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近又有体制内的党员、教授公开挑战中共领导人和中共体制。他们发表的言论表明，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习近平“定于一尊”专制独裁统治。有学者认为，现在中国的问题，使用一般“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哈师大教师被学校点名
哈尔滨师范大学日前在其官方微博上发的一则“情况说明”的帖文称，“关于网上出现的我校历史文化学院教师于琳琦在其个人社交平台发布有关不当言论一事，学校高度重视，今日已成立调查组进行深入调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纪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该帖文还特别提到于琳琦在“2014年4月已被免去历史文化学院党委副书记等一切职务”。但是该帖文没有说明于琳琦被“免职”的原因。
网上流传的于琳琦微博的截屏显示，过去几年来，于琳琦在他还担任历史文化学院党委副书记期间以及以后，针对一些敏感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例如， 在入党誓词的问题上，他说：“入党誓词为什么要说‘永不叛党’? 共产党不是黑帮组织，追求的不是一己之私，它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开放的，光明磊落的现代政党。对人们来说，当党的路线、政策、方针符合自己的意愿和理想，就可以申请加入，而一旦背离，就可以选择退出，就可以反对，甚至背叛，盲目跟随才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于琳琦评价马克思：最成功的教唆犯
在对马克思的评价上，于琳琦说：“世界上最成功的教唆犯是一个德国的犹太人，他告诉人们他发现了一个秘密：贫穷是因为被剥削。于是一些国家里千百万贫穷的人愤怒了，把那些所谓的剥削者杀了、抓了、赶跑了，结果发现自己还是一样的贫穷。”这里的德国犹太人显然指的是被中共称为伟大导师的马克思。
于琳琦还认为学习雷锋并不是件好事。他说：“第一次发现，学雷锋能把人学‘坏’是读小学时。那时候，学雷锋是一项常抓不懈的活动。”
于琳琦还认为当局要求律师必须拥护党是恬不知耻。他说：“司法部要求律师执业，必须宣誓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干一个行业，要先宣誓拥护某个政党，某种社会制度。我就纳闷，在现代人类社会，能说出这个要求来，得多大的脸啊？”
对于被中共宣扬成英雄人物的刘胡兰，于琳琦认为，刘胡兰杀死为国军阎锡山部队准备粮草，送递情报的西周村村长石佩怀是犯罪。他说：“刘胡兰的行为在当时角度看属于刑事犯罪，现在还在小学教材中宣传，让孩子们如何理解法治？”
互联网上的一些消息来源称，于琳琦教授是被一帮“毛粉”举报后引起学校的重视，因此校方决定对其进行深入调查。
“毛粉”们称，于琳琦在其微博中发表了反马克思、反共产主义、侮辱领袖和英雄人物的言论。
在于琳琦被举报、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他展开调查后，他微博中的内容已经被清空。
体制内人士的批评声
于琳琦教授是中共体制内的高校教师、党员干部，行使了依据宪法或党章赋予公民或党员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他是中共体制内人士被调查，整肃，或惩罚的最新例子。
此前，前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因为在2018年发表批评中国政治和社会倒退的文章“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于2019年被清华大学停止一切教学职务。
今年2月，许章润教授再次发文批评中共领导人在处理新冠病毒疫情中的无能。在“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一文中，许章润说，“定于一尊”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存在着“组织性失序”，“制度性无能”，以及中共政体的“道德性败坏”。
另外一名中共体制内因言获罪的党员、干部是前北京市属下的企业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任志强因敢于批评当局房地产政策而被称为“任大炮”。
今年3月，任志强发表的一篇署名 “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的文章称，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亲自指挥”的习近平“严重失职”，中国体制弊端重重。文章暗指习近平是“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此前，任志强2016年因在微博上转发“央视姓党”照片时加注了一句评论“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而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中共组织纪律的处分。
今年4月7日，北京市纪委网站说，“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月11日，前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因为一天前公开发表《尽早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 ——致即将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全体代表》的公开信，被上海警方带走询问后获释回家。
今年2月，法律学者和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因为发表致习近平的《劝退书》而被当局以煽颠罪秘密拘押。
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中共党章也规定，党员可以声明保留对党的决议和政策的“不同意见”，“ 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
然而，就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作为一名教师、一名党员，于琳琦依据宪法规定的权利，党章规定的权利在社交媒体微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论却受到审查。
与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异议人士不同的是，于琳琦、任志强都曾经是中共体制内的干部和党员。于琳琦曾担任过哈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党委副书记，任志强曾经是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许章润在被停职前是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博导，担任过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清华法学》主编，2005年还曾被评选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
高瑜：现实压抑 忍无可忍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说，中共体制内的仁人志士敢于公开发表他们对中共领导人、对当局的政策、对被中共树立的榜样进行批评，他们敢于公开发声，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会更大，也更能让中共当局感到恐慌。
高瑜说，最近一些高校教师和社会知名人士公开发表批评当局的一些言论，与目前的大环境和自由度紧缩有直接关系。她说，2017年中共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在党内“定于一尊”的地位后，共产党的专制远超过封建王朝满清时的专制。
她说：“主要是现实压抑的，你不发声，可能就会到了‘不自由、毋宁死’的程度。”
高瑜还表示，这些人是值得钦佩的仁人志士，他们无畏当局的镇压，敢于为民发声，让人们看到了未来中国走向宪政体制的希望。
高瑜说，上个世纪80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等议题的研讨很多，参与者发表的言论通常都能够被当局“包容”。但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中共面对知识分子、学生和市民的民主诉求，却采取了极端的武装镇压，导致很多学生和市民死伤。
高瑜指出，中共老人邓小平认为，“六四”事件是自由化思想在高校泛滥的结果，学生受西方自由化的驱使才酿成了六四事件。因此，在六四事件后，中国当局对高校采取了严格的管控，六四前活跃的政治改革和学术研究的讨论被肃杀。政治精英们，有的被关押，有的被迫流亡海外，有的则从此噤声，闭口不谈政治。
“和理非”无法解决问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说，现在的很多人普遍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不满意，对体制的痛恨超过八九民运以前。他说，许章润，任志强，于琳琦，以及许志永等就是目前敢于公开表达对中共当局和习近平不满的代表人物。
王军涛说：“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下一步要解决问题的话，一般的“和理非”现在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必须要从底层的民变开始，撕开了制度的口子之后，然后才会有高层采取一些反常的行动来解决。正常的体制内的运作是没法解决习近平的问题。”
王军涛说，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表明上看似乎有些激进，但实际上当时的政治精英、知识分子和学生，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抱有希望，认为民众的诉求讲得很清楚，当局会接受，却不曾想邓小平会下令开枪。他说，现在人们对中共当局的腐败政治制度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禁锢教师言行的魔咒
最近几年，在被认为废除终身制和“定于一尊”的习近平主政下，本应是思想、学术、研究、科技最活跃、最有创造性的高校，教师的理念、思想、言行受到各种规章制度、规范准则的束缚，形形色色的文件包括《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和《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2018年中国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
中共当局不仅以规范制度约束教师在高校的言行，更发动学生检举他们认为的老师的“不当言论”。在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党也曾经在大学生中发展特务，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在统治中国数十年后，中共当局又以政治前途、奖学金、高分数等为诱饵，从大学生中招聘所谓的“学生信息员”，监视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老师们，以清除“异己”，维持其统治。
北京的资深媒体人高瑜说，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社交平台、自媒体在中国已经非常普及。一些体制内的人士，以及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利用这些平台发声，传递出中国官媒不敢、也不能发出的声音，就像黑暗的天空划出一道闪电一样，鼓舞着追求政治改革的人们，给打破中共当局牵制新闻自由，禁锢人们思想枷锁带来希望。
中国最近又有体制内的党员、教授公开挑战中共领导人和中共体制。他们发表的言论表明，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习近平“定于一尊”专制独裁统治。有学者认为，现在中国的问题，使用一般“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哈师大教师被学校点名
哈尔滨师范大学日前在其官方微博上发的一则“情况说明”的帖文称，“关于网上出现的我校历史文化学院教师于琳琦在其个人社交平台发布有关不当言论一事，学校高度重视，今日已成立调查组进行深入调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纪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该帖文还特别提到于琳琦在“2014年4月已被免去历史文化学院党委副书记等一切职务”。但是该帖文没有说明于琳琦被“免职”的原因。
网上流传的于琳琦微博的截屏显示，过去几年来，于琳琦在他还担任历史文化学院党委副书记期间以及以后，针对一些敏感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例如， 在入党誓词的问题上，他说：“入党誓词为什么要说‘永不叛党’? 共产党不是黑帮组织，追求的不是一己之私，它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开放的，光明磊落的现代政党。对人们来说，当党的路线、政策、方针符合自己的意愿和理想，就可以申请加入，而一旦背离，就可以选择退出，就可以反对，甚至背叛，盲目跟随才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于琳琦评价马克思：最成功的教唆犯
在对马克思的评价上，于琳琦说：“世界上最成功的教唆犯是一个德国的犹太人，他告诉人们他发现了一个秘密：贫穷是因为被剥削。于是一些国家里千百万贫穷的人愤怒了，把那些所谓的剥削者杀了、抓了、赶跑了，结果发现自己还是一样的贫穷。”这里的德国犹太人显然指的是被中共称为伟大导师的马克思。
于琳琦还认为学习雷锋并不是件好事。他说：“第一次发现，学雷锋能把人学‘坏’是读小学时。那时候，学雷锋是一项常抓不懈的活动。”
于琳琦还认为当局要求律师必须拥护党是恬不知耻。他说：“司法部要求律师执业，必须宣誓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干一个行业，要先宣誓拥护某个政党，某种社会制度。我就纳闷，在现代人类社会，能说出这个要求来，得多大的脸啊？”
对于被中共宣扬成英雄人物的刘胡兰，于琳琦认为，刘胡兰杀死为国军阎锡山部队准备粮草，送递情报的西周村村长石佩怀是犯罪。他说：“刘胡兰的行为在当时角度看属于刑事犯罪，现在还在小学教材中宣传，让孩子们如何理解法治？”
互联网上的一些消息来源称，于琳琦教授是被一帮“毛粉”举报后引起学校的重视，因此校方决定对其进行深入调查。
“毛粉”们称，于琳琦在其微博中发表了反马克思、反共产主义、侮辱领袖和英雄人物的言论。
在于琳琦被举报、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他展开调查后，他微博中的内容已经被清空。
体制内人士的批评声
于琳琦教授是中共体制内的高校教师、党员干部，行使了依据宪法或党章赋予公民或党员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他是中共体制内人士被调查，整肃，或惩罚的最新例子。
此前，前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因为在2018年发表批评中国政治和社会倒退的文章“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于2019年被清华大学停止一切教学职务。
今年2月，许章润教授再次发文批评中共领导人在处理新冠病毒疫情中的无能。在“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一文中，许章润说，“定于一尊”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存在着“组织性失序”，“制度性无能”，以及中共政体的“道德性败坏”。
另外一名中共体制内因言获罪的党员、干部是前北京市属下的企业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任志强因敢于批评当局房地产政策而被称为“任大炮”。
今年3月，任志强发表的一篇署名 “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的文章称，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亲自指挥”的习近平“严重失职”，中国体制弊端重重。文章暗指习近平是“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此前，任志强2016年因在微博上转发“央视姓党”照片时加注了一句评论“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而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中共组织纪律的处分。
今年4月7日，北京市纪委网站说，“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月11日，前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因为一天前公开发表《尽早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 ——致即将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全体代表》的公开信，被上海警方带走询问后获释回家。
今年2月，法律学者和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因为发表致习近平的《劝退书》而被当局以煽颠罪秘密拘押。
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中共党章也规定，党员可以声明保留对党的决议和政策的“不同意见”，“ 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
然而，就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作为一名教师、一名党员，于琳琦依据宪法规定的权利，党章规定的权利在社交媒体微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论却受到审查。
与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异议人士不同的是，于琳琦、任志强都曾经是中共体制内的干部和党员。于琳琦曾担任过哈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党委副书记，任志强曾经是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许章润在被停职前是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博导，担任过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清华法学》主编，2005年还曾被评选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
高瑜：现实压抑 忍无可忍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说，中共体制内的仁人志士敢于公开发表他们对中共领导人、对当局的政策、对被中共树立的榜样进行批评，他们敢于公开发声，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会更大，也更能让中共当局感到恐慌。
高瑜说，最近一些高校教师和社会知名人士公开发表批评当局的一些言论，与目前的大环境和自由度紧缩有直接关系。她说，2017年中共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在党内“定于一尊”的地位后，共产党的专制远超过封建王朝满清时的专制。
她说：“主要是现实压抑的，你不发声，可能就会到了‘不自由、毋宁死’的程度。”
高瑜还表示，这些人是值得钦佩的仁人志士，他们无畏当局的镇压，敢于为民发声，让人们看到了未来中国走向宪政体制的希望。
高瑜说，上个世纪80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等议题的研讨很多，参与者发表的言论通常都能够被当局“包容”。但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中共面对知识分子、学生和市民的民主诉求，却采取了极端的武装镇压，导致很多学生和市民死伤。
高瑜指出，中共老人邓小平认为，“六四”事件是自由化思想在高校泛滥的结果，学生受西方自由化的驱使才酿成了六四事件。因此，在六四事件后，中国当局对高校采取了严格的管控，六四前活跃的政治改革和学术研究的讨论被肃杀。政治精英们，有的被关押，有的被迫流亡海外，有的则从此噤声，闭口不谈政治。
“和理非”无法解决问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说，现在的很多人普遍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不满意，对体制的痛恨超过八九民运以前。他说，许章润，任志强，于琳琦，以及许志永等就是目前敢于公开表达对中共当局和习近平不满的代表人物。
王军涛说：“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下一步要解决问题的话，一般的“和理非”现在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必须要从底层的民变开始，撕开了制度的口子之后，然后才会有高层采取一些反常的行动来解决。正常的体制内的运作是没法解决习近平的问题。”
王军涛说，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表明上看似乎有些激进，但实际上当时的政治精英、知识分子和学生，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抱有希望，认为民众的诉求讲得很清楚，当局会接受，却不曾想邓小平会下令开枪。他说，现在人们对中共当局的腐败政治制度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禁锢教师言行的魔咒
最近几年，在被认为废除终身制和“定于一尊”的习近平主政下，本应是思想、学术、研究、科技最活跃、最有创造性的高校，教师的理念、思想、言行受到各种规章制度、规范准则的束缚，形形色色的文件包括《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和《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2018年中国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
中共当局不仅以规范制度约束教师在高校的言行，更发动学生检举他们认为的老师的“不当言论”。在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党也曾经在大学生中发展特务，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在统治中国数十年后，中共当局又以政治前途、奖学金、高分数等为诱饵，从大学生中招聘所谓的“学生信息员”，监视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老师们，以清除“异己”，维持其统治。
北京的资深媒体人高瑜说，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社交平台、自媒体在中国已经非常普及。一些体制内的人士，以及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利用这些平台发声，传递出中国官媒不敢、也不能发出的声音，就像黑暗的天空划出一道闪电一样，鼓舞着追求政治改革的人们，给打破中共当局牵制新闻自由，禁锢人们思想枷锁带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