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智库的最新研究显示，中国过去三年采取的外交和经济胁迫，主要是针对澳大利亚、立陶宛和台湾。
澳大利亚政府期待恢复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图为2022年12月，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外长王毅见面（资料照）
根据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项最新分析，在过去三年中，澳大利亚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和外交胁迫的最大目标，但对其金融的影响范圍相对较小。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AFR）报道，研究显示，自2020年以来，中国有三分之一的“胁迫行动”（coercive actions）都是以澳大利亚为目标，包括对价值200亿美元贸易的有效制裁，以及北京所谓的“战狼”外交和由共产党“喉舌”发出的国家威胁。
根据ASPI官网，这份名为《反击中国的胁迫性外交：优先考虑经济安全、主权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报告显示，中国对此类策略的使用，如今已远远高于十年前的水平，并于2020年达到顶峰，而贸易限制和来自官方国家来源的威胁，已被证明是最常用的胁迫方法。
报告称，中国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一系列经济和非经济工具来惩罚、影响和威慑外国政府。近年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对其“核心利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同时寻求重塑有利于自身的全球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此类强制行动，已成为中国用以胁迫他国的重要手段。
过去三年，中国政府对至少19个国家使用了胁迫性的经济和非经济手段。贸易限制占主导地位，紧随其后的是国家发出的威胁，反映了中国滥用其全球贸易实力以及利用国家控制的媒体和“战狼外交”。
澳大利亚是最常成为中国针对的目标。中国在双边关系恶化后发起了广泛的胁迫行动，尤其是在堪培拉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之后。立陶宛是第二大目标，主要是因为在立陶宛开设了“台湾代表处”。报告数据发现，台湾是导致中国采取强制行动中，最常见的争端问题。
报告认为，台湾问题经常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外交争端的原因，图为台湾总统蔡英文（资料照）
路透社报道，该研究所的报告审查了据称是73项“中国胁迫行动”，其中21项针对澳大利亚，11项针对立陶宛，8项针对台湾，这些行动中有40%是贸易限制。但总体而言，欧洲是目标最多的地区，有35项行动，占总数的47%。
2022年5月当选澳大利亚总理的阿尔巴尼斯 (Anthony Albanese) 所领导的政府，一直在寻求与北京的稳定关系，并希望恢复对中国的出口，因为北京在长达数年的外交争端中实施的“贸易封锁”给澳大利亚造成了打击，但澳大利亚称并没有改变对中政策。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并没有回应路透社对该报道的置评请求。
澳大利亚在2020年呼吁调查新冠病毒来源后，中澳关系急速冷冻，图为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资料照）
各国应坚定立场
根据ASPI官网，报告认为，中国的这些策略在影响目标政府的政策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大多数人立场坚定，但有些人默许了。不可否认，这些策略正在损害某些企业，挑战主权决策并削弱经济安全。
此外，中国这些策略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可能对不想成为中国目标的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团体起到威慑作用。这可能意味著决策者害怕受到惩罚，未能保护关键利益、捍卫人权或在重要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上与其他国家保持一致。
因此报告认为，各国政府必须奉行威慑战略，改变中国对强制策略的思维。该战略应基于以三种形式建立威慑的政策：弹性、拒绝和惩罚，并藉国家、小多边和多边渠道实施这一战略。报告也提出了24条具体的政策建议，例如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并努力改善世界贸易组织（WTO）。
该报告认为，面对中国这些措施的关键在于，志同道合的国家应共同建立一个对抗胁迫的国际工作小组，这一点也是目前缺失的部分。工作小组成员应就问题的性质达成一致，致力于相互协助、共享信息，并制定可能的反制措施，以应对胁迫。
此外，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之间的团结至关重要，有助于各国克服权力差异和中国的各个击破策略。今年日本担任七国集团（G7）主席国，为在2023年推进此类合作提供了重要机会。
报告认为，今年G7由日本担任主席国，提供了各国合作抗中的机会，图为2022年的G7领袖合照。
澳大利亚智库的最新研究显示，中国过去三年采取的外交和经济胁迫，主要是针对澳大利亚、立陶宛和台湾。
澳大利亚政府期待恢复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图为2022年12月，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外长王毅见面（资料照）
根据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项最新分析，在过去三年中，澳大利亚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和外交胁迫的最大目标，但对其金融的影响范圍相对较小。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AFR）报道，研究显示，自2020年以来，中国有三分之一的“胁迫行动”（coercive actions）都是以澳大利亚为目标，包括对价值200亿美元贸易的有效制裁，以及北京所谓的“战狼”外交和由共产党“喉舌”发出的国家威胁。
根据ASPI官网，这份名为《反击中国的胁迫性外交：优先考虑经济安全、主权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报告显示，中国对此类策略的使用，如今已远远高于十年前的水平，并于2020年达到顶峰，而贸易限制和来自官方国家来源的威胁，已被证明是最常用的胁迫方法。
报告称，中国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一系列经济和非经济工具来惩罚、影响和威慑外国政府。近年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对其“核心利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同时寻求重塑有利于自身的全球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此类强制行动，已成为中国用以胁迫他国的重要手段。
过去三年，中国政府对至少19个国家使用了胁迫性的经济和非经济手段。贸易限制占主导地位，紧随其后的是国家发出的威胁，反映了中国滥用其全球贸易实力以及利用国家控制的媒体和“战狼外交”。
澳大利亚是最常成为中国针对的目标。中国在双边关系恶化后发起了广泛的胁迫行动，尤其是在堪培拉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之后。立陶宛是第二大目标，主要是因为在立陶宛开设了“台湾代表处”。报告数据发现，台湾是导致中国采取强制行动中，最常见的争端问题。
报告认为，台湾问题经常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外交争端的原因，图为台湾总统蔡英文（资料照）
路透社报道，该研究所的报告审查了据称是73项“中国胁迫行动”，其中21项针对澳大利亚，11项针对立陶宛，8项针对台湾，这些行动中有40%是贸易限制。但总体而言，欧洲是目标最多的地区，有35项行动，占总数的47%。
2022年5月当选澳大利亚总理的阿尔巴尼斯 (Anthony Albanese) 所领导的政府，一直在寻求与北京的稳定关系，并希望恢复对中国的出口，因为北京在长达数年的外交争端中实施的“贸易封锁”给澳大利亚造成了打击，但澳大利亚称并没有改变对中政策。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并没有回应路透社对该报道的置评请求。
澳大利亚在2020年呼吁调查新冠病毒来源后，中澳关系急速冷冻，图为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资料照）
各国应坚定立场
根据ASPI官网，报告认为，中国的这些策略在影响目标政府的政策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大多数人立场坚定，但有些人默许了。不可否认，这些策略正在损害某些企业，挑战主权决策并削弱经济安全。
此外，中国这些策略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可能对不想成为中国目标的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团体起到威慑作用。这可能意味著决策者害怕受到惩罚，未能保护关键利益、捍卫人权或在重要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上与其他国家保持一致。
因此报告认为，各国政府必须奉行威慑战略，改变中国对强制策略的思维。该战略应基于以三种形式建立威慑的政策：弹性、拒绝和惩罚，并藉国家、小多边和多边渠道实施这一战略。报告也提出了24条具体的政策建议，例如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并努力改善世界贸易组织（WTO）。
该报告认为，面对中国这些措施的关键在于，志同道合的国家应共同建立一个对抗胁迫的国际工作小组，这一点也是目前缺失的部分。工作小组成员应就问题的性质达成一致，致力于相互协助、共享信息，并制定可能的反制措施，以应对胁迫。
此外，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之间的团结至关重要，有助于各国克服权力差异和中国的各个击破策略。今年日本担任七国集团（G7）主席国，为在2023年推进此类合作提供了重要机会。
报告认为，今年G7由日本担任主席国，提供了各国合作抗中的机会，图为2022年的G7领袖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