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30日身穿防护服的武汉殡葬工作人员为同事消毒。
华盛顿 —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4月17日大幅上调了该市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字，从原来的2579例，增至3869例，上修幅度高达50%，核增确诊病数为325例，累计50333例。但即便如此，这一数字仍被认为是严重少报，与美国学者和观察人士的保守估计相去甚远。在武汉上修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字前，中国官方公布的累计确诊病例为8万3406，累计死亡病例为3346。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一名不具名的负责人对新华社表示，“疫情早期，由于收治能力不足、少数医疗机构未能及时与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对接，医院超负荷运转，医务人员忙于救治，客观上存在迟报、漏报、误报现象。”该指挥部发布的通知还提到，在疫情早期病人激增，医院收治能力不足，导致有些患者未能入院治疗，在家中病亡。
华尔街日报4月9日的一篇报道以两项研究为依据，称武汉在2月份的累计感染人数就已经超过12.5万。其中一项研究由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研究指出，中国当局先后六次更改新冠肺炎的诊断标准，包括2月4日突然放松诊断标准，导致确诊病例激增。当时，中共刚刚撤换了湖北省委书记。
另外一项研究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林希虹与其他人合作进行。研究估计，截至2月18日，武汉的累计确诊病例为12万5959例。
“改变中国”网站(ChinaChange.org)主编曹雅学根据武汉一家殡仪馆的一纸通知和现有的公开数据进行推算，得出武汉整个疫情期间，即12月1日首个确诊病例出现至3月23日疫情得到控制、武汉七个殡仪馆重新对公众开放，武汉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规模在40万至60万之间，死亡人数在2万2000至3万之间。
曹雅学以1月23日武汉“封城”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在1月23日至3月23日之间是没人能够领取骨灰的，”曹雅学对美国之音说，“武昌殡仪馆是武汉第二大殡仪馆，它正好有这样一个说明，说‘我们尽量每天发500（份骨灰），争取在清明节前发完。”
按武昌殡仪馆从3月23日至4月4日（清明节）12天时间、每天发放500份骨灰计算，该殡仪馆累计发放了约6000份骨灰，即1月23日至3月23日的60天期间内，共火化了约6000具遗体。考虑到武昌殡仪馆共有15座火化炉，即每个火化炉平均火化400具遗体。按此计算，武汉市的84座火化炉在这60天里共火化了33600具遗体。再减去武汉市的正常死亡人数，曹雅学得出1月23日至3月23日武汉市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约为22540人。
曹雅学表示，由于12月1日至1月22日这段时期缺乏有效参照数据，因此只能大概估计。“可能是几百到几千，我们不知道，”她说，“这样下来我就估了一下，应该是两万到三万之间。”如果按照财新网武汉新冠肺炎5%的死亡率来计算的话，武汉的实际感染人数大概在40万到60万人之间。
从今年3月份开始，多个国家的新冠确诊病例数量便相继超过了中国官方公布的确诊病例数字，但西方国家政府和民间普遍对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持怀疑态度。
《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网站4月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公布的确诊病例数字与政治事件存在一定联系。文章说，中国的病例数字有两大特点，一是起伏不定，二是疫情的发展往往与政府官员的重要决定有关。在中国九个疫情严重的省份中，发生过15次新发病例一天内跳升20%以上的情况，但随后又迅速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在这15次疫情高峰时，有三分之二似乎是在省级官员被解职或其他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后一天内发生的。
以本次中国疫情的重灾区湖北为例，2月9日湖北新增确诊病例增加了27%，但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新病例分别下降了20%和22%。随后在2月12日，新增病例猛增了742%，达到近14000例，但随后又大幅回落。中国官方的说法是政府修改了统计病例的标准，但仅一周后中国当局便推翻了修改后的统计方法。在2月12日湖北病例激增之际，正值中共撤换了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党委书记。
其他省份的新增确诊病例的激增似乎也与人事变动或政策公布相关联。1月27日，浙江省官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335家诊疗机构和一家拥有1000张床位的医院的开设情况。第二天，浙江新增病例就增加了近两倍，达到123个，但随后几天便急剧下降。2月20日，山东省政府罢免了省司法厅厅长的职务。同一天，山东某监狱的新冠病例就从两例猛增到200，但第二天又立即恢复到新增两例。
《经济学人》的文章还发现，在2月3日那一天，中国所有疫情规模较大的省份都出现了新增病例的大幅增长，平均增幅为35%。这是整个疫情期间唯一一次出现发生了这种情况。两个星期后发现，原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月3日那天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讲话，要求各地各部门在抗击疫情时要正视现有问题，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美国情报界自2月初以来就一直警告白宫，称中国严重少报了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并且根据美国对新冠肺炎的预测模型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统计数字不值得信任。彭博社(Bloomberg)4月初曾报道说，美国中情局(CIA)在提交给白宫的一份机密报告中说，中国隐瞒了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少报了总病例数和死亡数字。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常驻学者史剑道(Derek Scisors)根据从中国官媒披露的数据，用已知的新冠病毒最低感染率，通过人口流动最短的天数，“保守”推算出中国实际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可能高达290万。如果的确如此，这意味中国虚报的病例数量比世界其他国家实报的病例数总和还多。
这一数字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从一组科学顾问那里得到的数字相符。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说，约翰逊的科学顾问警告说，中国官方宣布的新冠病例数量可能被少报了15到40倍。
Media Manipulation Monitor (M3) 4月15日发布的报告根据对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进行分析得出中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约为14万2千的结论，比4月17日武汉上修死亡病例数字前的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的高40倍。
这份报告说，在疫情最严重的2月3日至9日这一周，M3的数据显示，有大约6万5000人在那个星期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而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仅为1000人。
《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说，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虚报和少报已导致各国误判局势，引发这一致命疾病的全球大流行。她表示，中国的做法违反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全体成员国2005年达成的《国际卫生条例》。
该条例第六条规定，“每个缔约国应当以现有最有效的通讯方式通过《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在评估公共卫生信息后24小时内向世卫组织通报在本国领土内发生、并按决策文件有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情况的所有事件，以及为应对这些事件所采取的任何卫生措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4月15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Fox News)采访时表示，世界正在为中国的信息不透明付出沉重代价。“它（中国政府）需要解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更广泛地公布这些信息。我们本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世界本该迅速做出反应。”他说。
2020年1月30日身穿防护服的武汉殡葬工作人员为同事消毒。
华盛顿 —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4月17日大幅上调了该市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字，从原来的2579例，增至3869例，上修幅度高达50%，核增确诊病数为325例，累计50333例。但即便如此，这一数字仍被认为是严重少报，与美国学者和观察人士的保守估计相去甚远。在武汉上修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字前，中国官方公布的累计确诊病例为8万3406，累计死亡病例为3346。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一名不具名的负责人对新华社表示，“疫情早期，由于收治能力不足、少数医疗机构未能及时与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对接，医院超负荷运转，医务人员忙于救治，客观上存在迟报、漏报、误报现象。”该指挥部发布的通知还提到，在疫情早期病人激增，医院收治能力不足，导致有些患者未能入院治疗，在家中病亡。
华尔街日报4月9日的一篇报道以两项研究为依据，称武汉在2月份的累计感染人数就已经超过12.5万。其中一项研究由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研究指出，中国当局先后六次更改新冠肺炎的诊断标准，包括2月4日突然放松诊断标准，导致确诊病例激增。当时，中共刚刚撤换了湖北省委书记。
另外一项研究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林希虹与其他人合作进行。研究估计，截至2月18日，武汉的累计确诊病例为12万5959例。
“改变中国”网站(ChinaChange.org)主编曹雅学根据武汉一家殡仪馆的一纸通知和现有的公开数据进行推算，得出武汉整个疫情期间，即12月1日首个确诊病例出现至3月23日疫情得到控制、武汉七个殡仪馆重新对公众开放，武汉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规模在40万至60万之间，死亡人数在2万2000至3万之间。
曹雅学以1月23日武汉“封城”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在1月23日至3月23日之间是没人能够领取骨灰的，”曹雅学对美国之音说，“武昌殡仪馆是武汉第二大殡仪馆，它正好有这样一个说明，说‘我们尽量每天发500（份骨灰），争取在清明节前发完。”
按武昌殡仪馆从3月23日至4月4日（清明节）12天时间、每天发放500份骨灰计算，该殡仪馆累计发放了约6000份骨灰，即1月23日至3月23日的60天期间内，共火化了约6000具遗体。考虑到武昌殡仪馆共有15座火化炉，即每个火化炉平均火化400具遗体。按此计算，武汉市的84座火化炉在这60天里共火化了33600具遗体。再减去武汉市的正常死亡人数，曹雅学得出1月23日至3月23日武汉市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约为22540人。
曹雅学表示，由于12月1日至1月22日这段时期缺乏有效参照数据，因此只能大概估计。“可能是几百到几千，我们不知道，”她说，“这样下来我就估了一下，应该是两万到三万之间。”如果按照财新网武汉新冠肺炎5%的死亡率来计算的话，武汉的实际感染人数大概在40万到60万人之间。
从今年3月份开始，多个国家的新冠确诊病例数量便相继超过了中国官方公布的确诊病例数字，但西方国家政府和民间普遍对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持怀疑态度。
《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网站4月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公布的确诊病例数字与政治事件存在一定联系。文章说，中国的病例数字有两大特点，一是起伏不定，二是疫情的发展往往与政府官员的重要决定有关。在中国九个疫情严重的省份中，发生过15次新发病例一天内跳升20%以上的情况，但随后又迅速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在这15次疫情高峰时，有三分之二似乎是在省级官员被解职或其他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后一天内发生的。
以本次中国疫情的重灾区湖北为例，2月9日湖北新增确诊病例增加了27%，但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新病例分别下降了20%和22%。随后在2月12日，新增病例猛增了742%，达到近14000例，但随后又大幅回落。中国官方的说法是政府修改了统计病例的标准，但仅一周后中国当局便推翻了修改后的统计方法。在2月12日湖北病例激增之际，正值中共撤换了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党委书记。
其他省份的新增确诊病例的激增似乎也与人事变动或政策公布相关联。1月27日，浙江省官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335家诊疗机构和一家拥有1000张床位的医院的开设情况。第二天，浙江新增病例就增加了近两倍，达到123个，但随后几天便急剧下降。2月20日，山东省政府罢免了省司法厅厅长的职务。同一天，山东某监狱的新冠病例就从两例猛增到200，但第二天又立即恢复到新增两例。
《经济学人》的文章还发现，在2月3日那一天，中国所有疫情规模较大的省份都出现了新增病例的大幅增长，平均增幅为35%。这是整个疫情期间唯一一次出现发生了这种情况。两个星期后发现，原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月3日那天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讲话，要求各地各部门在抗击疫情时要正视现有问题，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美国情报界自2月初以来就一直警告白宫，称中国严重少报了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并且根据美国对新冠肺炎的预测模型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统计数字不值得信任。彭博社(Bloomberg)4月初曾报道说，美国中情局(CIA)在提交给白宫的一份机密报告中说，中国隐瞒了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少报了总病例数和死亡数字。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常驻学者史剑道(Derek Scisors)根据从中国官媒披露的数据，用已知的新冠病毒最低感染率，通过人口流动最短的天数，“保守”推算出中国实际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可能高达290万。如果的确如此，这意味中国虚报的病例数量比世界其他国家实报的病例数总和还多。
这一数字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从一组科学顾问那里得到的数字相符。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说，约翰逊的科学顾问警告说，中国官方宣布的新冠病例数量可能被少报了15到40倍。
Media Manipulation Monitor (M3) 4月15日发布的报告根据对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进行分析得出中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约为14万2千的结论，比4月17日武汉上修死亡病例数字前的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的高40倍。
这份报告说，在疫情最严重的2月3日至9日这一周，M3的数据显示，有大约6万5000人在那个星期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而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仅为1000人。
《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说，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虚报和少报已导致各国误判局势，引发这一致命疾病的全球大流行。她表示，中国的做法违反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全体成员国2005年达成的《国际卫生条例》。
该条例第六条规定，“每个缔约国应当以现有最有效的通讯方式通过《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在评估公共卫生信息后24小时内向世卫组织通报在本国领土内发生、并按决策文件有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情况的所有事件，以及为应对这些事件所采取的任何卫生措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4月15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Fox News)采访时表示，世界正在为中国的信息不透明付出沉重代价。“它（中国政府）需要解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更广泛地公布这些信息。我们本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世界本该迅速做出反应。”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