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康(James Kang)是一名脊柱外科医生，在哈佛附属的波士顿布里格姆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担任骨科主任。他说，当他坐在一个有50多位系主任的会议室时，他是房间里唯一的亚裔美国人。当他和医院的高层领导开会时也是如此。“我说过，‘在这个180人的房间里，我是唯一的亚洲面孔，这对我来说很奇怪，’”他说。
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医生最近成立了西奈山亚洲公平与专业发展中心(Mount Sinai Center for Asian Equity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这可能是让更多亚裔美国医生进入领导层的第一次正式努力。该中心首任主任、医学院麻醉师兼副教授阿曼达·李(Amanda Rhee)说，该项目是在疫情和针对亚洲人的暴力事件激增期间启动的。
亚裔在美国医学界的占比非常高，但一个在亚裔医生和医学研究者中讳莫如深的话题是：他们中能升到管理岗位的比例却相当少。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
15年来，整形外科医生查尔斯·戴(Charles S. Day)一直致力于强调他的领域缺乏多样性，已发表的众多研究表明，在所有外科专业中，整形外科中黑人、西班牙裔和女性住院医生最少。
戴本人是亚裔美国人，这个群体在医学领域人数非常多。但随着他深入研究，他的数据集和个人经历开始发生冲突。他发现，在许多医学专业中，白人医生晋升为医学院系主任的可能性是亚裔美国同事的四倍多，黑人和西裔医生的晋升可能性是亚裔的两倍多。
根据戴的一项新分析，2019年，亚裔美国人占美国医学院骨科教师的13%，但在部门主任级别里只占5%。当戴研究了包括家庭医学和妇产科在内的一系列专业后，他发现亚裔美国医生占据了超过20%的教员职位，但主任职位只有不到11%是亚裔。他还发现，人们对这种领导力差距几乎完全沉默。
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忽视，因为亚裔美国人在医学界的比例被认为过高：他们只占美国人口的7%，但却占医生总数的20%。亚裔美国人也经常被认为是“模范少数族裔”——统计数据显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往往比其他种族群体(包括美国白人)更健康、更富有、受教育程度更高。因此，亚裔美国人在医学上的进步和挑战很少被研究或讨论。
戴是底特律亨利福特健康系统骨科外科的执行副主任，也是韦恩州立大学的骨科教授，他说：“我一直觉得，在晋升时好像我从未被考虑进去。我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但当我做研究的时候，我明白了。”
竹子天花板
最近几个月，当戴与亚裔同事谈论这种差异时，他意识到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没有公开谈论过这个问题，但他们告诉戴，他们曾多次在更高级别的工作中被拒之门外，而且在医学界担任高层职位的亚裔美国医生也很少。
“我觉得身为亚裔美国人很痛苦，”一名医生说，他要求匿名，因为他目前正在寻找一份领导工作。“我一直在努力获得任何形式的领导职位。人们多次告诉我，我拥有所有的天赋和一切，但我只是‘不是合适的人选’。”
这一差距在许多数据分析中是不可见的。在许多人口统计分析中，亚裔医生经常与白人医生混在一起计算。美国医学院协会公布的美国医学院院长的族裔构成就是这么来统计的，它显示，在过去30年里，白人和亚裔美国医生占据了90%以上的医学院院长职位，这使得亚裔院长的数量看起来很多。
但事实并非如此。201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997年至2008年期间，美国没有一名亚裔医学院院长。
彼得·余(Peter T. Yu)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外科住院医师，当时他领导了这项研究。他说，当他参加各类面试时，很明显亚裔医生在领导层中缺位。“面试时，你看到的是部门主任和院长，”他说。“在这些职位上，亚裔美国人的比例并不高。”
对余来说，最明显的相似之处是NFL，那里绝大多数球员都是黑人，但黑人主教练却很少。“一个巴掌就可以数得过来，”他说。“我们这个行业也是如此。”
奥古斯丁·崔(Augustine M.K. Choi)在2017年成为威尔·康奈尔医学院(Weill Cornell Medicine)院长时告诉STAT，美国有150多所授予医学博士学位的医学院，总共只有两个医学院的院长是亚裔，而他是其中之一。崔说，近年来，这个数字一直在五到六名之间徘徊。“我知道，因为我们彼此都认识，”他说。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亚裔美国人占永久劳动力的20%，但只占高级领导职位的6%。分析显示，亚裔美国员工在晋升过程中遇到更多障碍，许多人表示“每天都有被排斥和被忽视的经历”。
这在商业和科技领域也是一个问题。2017年一份关于硅谷的报告发现，亚裔美国人获得晋升的可能性低于其他任何种族群体，包括黑人和西班牙裔。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生理学家Yuh Nung Jan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生物医学最负盛名的研究奖项中，90%以上的获奖者是白人，只有不到7%的获奖者是亚裔，尽管亚裔在生物医学教职员工中占比超过21%。他称这些数字“相当骇人听闻”。
对于戴来说，这些数字与他个人的挫败感相吻合。他在他所在的医院担任了两年的临时医疗主任，并担任了近一年的临时部门主任。在他看来，他长期的外科和教学经验，他的研究发表水平，他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对医院财务的深入了解，使他完全有资格永久领导这个部门。
他等到的是用人决定被不断推迟，然后两名外部候选人加入。“顺便说一句，他们都是白人，”他告诉STAT。他说，其中一名候选人最近被选上了这份工作，他的资历或经验显然没有戴多。
他知道他的个人经历不足以证明一种趋势。但来自全国医学学术数据库的数据表明，他远不是一个人，系统性偏见可能在起作用。“你看着数据，你会说，‘这里存在脱节，’”他说。
“我们足够优秀，可以成为明星教师、系主任、项目主任和副主席，但对下一个梯队来说还不够好，”台裔美国人戴说。“努力工作和取得各种成就可能会让你进入医学院或获得教职，但这并不能让你进入高管层。”
种族主义和刻板印象
要讲述这个故事，就必须先指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亚裔美国人在医学界的比例过高，而来自其他非白人种族和族裔群体的许多人却难以进入这个行业。这种情绪可能是亚裔美国人不愿意把自己的担忧提出来的原因之一。
这个问题在政治上也很敏感。许多人认为，最近关于平权法案的辩论，将亚裔美国人与黑人和西裔美国人对立起来。
接受本文采访的亚裔美国医生表示，他们强烈认为，来自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的医生需要并且值得他们的支持，进入医学领域的渠道需要扩大和多样化。但他们说，这并不意味着影响他们的领导力差异应该被忽视，也不意味着他们的学业成功和努力工作不应该得到奖励。戴说，提出这些问题“让亚洲人处于尴尬的境地”。
对于亚裔美国人来说，进入医学界的管道是敞开的，但对于许多有更高职业抱负的人来说，向上的路径并不畅通。
医生潘君达说：“我们被排除在DEI的努力之外，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代表性，但我们有一个人们不谈论的玻璃天花板。”
潘是一名儿科医生，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担任教职。他从助理到副教授再到正教授，获得了许多研究资助，并担任了医学院儿科住院医师项目的临时主任。但到了这一步，他的上升轨迹结束了。
潘是一位著名的社区领袖，他做了一件对医生来说不寻常的事——他竞选公职。他于2010年当选为加州议会议员，2014年当选为州参议员，直到去年卸任。
作为台湾移民的儿子，潘从小就想成为一名医生——这个决定让他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很高兴，他们敦促他做一些实用和技术方面的事情。他的父母告诉他，“就算别人歧视你，还是得忍着，因为他们需要你。”
潘君达一直想要获得亚裔在医疗领导职位上的具体数字，但始终不怎么成功。 “几年来，我一直在努力研究这个问题，”他说。“真的很难弄清楚，因为他们把白人和亚洲人混在一起。”
现在流出的数据证实了潘的观点，即系统性因素——种族主义和刻板印象——可能阻碍了亚裔美国人在许多领域获得领导职位。
潘说，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读医学院时，人们普遍认为“亚裔美国人擅长考试，但不擅长与人交往”。“不幸的是，这种说法仍在流传。”
几十年来的辛勤工作并没有让他们走得更远
STAT采访了近12位亚裔美国医生，他们讨论了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晋升中被忽视时所感受到的痛苦、不确定和困惑。
许多人说，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歧视，但在医学院和早期的职业生涯中都取得了成功，甚至在难度大、竞争激烈的外科专业也是如此。“我一开始就拼命工作，获得了很多荣誉，所有的机会都向我敞开了，”一名医生说，他和其他一些人一样要求匿名，以免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但当我进入职业生涯的中期和后期，所有的门都开始关闭。”
许多人说他们怀疑自己，认为只要他们更加努力工作，更加闪耀，机会就会随之而来。
“我想，也许如果我再发100篇论文，就会有人注意到我，”这位医生说。多年来，他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资助，并有很长的文章发表记录。“我为自己得不到东西找借口——我认为我需要改进我的个性，我的说话方式——这是非常亚洲化的事情。”
包括戴在内的其他人说，他们打破了人们对亚裔美国人安静、矜持的刻板印象，拥有通常与美国领导人相关的自信。“顺便说一句，我说话并不温和，”戴说。但这似乎没有帮助。“总是有一些无形的东西——被告知，‘你不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亚裔美国医生告诉STAT，让他和其他许多人感到沮丧的是，他们几十年来的辛勤工作并没有让他们走得更远。他说。“不管怎么样，人们总能挑出刺来，比如问你，‘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聚会，每个周末都在实验室做研究？’”
其他人则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历了多次失望之后，他们意识到，领导的大门并没有向他们敞开。
“有被选中的人和未被选中的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很快意识到我不会被培养成领导者，”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
“我们倾向于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抱怨，”他补充道。“这种组合让我们很容易被忽视。”
“我以为只要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可以，我太天真了，”这位医生说。
“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是什么导致了亚裔美国医生领导职位的空缺？许多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指出，偏见和刻板印象是问题的一部分，但他们表示，他们所在社区的文化也可能发挥了作用。
潘和其他人说，许多亚裔美国人成长的家庭都敦促他们努力学习，低调行事。他表示：“在我自己的文化中，(争取领导职位)会被视为过于激进。我们应该谦虚。”
詹姆斯·康(James Kang)是一名脊柱外科医生，在哈佛附属的波士顿布里格姆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担任骨科主任。他说，当他坐在一个有50多位系主任的会议室时，他是房间里唯一的亚裔美国人。当他和医院的高层领导开会时也是如此。“我说过，‘在这个180人的房间里，我是唯一的亚洲面孔，这对我来说很奇怪，’”他说。
康即将成为美国整形外科委员会主席。他将成为该组织90年历史上第一位亚裔美国主席。这是他反思的问题——为什么他能升到领导层，而他的许多亚裔美国同事却没有。他认为很明显存在潜意识的偏见，但他说：“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康出生在韩国，和许多韩国人一样，他受到的教育是，男人不应该多说话，也不应该乱说话，而应该倾听。“但如果你想在西方社会出人头地，你必须发表自己的意见。你必须表现出个人魅力。很多决定都是根据会议和你如何表现自己做出的，很多亚洲人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康将他的这种跨越西方领导风格的能力归功于已故的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传奇医生弗雷迪·傅(Freddie Fu)，他是最早的亚裔医学系主任之一。“他非常有魅力。他话很多。他来自香港商界。他的父亲是亿万富翁，人们都很喜欢他，”康回忆说。
“我看到了弗雷迪是如何运作他的部门的，”康说。“我学会了直言不讳，并成为了一名基于西方文化的领导者。”
现在，康说，他看到许多亚裔美国人候选人在面试中表现不佳。“他们很有成就，但他们太安静了，”他说。“我想把他们拉到另一个房间，对他们说，‘不，你们必须这样做。’”
“我正在努力成为一个好榜样，就像弗雷迪对我来说一样，”康说。“我告诉他们，‘没必要违背父母的话，但要大胆一点。’”
彼得·余说，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复杂，文化肯定起了作用。“我认为我的经历相当普遍。我想上一所顶尖大学，也想上医学院，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院长或主任——成为医生已经达到了我家族的巅峰。”
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来了解这些文化问题所起的作用。2020年一项关于商业领导力的研究发现，南亚人比东亚人更有可能获得晋升，甚至比他们的白人同事更有可能获得晋升，尽管他们报告说自己遭受了更多的偏见，而东亚人对领导力同样感兴趣。作者将这种差异部分归因于南亚人的沟通更加自信。
研究强调，改变行为的责任不应该落在东亚人身上，而应该落在美国组织身上，让他们改变对领导力的定义，并认识到东亚人“以群体为中心、以保护为导向”的领导风格对他们有益。“竹子天花板不是亚洲的问题，而是文化契合度的问题，”他们写道。
变化正在发生
一些变化正在发生。
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医生最近成立了西奈山亚洲公平与专业发展中心(Mount Sinai Center for Asian Equity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这可能是让更多亚裔美国医生进入领导层的第一次正式努力。该中心首任主任、医学院麻醉师兼副教授阿曼达·李(Amanda Rhee)说，该项目是在疫情和针对亚洲人的暴力事件激增期间启动的。
从西奈山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许多人觉得自己被忽视了，因为医学领袖和其他人认为亚裔美国人在教育和经济上都做得很好。但这并不总是正确的：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纽约市近四分之一的亚裔美国成年人生活在贫困中。“模范少数族裔神话导致了一个盲点，”李说。
詹姆斯·蔡(James Tsai)是该中心的执行顾问。他还是医学院眼科系的主任，最近被邀请加入教学医院和卫生系统委员会的董事会。他是20人小组中唯一的亚裔美国医生。
蔡、李和其他人希望他们的工作能让新一代亚裔美国医生成为医学领袖。对于许多在医学领域工作了几十年却从未达到系主任或更高级别的人来说，这可能已经太晚了。一位亚裔美国医生说：“这本来会让我父亲感到非常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