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抱团养老停止了。”近日，82岁的朱荣林给记者发来微信。朱荣林是杭州“抱团养老”的发起人。从2017年起，他和老伴王桂芬邀请其他老人到自己家的农家小别墅里结伴养老，开启了风风火火的抱团养老实验。70岁的蒋一纯曾是这场实验里的核心成员。2020年初，蒋一纯因身体原因搬离别墅，但仍留下了一部分行李，为的是以后再回来。没想到，2020年新冠疫情来势汹汹，抱团养老也按下暂停键。到了2020年5月，抱团养老短暂重启，但很快，随着老人们的相继离开，再度停摆。两年多过去，没有新的老人来，团组不起来了，就连一向乐观的蒋一纯也觉得：“想要再次重启，确实很难了。”
“放不下”是难免的
9月9日上午，记者重访朱荣林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长命桥港东村的家中时，发现大门敞开，屋内空无一人，偌大的别墅冷冷清清，少了以前的热闹与温馨。翠绿的藤蔓爬满墙头，还开出了一簇簇红色的小花；院子里的草木茁壮生长，枝繁叶茂中透露出无人打理的迹象。附近的邻居告诉记者，朱荣林和王桂芬刚从湖州安吉度假回来，可能暂时走开了。
因为抱团养老，朱荣林出了名，几乎家家户户都知道“港东村有个抱团养老的朱老师”。之前，还有村民找朱荣林讨经验——村里各家房子都大，闲置房间也多，索性都来做抱团养老，做成“养老村”。关于“养老村”的倡议，还在村委开会时被公开讨论过。不过，疫情影响下，抱团养老的声音小下去了，有村民直言顾虑：“养老院都封闭管理了，如果再办抱团养老，全国各地的老人过来，风险也太大了。”
朱荣林家的农家小别墅，如今冷冷清清。 朱凌君摄
朱荣林也想放弃了。他是抱团养老的发起人，也是公认的灵魂人物。年纪跨过80岁后，朱荣林觉得身体和精力都“有些跟不上了”。采访期间，他反复向记者提到自己几年来“压力重”“力不从心”。他给记者举例子，他眼睛不好，看手机很难看清具体内容；胃口不好，吃不多；睡眠也不好，不管多晚睡，凌晨两三点就醒来……此前，蒋一纯曾多次找他探讨过重启抱团养老的话题，他显得意兴阑珊：“我现在就想打打麻将看看书。即便再要办，要负责我也吃不消了。”
以前，朱荣林总爱念叨“走一步看一步”，要看看接下来还有没有人气，看大家愿不愿意报名。“我们抱团养老走到今天，很多事情都是一边做一边改进。要是有人愿意参加，就再快快乐乐搞几年，要是没人了也无所谓。”朱荣林看似坦然，情绪有些低落，这两年，小别墅里的笑声，明显少了，“房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也开心不起来。”王桂芬说。
“放不下”是难免的。比如，王桂芬对最初抱团养老的经过记得清楚真切：“一开始连我们共5对夫妻，后来再加入荷花、向阳花、老蒋他们一对……原先一起抱团养老过的，前后总共加起来近30个人。巅峰时期，是13个人一起住。”蒋一纯有个“宝贝”文件夹，里面整齐细致地收集了媒体报道、照片，以及老人们签的协议和每月的账单等资料。和记者聊天时，他们的话头总是不自觉地转向回忆之前抱团养老的故事。
好在，朱荣林一直跟参加过抱团养老的老人们保持着联系。前不久，朱荣林老两口去安吉度假，便是应了之前抱团养老的一对老人的邀约。蒋一纯和其他老人们，有时也会回来看看。每当那时，朱荣林会觉得，像是回到了以前抱团养老的时候，有种大家庭聚会的恍惚感。
探索新的方式
2019年，记者初到杭州采访时，曾追问抱团养老有什么好处？菜好吃、房租便宜或者有人打麻将，都是答案。唯独蒋一纯不一样。他告诉记者，他想把这里的经验和故事传递给更多人，“要把抱团养老做成事业”。
相关报道刊发后，有老人专程写信给他，提出也想组织抱团养老。他得知后，一路开车赶到上海崇明实地考察，还和对方相谈甚欢。这两年，他也没闲着，风风火火地组织起老友们进行旅游式的抱团养老。他给记者看最近的行程，整个9月被安排得满满当当：8月31日去安徽宁国度假，9月5日回到杭州休整，8日去苏州西山岛度假过中秋，12日回家休息后，15日去宁波象山石浦镇品尝海鲜，9月底计划去山东自驾游。
蒋一纯坚持认为，从杭州的实践来看，抱团养老模式是可行的，但在细节上还需要优化。“比如，像同事朋友这种熟人间的抱团养老是最理想的模式。如果是陌生人抱团，最好也提前互相有一些基础的了解。这样可以减少矛盾，有助于比较长久维持。”蒋一纯认为，抱团的形式应该更灵活，不必局限在一个房子里，可能有一些“临时成团”的出游等活动。
看起来很美，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学者殷骏指出，目前抱团养老的症结可能在于缺乏约束，高兴就在一起过，不高兴就散伙，随意性很大。“抱团养老的前提是一起生活，但天天住在一起，任何生活细节都有可能会引发矛盾，从而导致散伙。抱团养老不是联谊活动，不能仅靠旧情维系，而是需要明确的契约，来厘清界限、分清职责。”殷骏说。
从长远看，抱团养老要想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模式，需要多方共同的努力。比如，在相关养老模式较为成熟的瑞典等国家，一群人想要抱团养老需要经过一套完整的流程规则，房子的注册、选址、物业、建设都必须在政府监管下完成，还要有专门的机构对入住的人进行评估。此外，抱团养老也可以和社区服务相结合。殷骏表示，地方有关部门、社区对抱团养老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予以支持、提供服务；社区工作者应尝试概括、总结出一套可行的规范、协议模式，供老人们参考使用。
“我们抱团养老停止了。”近日，82岁的朱荣林给记者发来微信。朱荣林是杭州“抱团养老”的发起人。从2017年起，他和老伴王桂芬邀请其他老人到自己家的农家小别墅里结伴养老，开启了风风火火的抱团养老实验。70岁的蒋一纯曾是这场实验里的核心成员。2020年初，蒋一纯因身体原因搬离别墅，但仍留下了一部分行李，为的是以后再回来。没想到，2020年新冠疫情来势汹汹，抱团养老也按下暂停键。到了2020年5月，抱团养老短暂重启，但很快，随着老人们的相继离开，再度停摆。两年多过去，没有新的老人来，团组不起来了，就连一向乐观的蒋一纯也觉得：“想要再次重启，确实很难了。”
“放不下”是难免的
9月9日上午，记者重访朱荣林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长命桥港东村的家中时，发现大门敞开，屋内空无一人，偌大的别墅冷冷清清，少了以前的热闹与温馨。翠绿的藤蔓爬满墙头，还开出了一簇簇红色的小花；院子里的草木茁壮生长，枝繁叶茂中透露出无人打理的迹象。附近的邻居告诉记者，朱荣林和王桂芬刚从湖州安吉度假回来，可能暂时走开了。
因为抱团养老，朱荣林出了名，几乎家家户户都知道“港东村有个抱团养老的朱老师”。之前，还有村民找朱荣林讨经验——村里各家房子都大，闲置房间也多，索性都来做抱团养老，做成“养老村”。关于“养老村”的倡议，还在村委开会时被公开讨论过。不过，疫情影响下，抱团养老的声音小下去了，有村民直言顾虑：“养老院都封闭管理了，如果再办抱团养老，全国各地的老人过来，风险也太大了。”
朱荣林家的农家小别墅，如今冷冷清清。 朱凌君摄
朱荣林也想放弃了。他是抱团养老的发起人，也是公认的灵魂人物。年纪跨过80岁后，朱荣林觉得身体和精力都“有些跟不上了”。采访期间，他反复向记者提到自己几年来“压力重”“力不从心”。他给记者举例子，他眼睛不好，看手机很难看清具体内容；胃口不好，吃不多；睡眠也不好，不管多晚睡，凌晨两三点就醒来……此前，蒋一纯曾多次找他探讨过重启抱团养老的话题，他显得意兴阑珊：“我现在就想打打麻将看看书。即便再要办，要负责我也吃不消了。”
以前，朱荣林总爱念叨“走一步看一步”，要看看接下来还有没有人气，看大家愿不愿意报名。“我们抱团养老走到今天，很多事情都是一边做一边改进。要是有人愿意参加，就再快快乐乐搞几年，要是没人了也无所谓。”朱荣林看似坦然，情绪有些低落，这两年，小别墅里的笑声，明显少了，“房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也开心不起来。”王桂芬说。
“放不下”是难免的。比如，王桂芬对最初抱团养老的经过记得清楚真切：“一开始连我们共5对夫妻，后来再加入荷花、向阳花、老蒋他们一对……原先一起抱团养老过的，前后总共加起来近30个人。巅峰时期，是13个人一起住。”蒋一纯有个“宝贝”文件夹，里面整齐细致地收集了媒体报道、照片，以及老人们签的协议和每月的账单等资料。和记者聊天时，他们的话头总是不自觉地转向回忆之前抱团养老的故事。
好在，朱荣林一直跟参加过抱团养老的老人们保持着联系。前不久，朱荣林老两口去安吉度假，便是应了之前抱团养老的一对老人的邀约。蒋一纯和其他老人们，有时也会回来看看。每当那时，朱荣林会觉得，像是回到了以前抱团养老的时候，有种大家庭聚会的恍惚感。
探索新的方式
2019年，记者初到杭州采访时，曾追问抱团养老有什么好处？菜好吃、房租便宜或者有人打麻将，都是答案。唯独蒋一纯不一样。他告诉记者，他想把这里的经验和故事传递给更多人，“要把抱团养老做成事业”。
相关报道刊发后，有老人专程写信给他，提出也想组织抱团养老。他得知后，一路开车赶到上海崇明实地考察，还和对方相谈甚欢。这两年，他也没闲着，风风火火地组织起老友们进行旅游式的抱团养老。他给记者看最近的行程，整个9月被安排得满满当当：8月31日去安徽宁国度假，9月5日回到杭州休整，8日去苏州西山岛度假过中秋，12日回家休息后，15日去宁波象山石浦镇品尝海鲜，9月底计划去山东自驾游。
蒋一纯坚持认为，从杭州的实践来看，抱团养老模式是可行的，但在细节上还需要优化。“比如，像同事朋友这种熟人间的抱团养老是最理想的模式。如果是陌生人抱团，最好也提前互相有一些基础的了解。这样可以减少矛盾，有助于比较长久维持。”蒋一纯认为，抱团的形式应该更灵活，不必局限在一个房子里，可能有一些“临时成团”的出游等活动。
看起来很美，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学者殷骏指出，目前抱团养老的症结可能在于缺乏约束，高兴就在一起过，不高兴就散伙，随意性很大。“抱团养老的前提是一起生活，但天天住在一起，任何生活细节都有可能会引发矛盾，从而导致散伙。抱团养老不是联谊活动，不能仅靠旧情维系，而是需要明确的契约，来厘清界限、分清职责。”殷骏说。
从长远看，抱团养老要想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模式，需要多方共同的努力。比如，在相关养老模式较为成熟的瑞典等国家，一群人想要抱团养老需要经过一套完整的流程规则，房子的注册、选址、物业、建设都必须在政府监管下完成，还要有专门的机构对入住的人进行评估。此外，抱团养老也可以和社区服务相结合。殷骏表示，地方有关部门、社区对抱团养老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予以支持、提供服务；社区工作者应尝试概括、总结出一套可行的规范、协议模式，供老人们参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