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从他最近居住的昌平住所向外眺望（2023年6月20日） 在美国华府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4月15日发布最新调查报告称，中共加大对公民社会的镇压和迫害。受迫害的人说，中共维权人士等政治犯为“新黑五类”，“株连”其子女和家人，人身骚扰，剥夺子女求学或出国，关进精神病院，手段残酷，无所不用。 人权团体中国人权捍卫者发布题为《如果我不服从，我的家人就将受苦》的最新调查报告，援引多起案例来详述中国境内维权人士所面临的迫害，包括对已经服刑出狱的政治异议者及其家人，中共仍不断进行株连式的“集体惩罚”。 王全璋出狱不得安宁，屡遭逼迁、子女辍学 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出席“中国人权捍卫者”4月11日举办的在线记者会时，细数全家过去一年来不断遭骚扰、迫迁的经过，她说，来自国保的迫害不分昼夜。 李文足说:“凌晨时，孩子已经入睡，一群人冲进屋子就开始大声叫骂、摔东西；冲进卧室去把孩子叫出来，让我们滚出这个房间。” 中共2015年发动“709律师大抓捕”，王全璋因常代理敏感案件，包括法轮功信仰案、农民土地案、基督徒案等而被捕入狱，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王全璋2020年获释，不过，让他们夫妻没想到的是，新的恶梦再次降临。 李文足说，自2023年4月以来，房东先是对他们一家人断水断电，逼他们退租搬家，国保还要求他们搬离北京，就算暂住酒店或朋友家，警察也会以搜查毒品等借口进屋骚扰，其中最令他们痛苦的是，两人的孩子经多次驱赶的波折后，现在连上学都成问题。 李文足说: “我们今年就带他到广东中山一个教会学校，但是我们去到那之后第二个星期，连续两、三次，有20多个警察冲到这个教会学校，我们就没办法继续上学了，现在孩子暂时就是在线上网课。” 不堪骚扰，李和平女儿精神受创 另一位709维权律师李和平与他的妻子王峭岭也有类似的遭遇。他们同样是自去年4月以来就不断遭到逼迁，即便住在签有10年租约的房子，房东迫于警察压力，对他们断水、断电，甚至还丢石头砸碎玻璃，就为了逼他们搬走。 王峭岭于4月11日的在线记者会说，在一连串骚扰后，警察也没放过他们的“软肋”。她说，因为夫妻俩被列为所谓的“重点人员”和“政治犯家庭”，所以小孩要上学都很困难，只能就读教会学校，但就算这样，警察仍不松手。 王峭岭说:“那些便衣警察也会跟踪我们的孩子，给学校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孩子不能够正常上学，就在家里开始网课，但是因为房东的这种暴力手段让孩子其实心灵很受创伤，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所以，我的女儿从去年6月份就正式休学了。” 迫于压力，王峭岭跟李文足说，她们都想过把小孩送出国念书。但王峭岭说，去年6-9月间，他们试图从四川成都或广东珠海出境，都被拦下，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由于女儿在次次被驱赶离家的过程中精神受创，王峭岭现在只能旅居中国南方一座偏远小城，陪她进行心理治疗，并将丈夫李和平独留在北京，一家人分隔两地。 李文足也说，她的小孩也是在试图出国时才证实已遭限制出境。 牛腾宇母亲遭切断人际网络 另一位受害者可可是牛腾宇的母亲，她在出席“中国人权捍卫者”的在线记者会时表示，牛腾宇因外泄习近平家人的相关网络数据而遭重判14年徒刑，被捕期间遭遇惨无人道的酷刑逼供，包括吊打、坐老虎凳及剥夺睡眠、不让吃饭等。但牛腾宇至今都未认罪，而她自己为了帮儿子奔走申诉也被长期迫害。 可可说，一开始是有人对她进行跟踪拍摄，后来小区保安扎破她的车胎、凌晨时在她住处外故意播放各种噪音，或到她家屋顶便溺，甚至对她断水、断电，或在寒冬中切断供暖。 她说，这四年来，因坚持替儿子讨回公道而遭致各种迫害，已经疾病缠身，但就连前来照顾她的姐姐也沦为受害对象，一度收到死亡威胁；同案其他被告的家属也被逼迫写保证书，与她划清界线。 可可在记者会中说:“就是反华什么的，给我扣一堆帽子，说我是一号政治犯家属、是‘新黑五类’，我也不懂什么是‘新黑五类’，然后就是逼迫亲朋好友都与我划清界线，不要再理我。” 人权报告:中共施压维权人士，“集体惩罚”家人 中国人权捍卫者的最新调查虽受限于中国政府严密的网络审查，但仍联系到包括王全璋、李和平在内的10余名受害者，并取得部分书面证词证明中国政府惯于以“集体惩罚”的手段来对维权人士和其家人施压。 该报告总结中共的5种主要的迫害模式，除剥夺当事人子女的权益，还禁止家属探视被拘禁的异议人士，就连家属要为狱中的维权人士求援申诉也可能遭到官方的刑事追诉而无端入罪。另外，中共当局也会透过控制家庭通信来远端施压已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或藉由限制出境的手段来迫使异议人士的家庭分隔两地。 该报告称，尽管只调查了去年的受害者，但中共惯用这些株连手法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对人权人士的家庭造成了巨大伤害，投诉无门的当事人若试图突围，常引来警察更严厉的骚扰、暴力对待及毫无根据的司法迫害，但这些施暴者未曾受到任何惩罚。事实上，为了防止维权人士和家人发声，警察将他们置于时刻的监控下，让他们无法互通信息或与外界接触。 这份报告搜集到十多位遭株连人士的证词，但为保护他们免受官方报复，不公开部分人士的身份。 报告称，当局威胁并伤害维权人士的子女，包括禁止出境、迫使辍学并将一些孩子扣押在精神病院或孤儿院。 报告援引一位维权人士的话说，“中共对维权人士家人的株连是一个非正式或秘而不宣的政策。” 人权团体呼吁，随着中国不断在全球发挥影响力，这些明目张胆、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也应受到严格审视，为国际社会敲响警钟。 访民何方美和子女无端“被精神病” 报告援引的另一个实例是，为中国假疫苗受害者争取权益的“疫苗宝宝之家”发起人何方美，她2020年10月在河南辉县县政府前泼墨抗议时，连同两名子女一起被捕，并全被送入精神病院。当时怀孕六个月的何方美被迫在精神病院中产女。目前，何方美仍未获释，丈夫李新早前也已被捕入狱，一家五口离散各地，包括两个女儿至今仍被滞留在精神病院，而大儿子则因学龄问题被警方送至寄养家庭。 王全璋:拒绝妥协噤声 人权律师王全璋是屡遭国保逼迁和打压的当事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听闻过这些迫害手段，但一家人亲身经历过才知道严重程度。他说，自己出狱后，行事已经极度低调，但官方对他的打压却无休无止。 王全璋说，唯一的出路或许是示弱妥协，因为他出狱后，一直有执法人员前来接触，甚至开出工资要帮他找工作，但他和同样受难的律师朋友们都很清楚，这是官方试图控制他们的经济利诱手段，他至今坚拒。 王全璋说:“没法妥协，你要去跟它(政府)谈什么，它会跟上一大堆条件，让你写这个保证、那个保证，无非就是让你闭嘴，放弃抵抗，我的这些朋友同行，都遭遇过类似的情况。” 分析:中国监控科技助长镇压力道 在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曾建元批评说，中国政府利用切断维权人士和家人、社会、国家的关系来做为惩罚，手段近似古代的“连坐法”，不仅十分残忍，更违反现代法律“依法治罪”的逻辑。 曾建元说，中国行之有年的迫害手段随着近年不惜巨资打造的网络监控机制、现代化警务管理和国安系统而变得更密不透风，当事人昔日只要移居他乡，就能避避风头，但现在全网监视，走到哪儿都难躲摄像头的“鹰眼”监控。不过，他说，中共这套高压统治虽严密，最终恐招致失民心的反效果。 曾建元说:“你用敌视的方式，其实是让你所认为的国家敌人、阶级敌人继续复制下去，(而)国家孤立他们(维权人士)的手段让他对于这个国家产生疏离感。这样的做法其实是非常非常愚蠢，也在不断地为自己制造敌人。”
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从他最近居住的昌平住所向外眺望（2023年6月20日）
在美国华府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4月15日发布最新调查报告称，中共加大对公民社会的镇压和迫害。受迫害的人说，中共维权人士等政治犯为“新黑五类”，“株连”其子女和家人，人身骚扰，剥夺子女求学或出国，关进精神病院，手段残酷，无所不用。
人权团体中国人权捍卫者发布题为《如果我不服从，我的家人就将受苦》的最新调查报告，援引多起案例来详述中国境内维权人士所面临的迫害，包括对已经服刑出狱的政治异议者及其家人，中共仍不断进行株连式的“集体惩罚”。
王全璋出狱不得安宁，屡遭逼迁、子女辍学
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出席“中国人权捍卫者”4月11日举办的在线记者会时，细数全家过去一年来不断遭骚扰、迫迁的经过，她说，来自国保的迫害不分昼夜。
李文足说:“凌晨时，孩子已经入睡，一群人冲进屋子就开始大声叫骂、摔东西；冲进卧室去把孩子叫出来，让我们滚出这个房间。”
中共2015年发动“709律师大抓捕”，王全璋因常代理敏感案件，包括法轮功信仰案、农民土地案、基督徒案等而被捕入狱，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王全璋2020年获释，不过，让他们夫妻没想到的是，新的恶梦再次降临。
李文足说，自2023年4月以来，房东先是对他们一家人断水断电，逼他们退租搬家，国保还要求他们搬离北京，就算暂住酒店或朋友家，警察也会以搜查毒品等借口进屋骚扰，其中最令他们痛苦的是，两人的孩子经多次驱赶的波折后，现在连上学都成问题。
李文足说: “我们今年就带他到广东中山一个教会学校，但是我们去到那之后第二个星期，连续两、三次，有20多个警察冲到这个教会学校，我们就没办法继续上学了，现在孩子暂时就是在线上网课。”
不堪骚扰，李和平女儿精神受创
另一位709维权律师李和平与他的妻子王峭岭也有类似的遭遇。他们同样是自去年4月以来就不断遭到逼迁，即便住在签有10年租约的房子，房东迫于警察压力，对他们断水、断电，甚至还丢石头砸碎玻璃，就为了逼他们搬走。
王峭岭于4月11日的在线记者会说，在一连串骚扰后，警察也没放过他们的“软肋”。她说，因为夫妻俩被列为所谓的“重点人员”和“政治犯家庭”，所以小孩要上学都很困难，只能就读教会学校，但就算这样，警察仍不松手。
王峭岭说:“那些便衣警察也会跟踪我们的孩子，给学校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孩子不能够正常上学，就在家里开始网课，但是因为房东的这种暴力手段让孩子其实心灵很受创伤，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所以，我的女儿从去年6月份就正式休学了。”
迫于压力，王峭岭跟李文足说，她们都想过把小孩送出国念书。但王峭岭说，去年6-9月间，他们试图从四川成都或广东珠海出境，都被拦下，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由于女儿在次次被驱赶离家的过程中精神受创，王峭岭现在只能旅居中国南方一座偏远小城，陪她进行心理治疗，并将丈夫李和平独留在北京，一家人分隔两地。
李文足也说，她的小孩也是在试图出国时才证实已遭限制出境。
牛腾宇母亲遭切断人际网络
另一位受害者可可是牛腾宇的母亲，她在出席“中国人权捍卫者”的在线记者会时表示，牛腾宇因外泄习近平家人的相关网络数据而遭重判14年徒刑，被捕期间遭遇惨无人道的酷刑逼供，包括吊打、坐老虎凳及剥夺睡眠、不让吃饭等。但牛腾宇至今都未认罪，而她自己为了帮儿子奔走申诉也被长期迫害。
可可说，一开始是有人对她进行跟踪拍摄，后来小区保安扎破她的车胎、凌晨时在她住处外故意播放各种噪音，或到她家屋顶便溺，甚至对她断水、断电，或在寒冬中切断供暖。
她说，这四年来，因坚持替儿子讨回公道而遭致各种迫害，已经疾病缠身，但就连前来照顾她的姐姐也沦为受害对象，一度收到死亡威胁；同案其他被告的家属也被逼迫写保证书，与她划清界线。
可可在记者会中说:“就是反华什么的，给我扣一堆帽子，说我是一号政治犯家属、是‘新黑五类’，我也不懂什么是‘新黑五类’，然后就是逼迫亲朋好友都与我划清界线，不要再理我。”
人权报告:中共施压维权人士，“集体惩罚”家人
中国人权捍卫者的最新调查虽受限于中国政府严密的网络审查，但仍联系到包括王全璋、李和平在内的10余名受害者，并取得部分书面证词证明中国政府惯于以“集体惩罚”的手段来对维权人士和其家人施压。
该报告总结中共的5种主要的迫害模式，除剥夺当事人子女的权益，还禁止家属探视被拘禁的异议人士，就连家属要为狱中的维权人士求援申诉也可能遭到官方的刑事追诉而无端入罪。另外，中共当局也会透过控制家庭通信来远端施压已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或藉由限制出境的手段来迫使异议人士的家庭分隔两地。
该报告称，尽管只调查了去年的受害者，但中共惯用这些株连手法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对人权人士的家庭造成了巨大伤害，投诉无门的当事人若试图突围，常引来警察更严厉的骚扰、暴力对待及毫无根据的司法迫害，但这些施暴者未曾受到任何惩罚。事实上，为了防止维权人士和家人发声，警察将他们置于时刻的监控下，让他们无法互通信息或与外界接触。
这份报告搜集到十多位遭株连人士的证词，但为保护他们免受官方报复，不公开部分人士的身份。
报告称，当局威胁并伤害维权人士的子女，包括禁止出境、迫使辍学并将一些孩子扣押在精神病院或孤儿院。
报告援引一位维权人士的话说，“中共对维权人士家人的株连是一个非正式或秘而不宣的政策。”
人权团体呼吁，随着中国不断在全球发挥影响力，这些明目张胆、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也应受到严格审视，为国际社会敲响警钟。
访民何方美和子女无端“被精神病”
报告援引的另一个实例是，为中国假疫苗受害者争取权益的“疫苗宝宝之家”发起人何方美，她2020年10月在河南辉县县政府前泼墨抗议时，连同两名子女一起被捕，并全被送入精神病院。当时怀孕六个月的何方美被迫在精神病院中产女。目前，何方美仍未获释，丈夫李新早前也已被捕入狱，一家五口离散各地，包括两个女儿至今仍被滞留在精神病院，而大儿子则因学龄问题被警方送至寄养家庭。
王全璋:拒绝妥协噤声
人权律师王全璋是屡遭国保逼迁和打压的当事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听闻过这些迫害手段，但一家人亲身经历过才知道严重程度。他说，自己出狱后，行事已经极度低调，但官方对他的打压却无休无止。
王全璋说，唯一的出路或许是示弱妥协，因为他出狱后，一直有执法人员前来接触，甚至开出工资要帮他找工作，但他和同样受难的律师朋友们都很清楚，这是官方试图控制他们的经济利诱手段，他至今坚拒。
王全璋说:“没法妥协，你要去跟它(政府)谈什么，它会跟上一大堆条件，让你写这个保证、那个保证，无非就是让你闭嘴，放弃抵抗，我的这些朋友同行，都遭遇过类似的情况。”
分析:中国监控科技助长镇压力道
在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曾建元批评说，中国政府利用切断维权人士和家人、社会、国家的关系来做为惩罚，手段近似古代的“连坐法”，不仅十分残忍，更违反现代法律“依法治罪”的逻辑。
曾建元说，中国行之有年的迫害手段随着近年不惜巨资打造的网络监控机制、现代化警务管理和国安系统而变得更密不透风，当事人昔日只要移居他乡，就能避避风头，但现在全网监视，走到哪儿都难躲摄像头的“鹰眼”监控。不过，他说，中共这套高压统治虽严密，最终恐招致失民心的反效果。
曾建元说:“你用敌视的方式，其实是让你所认为的国家敌人、阶级敌人继续复制下去，(而)国家孤立他们(维权人士)的手段让他对于这个国家产生疏离感。这样的做法其实是非常非常愚蠢，也在不断地为自己制造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