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预期习近平在下个月的二十大后将续任中共领导人，德国之声访问两名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请他们剖析习近平如何透过过去十年，为自己史前无例的第三任期铺路。
中国法律学者滕彪也指出，习近平上任后，为中国政治生态与政治面貌带来很大的改变。
（德国之声中文网）自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上个月底宣布二十大将于10月16日登场后，各界纷纷预测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将如预期在二十大后，成为首位三次出任中共领导人的政治人物。在部分专家眼中，习近平在过去10年的任期内，透过不同手段来为他史无前例的第三任奠定基础。
专门研究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蓝梦琳（Patricia Thornton）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訪时表示，习近平在2011年与2012年准备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中共内部的共识是——中国的党国正处于危机之中。她说：“当时共产党认为他们需要一位更有自信且权力更集中的领导人，来纠正当时被认为缺乏纪律又腐败的党。”
蓝梦琳补充道，盡管当时中国以外，很少人真正认识习近平这号人物，以及他上任后的打算，但她认为习近平从一开始，便是在党内高层的共识下出任领导人的。她告诉德国之声：“从习近平任期内所发布的言论与政策可以看出，他已成功利用这场危机推动领导层的议程，设法将许多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目前任教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也指出，习近平上任后，为中国政治生态与政治面貌带来很大的改变。他告诉德国之声：“虽然在基本政治制度一党专政这个问题上没有变，只有强化，但他一直在为第三任做准备。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说，习近平仍然相当成功。比如说，他发起的反腐败运动，他利用这个机会去增强党员对他个人的忠诚，并安插自己的人马与清除政治对手。”
滕彪分析，不论是军队改革或人事安排，习近平上任后都是紧锣密鼓地进行。他表示：“因为在中国枪杆子是权力的基础，所以军事改革也让他大大加强自己的权力。而在2018年他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习近平已牢牢掌握局面。他把中国共产党从江泽民与胡锦涛时代的集体独裁，变成了个人独裁。”
蓝梦琳也说，许多研究反腐败运动的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在习近平打击的目标对象中，有一半的人确实是腐败，但另一半的人则是出于政治动机才遭到打压。
此外，另一个为习近平第三任期奠定基础的策略是结构重组。蓝梦琳告诉德国之声，这个结构重组跨越了中共内部不同的部门，她认为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建立领导小组制度。她说：“习近平把自己放在大部分的领导小组中。中共内部的结构重组也包含了意识形态的部分，我认为这个重组主要出自于中共党内领导层的危机感，他们在党内推动了意识形态结构调整，并重新在意识形态上集中权力。”
权力过度集中的危险蓝梦琳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提到，长期被视为主掌中共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他多年前曾在一篇文章中谴责中国历史上领导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并以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作为案例，指这样的权力集中是中国政党政治中“持续很久的伤痕”。蓝梦琳说：“我们现在看到中共党政面臨的其中一个危险，便是权力过度集中。在中共高层巩固这么多权力与控制的情况下，中共内部似乎产生了一种寒蝉效应。”
蓝梦琳提到，过去中共执行的是政治学中常提到的“适应性威权主义”，因为他们会在中国各地执行一定数量的实验，透过实验过程过滤出有效的方法，并以此改善政策方案。她告诉德国之声：“一旦政策完善后，才会被带到国家阶层。虽然习近平执政后，中共仍在浙江执行了像共同富裕示范区这样的实验，但由于习近平同时在进行反腐运动与‘法治中国建设规划’，这使基层人民对越权行为感到无比恐惧，不太愿意创新和尝试新的想法和实验。”
蓝梦琳补充道：“我们在习近平领导下看到的一个趋势，是特定措施的重新整合，其中一个案例便是新冠疫情下的‘清零政策’。”她说，以上海封城来看，清零政策确实对人民来说确实是一个“创伤”，经济也受到损害，但值得各界深思的是，中国政府坚持执行相关政策背后的目的，是想透过执行过时的策略，来应对一个不断在变化的新问题，还是中共已变得过于僵化，无法适应新的问题。
蓝梦琳指出，当地方一级官员害怕犯错，却仍继续对中央政府展现忠诚时，中国党国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刀切的政策，“但当在一个像中国一样人口众多、内部复杂的国家去执行一刀切政策时，通常都只能以悲剧收场。”
她说：“我理解中共高层当时认为有需要调整权力平衡，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是中共高层过度修正，这对中共未来发展不利。”
“共产党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滕彪指，在习近平掌握所有局面的情况下，对习近平不满的人也没有机会发声，或是强化自己的声音。即便有人不满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但当最重要的目标是维持共产党的垄断地位时，他们仍会选择支持习近平。他告诉德国之声：“他们觉得习近平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共产党的利益，他坚决不走西方民主宪政的道路，坚决要维护共产党的垄断权力的地位，这是习近平的地位能巩固的重要原因。”
蓝梦琳则认为，中共权力过度集中在习近平身上的结果，便是逐渐破坏中共在国内与国际上实现目标的机会。她说，其中一个例子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年6月出访太平洋岛国时，尝试与该区域10个国家签署广泛区域协议，却未能成功。她向德国之声表示：“这是习近平破坏了中共创造一个更强大和更繁荣的中国的一个方式。”
她说，随著中共内部不断改造“习近平思想”，并不断要求党员对党中央表忠诚，这个趋势也破坏了习近平在2016年曾提出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蓝梦林说：“我相信现在的情况是，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他们能透过现行治理模式得到的报酬越来越少。”
滕彪表示，虽然还很难预测习近平连任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但他的确增加了中国政治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他说：“民众受到极大压制，各种社会不满会在某个时间点爆发出来，但这种民怨与有组织的反抗活动仍会被镇压下去。虽然他的治理会加大民众的不满，但民众想要形成有组织的抗议，困难度很高，风险也很大。”
各界预期习近平在下个月的二十大后将续任中共领导人，德国之声访问两名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请他们剖析习近平如何透过过去十年，为自己史前无例的第三任期铺路。
中国法律学者滕彪也指出，习近平上任后，为中国政治生态与政治面貌带来很大的改变。
（德国之声中文网）自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上个月底宣布二十大将于10月16日登场后，各界纷纷预测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将如预期在二十大后，成为首位三次出任中共领导人的政治人物。在部分专家眼中，习近平在过去10年的任期内，透过不同手段来为他史无前例的第三任奠定基础。
专门研究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蓝梦琳（Patricia Thornton）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訪时表示，习近平在2011年与2012年准备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中共内部的共识是——中国的党国正处于危机之中。她说：“当时共产党认为他们需要一位更有自信且权力更集中的领导人，来纠正当时被认为缺乏纪律又腐败的党。”
蓝梦琳补充道，盡管当时中国以外，很少人真正认识习近平这号人物，以及他上任后的打算，但她认为习近平从一开始，便是在党内高层的共识下出任领导人的。她告诉德国之声：“从习近平任期内所发布的言论与政策可以看出，他已成功利用这场危机推动领导层的议程，设法将许多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目前任教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也指出，习近平上任后，为中国政治生态与政治面貌带来很大的改变。他告诉德国之声：“虽然在基本政治制度一党专政这个问题上没有变，只有强化，但他一直在为第三任做准备。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说，习近平仍然相当成功。比如说，他发起的反腐败运动，他利用这个机会去增强党员对他个人的忠诚，并安插自己的人马与清除政治对手。”
滕彪分析，不论是军队改革或人事安排，习近平上任后都是紧锣密鼓地进行。他表示：“因为在中国枪杆子是权力的基础，所以军事改革也让他大大加强自己的权力。而在2018年他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习近平已牢牢掌握局面。他把中国共产党从江泽民与胡锦涛时代的集体独裁，变成了个人独裁。”
蓝梦琳也说，许多研究反腐败运动的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在习近平打击的目标对象中，有一半的人确实是腐败，但另一半的人则是出于政治动机才遭到打压。
此外，另一个为习近平第三任期奠定基础的策略是结构重组。蓝梦琳告诉德国之声，这个结构重组跨越了中共内部不同的部门，她认为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建立领导小组制度。她说：“习近平把自己放在大部分的领导小组中。中共内部的结构重组也包含了意识形态的部分，我认为这个重组主要出自于中共党内领导层的危机感，他们在党内推动了意识形态结构调整，并重新在意识形态上集中权力。”
权力过度集中的危险蓝梦琳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提到，长期被视为主掌中共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他多年前曾在一篇文章中谴责中国历史上领导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并以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作为案例，指这样的权力集中是中国政党政治中“持续很久的伤痕”。蓝梦琳说：“我们现在看到中共党政面臨的其中一个危险，便是权力过度集中。在中共高层巩固这么多权力与控制的情况下，中共内部似乎产生了一种寒蝉效应。”
蓝梦琳提到，过去中共执行的是政治学中常提到的“适应性威权主义”，因为他们会在中国各地执行一定数量的实验，透过实验过程过滤出有效的方法，并以此改善政策方案。她告诉德国之声：“一旦政策完善后，才会被带到国家阶层。虽然习近平执政后，中共仍在浙江执行了像共同富裕示范区这样的实验，但由于习近平同时在进行反腐运动与‘法治中国建设规划’，这使基层人民对越权行为感到无比恐惧，不太愿意创新和尝试新的想法和实验。”
蓝梦琳补充道：“我们在习近平领导下看到的一个趋势，是特定措施的重新整合，其中一个案例便是新冠疫情下的‘清零政策’。”她说，以上海封城来看，清零政策确实对人民来说确实是一个“创伤”，经济也受到损害，但值得各界深思的是，中国政府坚持执行相关政策背后的目的，是想透过执行过时的策略，来应对一个不断在变化的新问题，还是中共已变得过于僵化，无法适应新的问题。
蓝梦琳指出，当地方一级官员害怕犯错，却仍继续对中央政府展现忠诚时，中国党国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刀切的政策，“但当在一个像中国一样人口众多、内部复杂的国家去执行一刀切政策时，通常都只能以悲剧收场。”
她说：“我理解中共高层当时认为有需要调整权力平衡，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是中共高层过度修正，这对中共未来发展不利。”
“共产党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滕彪指，在习近平掌握所有局面的情况下，对习近平不满的人也没有机会发声，或是强化自己的声音。即便有人不满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但当最重要的目标是维持共产党的垄断地位时，他们仍会选择支持习近平。他告诉德国之声：“他们觉得习近平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共产党的利益，他坚决不走西方民主宪政的道路，坚决要维护共产党的垄断权力的地位，这是习近平的地位能巩固的重要原因。”
蓝梦琳则认为，中共权力过度集中在习近平身上的结果，便是逐渐破坏中共在国内与国际上实现目标的机会。她说，其中一个例子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年6月出访太平洋岛国时，尝试与该区域10个国家签署广泛区域协议，却未能成功。她向德国之声表示：“这是习近平破坏了中共创造一个更强大和更繁荣的中国的一个方式。”
她说，随著中共内部不断改造“习近平思想”，并不断要求党员对党中央表忠诚，这个趋势也破坏了习近平在2016年曾提出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蓝梦林说：“我相信现在的情况是，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他们能透过现行治理模式得到的报酬越来越少。”
滕彪表示，虽然还很难预测习近平连任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但他的确增加了中国政治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他说：“民众受到极大压制，各种社会不满会在某个时间点爆发出来，但这种民怨与有组织的反抗活动仍会被镇压下去。虽然他的治理会加大民众的不满，但民众想要形成有组织的抗议，困难度很高，风险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