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月以来，弟弟从缅北发回消息，说自己被骗到电诈公司从事诈骗，田小北一家就尝试了各种求助方式，给大使馆打电话几乎成为每天的必办事项。 外交部12308热线已经接到太多类似的电话。一段时间以来，外交部领事司几乎每隔几个月就发布消息称，收到多通求助来电，反映家人被骗到缅甸从事电诈，被限制人身自由并遭勒索。 5月31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在内比都再次会见缅甸副总理兼内政部长梭突中将，就打击缅境内涉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进一步协调立场和行动。陈海表示，在推进相关行动的同时要解救被拐被骗被困人群。 今年以来，中国驻缅大使馆一共发布过两次与解救相关的消息。一次是在4月6日，中国驻缅大使馆营救出一名被诱骗偷渡至缅甸掸邦大其力的中国公民。一次是在5月15日，中国驻缅大使馆营救出多名被以“高薪聘请”为由诱骗至缅甸妙瓦迪地区的中国公民。 更多情况下，被困缅甸电诈公司的人员是通过“赔付”被解救出来的，也就是家属向公司支付几万至几十万元不等的款项，把人“赎”回来。 南方某地公安局民警张焱从2021年中常驻云南，负责滞留缅甸人员的劝返工作，他说，因为难以跨境执法，政府部门很多时候有心无力，因此赔付几乎是现在被困缅甸电诈公司人员回来的唯一方式，并且“花这个钱能回来，都是万幸”。 解救的阻碍 年初至今，田小北跑遍了广东梅州的镇、县、市三级公安局和派出所，把弟弟被骗到缅北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又一遍。田小北的父亲为了证实儿子被骗到缅北的经过，还专程向村委会写了求救信，在信中写明儿子的遭遇，附上儿子所在电诈公司的具体位置，得到了村委会确认情况属实的盖章。警方通知田小北一家情况已经上报，随后再没有新的进展。 田小北一家人开始求助于社交媒体。5月中旬，田小北弟媳在抖音上发了一条短视频，“孩子爸，今天是你（被）所谓同学骗去缅甸的第154天了”。 出乎意料，这条视频突然火了，播放量直冲1000万，点赞量超过7万。很快，外交部领事司发来私信，让中国曼德勒总领事馆主动联系田小北一家，并收集了田小北的资料。 田小北以为弟弟的解救有希望了。然而一个多月过去，还是没有等到好消息。 据张焱了解，近几年来，经中国驻缅大使馆解救回来的被困人员相对有限，“涉及到跨境执法，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云南财经大学副教授、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简琨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一贯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策略，因此我国在捍卫自己的司法主权的同时不会侵犯他国的司法主权，当确实需要在他国领域内执法时，需要通过刑事司法合作或者警务合作的方式开展。 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指的是国与国之间针对刑事案件办理的各环节开展的跨国执法合作。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需要两个大前提，第一必须是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第二必须基于条约构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机制。 但是对于缅北地区，这两个前提都无法实现。 简琨益指出，对于第一个前提，缅北地区名义上是缅甸的主权范围，但是缅甸国内政局长期处于动乱当中，形成了当前缅北地区武装力量割据的局面，中央政府对这个区域的控制非常有限，这就使得即便我国与缅甸政府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与该区域的合作效果也会非常有限。对于第二个前提，缅北地区实际控制区域的武装力量法理上不是主权国家，我国不可能与之签订国与国之间的刑事司法合作协议，因此构建与缅北地区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也就丧失了基本条件。 “缅北地区长期的政局动荡，使得以上合作的开展受到很大阻碍，即便我国与缅甸政府展开刑事司法合作或者警务合作，但是面对缅甸中央政府自己都无法控制的缅北地区，这种合作也很难具体落地。”简琨益解释说，国际司法合作制度受阻，我国警方的执法行为又不能跨越尊重他国主权的红线，于是打击此类涉及人口贩卖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就显得特别困难。 2019年8月25日，缅甸掸邦街头的民众。图/视觉中国 赔付赎人 尽管解救被困缅甸电诈园区人员困难重重，但据张焱初步统计，这两年通过他营救回国的人已有数千名，遍布全国除了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 张焱所说的方法是赔付，也就是花钱把人买回来，“我们能用的手段太少了。把钱给别人，把孩子带回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赔付得以成行的关键，是有靠谱的中间人。“我们不可能直接和诈骗公司联系，只能通过一些在境外的知根知底的人。”张焱举例说，假如有人被骗到缅北佤邦，他恰好认识一些在佤邦有一官半职的人，就让对方去和电诈公司老板谈赔付。 阿龙是张焱合作多次的中间人，他在东南亚生活多年。原本，阿龙只是在公众号上写小说，粉丝慢慢多起来之后，他逐渐接到一些求助，有人希望他帮忙解救困在电诈公司的家人，“一步一步就给推上来了”，他开始协助展开解救工作。 “为了救人，我们什么方法都试过。”阿龙记得，2021年在柬埔寨，为了解救一批即将被送到电诈园区的人，他们联系当地警方，塞了几千美元小费，让警察把车截下来，然后把车上的人都带到警局，再把被骗的人放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阿龙发现，最安全也最快速的解救方法，是找一个当地有影响力的人进行协调，谈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赔付价格，再由电诈公司直接把人送出园区，有些还可以直接送到国门。 《中国新闻周刊》向一些通过赔付回国的人了解到，“有影响力的人”有的是当地警方，有的是当地民族地方武装，还有的是当地有口碑的商人。 2022年，通过阿龙协调赔付回国的有60人左右，而今年人数骤增，从3月到6月就已有近60人，他预计到年末人数将破百。 只不过，赔付也有门槛——家属必须知道被困人员所在的地区、所在的电诈园区和所在的电诈公司，有时还需要细化到具体楼层、具体办公室号和具体宿舍号。如果无法准确定位被困人员的位置，也就无法找到相应公司的负责人谈赔付。 不同的人，赔付的价格有所不同。赔付价格的差异，取决于电诈公司认为在一个人身上投入多少成本。 阿龙说，被困人员从国内被诱骗偷渡出境的路费，由电诈公司垫付，统一交给蛇头。如果走泰国、老挝，偷渡费在5万元左右。疫情封控时期，偷渡难度加大，一个人偷渡到缅甸电诈大本营之一的妙瓦底镇的费用甚至接近20万元。 此外，被困人员在电诈公司的一切花费，都会被记账。多名曾被困缅甸电诈公司的人员回忆，除了水费、电费、伙食费、住宿费，个别公司还会计算被困人员的电脑使用费、地板磨损费。在谈赔付时，这些钱都会被计入成本。 正因如此，被困人员在电诈公司待的时间越长，往往赔付价格越高。 赵奇在得知儿子被骗到缅甸后，通过一位在缅甸生活多年的老乡和电诈公司谈了赔付，价格50万元，为此不得不卖了一套房。之后，赵奇又把这位中间人介绍给另两位家长，而他们的赔付价格在30万元左右。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赔付的平均价格区间是在20万元至30万元，但也有人的赔付价格高达80万元。阿龙说，对电诈公司来说，“放人是从他们手里抢肉”，除非谈到电诈公司满意的价格，否则不会轻易放人。 不过，阿龙说，缅甸东部有少部分园区现在也在尝试与人口贩卖作区隔，园区物业规定不能收未成年人，不能骗招（即不能买卖人口），不让体罚。在这类园区，只要能证明自己是被骗来的，被困人员可以免赔付离开，不过仍需要支付几万元的路费，由园区将人员送到国门。 逃跑，是从电诈园区离开的另一个方法。 2022年12月，杨涛被朋友骗到了缅北电诈公司，刚到公司几天，杨涛便打定主意逃跑。趁着看守松懈，杨涛抓着床单从7楼跳了下来，在5楼的高度时，床单就从手里脱了出来，他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电诈公司将骨折的杨涛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治疗，“我想是为了之后把我卖一个好价钱”。有两个人负责看守杨涛，他以自己伤势太重、无法行走为由，说服他们给了自己一部手机。杨涛偷偷在社交平台上找了一位号称能解救被困人员的当地人，对方说，只要杨涛能从医院走出来，就能派辆车接应他。一天清晨5点，杨涛忍着撕裂的疼痛走出医院，坐上了接应自己的车，一路开到了国门。此时，距离杨涛被骗到缅甸已经过了一个月。 接应被困人员也是有价格的，杨涛向这位当地人支付了4万元。阿龙也曾接应过逃出电诈园区的人，“这种路费更高一些，因为司机有风险，如果被追上，可能被枪击”。 不过，从电诈园区逃跑的成功率很低。张焱说，自己曾让困在电诈公司的人装病，甚至吃洗衣粉，等公司把人送到医院，再安排把人接走。但能成功的案例极少。由于很多园区有医务室，除非被困人员患了很重的病，才会把人送医院。 眼下，赔付几乎成为被困人员回国的唯一路径。张焱说，不被敲上一笔就从缅甸离开，几乎不可能。 为了让家人回家，这笔钱不得不掏吗？陆向日作为全球反诈骗组织的志愿者，总会反复向被困缅甸孩子的家长说，不要赔付，不要给钱，“给钱就是在给诈骗公司投资”。陆向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太多家长出钱把孩子赔付出来，养大了电诈园区的胃口，导致电诈园区不愿意免赔付放人。 虽然支付了4万元接应费，但杨涛认为这笔钱花得值，并将接应自己到国门的缅甸人称为“恩人”。阿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展示了许多公安机关和被困人员给自己寄来的锦旗，还有被困人员的感谢视频，其中不少视频中有被困人员全家人出镜。 在被困缅甸人员的家长互助群里，每当有家长说自己的孩子通过赔付回家了，总会提到对中间人的感谢，也总会有其他家长表达祝贺。现实情况是，如果不给钱，被困人员的解救便遥遥无期。这是许多家属无法承受的结果。 “骗中骗” 这一天，家长互助群进了一个新人。“想回国的可以联系我，我能安排接回国。”群里一片质疑声。“我们要怎么去相信你？”新人给不出更多证据，被家长怀疑是骗子。接下来的几天，新人说话，也不再有家长理会了。 像这样声称能把孩子从缅甸带回过的人，孙吉星已经见了很多。 2021年10月，孙吉星接到县公安局的电话，告知她的儿子已经上了劝返名单，孙吉星这才知道儿子身处缅甸电诈公司。儿子离家已经一年多，儿子只对她说自己在云南工作，孙吉星从未怀疑。被母亲质问后，孙吉星的儿子才承认，自己被人骗到了电诈公司，因为不想让家里担心，一直没有说出真相，几个月前曾尝试逃跑，也失败了。随后，他求孙吉星赶紧想办法把自己救出来。 孙吉星辗转找到把儿子骗到缅甸的朋友，在电话中威胁他把儿子接回来，“如果不安全把他接回来，我找你拼命”。对方同意了，说自己正在重庆上班，一天时间就能从重庆开到云南的边境城市瑞丽，把孙吉星儿子带回来，但是需要2.5万元作为报酬。最后双方达成一致，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路上，对方先向孙吉星要了1000元，作为油费、过路费和餐费，孙吉星没想太多，给他转了过去。到了晚上，他又向孙吉星要了200元，说是要先在宾馆住一晚。之后，他又说瑞丽暴发疫情，自己被隔离到了宾馆，继续找孙吉星要隔离期间的住宿费和餐费。孙吉星这才反应过来，对方可能根本没有去接自己的儿子。对方后来确实失去了消息。 从得知儿子被困缅甸以来，孙吉星或主动或被动地接触了不少自称有门路的人。 听说村里有人在瑞丽做玉石生意，在缅甸颇有人脉，孙吉星和几个被骗孩子的家长一起找他帮忙谈赔付，最后谈好价格，每家出12.4万元，一共转了62万元给他。然而几个月过去，对方没有一点动静。几家人急了，天天给他打电话，最后放话出来，不还钱就去挖他祖坟。半年过去，对方终于把钱分几次退还给了他们，救人之事再不提起。 还有人曾专程联系到孙吉星，号称自己要从某电诈公司带回几个人，也可以带回她的儿子，并发去了其他人被电棍殴打的视频。当时孙吉星刚借钱凑齐了 12.4万元，一点钱也拿不出了，对方便放了狠话：“想要你儿子的左手还是右手？” 在与家长的接触中，张焱发现，许多人都有被“骗中骗”的经历——孩子被骗到缅甸之后，家长又被犯罪分子盯上。 骗子通常会给家长发去电诈公司环境恶劣、被困人员被打的视频，威胁不给钱就把人打死，“现在独生子女比较多，很多家长就想，钱可以没有，人一定要有。”犯罪分子抓住了家长的心理，所以容易得逞。 过去，阿龙把被困缅甸人员协调赔付出来后，总会给他们拍摄一段视频，发到朋友圈。后来他发现，有一些人会拿着他拍摄的视频去欺骗家长，其中有很多是把人骗过去的蛇头，声称人是自己救的。于是他几乎不再发视频了。 被反复欺骗之后，家长彼此之间的信任也变得越来越脆弱。一位家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弟弟通过赔付回国后，她看到家长互助群里有很多家长求助无门，主动向一些人介绍了帮弟弟回国的中间人，但却被怀疑是“托儿”。她气得退了群。 为了减少怀疑，阿龙几乎不会再直接和家长联系，而是让家长联系警察，再让警察和自己对接。张焱也碰到过数次，家长通过他对接中间人赔付的。 如何定罪、如何防治？ 家长互助群里，又有人的孩子回国了。“到了云南的派出所，罚款3000元，没有拘留。” 张焱说，对于从缅甸电诈园区回国的人，如果没有确凿的犯罪证据，只会在边境罚款3000元作为偷渡的处罚，并拘留5天。有些人一到电诈园区就向家长求救，被认为是情节轻微，连拘留也免了。 “这些人在外面做了什么？我们无法深入了解，很难核实。”但张焱认为，被困缅甸电诈园区的人员，有很大一部分其实知道自己出去要干什么，只是到了缅甸之后，发现现实和想象差距太大——业绩不是那么好做，没完成指标就要挨打，高薪诱惑只是泡影，很多人就扛不下去了。 “未成年人可以说是‘骗’，岁数大了、不会认字不会上网的人可以说是‘骗’，年轻小伙子每天看手机，你告诉我是被骗出去的？”几年来，阿龙接触了很多通过赔付回国的年轻人，有时他和对方闲聊：“你到底咋回事，是不是没想到工作时间那么长、诈骗那么难干？”对着阿龙，有些年轻人承认了。 不过，从缅甸电诈园区回国的人不全是只被罚款和拘留。张焱说，如果回来的人有确凿的犯罪证据，或者是被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追逃回来的，会被刑事拘留，并根据具体情节提起公诉。 惩罚是后置的，如何从源头防治才是下一步的重点。广东警官学院副教授庄华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马忠红曾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公民跨境网络犯罪及治理研究》一文中指出，要实现对东南亚地区跨境网络犯罪的有效治理，应当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思维，在法治体系建设、国际执法合作、出入境管理和网络黑灰产业链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施策，最大限度压缩网络犯罪的空间。 张焱也认为，要治理大量人员被诱骗至缅甸从事电信诈骗犯罪的问题，首先应该加强对偷渡行为的打击力度，现有的处罚力度不够，违法成本太低，是犯罪分子铤而走险的原因之一。其次，应该加强边防部门的能力提升，张焱认为，云南有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只有边境守好，偷渡问题才不会越来越猖獗。 平台同样应该担负起内容审核的责任。杨涛从缅甸回国后，开始在某视频平台分享自己被骗至缅甸的经历，警示网友不要受骗。有人给杨涛评论，说自己常看一位博主的视频，宣传缅甸有多容易挣钱，那里没有诈骗。很快，又有了解情况的人回复他说，曾在缅北见过这位博主，他就是在缅北诈骗公司工作的人。一些网友指出，相关社交平台任由诈骗公司发布严重误导公众的短视频，也应承担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对于这类情况，社交平台承担的责任主要有两类，一是真实身份认证制度，即如果发布内容的博主是诈骗犯罪分子，要能找到这个人；另一个是投诉机制，即如果用户认为博主发布的内容存在问题，可以举报投诉。 不过，朱巍也指出，根据平台性质的不同，其应负的责任也不同。一些人员是通过招聘网站的虚假工作招聘信息被诱骗至缅北的，招聘平台应负责审核用人单位的信息真实性。 对于缅北地区的电信诈骗犯罪的治理，简琨益则提出了思路和操作两个方面的建议。“思路上，缅北地区的很多犯罪集团实际上已经具有跨国黑恶势力的本质，属于我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应当治理的对象，因此要在国际社会达成一种治理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基本思路，不能用‘见子打子’‘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方式来治理犯罪，而是要形成国际合力，共同铲除跨国黑恶势力来抑制犯罪。”简琨益解释。 至于操作上，简琨益建议应当以《反有组织犯罪法》颁布为契机进行治理，按照该法的规定，经国务院公安部门批准，边境地区公安机关可以与相邻国家或者地区执法机构建立跨境有组织犯罪情报信息交流和警务合作机制。“下一步，边境地区公安机关应当充分用好这条法律，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旨归，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与相邻国家或者地区执法机构开展犯罪情报信息交流和警务合作。” 3月20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缅甸联邦共和国国家警察局、泰国国家警察总署联合举行的人口贩卖问题三国三边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提出将联合打击人口贩卖、电信诈骗等跨国犯罪。 今年以来，公安部仍在加大对电信诈骗等非法跨境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3月20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缅甸联邦共和国国家警察局、泰国国家警察总署联合举行的人口贩卖问题三国三边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提出将联合打击人口贩卖、电信诈骗等跨国犯罪。6月19日，6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在中缅泰三方联合打击缅泰边境涉电诈犯罪行动中被抓获，从缅甸被押解回国。 不过，对于急切期盼家人回家的人来说，能做的只有等待。 李冬梅是一个家长互助群的群主，前不久，一位和她儿子一起被骗到缅甸的16岁男孩回国了，家里前后花了100多万。李冬梅拿不出这么多钱。“群里没有几个人能拿出这么多钱。但凡被骗过去的孩子，基本都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否则孩子为什么想挣大钱？” 李冬梅的儿子今年19岁。8岁那年，李冬梅的丈夫患上血癌。尽管花了几十万元治疗，丈夫还是去世了，儿子自此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后来，奶奶去世，爷爷再娶，儿子便在学校寄宿上学，李冬梅在外打工挣钱，除了要钱，儿子平时从不主动联系自己。 现在，挣钱成为李冬梅的头等大事。她欠着100多万元的外债，还有一个15岁的小儿子要养。有人劝她把房子卖了，把孩子带回来，她说，“老大出了事，我不可能把我和老二的生活都毁了，得保证老二有正常读书的机会。”救大儿子只能慢慢来，李冬梅对自己说，“这是他的命”。 5月中旬，儿子给李冬梅发消息，又是求妈妈把自己救回来。李冬梅回复，我已经欠了100万，每个月挣的钱不够家里开支。自那以后，儿子再也没有联系过她。 （为保护隐私，文中田小北、张焱、赵奇、杨涛、孙吉星、李冬梅为化名）
自从1月以来，弟弟从缅北发回消息，说自己被骗到电诈公司从事诈骗，田小北一家就尝试了各种求助方式，给大使馆打电话几乎成为每天的必办事项。
外交部12308热线已经接到太多类似的电话。一段时间以来，外交部领事司几乎每隔几个月就发布消息称，收到多通求助来电，反映家人被骗到缅甸从事电诈，被限制人身自由并遭勒索。
5月31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在内比都再次会见缅甸副总理兼内政部长梭突中将，就打击缅境内涉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进一步协调立场和行动。陈海表示，在推进相关行动的同时要解救被拐被骗被困人群。
今年以来，中国驻缅大使馆一共发布过两次与解救相关的消息。一次是在4月6日，中国驻缅大使馆营救出一名被诱骗偷渡至缅甸掸邦大其力的中国公民。一次是在5月15日，中国驻缅大使馆营救出多名被以“高薪聘请”为由诱骗至缅甸妙瓦迪地区的中国公民。
更多情况下，被困缅甸电诈公司的人员是通过“赔付”被解救出来的，也就是家属向公司支付几万至几十万元不等的款项，把人“赎”回来。
南方某地公安局民警张焱从2021年中常驻云南，负责滞留缅甸人员的劝返工作，他说，因为难以跨境执法，政府部门很多时候有心无力，因此赔付几乎是现在被困缅甸电诈公司人员回来的唯一方式，并且“花这个钱能回来，都是万幸”。
解救的阻碍
年初至今，田小北跑遍了广东梅州的镇、县、市三级公安局和派出所，把弟弟被骗到缅北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又一遍。田小北的父亲为了证实儿子被骗到缅北的经过，还专程向村委会写了求救信，在信中写明儿子的遭遇，附上儿子所在电诈公司的具体位置，得到了村委会确认情况属实的盖章。警方通知田小北一家情况已经上报，随后再没有新的进展。
田小北一家人开始求助于社交媒体。5月中旬，田小北弟媳在抖音上发了一条短视频，“孩子爸，今天是你（被）所谓同学骗去缅甸的第154天了”。
出乎意料，这条视频突然火了，播放量直冲1000万，点赞量超过7万。很快，外交部领事司发来私信，让中国曼德勒总领事馆主动联系田小北一家，并收集了田小北的资料。
田小北以为弟弟的解救有希望了。然而一个多月过去，还是没有等到好消息。
据张焱了解，近几年来，经中国驻缅大使馆解救回来的被困人员相对有限，“涉及到跨境执法，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云南财经大学副教授、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简琨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一贯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策略，因此我国在捍卫自己的司法主权的同时不会侵犯他国的司法主权，当确实需要在他国领域内执法时，需要通过刑事司法合作或者警务合作的方式开展。
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指的是国与国之间针对刑事案件办理的各环节开展的跨国执法合作。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需要两个大前提，第一必须是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第二必须基于条约构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机制。
但是对于缅北地区，这两个前提都无法实现。
简琨益指出，对于第一个前提，缅北地区名义上是缅甸的主权范围，但是缅甸国内政局长期处于动乱当中，形成了当前缅北地区武装力量割据的局面，中央政府对这个区域的控制非常有限，这就使得即便我国与缅甸政府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与该区域的合作效果也会非常有限。对于第二个前提，缅北地区实际控制区域的武装力量法理上不是主权国家，我国不可能与之签订国与国之间的刑事司法合作协议，因此构建与缅北地区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也就丧失了基本条件。
“缅北地区长期的政局动荡，使得以上合作的开展受到很大阻碍，即便我国与缅甸政府展开刑事司法合作或者警务合作，但是面对缅甸中央政府自己都无法控制的缅北地区，这种合作也很难具体落地。”简琨益解释说，国际司法合作制度受阻，我国警方的执法行为又不能跨越尊重他国主权的红线，于是打击此类涉及人口贩卖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就显得特别困难。
2019年8月25日，缅甸掸邦街头的民众。图/视觉中国
赔付赎人
尽管解救被困缅甸电诈园区人员困难重重，但据张焱初步统计，这两年通过他营救回国的人已有数千名，遍布全国除了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
张焱所说的方法是赔付，也就是花钱把人买回来，“我们能用的手段太少了。把钱给别人，把孩子带回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赔付得以成行的关键，是有靠谱的中间人。“我们不可能直接和诈骗公司联系，只能通过一些在境外的知根知底的人。”张焱举例说，假如有人被骗到缅北佤邦，他恰好认识一些在佤邦有一官半职的人，就让对方去和电诈公司老板谈赔付。
阿龙是张焱合作多次的中间人，他在东南亚生活多年。原本，阿龙只是在公众号上写小说，粉丝慢慢多起来之后，他逐渐接到一些求助，有人希望他帮忙解救困在电诈公司的家人，“一步一步就给推上来了”，他开始协助展开解救工作。
“为了救人，我们什么方法都试过。”阿龙记得，2021年在柬埔寨，为了解救一批即将被送到电诈园区的人，他们联系当地警方，塞了几千美元小费，让警察把车截下来，然后把车上的人都带到警局，再把被骗的人放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阿龙发现，最安全也最快速的解救方法，是找一个当地有影响力的人进行协调，谈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赔付价格，再由电诈公司直接把人送出园区，有些还可以直接送到国门。
《中国新闻周刊》向一些通过赔付回国的人了解到，“有影响力的人”有的是当地警方，有的是当地民族地方武装，还有的是当地有口碑的商人。
2022年，通过阿龙协调赔付回国的有60人左右，而今年人数骤增，从3月到6月就已有近60人，他预计到年末人数将破百。
只不过，赔付也有门槛——家属必须知道被困人员所在的地区、所在的电诈园区和所在的电诈公司，有时还需要细化到具体楼层、具体办公室号和具体宿舍号。如果无法准确定位被困人员的位置，也就无法找到相应公司的负责人谈赔付。
不同的人，赔付的价格有所不同。赔付价格的差异，取决于电诈公司认为在一个人身上投入多少成本。
阿龙说，被困人员从国内被诱骗偷渡出境的路费，由电诈公司垫付，统一交给蛇头。如果走泰国、老挝，偷渡费在5万元左右。疫情封控时期，偷渡难度加大，一个人偷渡到缅甸电诈大本营之一的妙瓦底镇的费用甚至接近20万元。
此外，被困人员在电诈公司的一切花费，都会被记账。多名曾被困缅甸电诈公司的人员回忆，除了水费、电费、伙食费、住宿费，个别公司还会计算被困人员的电脑使用费、地板磨损费。在谈赔付时，这些钱都会被计入成本。
正因如此，被困人员在电诈公司待的时间越长，往往赔付价格越高。
赵奇在得知儿子被骗到缅甸后，通过一位在缅甸生活多年的老乡和电诈公司谈了赔付，价格50万元，为此不得不卖了一套房。之后，赵奇又把这位中间人介绍给另两位家长，而他们的赔付价格在30万元左右。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赔付的平均价格区间是在20万元至30万元，但也有人的赔付价格高达80万元。阿龙说，对电诈公司来说，“放人是从他们手里抢肉”，除非谈到电诈公司满意的价格，否则不会轻易放人。
不过，阿龙说，缅甸东部有少部分园区现在也在尝试与人口贩卖作区隔，园区物业规定不能收未成年人，不能骗招（即不能买卖人口），不让体罚。在这类园区，只要能证明自己是被骗来的，被困人员可以免赔付离开，不过仍需要支付几万元的路费，由园区将人员送到国门。
逃跑，是从电诈园区离开的另一个方法。
2022年12月，杨涛被朋友骗到了缅北电诈公司，刚到公司几天，杨涛便打定主意逃跑。趁着看守松懈，杨涛抓着床单从7楼跳了下来，在5楼的高度时，床单就从手里脱了出来，他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电诈公司将骨折的杨涛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治疗，“我想是为了之后把我卖一个好价钱”。有两个人负责看守杨涛，他以自己伤势太重、无法行走为由，说服他们给了自己一部手机。杨涛偷偷在社交平台上找了一位号称能解救被困人员的当地人，对方说，只要杨涛能从医院走出来，就能派辆车接应他。一天清晨5点，杨涛忍着撕裂的疼痛走出医院，坐上了接应自己的车，一路开到了国门。此时，距离杨涛被骗到缅甸已经过了一个月。
接应被困人员也是有价格的，杨涛向这位当地人支付了4万元。阿龙也曾接应过逃出电诈园区的人，“这种路费更高一些，因为司机有风险，如果被追上，可能被枪击”。
不过，从电诈园区逃跑的成功率很低。张焱说，自己曾让困在电诈公司的人装病，甚至吃洗衣粉，等公司把人送到医院，再安排把人接走。但能成功的案例极少。由于很多园区有医务室，除非被困人员患了很重的病，才会把人送医院。
眼下，赔付几乎成为被困人员回国的唯一路径。张焱说，不被敲上一笔就从缅甸离开，几乎不可能。
为了让家人回家，这笔钱不得不掏吗？陆向日作为全球反诈骗组织的志愿者，总会反复向被困缅甸孩子的家长说，不要赔付，不要给钱，“给钱就是在给诈骗公司投资”。陆向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太多家长出钱把孩子赔付出来，养大了电诈园区的胃口，导致电诈园区不愿意免赔付放人。
虽然支付了4万元接应费，但杨涛认为这笔钱花得值，并将接应自己到国门的缅甸人称为“恩人”。阿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展示了许多公安机关和被困人员给自己寄来的锦旗，还有被困人员的感谢视频，其中不少视频中有被困人员全家人出镜。
在被困缅甸人员的家长互助群里，每当有家长说自己的孩子通过赔付回家了，总会提到对中间人的感谢，也总会有其他家长表达祝贺。现实情况是，如果不给钱，被困人员的解救便遥遥无期。这是许多家属无法承受的结果。
“骗中骗”
这一天，家长互助群进了一个新人。“想回国的可以联系我，我能安排接回国。”群里一片质疑声。“我们要怎么去相信你？”新人给不出更多证据，被家长怀疑是骗子。接下来的几天，新人说话，也不再有家长理会了。
像这样声称能把孩子从缅甸带回过的人，孙吉星已经见了很多。
2021年10月，孙吉星接到县公安局的电话，告知她的儿子已经上了劝返名单，孙吉星这才知道儿子身处缅甸电诈公司。儿子离家已经一年多，儿子只对她说自己在云南工作，孙吉星从未怀疑。被母亲质问后，孙吉星的儿子才承认，自己被人骗到了电诈公司，因为不想让家里担心，一直没有说出真相，几个月前曾尝试逃跑，也失败了。随后，他求孙吉星赶紧想办法把自己救出来。
孙吉星辗转找到把儿子骗到缅甸的朋友，在电话中威胁他把儿子接回来，“如果不安全把他接回来，我找你拼命”。对方同意了，说自己正在重庆上班，一天时间就能从重庆开到云南的边境城市瑞丽，把孙吉星儿子带回来，但是需要2.5万元作为报酬。最后双方达成一致，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路上，对方先向孙吉星要了1000元，作为油费、过路费和餐费，孙吉星没想太多，给他转了过去。到了晚上，他又向孙吉星要了200元，说是要先在宾馆住一晚。之后，他又说瑞丽暴发疫情，自己被隔离到了宾馆，继续找孙吉星要隔离期间的住宿费和餐费。孙吉星这才反应过来，对方可能根本没有去接自己的儿子。对方后来确实失去了消息。
从得知儿子被困缅甸以来，孙吉星或主动或被动地接触了不少自称有门路的人。
听说村里有人在瑞丽做玉石生意，在缅甸颇有人脉，孙吉星和几个被骗孩子的家长一起找他帮忙谈赔付，最后谈好价格，每家出12.4万元，一共转了62万元给他。然而几个月过去，对方没有一点动静。几家人急了，天天给他打电话，最后放话出来，不还钱就去挖他祖坟。半年过去，对方终于把钱分几次退还给了他们，救人之事再不提起。
还有人曾专程联系到孙吉星，号称自己要从某电诈公司带回几个人，也可以带回她的儿子，并发去了其他人被电棍殴打的视频。当时孙吉星刚借钱凑齐了 12.4万元，一点钱也拿不出了，对方便放了狠话：“想要你儿子的左手还是右手？”
在与家长的接触中，张焱发现，许多人都有被“骗中骗”的经历——孩子被骗到缅甸之后，家长又被犯罪分子盯上。
骗子通常会给家长发去电诈公司环境恶劣、被困人员被打的视频，威胁不给钱就把人打死，“现在独生子女比较多，很多家长就想，钱可以没有，人一定要有。”犯罪分子抓住了家长的心理，所以容易得逞。
过去，阿龙把被困缅甸人员协调赔付出来后，总会给他们拍摄一段视频，发到朋友圈。后来他发现，有一些人会拿着他拍摄的视频去欺骗家长，其中有很多是把人骗过去的蛇头，声称人是自己救的。于是他几乎不再发视频了。
被反复欺骗之后，家长彼此之间的信任也变得越来越脆弱。一位家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弟弟通过赔付回国后，她看到家长互助群里有很多家长求助无门，主动向一些人介绍了帮弟弟回国的中间人，但却被怀疑是“托儿”。她气得退了群。
为了减少怀疑，阿龙几乎不会再直接和家长联系，而是让家长联系警察，再让警察和自己对接。张焱也碰到过数次，家长通过他对接中间人赔付的。
如何定罪、如何防治？
家长互助群里，又有人的孩子回国了。“到了云南的派出所，罚款3000元，没有拘留。”
张焱说，对于从缅甸电诈园区回国的人，如果没有确凿的犯罪证据，只会在边境罚款3000元作为偷渡的处罚，并拘留5天。有些人一到电诈园区就向家长求救，被认为是情节轻微，连拘留也免了。
“这些人在外面做了什么？我们无法深入了解，很难核实。”但张焱认为，被困缅甸电诈园区的人员，有很大一部分其实知道自己出去要干什么，只是到了缅甸之后，发现现实和想象差距太大——业绩不是那么好做，没完成指标就要挨打，高薪诱惑只是泡影，很多人就扛不下去了。
“未成年人可以说是‘骗’，岁数大了、不会认字不会上网的人可以说是‘骗’，年轻小伙子每天看手机，你告诉我是被骗出去的？”几年来，阿龙接触了很多通过赔付回国的年轻人，有时他和对方闲聊：“你到底咋回事，是不是没想到工作时间那么长、诈骗那么难干？”对着阿龙，有些年轻人承认了。
不过，从缅甸电诈园区回国的人不全是只被罚款和拘留。张焱说，如果回来的人有确凿的犯罪证据，或者是被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追逃回来的，会被刑事拘留，并根据具体情节提起公诉。
惩罚是后置的，如何从源头防治才是下一步的重点。广东警官学院副教授庄华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马忠红曾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公民跨境网络犯罪及治理研究》一文中指出，要实现对东南亚地区跨境网络犯罪的有效治理，应当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思维，在法治体系建设、国际执法合作、出入境管理和网络黑灰产业链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施策，最大限度压缩网络犯罪的空间。
张焱也认为，要治理大量人员被诱骗至缅甸从事电信诈骗犯罪的问题，首先应该加强对偷渡行为的打击力度，现有的处罚力度不够，违法成本太低，是犯罪分子铤而走险的原因之一。其次，应该加强边防部门的能力提升，张焱认为，云南有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只有边境守好，偷渡问题才不会越来越猖獗。
平台同样应该担负起内容审核的责任。杨涛从缅甸回国后，开始在某视频平台分享自己被骗至缅甸的经历，警示网友不要受骗。有人给杨涛评论，说自己常看一位博主的视频，宣传缅甸有多容易挣钱，那里没有诈骗。很快，又有了解情况的人回复他说，曾在缅北见过这位博主，他就是在缅北诈骗公司工作的人。一些网友指出，相关社交平台任由诈骗公司发布严重误导公众的短视频，也应承担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对于这类情况，社交平台承担的责任主要有两类，一是真实身份认证制度，即如果发布内容的博主是诈骗犯罪分子，要能找到这个人；另一个是投诉机制，即如果用户认为博主发布的内容存在问题，可以举报投诉。
不过，朱巍也指出，根据平台性质的不同，其应负的责任也不同。一些人员是通过招聘网站的虚假工作招聘信息被诱骗至缅北的，招聘平台应负责审核用人单位的信息真实性。
对于缅北地区的电信诈骗犯罪的治理，简琨益则提出了思路和操作两个方面的建议。“思路上，缅北地区的很多犯罪集团实际上已经具有跨国黑恶势力的本质，属于我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应当治理的对象，因此要在国际社会达成一种治理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基本思路，不能用‘见子打子’‘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方式来治理犯罪，而是要形成国际合力，共同铲除跨国黑恶势力来抑制犯罪。”简琨益解释。
至于操作上，简琨益建议应当以《反有组织犯罪法》颁布为契机进行治理，按照该法的规定，经国务院公安部门批准，边境地区公安机关可以与相邻国家或者地区执法机构建立跨境有组织犯罪情报信息交流和警务合作机制。“下一步，边境地区公安机关应当充分用好这条法律，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旨归，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与相邻国家或者地区执法机构开展犯罪情报信息交流和警务合作。”
3月20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缅甸联邦共和国国家警察局、泰国国家警察总署联合举行的人口贩卖问题三国三边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提出将联合打击人口贩卖、电信诈骗等跨国犯罪。
今年以来，公安部仍在加大对电信诈骗等非法跨境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3月20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缅甸联邦共和国国家警察局、泰国国家警察总署联合举行的人口贩卖问题三国三边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提出将联合打击人口贩卖、电信诈骗等跨国犯罪。6月19日，6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在中缅泰三方联合打击缅泰边境涉电诈犯罪行动中被抓获，从缅甸被押解回国。
不过，对于急切期盼家人回家的人来说，能做的只有等待。
李冬梅是一个家长互助群的群主，前不久，一位和她儿子一起被骗到缅甸的16岁男孩回国了，家里前后花了100多万。李冬梅拿不出这么多钱。“群里没有几个人能拿出这么多钱。但凡被骗过去的孩子，基本都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否则孩子为什么想挣大钱？”
李冬梅的儿子今年19岁。8岁那年，李冬梅的丈夫患上血癌。尽管花了几十万元治疗，丈夫还是去世了，儿子自此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后来，奶奶去世，爷爷再娶，儿子便在学校寄宿上学，李冬梅在外打工挣钱，除了要钱，儿子平时从不主动联系自己。
现在，挣钱成为李冬梅的头等大事。她欠着100多万元的外债，还有一个15岁的小儿子要养。有人劝她把房子卖了，把孩子带回来，她说，“老大出了事，我不可能把我和老二的生活都毁了，得保证老二有正常读书的机会。”救大儿子只能慢慢来，李冬梅对自己说，“这是他的命”。
5月中旬，儿子给李冬梅发消息，又是求妈妈把自己救回来。李冬梅回复，我已经欠了100万，每个月挣的钱不够家里开支。自那以后，儿子再也没有联系过她。
（为保护隐私，文中田小北、张焱、赵奇、杨涛、孙吉星、李冬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