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起到21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将集中展示了一批所谓的“终战文献”，其中就包括非常著名的终战诏书。
这份诏书，自1945年8月15日由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发表以来，一直被视为日本二战结束的标志。然而，近年来，围绕这份诏书的历史解读和其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那么这份诏书的展览有何意义与价值呢？它与战后80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又会产生怎样的碰撞与张力呢？
《终战诏书》原本
《终战诏书》背后的日本战争观
《终战诏书》是日本昭和天皇仁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公开表示接受美、英、中、苏四国在波茨坦会议上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同意无条件投降的诏书，一般被视作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结束的象征。实际上，这并非第一次展示《终战诏书》，它在1990年被首次公开展出后，在2005年的战后60周年、2015年的战后70周年也都被展出过。
但无论如何，日本在处理《终战诏书》问题时，内心是极为敏感和谨慎的。从1945年到1990年，因为昭和天皇依然在世，担忧公开该文件可能引发对天皇责任的讨论，影响天皇制度的稳定，因此选择将《终战诏书》封存。而即便是在1990年之后，也只会在“逢十”的重要日子进行展览。这实际上也体现出日本社会对历史认知的分歧严重，左右翼在看待《终战诏书》时也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具体来看，对右翼来说，他们通常倾向于将《终战诏书》视为日本“为了避免更大牺牲”做出的理性选择，而非简单的“战败”。他们强调天皇在战争结束时所作的决定是为了保护国家和国民的利益，认为天皇的行为具有英雄性或正当性。因此，他们往往忽视或淡化日本在战争中的侵略行为和对外扩张的责任。
此外，日本右翼常常避免过多讨论日本的侵略历史，尤其《终战诏书》中并未提到日本的战争罪行，反而强调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东亚解放”——他们认为这表明日本并不需要为战争负全责。右翼也通常试图淡化或否认日本在战争中的侵略行为，认为战后应该更多聚焦于重建国家和维护天皇制度的尊严。右翼对《终战诏书》的解读常常带有“日本是受害者”的情绪，强调日本国民的牺牲和英勇。可以看出，这对当前日本社会的战争观、历史观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但与右翼不同，左翼势力则更加关注《终战诏书》所未提及的战争责任和日本的侵略行为。左翼倾向于批判天皇及当时政府在战争中的责任，并强调《终战诏书》中的措辞未能直接反映日本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邻国的侵略行为和战争罪行。左翼通常认为，《终战诏书》中的模糊措辞反映了天皇及日本政府对于战争历史的回避，未能承认侵略战争对受害国带来的灾难。
此外，左翼对于《终战诏书》的解读常常涉及对战后日本历史的反思和批判。他们认为，天皇的声明并没有给战后日本社会提供一个深入的历史反思框架，而更多的是出于政治需求和国家体制的需要，避免了对战争的全面责任追究。在左翼的观点中，《终战诏书》未能传达足够的历史忏悔和对侵略行为的自我批判，反而为日后日本右翼历史修正主义提供了空间。
这种左右之间的严重分歧，不仅体现了日本国内政治的深层次对立，也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在历史记忆、责任承担以及对未来方向的分歧。战后至今，左右翼之间相互角力、不断交锋，左翼和平主义思潮曾经有过繁盛期，但目前右翼观点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政治改革、历史教育和外交政策上，右翼对历史的“修正”逐渐获得更多支持，形成了现今日本右翼占上风的局面。
战后八十周年，日本却在讨论是否“忘却”
这一切的根源，恐怕还要追溯到2015年的“安倍谈话”。那次讲话在“侵略”、“道歉”等问题上模糊不清，更重要的是，“安倍谈话”的定位就是要彻底终结“道歉外交”。在他看来，在70周年谈话之后，今后的日本首相和民众已经没有必要再发表任何的讲话或者道歉了，也不应该再陷入这种“自虐史观”当中。这也是当时的安倍谈话引发国际剧烈反弹和批评的重要原因。
2015年8月14日，安倍的发表战后七十周年谈话。资料图
因此，在战后80周年到来之际，自民党执政集团最初的设想，还是在安倍路线的基础之上，不再发表类似的谈话，让历史“到此为止”。但没想到，关键时刻却出现了石破茂这样一个X因素。从政治路线上来看，他既长期和安倍晋三是死对头，同时也是他的政治导师田中角荣外交路线的切实奉行者。
因此，从今年年初开始，他就不断与“安倍谈话”的基本路线唱反调，并且尝试在3个领域做重大突破：第一，坚持然要发表战后80周年讲话或书面声明，向世界传达出日本的“信号”。第二，提出可以用“败战”来取代“终战”，这更有助于日本反思战争开启的原因。第三，提到了在9月2日“投降日”而非8月15日“终战日”发表讲话的可能性。这里面的桩桩件件，可以说都是直接捅了日本保守右翼力量的“肺管子”，引发了他们的集体不满和反弹。
目前看来，石破茂和保守派的博弈仍在进行当中。这场博弈，可以说就是一场“忘却”与“记住”之间的斗争。“忘却”是要摆脱战争责任和侵略历史，试图让日本重新回归自信的国家形象；而“记住”则是要求日本真正面对历史，承担责任，从而为未来的和平与和解奠定基础。这不仅仅是权力之争，而是涉及到日本如何看待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根本问题。
日本社会基础的改变更值得忧虑
在前不久结束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中，打出“日本优先”旗号的“参政党”获得历史性胜利，反映出日本社会基础和结构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右翼思潮在社会中已经深植根基，并表现出强烈的排外和对抗倾向。近年来，日本社会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如经济疲软、自民党贪腐、外来移民以及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逐渐使得极右翼言论开始迎合一部分民众的情绪。这些人群普遍对战后所承受的“战败”历史和不公正待遇感到不满，渴望恢复民族的“自豪感”，他们的情绪成为了右翼政治力量汲取的土壤。
而在自民党内，随着社会右倾浪潮的推波助澜，以及众议院、东京都、参议院三场选举的接连失败，使得部分激进派的声音在党内开始占据上风。高市早苗等极端派借势崛起，甚至已经成为下届日本首相的最热门人选。这一趋势令日本的政治走向愈加不确定，也意味着日本社会在历史问题、外交政策，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上，可能出现倒退。高市早苗等极端派若上台，或会强化“修正主义”立场，可能会采取更加对抗性的外交政策，激化中日矛盾，推动历史问题上的对立，尤其是关于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历史事件的讨论，可能会进一步走向扭曲与否定的方向。
据日本时事社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月31日上午9时左右，两名30岁左右的中国籍男性，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须田町街头行走时，突遭4名不明身份的年轻男子持铁棍袭击，造成头部严重受伤。
即便在日常生活当中，近来针对中国人的袭击和安全事件也频繁发生，体现了日本社会中反华情绪的升温，这也是过去所十分罕见的。而最近一段时间包括《南京照相馆》和《731》在内的二战题材电影，更是遭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强烈抨击和抹黑。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是在进行反日宣传，而非真实的历史呈现。
毕竟在他们看来，南京大屠杀仅仅是教科书上不痛不痒的“南京事件”，也是日本在中方抵抗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而731部队更是在日本教科书中罕见踪影，更多只是学术小圈子的谈资，官方既不承认，对相关的档案文献资料更是严密把控。这显然并非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战后80周年，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房间里的大象，很多人装作看不见它，但大象却一直存在。这是一场忘却与记住的博弈，也是对二战历史话语权的一场争夺。石破茂似乎展现出了一定的政治理想主义，渴望在这种历史争论中找到平衡。但在自民党内强大的右翼力量及社会整体的保守氛围下，他的这条路注定艰难。八、九两个月是关键期，能否突破现有框架，推动有意义的“战后80周年谈话”，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但这场围绕历史与权力的博弈，将深刻影响日本的未来走向。
8月8日起到21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将集中展示了一批所谓的“终战文献”，其中就包括非常著名的终战诏书。
这份诏书，自1945年8月15日由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发表以来，一直被视为日本二战结束的标志。然而，近年来，围绕这份诏书的历史解读和其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那么这份诏书的展览有何意义与价值呢？它与战后80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又会产生怎样的碰撞与张力呢？
《终战诏书》原本
《终战诏书》背后的日本战争观
《终战诏书》是日本昭和天皇仁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公开表示接受美、英、中、苏四国在波茨坦会议上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同意无条件投降的诏书，一般被视作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结束的象征。实际上，这并非第一次展示《终战诏书》，它在1990年被首次公开展出后，在2005年的战后60周年、2015年的战后70周年也都被展出过。
但无论如何，日本在处理《终战诏书》问题时，内心是极为敏感和谨慎的。从1945年到1990年，因为昭和天皇依然在世，担忧公开该文件可能引发对天皇责任的讨论，影响天皇制度的稳定，因此选择将《终战诏书》封存。而即便是在1990年之后，也只会在“逢十”的重要日子进行展览。这实际上也体现出日本社会对历史认知的分歧严重，左右翼在看待《终战诏书》时也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具体来看，对右翼来说，他们通常倾向于将《终战诏书》视为日本“为了避免更大牺牲”做出的理性选择，而非简单的“战败”。他们强调天皇在战争结束时所作的决定是为了保护国家和国民的利益，认为天皇的行为具有英雄性或正当性。因此，他们往往忽视或淡化日本在战争中的侵略行为和对外扩张的责任。
此外，日本右翼常常避免过多讨论日本的侵略历史，尤其《终战诏书》中并未提到日本的战争罪行，反而强调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东亚解放”——他们认为这表明日本并不需要为战争负全责。右翼也通常试图淡化或否认日本在战争中的侵略行为，认为战后应该更多聚焦于重建国家和维护天皇制度的尊严。右翼对《终战诏书》的解读常常带有“日本是受害者”的情绪，强调日本国民的牺牲和英勇。可以看出，这对当前日本社会的战争观、历史观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但与右翼不同，左翼势力则更加关注《终战诏书》所未提及的战争责任和日本的侵略行为。左翼倾向于批判天皇及当时政府在战争中的责任，并强调《终战诏书》中的措辞未能直接反映日本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邻国的侵略行为和战争罪行。左翼通常认为，《终战诏书》中的模糊措辞反映了天皇及日本政府对于战争历史的回避，未能承认侵略战争对受害国带来的灾难。
此外，左翼对于《终战诏书》的解读常常涉及对战后日本历史的反思和批判。他们认为，天皇的声明并没有给战后日本社会提供一个深入的历史反思框架，而更多的是出于政治需求和国家体制的需要，避免了对战争的全面责任追究。在左翼的观点中，《终战诏书》未能传达足够的历史忏悔和对侵略行为的自我批判，反而为日后日本右翼历史修正主义提供了空间。
这种左右之间的严重分歧，不仅体现了日本国内政治的深层次对立，也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在历史记忆、责任承担以及对未来方向的分歧。战后至今，左右翼之间相互角力、不断交锋，左翼和平主义思潮曾经有过繁盛期，但目前右翼观点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政治改革、历史教育和外交政策上，右翼对历史的“修正”逐渐获得更多支持，形成了现今日本右翼占上风的局面。
战后八十周年，日本却在讨论是否“忘却”
和十年前的2015年战后70周年相比，今年的战后80周年在日本显得格外冷清。2015年正值安倍晋三如日中天之时，不仅发表了极为倒退的“安倍谈话”，而且举国会之力，推动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实现了日本正常国家化的又一大步。那一年从头到尾，日本社会上下弥漫着左右之争、历史之争，以及关于天皇制的辩论，社会运动更是风起云涌，俨然有当年“反安保运动”的架势。但反观今年的战后80周年，日本社会显得异常的平静和平淡，似乎在准备用“忘却”来纪念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切的根源，恐怕还要追溯到2015年的“安倍谈话”。那次讲话在“侵略”、“道歉”等问题上模糊不清，更重要的是，“安倍谈话”的定位就是要彻底终结“道歉外交”。在他看来，在70周年谈话之后，今后的日本首相和民众已经没有必要再发表任何的讲话或者道歉了，也不应该再陷入这种“自虐史观”当中。这也是当时的安倍谈话引发国际剧烈反弹和批评的重要原因。
2015年8月14日，安倍的发表战后七十周年谈话。资料图
因此，在战后80周年到来之际，自民党执政集团最初的设想，还是在安倍路线的基础之上，不再发表类似的谈话，让历史“到此为止”。但没想到，关键时刻却出现了石破茂这样一个X因素。从政治路线上来看，他既长期和安倍晋三是死对头，同时也是他的政治导师田中角荣外交路线的切实奉行者。
因此，从今年年初开始，他就不断与“安倍谈话”的基本路线唱反调，并且尝试在3个领域做重大突破：第一，坚持然要发表战后80周年讲话或书面声明，向世界传达出日本的“信号”。第二，提出可以用“败战”来取代“终战”，这更有助于日本反思战争开启的原因。第三，提到了在9月2日“投降日”而非8月15日“终战日”发表讲话的可能性。这里面的桩桩件件，可以说都是直接捅了日本保守右翼力量的“肺管子”，引发了他们的集体不满和反弹。
目前看来，石破茂和保守派的博弈仍在进行当中。这场博弈，可以说就是一场“忘却”与“记住”之间的斗争。“忘却”是要摆脱战争责任和侵略历史，试图让日本重新回归自信的国家形象；而“记住”则是要求日本真正面对历史，承担责任，从而为未来的和平与和解奠定基础。这不仅仅是权力之争，而是涉及到日本如何看待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根本问题。
日本社会基础的改变更值得忧虑
在前不久结束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中，打出“日本优先”旗号的“参政党”获得历史性胜利，反映出日本社会基础和结构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右翼思潮在社会中已经深植根基，并表现出强烈的排外和对抗倾向。近年来，日本社会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如经济疲软、自民党贪腐、外来移民以及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逐渐使得极右翼言论开始迎合一部分民众的情绪。这些人群普遍对战后所承受的“战败”历史和不公正待遇感到不满，渴望恢复民族的“自豪感”，他们的情绪成为了右翼政治力量汲取的土壤。
而在自民党内，随着社会右倾浪潮的推波助澜，以及众议院、东京都、参议院三场选举的接连失败，使得部分激进派的声音在党内开始占据上风。高市早苗等极端派借势崛起，甚至已经成为下届日本首相的最热门人选。这一趋势令日本的政治走向愈加不确定，也意味着日本社会在历史问题、外交政策，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上，可能出现倒退。高市早苗等极端派若上台，或会强化“修正主义”立场，可能会采取更加对抗性的外交政策，激化中日矛盾，推动历史问题上的对立，尤其是关于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历史事件的讨论，可能会进一步走向扭曲与否定的方向。
据日本时事社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月31日上午9时左右，两名30岁左右的中国籍男性，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须田町街头行走时，突遭4名不明身份的年轻男子持铁棍袭击，造成头部严重受伤。
即便在日常生活当中，近来针对中国人的袭击和安全事件也频繁发生，体现了日本社会中反华情绪的升温，这也是过去所十分罕见的。而最近一段时间包括《南京照相馆》和《731》在内的二战题材电影，更是遭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强烈抨击和抹黑。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是在进行反日宣传，而非真实的历史呈现。
毕竟在他们看来，南京大屠杀仅仅是教科书上不痛不痒的“南京事件”，也是日本在中方抵抗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而731部队更是在日本教科书中罕见踪影，更多只是学术小圈子的谈资，官方既不承认，对相关的档案文献资料更是严密把控。这显然并非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战后80周年，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房间里的大象，很多人装作看不见它，但大象却一直存在。这是一场忘却与记住的博弈，也是对二战历史话语权的一场争夺。石破茂似乎展现出了一定的政治理想主义，渴望在这种历史争论中找到平衡。但在自民党内强大的右翼力量及社会整体的保守氛围下，他的这条路注定艰难。八、九两个月是关键期，能否突破现有框架，推动有意义的“战后80周年谈话”，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但这场围绕历史与权力的博弈，将深刻影响日本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