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芹菜罚单！福建闽侯一老农因销售不合格芹菜获利14元，被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处罚10万元。
但在市场监管部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被一审闽侯法院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市场监管部门旋即提出的复议，于日前被二审法院裁定驳回，维持一审裁定。闽侯法院还就相关行政部门健全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建设、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等方面提出建议。
这已经不是天价“芹菜罚单”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了：2022年8月，国务院督查组曾通报陕西榆林市个体户“卖5斤芹菜被罚6.6万元”过罚不当。
督查组认为，对于有违法行为特别是轻微违法、初次违法的市场主体，不能过度惩罚，而应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市场监管应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切实解决“过罚不当”“类案不同罚”和“任性执法”等问题。
而据媒体梳理，各地不乏类似“类案不同罚”的个案出现，有和榆林“芹菜罚单”同向的本地其他案例，也有与之差别较大的执法尺度。同时，在进入司法裁量领域的个案，各地法院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甚至有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因类案“减轻从轻处罚”而被公益诉讼追责的情况。
可以确定的是，此番福建闽侯的“芹菜罚单”在司法判断中依然获得的是否定性评价，认为菜贩在本案中具备初犯、获利金额较小、不知情，以及“案发后配合调查，积极举报他人无照经营，具有立功行为”等多个《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减轻或不予处罚”的条件。
而对于司法审理认定的多项可从缓的条件，距离执法一线更贴近的执法主体，却貌似没有依法取证、收集和及时适用。
“芹菜罚单”再现，而且是在此前那么一大场舆论热议之后，还需要依赖个案司法的两次反复确认，多少会让人感到遗憾，何况还存在司法判断的某种不确定性。
与几个月前的“芹菜罚单”讨论不同，这回因卖芹菜获利14元的老农并未在受到处罚后提起行政诉讼，此次司法介入源于市场监管部门的强制执行申请。
如果说，涉事市场监管部门在做出处罚以及加收滞纳罚款的2019年尚在榆林天价罚单被国务院督查组通报纠错之前，那么本案在2023年2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时，对几个月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天价“芹菜罚单”，依然缺乏及时的了解和必要的反馈。
现有法律确实有罚则明确的条款，但也对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给出了空间，有的基层执法为什么只对罚款的条条框框熟稔于心，而对需要宽容审慎的情况视而不见？
曾被行业自媒体广泛讨论的具体执法困境以及立法完善方案，不能因为舆论热度消散就再次束之高阁。
行政处罚个案的纠错，当然可以通过后续的司法裁量来完成，这也符合现代社会治理对司法职能的制度设计，可每次总要寄希望于司法裁量的定分止争，却不免有些耗费社会资源。
更何况，在经过整个社会围绕“芹菜罚单”进行了一场“过罚相当”的大讨论之后，在国务院大督查措辞不可谓不严厉的公开通报、勒令纠正之后，即便不是那个被督查组抓了的典型，也应当有最基本的对照反思机制，对既有同类行政处罚的尺度做全面的筛查。
如果说司法的纠正是在守底线，国务院的督查通报就是借由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序列进行内部纠正，公开通报更是为了“纠正一案，规范一片”。
在庆幸闽侯司法机关再一次亮明态度的同时，也有必要深思，司法之外的有效社会治理，如何更好地提升行政监督的传导深度与基层执法的响应效率。
毕竟，这还真不只是一把芹菜的事儿！
又见芹菜罚单！福建闽侯一老农因销售不合格芹菜获利14元，被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处罚10万元。
但在市场监管部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被一审闽侯法院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市场监管部门旋即提出的复议，于日前被二审法院裁定驳回，维持一审裁定。闽侯法院还就相关行政部门健全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建设、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等方面提出建议。
这已经不是天价“芹菜罚单”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了：2022年8月，国务院督查组曾通报陕西榆林市个体户“卖5斤芹菜被罚6.6万元”过罚不当。
督查组认为，对于有违法行为特别是轻微违法、初次违法的市场主体，不能过度惩罚，而应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市场监管应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切实解决“过罚不当”“类案不同罚”和“任性执法”等问题。
而据媒体梳理，各地不乏类似“类案不同罚”的个案出现，有和榆林“芹菜罚单”同向的本地其他案例，也有与之差别较大的执法尺度。同时，在进入司法裁量领域的个案，各地法院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甚至有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因类案“减轻从轻处罚”而被公益诉讼追责的情况。
可以确定的是，此番福建闽侯的“芹菜罚单”在司法判断中依然获得的是否定性评价，认为菜贩在本案中具备初犯、获利金额较小、不知情，以及“案发后配合调查，积极举报他人无照经营，具有立功行为”等多个《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减轻或不予处罚”的条件。
而对于司法审理认定的多项可从缓的条件，距离执法一线更贴近的执法主体，却貌似没有依法取证、收集和及时适用。
“芹菜罚单”再现，而且是在此前那么一大场舆论热议之后，还需要依赖个案司法的两次反复确认，多少会让人感到遗憾，何况还存在司法判断的某种不确定性。
与几个月前的“芹菜罚单”讨论不同，这回因卖芹菜获利14元的老农并未在受到处罚后提起行政诉讼，此次司法介入源于市场监管部门的强制执行申请。
如果说，涉事市场监管部门在做出处罚以及加收滞纳罚款的2019年尚在榆林天价罚单被国务院督查组通报纠错之前，那么本案在2023年2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时，对几个月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天价“芹菜罚单”，依然缺乏及时的了解和必要的反馈。
现有法律确实有罚则明确的条款，但也对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给出了空间，有的基层执法为什么只对罚款的条条框框熟稔于心，而对需要宽容审慎的情况视而不见？
曾被行业自媒体广泛讨论的具体执法困境以及立法完善方案，不能因为舆论热度消散就再次束之高阁。
行政处罚个案的纠错，当然可以通过后续的司法裁量来完成，这也符合现代社会治理对司法职能的制度设计，可每次总要寄希望于司法裁量的定分止争，却不免有些耗费社会资源。
更何况，在经过整个社会围绕“芹菜罚单”进行了一场“过罚相当”的大讨论之后，在国务院大督查措辞不可谓不严厉的公开通报、勒令纠正之后，即便不是那个被督查组抓了的典型，也应当有最基本的对照反思机制，对既有同类行政处罚的尺度做全面的筛查。
如果说司法的纠正是在守底线，国务院的督查通报就是借由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序列进行内部纠正，公开通报更是为了“纠正一案，规范一片”。
在庆幸闽侯司法机关再一次亮明态度的同时，也有必要深思，司法之外的有效社会治理，如何更好地提升行政监督的传导深度与基层执法的响应效率。
毕竟，这还真不只是一把芹菜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