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一个报告为何能在当时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洪昭光热”背后，不可忽视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群众基础和社会价值。 2023年3月24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建院老专家、原副院长、原干部保健科主任、著名心血管病专家洪昭光教授因病去世，享年83岁。 与洪昭光相识20余年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孙宁玲教授在“今日头条”个人主页上介绍说，洪昭光曾感染新冠并导致心脏骤停，后在血管中植入支架才挽救了生命。虽然病情逐渐康复，但在近日又感染了重度流感，“连续发高烧不退使原有的病情加重，终究没有撑住而与世长辞”。 洪昭光被誉为是“中国医疗科普的第一人”，实际上，他堪称是“中国第一位医疗大V”。二十一世纪初，由其健康讲座所引发的“洪昭光热”曾席卷神州大地，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民间群众都在竞相购买、传阅他的讲话稿或书籍，各大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出版社也都把目光对准了洪昭光。一时间，他为医学科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 虽然“洪昭光热”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但在这股如井喷一样的热潮中，洪昭光带领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医学走近生活、走近大众后所产生的魅力，也为我们探寻医学科普的前景和出路，提供了一种兼顾科学性、通俗性和实用性的范本。时至今日，讨论其背后的健康传播思想仍不过时。 “洪昭光热”曾席卷中国 从2001年起，一本名为《登上健康快车》的小册子走进了北京人民的视线，并开始以手抄本、复印件等多种形式在民间流传，父母子女、朋友同事之间甚至把它作为礼物相送。 次年，北京出版社集册出版后，热度依旧不减——上市首日，该书销量突破万册，在王府井书店举行的首发式暨作者签名售书活动当天，销量创近10年单日图书销售之最。首印5万册，五天内全部售罄，20天内连续五次重印，印数达到38万册，四个月销量达到43万册，创造了销售奇迹。 这本书的作者，正是北京安贞医院前副院长、时任全国心血管病防治科研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洪昭光，内容为宣传健康生活的新观念。 书籍出版后，洪昭光受到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追逐，知名度也从北京席卷全国。2003年，《中国老年》杂志曾记录了这一盛况。 文章称，当时发放洪昭光的健康讲座讲稿成了干休所为老干部们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内容；很多老同志把单位为他们翻印或购买洪昭光的讲话稿或书籍，当成是最好的福利；某国家级大报的服务部门，甚至也忽略了知识产权等诸多考虑而把洪昭光的讲话稿印发给每一位员工。 在民间，“洪昭光现象”迅速发展为“洪昭光热”，一些数据更具传奇色彩。 2002年9月19日，上海市有关部门举办的“健康科普教育系列展”上，出现了洪昭光的健康格言被“一人抄写、众人传抄”的火爆场面。还有一些中老年男性带着平时很少用的家用摄像机，将洪昭光的健康格言拍了下来。 与此同时，洪昭光的健康讲座内容被手抄笔录、复印和邮件传阅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据《中国老年》杂志不完全统计，仅关于洪昭光的手抄本就有68种之多。新华社2002年8月23日则在一份电文中估算，洪昭光讲话内容被以各种形式抄录、传播的总量或达上百万份。 当时，“洪昭光”三个字已经形成了“注意力经济”，甚至是一个健康教育的品牌。除了《登上健康快车》一书发行逾百万册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由洪昭光健康讲座内容汇编而成的《健康忠告》一书，16天卖出也卖出了15万册。 此后，几十家出版社争先恐后要和洪昭光签订出版协议，从中央机关到居民社区的500多个单位、团体，排队也要邀请他去讲课。而洪昭光也被媒体冠以“健康传道士”的美称，这些健康小册子则被称为“健康圣经"。 一本书、一个报告为何能轰动全国？ 事实上，洪昭光绝非一夜走红，自1983年入职北京安贞医院后，他一直从事心血管疾病领域的临床和研究工作。 上世纪70年代，他与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合作研制了“北京降压0号”及“溃疡合剂”（或称“溃疡1号"）。2004年，在21省市降压药使用调查中，降压0号销量在19省市中名列第一。 到了1980年代，洪昭光教授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莫尼卡方案”、“我国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及流行趋势动态监测”、“1984年全国50万人吸烟调查”、“燕麦降脂作用临床及基础研究”、“北京70万人群脑卒中流行病学研究”等一系列科研项目。 1981年至1983年洪昭光赴美求学期间，预防医学正风靡一时。带着新的想法回到中国后，洪昭光发现，很多人并不需要花几十万元治病，“如果他们知道如何预防，有把握，也许就不会得病了。” 为此，他希望通过健康讲座使大家建立起“二十一世纪健康观念”，即20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40岁以前没有病，80以前不衰老，“轻轻松松一百岁，快快乐乐一辈子”。 在社交媒体充斥着各种健康观念的当下，洪昭光的这一理念算不上很新鲜，但为何一本书、一个报告能在当时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医学界”梳理发现，除了语言风趣和通俗易懂外，“洪昭光热”背后，不可忽视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群众基础和社会价值。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人口结构及疾病的发病与死亡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环境卫生不再是关乎人们生命健康的紧迫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因生活方式改变产生的各种慢性疾病，如肿瘤、糖尿病、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等，这些都呈现低龄化和扩大化的增长趋势。 与此同时，我国的个人医疗费用也在飙升。卫生经济学家李玲曾在“世纪大讲坛”栏目中介绍，到了2000年，我国个人医疗卫生支出占比达到60%，几乎是世界之最。 而洪昭光教授一直秉持的观点是“预防胜过高科技”。他说自己受益最大的学问不是医学而是卫生经济学，即花1元钱去防病，胜于花100元钱去治病。在他看来，我国每年6000亿至7000亿的医药费中，有很大一大部分是可以省下来的。 因此，他查房时习惯和家属沟通交流，他会告诉对方得病原因、如何可以不得病以及怎样做才不会复发等问题。这些和患者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每次都聚拢了一大批人围观，听者们或记录笔记，或整理录音，而后再打印传阅。 由此，洪昭光的讲话文稿逐渐传开，从病房走进了病区，再从医院走向了社会，听众也从患者到中央领导再到普通百姓，场场爆满，形成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此过程中，他有个深切的感悟，“健康教育不是谁想做（就做），而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需求。” 探寻医学科普的出路与前景 相当长的时间里，医学科普被认为是“小儿科”，医学科普作者也有“不务正业”之嫌，而洪昭光教授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刻板观念。 变化首先发生在医学科普形式上。2003年，原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审杨育芬曾发文列举了传统医学科普图书的三大弊端：要么只讲原则，没有具体指导；要么只有空洞的理念没有实践的内容；要么过于重视医学科学的严谨性，结果是老百姓读不懂，医务人员觉得简单。 “这就导致医学科普图书内容相似、形式相近、千篇一律，其结果自然是无法深入到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中去。”杨育芬认为，这样的医学科普图书不可避免地要落入盲点。 “健康快车”系列图书发表后，她发现，医学科普书变得更贴近读者了，例如在食疗方面，会具体到原料配比、制作方法、吃法和功效等细节，并开始向个性化发展，因此她把“洪昭光热”的出现称作“为医学科普扫除了盲点”。 洪昭光也提到过这一变化，他认为自己所使用的预防医学科普模式就像一台“傻瓜相机”，“其他专家也给人们提供健康建议，但他们谈论‘克和卡路里’，这对公众来说太复杂。人们不需要有很多镜头的好相机，他们需要一些简单的东西，可以方便使用。” 除了形式外，洪昭光更接近于创造了医学科普行业。“他是一位医生，同时也是健康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所做的工作不仅仅增进了公众对医学的认知，还促进了一些临床治疗观念的改变。”孙宁玲告诉“医学界”。 孙宁玲回忆说，当时，我国几乎没有面向公众的医学科普，洪昭光最早意识到“面对面”医患沟通的局限性后，把医疗知识整理成书籍，开始四处宣讲。“虽然在具体怎么‘治病’方面讲得不多，但传递了一种科学精神，首次试图让公众正确认知疾病。” 不仅如此，孙宁玲认为，洪昭光教授关于医学科普的思想是超前的，并且首次将专业的医学知识“去精英化”和“去象牙塔化”。某种程度上，这也为当下自媒体上面向大众的医学信息传播，提供了雏形。 洪昭光教授也带动了更多人加入医学科普事业。一方面，他认为与看几个病人相比，专家做健康教育所产生的社会贡献更大，因此积极鼓励医务人员投身这一工作。另一方面，他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医生们证明，做医学科普不仅对患者有益，还能带来广泛的经济效益。 孙宁玲告诉“医学界”，洪昭光教授正是她的“科普启蒙老师”。“我做类似科普教育时，也是拿着提纲找洪教授帮忙修改，他告诉我哪句话应该怎么讲，哪句话不适合这么表达，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讨论“洪昭光热”时，河北省人民医院王淑芳有着更为长远的思考。2007年，她曾在期刊《医学与哲学》中撰文指出，其社会价值不仅仅是推动医学科普走向社会这么简单，同时有着倡导健康、和谐社会等多重意义。 “确切地讲，洪昭光教授以21世纪人类健康为本，推崇科学，通过医学科学讲座搭起了一座政府与百姓、专家与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提升并充分发挥了医学科普的社会价值。”王淑芳认为，这不仅让医学科普引起了大众重视，也为探寻医学科普的前景和出路提供了范本。
一本书、一个报告为何能在当时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洪昭光热”背后，不可忽视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群众基础和社会价值。
“洪昭光热”曾席卷中国
2023年3月24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建院老专家、原副院长、原干部保健科主任、著名心血管病专家洪昭光教授因病去世，享年83岁。
与洪昭光相识20余年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孙宁玲教授在“今日头条”个人主页上介绍说，洪昭光曾感染新冠并导致心脏骤停，后在血管中植入支架才挽救了生命。虽然病情逐渐康复，但在近日又感染了重度流感，“连续发高烧不退使原有的病情加重，终究没有撑住而与世长辞”。
洪昭光被誉为是“中国医疗科普的第一人”，实际上，他堪称是“中国第一位医疗大V”。二十一世纪初，由其健康讲座所引发的“洪昭光热”曾席卷神州大地，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民间群众都在竞相购买、传阅他的讲话稿或书籍，各大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出版社也都把目光对准了洪昭光。一时间，他为医学科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
虽然“洪昭光热”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但在这股如井喷一样的热潮中，洪昭光带领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医学走近生活、走近大众后所产生的魅力，也为我们探寻医学科普的前景和出路，提供了一种兼顾科学性、通俗性和实用性的范本。时至今日，讨论其背后的健康传播思想仍不过时。
从2001年起，一本名为《登上健康快车》的小册子走进了北京人民的视线，并开始以手抄本、复印件等多种形式在民间流传，父母子女、朋友同事之间甚至把它作为礼物相送。
次年，北京出版社集册出版后，热度依旧不减——上市首日，该书销量突破万册，在王府井书店举行的首发式暨作者签名售书活动当天，销量创近10年单日图书销售之最。首印5万册，五天内全部售罄，20天内连续五次重印，印数达到38万册，四个月销量达到43万册，创造了销售奇迹。
这本书的作者，正是北京安贞医院前副院长、时任全国心血管病防治科研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洪昭光，内容为宣传健康生活的新观念。
书籍出版后，洪昭光受到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追逐，知名度也从北京席卷全国。2003年，《中国老年》杂志曾记录了这一盛况。
文章称，当时发放洪昭光的健康讲座讲稿成了干休所为老干部们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内容；很多老同志把单位为他们翻印或购买洪昭光的讲话稿或书籍，当成是最好的福利；某国家级大报的服务部门，甚至也忽略了知识产权等诸多考虑而把洪昭光的讲话稿印发给每一位员工。
在民间，“洪昭光现象”迅速发展为“洪昭光热”，一些数据更具传奇色彩。
2002年9月19日，上海市有关部门举办的“健康科普教育系列展”上，出现了洪昭光的健康格言被“一人抄写、众人传抄”的火爆场面。还有一些中老年男性带着平时很少用的家用摄像机，将洪昭光的健康格言拍了下来。
与此同时，洪昭光的健康讲座内容被手抄笔录、复印和邮件传阅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据《中国老年》杂志不完全统计，仅关于洪昭光的手抄本就有68种之多。新华社2002年8月23日则在一份电文中估算，洪昭光讲话内容被以各种形式抄录、传播的总量或达上百万份。
当时，“洪昭光”三个字已经形成了“注意力经济”，甚至是一个健康教育的品牌。除了《登上健康快车》一书发行逾百万册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由洪昭光健康讲座内容汇编而成的《健康忠告》一书，16天卖出也卖出了15万册。
此后，几十家出版社争先恐后要和洪昭光签订出版协议，从中央机关到居民社区的500多个单位、团体，排队也要邀请他去讲课。而洪昭光也被媒体冠以“健康传道士”的美称，这些健康小册子则被称为“健康圣经"。
一本书、一个报告为何能轰动全国？
事实上，洪昭光绝非一夜走红，自1983年入职北京安贞医院后，他一直从事心血管疾病领域的临床和研究工作。
上世纪70年代，他与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合作研制了“北京降压0号”及“溃疡合剂”（或称“溃疡1号"）。2004年，在21省市降压药使用调查中，降压0号销量在19省市中名列第一。
到了1980年代，洪昭光教授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莫尼卡方案”、“我国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及流行趋势动态监测”、“1984年全国50万人吸烟调查”、“燕麦降脂作用临床及基础研究”、“北京70万人群脑卒中流行病学研究”等一系列科研项目。
1981年至1983年洪昭光赴美求学期间，预防医学正风靡一时。带着新的想法回到中国后，洪昭光发现，很多人并不需要花几十万元治病，“如果他们知道如何预防，有把握，也许就不会得病了。”
为此，他希望通过健康讲座使大家建立起“二十一世纪健康观念”，即20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40岁以前没有病，80以前不衰老，“轻轻松松一百岁，快快乐乐一辈子”。
在社交媒体充斥着各种健康观念的当下，洪昭光的这一理念算不上很新鲜，但为何一本书、一个报告能在当时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医学界”梳理发现，除了语言风趣和通俗易懂外，“洪昭光热”背后，不可忽视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群众基础和社会价值。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人口结构及疾病的发病与死亡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环境卫生不再是关乎人们生命健康的紧迫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因生活方式改变产生的各种慢性疾病，如肿瘤、糖尿病、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等，这些都呈现低龄化和扩大化的增长趋势。
与此同时，我国的个人医疗费用也在飙升。卫生经济学家李玲曾在“世纪大讲坛”栏目中介绍，到了2000年，我国个人医疗卫生支出占比达到60%，几乎是世界之最。
而洪昭光教授一直秉持的观点是“预防胜过高科技”。他说自己受益最大的学问不是医学而是卫生经济学，即花1元钱去防病，胜于花100元钱去治病。在他看来，我国每年6000亿至7000亿的医药费中，有很大一大部分是可以省下来的。
因此，他查房时习惯和家属沟通交流，他会告诉对方得病原因、如何可以不得病以及怎样做才不会复发等问题。这些和患者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每次都聚拢了一大批人围观，听者们或记录笔记，或整理录音，而后再打印传阅。
由此，洪昭光的讲话文稿逐渐传开，从病房走进了病区，再从医院走向了社会，听众也从患者到中央领导再到普通百姓，场场爆满，形成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此过程中，他有个深切的感悟，“健康教育不是谁想做（就做），而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需求。”
探寻医学科普的出路与前景
相当长的时间里，医学科普被认为是“小儿科”，医学科普作者也有“不务正业”之嫌，而洪昭光教授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刻板观念。
变化首先发生在医学科普形式上。2003年，原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审杨育芬曾发文列举了传统医学科普图书的三大弊端：要么只讲原则，没有具体指导；要么只有空洞的理念没有实践的内容；要么过于重视医学科学的严谨性，结果是老百姓读不懂，医务人员觉得简单。
“这就导致医学科普图书内容相似、形式相近、千篇一律，其结果自然是无法深入到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中去。”杨育芬认为，这样的医学科普图书不可避免地要落入盲点。
“健康快车”系列图书发表后，她发现，医学科普书变得更贴近读者了，例如在食疗方面，会具体到原料配比、制作方法、吃法和功效等细节，并开始向个性化发展，因此她把“洪昭光热”的出现称作“为医学科普扫除了盲点”。
洪昭光也提到过这一变化，他认为自己所使用的预防医学科普模式就像一台“傻瓜相机”，“其他专家也给人们提供健康建议，但他们谈论‘克和卡路里’，这对公众来说太复杂。人们不需要有很多镜头的好相机，他们需要一些简单的东西，可以方便使用。”
除了形式外，洪昭光更接近于创造了医学科普行业。“他是一位医生，同时也是健康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所做的工作不仅仅增进了公众对医学的认知，还促进了一些临床治疗观念的改变。”孙宁玲告诉“医学界”。
孙宁玲回忆说，当时，我国几乎没有面向公众的医学科普，洪昭光最早意识到“面对面”医患沟通的局限性后，把医疗知识整理成书籍，开始四处宣讲。“虽然在具体怎么‘治病’方面讲得不多，但传递了一种科学精神，首次试图让公众正确认知疾病。”
不仅如此，孙宁玲认为，洪昭光教授关于医学科普的思想是超前的，并且首次将专业的医学知识“去精英化”和“去象牙塔化”。某种程度上，这也为当下自媒体上面向大众的医学信息传播，提供了雏形。
洪昭光教授也带动了更多人加入医学科普事业。一方面，他认为与看几个病人相比，专家做健康教育所产生的社会贡献更大，因此积极鼓励医务人员投身这一工作。另一方面，他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医生们证明，做医学科普不仅对患者有益，还能带来广泛的经济效益。
孙宁玲告诉“医学界”，洪昭光教授正是她的“科普启蒙老师”。“我做类似科普教育时，也是拿着提纲找洪教授帮忙修改，他告诉我哪句话应该怎么讲，哪句话不适合这么表达，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讨论“洪昭光热”时，河北省人民医院王淑芳有着更为长远的思考。2007年，她曾在期刊《医学与哲学》中撰文指出，其社会价值不仅仅是推动医学科普走向社会这么简单，同时有着倡导健康、和谐社会等多重意义。
“确切地讲，洪昭光教授以21世纪人类健康为本，推崇科学，通过医学科学讲座搭起了一座政府与百姓、专家与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提升并充分发挥了医学科普的社会价值。”王淑芳认为，这不仅让医学科普引起了大众重视，也为探寻医学科普的前景和出路提供了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