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中村握手楼里，声音尤其会被放大。早上四点，环卫工扫帚准时摩擦过地面，易拉罐磕碰被压扁，车轮硌着凹凸不平的水泥地，倏地驶过浅水洼——广州白云区黄边村处在城市边缘一隅，1.3平方公里的面积密集分布着出租屋、小商铺和老旧厂房。这里东接广州设计之都核心区，四周不乏边界分明的居民住宅区，在广州数轮扩张与更新的剧烈变动中，暂时得以喘息。
流动从来是这里的常态，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暂时停留在这样的握手楼中，潮湿、光线灰暗，电线在头顶交缠密布，他们在这里辗转生存。
24岁的纪怡楠读美术教育专业，有着木雕、纸艺、玻璃和陶瓷等手艺，受广东时代美术馆之托，去年8月起，作为“驻村艺术家”，她在黄边村经营了近两个月“黄边万事屋”。小铺面的卷闸门对外敞开，这里既能看星盘、教画画、刻版画、做手工，也承接各种“委托”，欢迎到访者交换分享心事。
艺术装点的万事屋安置在黄边村握手楼深巷中，在昏暗和潮湿中显得天真扎眼。“学画画居然不收费，那你是不是要卖课啊？”但在同访客们的长聊中，在礼物与心意的交换珍藏中，人们开始互相包容并彼此看见。
纪怡楠观察到，村民或许对艺术概念有些模糊、觉得离自己很远，但自身丰富的生活经验，早就帮他们在无意识中与艺术建立了联系。更何况，美术馆承担着一定的公共教育责任，“这些都是他们可以接触和利用的资源。”
今年4月，万事屋成果展迎来闭幕。越过被疫情困住的冬季，打捞起流散在夏天的点滴际遇，“整个空间就是一个作品。”
以下是万事屋主理人纪怡楠的口述，部分内容由她的同事菓子补充。
访客
去年7月，我来广东时代美术馆做志愿者，这座美术馆就镶嵌在城中村居民楼里。他们刚好在筹备黄边艺术驻村项目，就问我有没有兴趣。
走进社区、通过不同艺术形式和当地人建立联系，这类活动对我来说不算陌生。后来8月初，黄边村万事屋开张营业，我索性就承接起教画画、做木雕或版画手工、看星盘和拍照之类的业务。
万事屋在一楼，门牌号是101，又是时代美术馆租下的，所以这片空间也叫“时代101”。隔壁是黄边情报小站，由美术馆和基金会合作运营的（公共空间），日常是同事菓子在打理。有乐高玩具、绘本阅读区，不时还会举办村游和观影活动，小孩会常去那边玩。
（菓子：情报小站之前做过几期活动，叫“菜市场经济学”。以菜市场为课堂，组织实地游学、绘本精读活动，鼓励亲子陪伴交流。
但最后招募到的基本都不是城中村小孩，都是中产父母，会经常安排孩子上培训班。相比村里的同龄小孩，他们的知识面广得多，还有不符合实际年龄的成熟，提到某个东西会特别快接嘴，还能说出更多相关。
但城中村的父母可能会觉得，参与这些有什么价值？他们对教育的理解，主要还是主流那种，寒窗苦读、考上好大学万事大吉，能找到份好工作赚大钱。）
记得刚来那天，我还在思考空间布局时，万事屋迎来了它的第0位访客——原本打算下午两点正式营业，可中午11点，一个外卖小哥就在外面探头探脑，“你们这里是干什么的？”我介绍完后，他说等闲下来就来这里，想学画画。我们加了联系方式，但后来就再没交集了，所以他算第0位。
后来万事屋正式开张那天，我去晓港花15块钱买了三块布料，简单拼贴后，给睡觉的地方做了遮挡帘。之前睡在上面时，一起床就能和路人对视；万事屋也需要有个咨询台，因为资金紧张，我干脆拿了张折叠桌，在上面摆了自己做的木雕。
我们住在一楼，城中村握手楼潮湿昏暗，巷子里光照不足，一天到晚不走出去，根本不知道几点。门口永远只能看到一道微弱的天光，让人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驻村快两个月，大概只有两天中午，阳光直射进万事屋20多分钟。后来我索性刻了一个绿色窗子，印下来挂在床边。
有天，一个穿着“东北花棉袄”图案T恤的大哥路过，热情地给我们看他的快手账号，叫“西北商道王者歌手，涛哥”，介绍里写的是“唱歌百强、正能量主播”。
涛哥最近刚搬到这边，白天在隔壁小区当保安，晚上就在家里直播唱歌。还说我们想当网红的话，他可以教。聊了会儿他说时间到了，要回家直播了。没多久，就在巷子里听到了他嘹亮的歌声。我一探头，原来他刚好就住万事屋斜对面楼上。
万事屋卷闸门向巷子敞开，人们来来往往，向里边投来好奇的目光，我的身份在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不断切换。
居民们总被这里吸引，但又普遍觉得“学画画居然不收费，那你是不是要卖课？”得到他们的信任还挺难的。
万事屋正对面，住户和我们相隔一条细道，只能供一辆电动车经过，但他们却从没进来瞧过。男主人是外卖员，经常下午一两点回来，吃完饭就熄灯睡觉，下午六点左右再出去工作。
有位建筑行业的大哥，三十多岁，每次路过万事屋，都要在门口张望几眼。有次他注意到我桌子上摆的《山海经》，“我下次来你这里看看。”第五次经过，他一手抱个快递箱子，一边往里打量，“我买了一箱口罩，给你一盒。”我抓起桌上的两颗陈皮糖，作为谢礼递给他。
后来展览开放时，同事菓子邀请大哥一起刻版画，他刻了一张$100。村民对抽象的艺术可能没什么概念，得靠另一套体系去解释，或许他们还觉得艺术太过遥远，但他们会把自身经验和这里构建一种联系：有阿姨路过，看到我在用缝纫机做手工材料，她们之前是工厂女工，用的是工业缝纫机，没用过家用带电子屏的，所以很好奇。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除了画画，万事屋最受欢迎的业务是看星盘。虽然只是半吊子水平，但自从学了星盘后，我很快能和陌生人熟络起来。这更像是个破冰仪式。
访客“烤冷面”来的那天穿一身黑，手提红色塑料袋，一进门说：“我刚把一个5000人的公司干倒闭。”她是东北人，毕业后来广东，20来岁，本科学的是土木工程，现在做对外贸易。她跟我讲她想当脱口秀演员。
她爸爸很喜欢艺术，她六岁时就让她去学画画。“但是画那些结构让我觉得好痛苦，我没办法具象地表达一样东西。”她描述自己像得了心盲症，闭上眼很难想象具体事物的形象，直到十多岁才稍微能理解一些结构。
我说，“我就是学美术教育的，儿童从七到九岁才进入图示期，之后才能理解立体的事物，所以一般都建议初中后再学素描，不然扼杀天性。儿童自由地表达就好了，你可能是遇见了不好的美术教育机构。”
“天啊，要是小时候学画画能遇到你就好了。”
（菓子：有次活动，我们走在路上，刚好碰到村里两个小孩，我们想拉他们进来一起。当时，原本报名的小孩里，有人明显表现出很不爽的样子，还直接说出“乡巴佬”这样的词，其他小孩就在旁边起哄。
我立马制止，好在也有小孩说，“别这样，你这是歧视人家。”其实，小孩子是懂得其中分别的，也懂得哪些语言可以表达不满。）
万事屋原先预计在去年10月举行驻村成果展览，因为疫情封控，一直推迟到了今年1月。
展览算是我们和村民共同完成的，展出的许多文字、绘画和视频作品，都是访客们的交流记录。除此之外，还有驻留期间大家做的版画和其他零碎小作品，分布在各个角落，整个空间就是一个作品。
其中一幅题字和版画刻字都是同一句：“能量流动出去就是爱，能量堵在心里就是情绪。”送我这幅画的姐姐是万事屋的常客，蘑菇头，快40岁，每次来这里都会带自己种的不同水果。
她第一次来万事屋是个冷清的周五，一脸雀跃，说想来画画。她只参加过15元一节的公益绘画课，商场临时摆摊那种，有老师在旁边指导。她之前因抑郁症断断续续住过院，病友笑她的画“丑”、“看不懂”。
色彩在她的画中不会循规蹈矩地出现。她向我展示以前在医院里画的画，油画棒是偷偷带进去的，颜色种类很少，叶子被涂成蓝色和紫色，有些粗砺。
我说，中国的基础美术教育做得并不好，大部分人对画的评判标准还停留在“像不像”上，对很多作品没有欣赏能力，没必要因为别人的批评而懊恼，画画更多是治愈自己。
再来万事屋时，她已经辞掉在快递仓库做打包员的工作。“每天都很累。”她为了减少上厕所次数，不得不减少每天的喝水量。
现在，她在植物园里做餐厅服务员。“本来想应聘宠物店，但他们嫌我年纪太大，很多工作只招35岁以下的。而且我又生病，都不愿意要我。”
其实，她学画画的那种临时摊位，我之前很不屑，想这种都是骗人的。但没想到，这是有些人为数不多接触画画的机会。距万事屋关门还有两天，她最后一次匆忙赶来，送了我那副题有“能量交换”短句的画。
流动的生活
以前，黄边村小孩基本在河边长廊附近的大空地玩，黄边社区也有图书馆和篮球场，但针对儿童的场地和活动几乎没有。手机和短视频软件对他们影响很大，小孩们经常自言自语，嘴里嘟囔着抖音热梗。我问他们版画想刻什么图案，除了小人、乐高、公主、口头禅和课堂，他们还会想刻抖音流行语。
（菓子：城中村的孩子，可能在频繁搬家、转学中更难融入同龄人和本地社会。我接触到的家庭里，除了周边地级市，来自湖南、湖北和四川的尤其多，粤语不通首先是问题。加上外来务工家庭里，父母都忙于生计，对孩子陪伴沟通缺失很常见。
住在隔壁、曾邀请我去吃晚饭的一家，父母做房屋中介，有个二年级男孩和读中班的女孩。之前我们教这个男孩导览，只有妈妈来了。那天我们一起吃完饭，他爸爸和朋友打台球或是打牌去了。他妈妈才说觉得自己“被打压”。之前常来一个妈妈也会说，“老公都不怎么带孩子”，她出来要带一个4岁的、一个还不会说话的。）
去年10月，我从地铁站骑单车回黄边村，因为疫情反复，白云区暂停堂食，路边饮食店清一色贴着告示，路上冷清。走在主干道上，一辆巡逻车载着三个巡警，车上挂着的大喇叭反复播放着“请戴好口罩”，一句粤语，一句普通话。一句粤语，一句普通话。
我看到一个小孩悄悄地扒下口罩，贪婪地舔了一口手里的棒棒糖，又迅速把口罩戴上。
这里本来人口流动就频繁，夏天还蛮有活力，封控结束后，冬天就变得萧瑟，年后村里的人明显少了很多，一些天天路过的熟悉面孔我再也没见过了。
万事屋关门后一段时间，我又重新回到时代101，坐在桌边打字。之前热心的建筑大哥再次路过，又和我打招呼。我很惊讶，下意识说了句：“你又来了。”“我就住这儿。是你又来了啊。”
大哥也会说一些装修工资变低了、还老家房贷压力大、自己的婚恋观什么的。我又想起直播唱歌的涛哥，疫情结束后再也没见过他。后来我离开黄边，听同事说才知道，涛哥刚调回来，不直播唱歌了，又买了把吉他。
万事屋当时的营业时间是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空闲时间，我会在周边四处晃悠。河边长廊旁，有一片大空地，很多人在那跳广场舞，小孩嬉笑打闹。我经常坐在长廊边，看人，看阿姨在河里捞草，游过的鸭子和划过的船。
我觉得这里很多东西是被规划好的。像这些草，以前一直以为是野生的，结果也在规划之内。驻村成果展上，有一件作品是空的塑料鸡蛋包装盒里，每格都有几根剪纸做成的草，被规划得整整齐齐。
我在网上看到过相关文件，未来3到5年里，黄边社区可能面临新一轮改造更新。规划图都做出来了，河边长廊和水塘会保留，社区则升级为现代小区。
这样的变化在大城市很常见，黄边更不会例外。很多大人不在广州做工了，小孩也跟着回老家读书。我会一次次想到那幅画。蘑菇头姐姐来万事屋时，安静地坐在地上，画了一张有红绿灯的画，旁边是黄边的高楼和池塘，远处是夕阳。她说“每次来都是傍晚，我骑着小电驴等红绿灯时，都会看到这样的夕阳。”
我把橙色贴纸贴到了夕阳的位置，这下更像了。
在城中村握手楼里，声音尤其会被放大。早上四点，环卫工扫帚准时摩擦过地面，易拉罐磕碰被压扁，车轮硌着凹凸不平的水泥地，倏地驶过浅水洼——广州白云区黄边村处在城市边缘一隅，1.3平方公里的面积密集分布着出租屋、小商铺和老旧厂房。这里东接广州设计之都核心区，四周不乏边界分明的居民住宅区，在广州数轮扩张与更新的剧烈变动中，暂时得以喘息。
流动从来是这里的常态，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暂时停留在这样的握手楼中，潮湿、光线灰暗，电线在头顶交缠密布，他们在这里辗转生存。
24岁的纪怡楠读美术教育专业，有着木雕、纸艺、玻璃和陶瓷等手艺，受广东时代美术馆之托，去年8月起，作为“驻村艺术家”，她在黄边村经营了近两个月“黄边万事屋”。小铺面的卷闸门对外敞开，这里既能看星盘、教画画、刻版画、做手工，也承接各种“委托”，欢迎到访者交换分享心事。
艺术装点的万事屋安置在黄边村握手楼深巷中，在昏暗和潮湿中显得天真扎眼。“学画画居然不收费，那你是不是要卖课啊？”但在同访客们的长聊中，在礼物与心意的交换珍藏中，人们开始互相包容并彼此看见。
纪怡楠观察到，村民或许对艺术概念有些模糊、觉得离自己很远，但自身丰富的生活经验，早就帮他们在无意识中与艺术建立了联系。更何况，美术馆承担着一定的公共教育责任，“这些都是他们可以接触和利用的资源。”
今年4月，万事屋成果展迎来闭幕。越过被疫情困住的冬季，打捞起流散在夏天的点滴际遇，“整个空间就是一个作品。”
以下是万事屋主理人纪怡楠的口述，部分内容由她的同事菓子补充。
访客
去年7月，我来广东时代美术馆做志愿者，这座美术馆就镶嵌在城中村居民楼里。他们刚好在筹备黄边艺术驻村项目，就问我有没有兴趣。
走进社区、通过不同艺术形式和当地人建立联系，这类活动对我来说不算陌生。后来8月初，黄边村万事屋开张营业，我索性就承接起教画画、做木雕或版画手工、看星盘和拍照之类的业务。
万事屋在一楼，门牌号是101，又是时代美术馆租下的，所以这片空间也叫“时代101”。隔壁是黄边情报小站，由美术馆和基金会合作运营的（公共空间），日常是同事菓子在打理。有乐高玩具、绘本阅读区，不时还会举办村游和观影活动，小孩会常去那边玩。
（菓子：情报小站之前做过几期活动，叫“菜市场经济学”。以菜市场为课堂，组织实地游学、绘本精读活动，鼓励亲子陪伴交流。
但最后招募到的基本都不是城中村小孩，都是中产父母，会经常安排孩子上培训班。相比村里的同龄小孩，他们的知识面广得多，还有不符合实际年龄的成熟，提到某个东西会特别快接嘴，还能说出更多相关。
但城中村的父母可能会觉得，参与这些有什么价值？他们对教育的理解，主要还是主流那种，寒窗苦读、考上好大学万事大吉，能找到份好工作赚大钱。）
记得刚来那天，我还在思考空间布局时，万事屋迎来了它的第0位访客——原本打算下午两点正式营业，可中午11点，一个外卖小哥就在外面探头探脑，“你们这里是干什么的？”我介绍完后，他说等闲下来就来这里，想学画画。我们加了联系方式，但后来就再没交集了，所以他算第0位。
后来万事屋正式开张那天，我去晓港花15块钱买了三块布料，简单拼贴后，给睡觉的地方做了遮挡帘。之前睡在上面时，一起床就能和路人对视；万事屋也需要有个咨询台，因为资金紧张，我干脆拿了张折叠桌，在上面摆了自己做的木雕。
我们住在一楼，城中村握手楼潮湿昏暗，巷子里光照不足，一天到晚不走出去，根本不知道几点。门口永远只能看到一道微弱的天光，让人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驻村快两个月，大概只有两天中午，阳光直射进万事屋20多分钟。后来我索性刻了一个绿色窗子，印下来挂在床边。
有天，一个穿着“东北花棉袄”图案T恤的大哥路过，热情地给我们看他的快手账号，叫“西北商道王者歌手，涛哥”，介绍里写的是“唱歌百强、正能量主播”。
涛哥最近刚搬到这边，白天在隔壁小区当保安，晚上就在家里直播唱歌。还说我们想当网红的话，他可以教。聊了会儿他说时间到了，要回家直播了。没多久，就在巷子里听到了他嘹亮的歌声。我一探头，原来他刚好就住万事屋斜对面楼上。
万事屋卷闸门向巷子敞开，人们来来往往，向里边投来好奇的目光，我的身份在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不断切换。
居民们总被这里吸引，但又普遍觉得“学画画居然不收费，那你是不是要卖课？”得到他们的信任还挺难的。
万事屋正对面，住户和我们相隔一条细道，只能供一辆电动车经过，但他们却从没进来瞧过。男主人是外卖员，经常下午一两点回来，吃完饭就熄灯睡觉，下午六点左右再出去工作。
有位建筑行业的大哥，三十多岁，每次路过万事屋，都要在门口张望几眼。有次他注意到我桌子上摆的《山海经》，“我下次来你这里看看。”第五次经过，他一手抱个快递箱子，一边往里打量，“我买了一箱口罩，给你一盒。”我抓起桌上的两颗陈皮糖，作为谢礼递给他。
后来展览开放时，同事菓子邀请大哥一起刻版画，他刻了一张$100。村民对抽象的艺术可能没什么概念，得靠另一套体系去解释，或许他们还觉得艺术太过遥远，但他们会把自身经验和这里构建一种联系：有阿姨路过，看到我在用缝纫机做手工材料，她们之前是工厂女工，用的是工业缝纫机，没用过家用带电子屏的，所以很好奇。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除了画画，万事屋最受欢迎的业务是看星盘。虽然只是半吊子水平，但自从学了星盘后，我很快能和陌生人熟络起来。这更像是个破冰仪式。
访客“烤冷面”来的那天穿一身黑，手提红色塑料袋，一进门说：“我刚把一个5000人的公司干倒闭。”她是东北人，毕业后来广东，20来岁，本科学的是土木工程，现在做对外贸易。她跟我讲她想当脱口秀演员。
她爸爸很喜欢艺术，她六岁时就让她去学画画。“但是画那些结构让我觉得好痛苦，我没办法具象地表达一样东西。”她描述自己像得了心盲症，闭上眼很难想象具体事物的形象，直到十多岁才稍微能理解一些结构。
我说，“我就是学美术教育的，儿童从七到九岁才进入图示期，之后才能理解立体的事物，所以一般都建议初中后再学素描，不然扼杀天性。儿童自由地表达就好了，你可能是遇见了不好的美术教育机构。”
“天啊，要是小时候学画画能遇到你就好了。”
（菓子：有次活动，我们走在路上，刚好碰到村里两个小孩，我们想拉他们进来一起。当时，原本报名的小孩里，有人明显表现出很不爽的样子，还直接说出“乡巴佬”这样的词，其他小孩就在旁边起哄。
我立马制止，好在也有小孩说，“别这样，你这是歧视人家。”其实，小孩子是懂得其中分别的，也懂得哪些语言可以表达不满。）
万事屋原先预计在去年10月举行驻村成果展览，因为疫情封控，一直推迟到了今年1月。
展览算是我们和村民共同完成的，展出的许多文字、绘画和视频作品，都是访客们的交流记录。除此之外，还有驻留期间大家做的版画和其他零碎小作品，分布在各个角落，整个空间就是一个作品。
其中一幅题字和版画刻字都是同一句：“能量流动出去就是爱，能量堵在心里就是情绪。”送我这幅画的姐姐是万事屋的常客，蘑菇头，快40岁，每次来这里都会带自己种的不同水果。
她第一次来万事屋是个冷清的周五，一脸雀跃，说想来画画。她只参加过15元一节的公益绘画课，商场临时摆摊那种，有老师在旁边指导。她之前因抑郁症断断续续住过院，病友笑她的画“丑”、“看不懂”。
色彩在她的画中不会循规蹈矩地出现。她向我展示以前在医院里画的画，油画棒是偷偷带进去的，颜色种类很少，叶子被涂成蓝色和紫色，有些粗砺。
我说，中国的基础美术教育做得并不好，大部分人对画的评判标准还停留在“像不像”上，对很多作品没有欣赏能力，没必要因为别人的批评而懊恼，画画更多是治愈自己。
再来万事屋时，她已经辞掉在快递仓库做打包员的工作。“每天都很累。”她为了减少上厕所次数，不得不减少每天的喝水量。
现在，她在植物园里做餐厅服务员。“本来想应聘宠物店，但他们嫌我年纪太大，很多工作只招35岁以下的。而且我又生病，都不愿意要我。”
其实，她学画画的那种临时摊位，我之前很不屑，想这种都是骗人的。但没想到，这是有些人为数不多接触画画的机会。距万事屋关门还有两天，她最后一次匆忙赶来，送了我那副题有“能量交换”短句的画。
流动的生活
以前，黄边村小孩基本在河边长廊附近的大空地玩，黄边社区也有图书馆和篮球场，但针对儿童的场地和活动几乎没有。手机和短视频软件对他们影响很大，小孩们经常自言自语，嘴里嘟囔着抖音热梗。我问他们版画想刻什么图案，除了小人、乐高、公主、口头禅和课堂，他们还会想刻抖音流行语。
（菓子：城中村的孩子，可能在频繁搬家、转学中更难融入同龄人和本地社会。我接触到的家庭里，除了周边地级市，来自湖南、湖北和四川的尤其多，粤语不通首先是问题。加上外来务工家庭里，父母都忙于生计，对孩子陪伴沟通缺失很常见。
住在隔壁、曾邀请我去吃晚饭的一家，父母做房屋中介，有个二年级男孩和读中班的女孩。之前我们教这个男孩导览，只有妈妈来了。那天我们一起吃完饭，他爸爸和朋友打台球或是打牌去了。他妈妈才说觉得自己“被打压”。之前常来一个妈妈也会说，“老公都不怎么带孩子”，她出来要带一个4岁的、一个还不会说话的。）
去年10月，我从地铁站骑单车回黄边村，因为疫情反复，白云区暂停堂食，路边饮食店清一色贴着告示，路上冷清。走在主干道上，一辆巡逻车载着三个巡警，车上挂着的大喇叭反复播放着“请戴好口罩”，一句粤语，一句普通话。一句粤语，一句普通话。
我看到一个小孩悄悄地扒下口罩，贪婪地舔了一口手里的棒棒糖，又迅速把口罩戴上。
这里本来人口流动就频繁，夏天还蛮有活力，封控结束后，冬天就变得萧瑟，年后村里的人明显少了很多，一些天天路过的熟悉面孔我再也没见过了。
万事屋关门后一段时间，我又重新回到时代101，坐在桌边打字。之前热心的建筑大哥再次路过，又和我打招呼。我很惊讶，下意识说了句：“你又来了。”“我就住这儿。是你又来了啊。”
大哥也会说一些装修工资变低了、还老家房贷压力大、自己的婚恋观什么的。我又想起直播唱歌的涛哥，疫情结束后再也没见过他。后来我离开黄边，听同事说才知道，涛哥刚调回来，不直播唱歌了，又买了把吉他。
万事屋当时的营业时间是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空闲时间，我会在周边四处晃悠。河边长廊旁，有一片大空地，很多人在那跳广场舞，小孩嬉笑打闹。我经常坐在长廊边，看人，看阿姨在河里捞草，游过的鸭子和划过的船。
我觉得这里很多东西是被规划好的。像这些草，以前一直以为是野生的，结果也在规划之内。驻村成果展上，有一件作品是空的塑料鸡蛋包装盒里，每格都有几根剪纸做成的草，被规划得整整齐齐。
我在网上看到过相关文件，未来3到5年里，黄边社区可能面临新一轮改造更新。规划图都做出来了，河边长廊和水塘会保留，社区则升级为现代小区。
这样的变化在大城市很常见，黄边更不会例外。很多大人不在广州做工了，小孩也跟着回老家读书。我会一次次想到那幅画。蘑菇头姐姐来万事屋时，安静地坐在地上，画了一张有红绿灯的画，旁边是黄边的高楼和池塘，远处是夕阳。她说“每次来都是傍晚，我骑着小电驴等红绿灯时，都会看到这样的夕阳。”
我把橙色贴纸贴到了夕阳的位置，这下更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