铁路和海铁联运通道，国际班列开行全国第一。自2013年开出第一班中欧班列（成都）以来，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超过5000列，年均增长率达120%以上，进出港货值从2017年的577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1250亿元。
这座城市，还是继北京上海之后，中国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其天府新机场号称全球首个高铁可以350公里每小时不减速斜穿航站楼和跑道的机场，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等级最高的航空港。
本身成都在所有西部城市当中，就具有最好的交通基础。如今，中央又进一步为其打通大动脉，推进成都-上海沿江高铁的落地，让成都以更快速度接入中国第一大城市。加快川藏铁路、西（宁）成（都）铁路建设，为成都打开更广阔的经济腹地……
未来，成都将搭建起一条纵贯万里的亚欧大陆桥，带动西部开放性经济发展。这一点，会远比重庆、西安还要突出。
其实，要说区域不平衡，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有类似的问题。
2019年，排名第一的加利福尼亚州名义GDP为3.18万亿元，实际2.79万亿美元，是广东的两倍有余。放全球来讲是第五大经济体，相当于英国。与此同时，美国也有五分之一的州，GDP小于一个绍兴市。
不过，美国各州的人均GDP是远比中国要均衡得多的，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即便是生活在中部坍塌区的美国人民，日子过得也很滋润。
不像中国，各省市区之间的人均GDP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最高的北京，是最弱的甘肃大概5倍，差距非常大。
为什么会这样？
学者发现，这是因为美国没有严苛的户籍制度，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人均GDP高的州，会不断吸引人口涌入，从而慢慢拉低平均水平；人均GDP低的州则因为人口流出，剩下每个人可以分得更大的蛋糕。比如说农村人越少，农场的现代机械化耕作范围就会更大，产出越多。
中国很难做到美国这点。因为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了，西部地区尤其是云贵川等地农村人口跑到沿海之后，人均耕地面积虽然有所增加，但也大不到哪里去，很难达到规模化耕作，极大提高生产效率。
只有牧业经济能做到类似这一点。这也是内蒙古的人均GDP为何在十二个西部省市区当中排名第二的原因。农耕经济很难。
依靠单纯的人口自由迁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到人均GDP的均衡化。所以，中央才会以强有力的意志，来给西部发展导入势能。
纵观此次文件，中央是从农业、矿业、旅游业、能源、交通等所有领域入手开发大西部，几乎涵盖了每一个方面。
这场浩浩荡荡的“西富运动”，将会影响深远中国的国运。
周日，中央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
细细品读这份全文长达一万多字的重榜文件后，我不得不感慨，这一次，中央真的是诚意满满啊！不管是在土地、财政、税收还是政策上，西部都得到非常明显的倾斜。
为什么时隔20年后，中央会再次吹响“西富”运动？
我们绝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为了推进区域平衡。这样的解读太浮于表面了，是在孤立地看待这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在我看来，这套大动作的背后，是有着极其复杂的宏观背景和时代成因的。它释放出了几个信号：
疫情过后，全国一揽子财政政策纾困和刺激计划的规模可能将非常可观；
直辖市以及沿海超大城市的土地瓶颈，将进一步得到缓解，承载更多人口，让中国经济发动机最大程度地发挥规模效应；
成都将成为西部最大赢家，带领西部走上新一轮的起飞……
一盘大棋，即将启动。
此时打响“西富”运动，具有非常强烈的紧迫性。
第一，受疫情影响，中国一季度GDP同比下滑6.8%，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下滑。为对冲经济下行，中国力推10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如果西部的消费力不起来，如何消耗这些庞大的产能？
第二，中国正在加速打破坚硬的户籍壁垒，如果西部再不起来，过几年沿海的大城市可能会因为人口爆满而瘫痪。那么，中国经济的引擎将会大熄火。
我们先说第一个。前几天，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刘尚希提出要发行5万亿特别国债，引起了一场关于“赤字货币化”的大争辩。不管最终是否实行，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中国的救市动作一定会很大。
据《财经》杂志，如果2020年要达到5%-5.5%的GDP增速，测算下来，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大致要达到6万亿-9万亿元，预计政府实际发债规模超8万亿元。一揽子财政政策纾困和刺激计划的规模或达9万亿元左右，约为2019年中国名义GDP的9%。
经济衰退下，凯恩斯主义盛行不足为奇。不过，历次大放水后，往往也会伴随着后遗症，就是产能过剩。
单单依靠沿海，是无法消耗未来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西部一定要发展起来，做大中国的内需市场。否则过两年，我们又得来一场艰难的泡沫出清运动，最后左右为难。
相关数据显示，当前工业产成品库存处于历史高位，仅次于2018年11月份的极端水平。进一步加强了西部崛起的紧迫性。
当前西部地区有三四亿人口，约占全国30%，但是不可否认，西部的整体消费力还比较弱。
（数据来源：区域产业经济学公号）
从人均GDP的数据来看，西部12个省市区当中，除了重庆这个直辖市之外，其余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甘肃甚至全国垫底。
就像文件里所说的：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
所以，新一轮“西富运动”至关重要。
举个例子，早在 2017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投资就超过了4000亿元，各个车企规划年产能2000万辆左右，是国家规划量的十倍。一旦3亿西部人民的消费能力跟不上，这场新能源汽车的大跃进很可能就会走向失败。
回想20年前，中央第一次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有些部门领导持有怀疑的态度，理由是为西部地区基础差，投入产出率比沿海低很多，浪费钱。
当时朱镕基的回应一针见血：就建设一个项目来说，东部地区的成本可能低一些，但现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矛盾已经相当突出，国家如果不增加对西部地区的投入，东部地区传统产业的产品，如钢材、水泥、玻璃等就没有市场，哪里还有效益可言？
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道理依然适用。只不过那些过剩的产品，从钢材水泥，变成了其他形式罢了。
第二个紧迫性，是西部再不起来，东部可能就“爆”了。
这两年经济增速下行，小打小闹的改革动作很难力挽狂澜。而且，我们又很“幸运地”赶上了“修昔底德陷阱”开始显化的周期，与美国展开了贸易、科技再到金融全面博弈。
要打赢这场关系百年国运的艰难战役，以往的发展中小城市、小城镇思路不管用了。必须做大城市的规模，在人口、资源的集聚中发挥最大程度的规模效应。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更多的人共享了经济基础设施，降低经济运行成本，二是人口集聚，有利于加强各种思想的交流碰撞，激发出更多的科技创新。
所以，近来中央一直在加速给户籍制度松绑。去年4月，发改委发文提出，超大城市要增加落户规模，特大城市要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落户，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限制。今年4月，中央首次出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意见，又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内陆好些省会城市，凭证身份证就可以无门槛落户了。不过，无数人还是用脚投票涌到了沿海城市。
去年单杭、广、深、甬、佛五个城市，一年常住人口就新增了近200万。毫无疑问，未来沿海城市会越来越大，逐渐逼近北京、上海的规模。
但它也激发了另外一个担忧：如果继续允许人口自由迁移，未来沿海发达城市会不会都爆满呢？
北京上海的地铁里程全国第一二名，也不得不在2000多万人口的节点上，有意识地控制人口。说明只要交通、城市规划、安居工程等基础设施跟不上人口扩张规模，就很容易产生各类城市病，把城市搞死。
如果这样，反而是得不偿失的。沿海大城市作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承担了大国崛起的最重使命，绝对不能步上某些城市的后尘。
人口自由迁移是一场充满风险的国家实验。搞得好飞黄腾达，搞不好也好付出沉重代价。所以中央有计划的加强西部的发展水平，将农村人口吸引到这些城市，而不是统统挤到沿海城市。
之前李光耀就透露过，中国计划在非沿海地区建立几个城市群，“每个城市群的人口可以超过4000万”。
未来西部将会得到明显的资源倾斜：
支持在西部地区建设无水港；研究在内陆地区增设国家一类口岸
支持西部地区按程序申请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提高西部地区直接融资比例，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境内外发行上市融资、再融资，通过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融资。
西部贫困地区企业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新三板挂牌、发行债券、并购重组等适用绿色通道政策。
中央财政在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各领域专项转移支付分配中，继续通过加大资金分配系数、提高补助标准或降低地方财政投入比例等方式，对西部地区实行差别化补助，加大倾斜支持力度
考虑西部地区普遍财力较为薄弱的实际，加大地方政府债券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对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在政策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
每一句都是诚意满满。有两个点我觉得特别重要。
第一，“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到期后继续执行”。这是关于税收的实质性利好。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为25%。但是只要你的公司主营业务符合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60%以上，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单这一项一年可以少交好多钱。
沿海的公司想要获得所得税优惠，必须挤破脑袋戴上“高新技术企业”的帽子，西部的不用，只要你符合鼓励目录就行。
所以在陕西省搞音乐艺术及技能培训，在云南省开个花卉和观赏苗木培育公司，在广西搞蔗渣等副产品综合利用也能按15%征税。
对沿海来说，这些根本算不上有什么科技含量啊。这就是赤裸裸的照顾！
（重庆鼓励类目录）
第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倾斜”，“支持西部地区开放平台建设，对国家级新区、开发区利用外资项目以及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产业发展所需建设用地，在计划指标安排上予以倾斜支持”。这点利好两江新区、兰州新区、西咸新区、贵安新区、天府新区、滇中新区。
此外，文件强调要“推进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在国家统筹管理下实现跨省域调剂”。这意味着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以及耕地指标的跨省域买卖，将得到加速。
过去，沿海城市征了多少耕地搞建设，按法律规定就要在辖区内复垦多少耕地，使得耕地总量维持不变。
有的直辖市以及沿海发达省份，耕地后备资源严重匮乏，新开垦的不足以补充所占的。现在推进让更多的西部耕地指标卖到沿海，西部人民就可以获得更好的价钱，比在省内交易强多了。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也是差不多的道理。西部将复垦出来的节余指标卖到沿海，一般耕地的每亩30万元，高标准农田的每亩40万元。真不是一笔小钱。
如此，沿海地区跟西部同时受益。直辖市以及沿海超大城市的土地瓶颈，将进一步得到缓解，承载更多的人口。
在西部新一轮大开发中，中央对成都格外重视。
加快川藏铁路、沿江高铁、西（宁）成（都）铁路等重大工程规划建设
研究按程序设立成都国际铁路港经济开发区
支持重庆、四川、陕西发挥综合优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开发开放枢纽
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就是要把成都打造成为整个内陆的亚欧门户。
这座城市拥有12条国际铁路和海铁联运通道，国际班列开行全国第一。自2013年开出第一班中欧班列（成都）以来，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超过5000列，年均增长率达120%以上，进出港货值从2017年的577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1250亿元。
这座城市，还是继北京上海之后，中国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其天府新机场号称全球首个高铁可以350公里每小时不减速斜穿航站楼和跑道的机场，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等级最高的航空港。
本身成都在所有西部城市当中，就具有最好的交通基础。如今，中央又进一步为其打通大动脉，推进成都-上海沿江高铁的落地，让成都以更快速度接入中国第一大城市。加快川藏铁路、西（宁）成（都）铁路建设，为成都打开更广阔的经济腹地……
未来，成都将搭建起一条纵贯万里的亚欧大陆桥，带动西部开放性经济发展。这一点，会远比重庆、西安还要突出。
其实，要说区域不平衡，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有类似的问题。
2019年，排名第一的加利福尼亚州名义GDP为3.18万亿元，实际2.79万亿美元，是广东的两倍有余。放全球来讲是第五大经济体，相当于英国。与此同时，美国也有五分之一的州，GDP小于一个绍兴市。
不过，美国各州的人均GDP是远比中国要均衡得多的，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即便是生活在中部坍塌区的美国人民，日子过得也很滋润。
不像中国，各省市区之间的人均GDP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最高的北京，是最弱的甘肃大概5倍，差距非常大。
为什么会这样？
学者发现，这是因为美国没有严苛的户籍制度，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人均GDP高的州，会不断吸引人口涌入，从而慢慢拉低平均水平；人均GDP低的州则因为人口流出，剩下每个人可以分得更大的蛋糕。比如说农村人越少，农场的现代机械化耕作范围就会更大，产出越多。
中国很难做到美国这点。因为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了，西部地区尤其是云贵川等地农村人口跑到沿海之后，人均耕地面积虽然有所增加，但也大不到哪里去，很难达到规模化耕作，极大提高生产效率。
只有牧业经济能做到类似这一点。这也是内蒙古的人均GDP为何在十二个西部省市区当中排名第二的原因。农耕经济很难。
依靠单纯的人口自由迁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到人均GDP的均衡化。所以，中央才会以强有力的意志，来给西部发展导入势能。
纵观此次文件，中央是从农业、矿业、旅游业、能源、交通等所有领域入手开发大西部，几乎涵盖了每一个方面。
这场浩浩荡荡的“西富运动”，将会影响深远中国的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