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 美中国旗效果图。 弗兰克 (化名)今年从青浦监狱中被释放，现居美国。因为有一些亲密的朋友仍在中国，担心中国政府的报复，他选择用化名接受采访。他在采访中告诉记者，被中国拘禁的美国公民人数远超过媒体报道的人数。其中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从未公开发声，他们的经历也未曾被人知晓。 前服刑人抱怨：审判制度不公 “上海青浦监狱里，应该关押着20-25名美国公民”，弗兰克对记者说，“当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来探望时，他们一次探望10-12人，要分两次才能把所有人都探望一遍。” 2020年，他酒醉后在派出所中醒来。他最开始并未被定罪，只被通知不能离境，继而又被没收了护照。在悬而未决的等待阶段，他被告知“中美关系不好”。后来，他被判处“寻衅滋事”，这一模糊的 “口袋罪”。 弗兰克表示，从案件审理到最后被定罪的过程中，他无法感受到司法的公正性。他认为：“这个系统就不是让你来证明自己的无辜，或者说，也不是用来发现真相。” 他自述事发当晚有不少疑点，但他的律师在法庭上并未就他提出的疑点进行辩诉，反而只是不断提起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希望对他从轻发落。他被不断告知“认罪认罚”这个概念，劝他接受当局给他判下的罪名。“如果你接受他们对你的指控，那你就被判得稍微轻一点，如果你不接受，要上诉这些，就被判得更重，”约翰阐述了自己的理解。 弗兰克告诉记者：“我的律师就当面告诉我，他，和检察官、法官、警察都是同一阵营的，他们都为共产党服务。而把我放进监狱符合共产党的利益。”但他也没有苛责自己的律师：“我的律师告诉我，如果他们太过激进地为自己的客户辩护的话，法官和检察官可能会感到尴尬。有时候，律师也会被以寻衅滋事为名被关押。” 监狱条件糟糕 他在看守所度过了几天，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在水泥板上睡觉，24小时都不能关灯，还被强制观看“认罪认罚”的宣传片。看守所的条件比监狱恶劣很多，有些不肯认罪的美国公民在这里待了许多年。 之后，弗兰克被转移到了专门关押外籍罪犯的监狱，监狱中还有一些有较高社会地位，也颇有门路的中国籍罪犯，因为这里比关押中国籍罪犯的监狱的条件好不少。“你知道，我们并没有被打，也没有挨电击”，他说，“我们也不被强制去劳动，当然，如果劳动的话，对于减刑有好处”。在监狱中，他见到了不少被关押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美国公民。在交谈中，弗兰克了解到这些人虽然在纸面上接受了自己的刑罚，但他们仍然不觉得自己有罪，但这也可能和中美之间的法律体系不同有关。美国法律诉讼制度中很重要的一环是陪审制度，陪审团负责认定案件事实。而中国的司法体制中，行政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并没有分开。但相信自己无罪对于他们在监狱中的处境毫无益处，相反，“如果你不断认罪，不断写下书面文件来阐述自己有多么抱歉，自己对于被害人受到的伤害多么抱歉，你就有可能在监狱中得到较高的评分和等级，这样，你就可以在监狱中有更多的额度来购买日常用品和零食，也有可能得到减刑。” 弗兰克在监狱中见到了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美籍商人李凯。李凯因为会说中文和英文，经常被叫去替那些不会说英文的监狱工作人员做翻译。有罪犯因为生病需要住院时，他也会去医院做翻译，他还负责监狱中的图书馆——各国的领事馆人员会按照该国罪犯的要求，带一些书籍放在那儿。李凯经常提起自己的儿子哈里森·李（Harrison Li）, 儿子不断地为李凯发声，这让李凯感到骄傲。 他还见到了大卫·麦克马洪（David McMahon）,在弗兰克的描述中，大卫至今仍然坚持自己是无辜的，所以，他在监狱中的待遇，包括采购上限都属于最低那一等。大卫在监狱中通过写作来打发时间，他写了很多短篇小说，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出版这些文字。除此之外，弗兰克还和其他许多美国籍罪犯交流，他们因为担心中国政府的报复，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名字。弗兰克出狱后，一直在联系他们的家人，传达这些美国公民在监狱中的近况。他也帮助着不少其他国籍的罪犯家属。 弗兰克还特意提到了监狱中医疗条件的糟糕。“有人牙痛，监狱中的医生就把那颗牙直接拔了下来，而且还没有打麻醉，”他说。而如果在监狱中生病了要去医院，还会影响他们在监狱中的评分。他目睹了一位患有癌症的罪犯死在了监狱中。他还亲眼目睹了一位美国人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进医院，但是该美国人在医院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诊断和治疗，身体状况也没有好转。他出狱时，那位美国人正在监狱医院中。他事后向美国领事馆打听这位美国人的状况，但并没有得到具体的答复。 家人顾虑重重，不敢发声 曾经在中国担任过多家媒体的记者，并创立风险管理咨询公司的英国人韩飞龙（Peter Humphrey）因为自己有被中国当局在青浦监狱关押的经历，现在义务帮助许多被中国政府关押的外籍公民以及他们的家属。 他从自己接触的家属的数量，和被释放的人的讲述中推测在中国约有三百名被拘禁或者逮捕的美国公民。 “你想一下，仅仅在青浦监狱就有二十到二十五人，在重庆，沈阳都有关押外籍罪犯的监狱，广东省关押的外籍罪犯就更多了，”他告诉记者。根据报道，关押男犯的广东省东莞监狱关押的外籍罪犯属全国最多，此外还有燕城监狱等都有收押外籍罪犯。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于今年6月表示，美国和中国正在继续讨论释放在被中国错误关押的三名美国公民，即林大卫、李凯和马克·斯威丹 (Mark Swidan)。 但韩飞龙认为，有更多的美国公民应该被放到错误关押的名单上。他表示：“没有一个美国公民在中国得到了公证而且透明的审判。我读过许多人的起诉书，这些起诉书里充满了漏洞，没有一个人的审判能够达到美国庭审的标准。”而认为仅有三名美国公民被中国错误关押是淡化了这一事件的规模和影响。韩飞龙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意识到有远超过三名的美国公民被中国错误关押，并争取和中国达成一项大规模的交换囚犯的协议，因为在美国也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公民被逮捕，包括涉嫌泄露美国情报，和试图强制居住在美国的人返回中国的人士。今年6月，美国将两名中国公民定罪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对此坚决反对。 但韩飞龙认为协议不应该涉及到两国角力的其他领域，包括贸易等。 他还表示，近年来，在中国监狱的外籍罪犯的待遇逐渐下降。约翰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他于青浦监狱坐牢期间，中国当局出台了一项新的规定，罪犯要和家人通话时，必须要经由领事馆证实家人与罪犯的关系。而有些罪犯长时间得不到本国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探视，因此，他们和家人通话的机会也失去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美国公民被关押在中国却不问人知呢？韩飞龙表示，有时候是家属担心公开发声会让亲人在中国监狱中的待遇更差；有时候是因为家属担心这件事被曝光后，自己家族的名声也会蒙羞。 一位被拘禁在中国监狱中的来自芝加哥的女士曾与韩飞龙有过书信往来。根据韩飞龙的叙述，她在中国时，有人交给她一只名牌手袋让她帮忙带出中国，后来在手袋中被查出毒品。她向在美国的家属表达了希望公开发声，争取早日回到美国的意愿，但她的家属对此意见不一。 “（她的）几乎每一位家庭成员都在警方工作过，他们是一个在芝加哥非常被尊敬的警察世家，”韩飞龙告诉记者。有部分家属希望能公开讲述她的遭遇，但有部分家属对此感到羞耻。 但因为这位女士目前的身体状况很不好，过去的两年里频繁进出监狱医院，并出现了一些宫颈癌的症状，她的家人希望能够出于人道主义将她从中国接到美国接受治疗。记者和这位女士的弟弟联络，她的弟弟目前还未决定是否要公开讲述她的故事。 另外，亦有一些曾经在中国被拘禁，目前被释放的美国公民，因为担心不利于在美国找到工作，也不敢说出自己的遭遇。 坚持发声，效果渺茫 老威尔士（Nelson Wells Sr）和他的妻子辛西娅·威尔斯（Cynthia Wells）目前正在积极呼吁，让美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而将他们的儿子小威尔士（Nelson Wells Jr）从中国接回到美国，在美国接受医疗治疗。 他们的儿子是因为贩毒而被关押，目前身体状况很不好。 小威尔士原本就因为车祸而患有旧疾，现在他时不时会发作癫痫，还患上了极其严重的高血压。曾与小威尔士同一个监狱的狱友释放后告诉老威尔士，小威尔士癫痫发作起来非常严重，身体不断抽搐、颤抖，需要五个人才能按住他。该狱友还曾帮着将发病中的小威尔士运到监狱医院去。 除此以外，小威尔士还患有牙病和心脏疾病，并出现了前列腺癌的症状。 “我们担心他坚持不下去了，他等不到刑满释放的那一天”，老威尔士告诉记者。 在小威尔士被拘禁的前几年里，老威尔士不敢公开发声，担心这会给他儿子带来不好的影响，甚至导致他的儿子被处以死刑。老威尔士曾找过几位律师，但最后效果并不大。根据老威尔士的叙述，小威尔士的案情中有几个疑点，包括《刑事裁定书》中记录的把最后查出有毒品的行李箱交给小威尔士的“黑人男子”是谁，这人是否和小威尔士认识，有无相关录像资料。但律师并未能提供有效的辩护。有一位律师最后向老威尔士坦承自己来不及做什么，也帮不到什么忙，并退还了一部分律师费， 近年来，他的诉求从为小威尔士伸冤变为了让小威尔士能够得到美国医生的专业身体检查，曾多方咨询关系人士。有人告诉他，或许有希望让小威尔士得到美国医生团队的全面体检，并且能够在美国和中国方面游说相关人士，帮助小威尔士获得减刑，但报价至少为二十五万美金，所需金额还可能随着律师们花的时间而继续上涨。这笔钱对老威尔士来说实在是过于庞大的数字。 现阶段，老威尔士正在想办法将小威尔士的名字放到被中国政府错误关押的美国人之列。他联系了本州的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和比尔·卡西迪（Bill Cassidy）都知道我们的遭遇”，他告诉记者，“我们去年才开始发声，还联系了一些本地的媒体”。 他还写信给国务卿布林肯，但不确定信件是否被看到。他认为小威尔士的遭遇和马克·斯威丹等人很像：“我不知道为什么小威尔士的名字不在其中，是不是我们没有关系，或者我们没有钱，还是因为我们不够高调。” 他还表示，美国驻中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虽然会对小威尔士定期进行探视，但做事都比较死板。 “我要求我的政府，认真研究中国移管外籍罪犯的政策，和中国政府开始对话，告诉他们，你们有这样的政策，我们希望把这名被关押了十多年的年轻人带回家，因为他有许多疾病。我们来谈判，”他大声地告诉记者，“这是我想要的。” 弗兰克也表示，被关押在上海青浦监狱里的美国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想要回家的渴望。“他们说，哪怕能提早回家一天，都值得为之付出努力，”他告诉记者，“但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有用。到底是应该公开发声，还是应该沉默。国务卿布林肯来监狱里探望了李凯，但似乎也没什么用。” 记者就小威尔士的身体状况和将他移管至美国的可能性邮件询问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尚未收到回应。
资料图 - 美中国旗效果图。
弗兰克 (化名)今年从青浦监狱中被释放，现居美国。因为有一些亲密的朋友仍在中国，担心中国政府的报复，他选择用化名接受采访。他在采访中告诉记者，被中国拘禁的美国公民人数远超过媒体报道的人数。其中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从未公开发声，他们的经历也未曾被人知晓。
前服刑人抱怨：审判制度不公
“上海青浦监狱里，应该关押着20-25名美国公民”，弗兰克对记者说，“当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来探望时，他们一次探望10-12人，要分两次才能把所有人都探望一遍。”
2020年，他酒醉后在派出所中醒来。他最开始并未被定罪，只被通知不能离境，继而又被没收了护照。在悬而未决的等待阶段，他被告知“中美关系不好”。后来，他被判处“寻衅滋事”，这一模糊的 “口袋罪”。
弗兰克表示，从案件审理到最后被定罪的过程中，他无法感受到司法的公正性。他认为：“这个系统就不是让你来证明自己的无辜，或者说，也不是用来发现真相。”
他自述事发当晚有不少疑点，但他的律师在法庭上并未就他提出的疑点进行辩诉，反而只是不断提起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希望对他从轻发落。他被不断告知“认罪认罚”这个概念，劝他接受当局给他判下的罪名。“如果你接受他们对你的指控，那你就被判得稍微轻一点，如果你不接受，要上诉这些，就被判得更重，”约翰阐述了自己的理解。
弗兰克告诉记者：“我的律师就当面告诉我，他，和检察官、法官、警察都是同一阵营的，他们都为共产党服务。而把我放进监狱符合共产党的利益。”但他也没有苛责自己的律师：“我的律师告诉我，如果他们太过激进地为自己的客户辩护的话，法官和检察官可能会感到尴尬。有时候，律师也会被以寻衅滋事为名被关押。”
监狱条件糟糕
他在看守所度过了几天，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在水泥板上睡觉，24小时都不能关灯，还被强制观看“认罪认罚”的宣传片。看守所的条件比监狱恶劣很多，有些不肯认罪的美国公民在这里待了许多年。
之后，弗兰克被转移到了专门关押外籍罪犯的监狱，监狱中还有一些有较高社会地位，也颇有门路的中国籍罪犯，因为这里比关押中国籍罪犯的监狱的条件好不少。“你知道，我们并没有被打，也没有挨电击”，他说，“我们也不被强制去劳动，当然，如果劳动的话，对于减刑有好处”。在监狱中，他见到了不少被关押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美国公民。在交谈中，弗兰克了解到这些人虽然在纸面上接受了自己的刑罚，但他们仍然不觉得自己有罪，但这也可能和中美之间的法律体系不同有关。美国法律诉讼制度中很重要的一环是陪审制度，陪审团负责认定案件事实。而中国的司法体制中，行政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并没有分开。但相信自己无罪对于他们在监狱中的处境毫无益处，相反，“如果你不断认罪，不断写下书面文件来阐述自己有多么抱歉，自己对于被害人受到的伤害多么抱歉，你就有可能在监狱中得到较高的评分和等级，这样，你就可以在监狱中有更多的额度来购买日常用品和零食，也有可能得到减刑。”
弗兰克在监狱中见到了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美籍商人李凯。李凯因为会说中文和英文，经常被叫去替那些不会说英文的监狱工作人员做翻译。有罪犯因为生病需要住院时，他也会去医院做翻译，他还负责监狱中的图书馆——各国的领事馆人员会按照该国罪犯的要求，带一些书籍放在那儿。李凯经常提起自己的儿子哈里森·李（Harrison Li）, 儿子不断地为李凯发声，这让李凯感到骄傲。
他还见到了大卫·麦克马洪（David McMahon）,在弗兰克的描述中，大卫至今仍然坚持自己是无辜的，所以，他在监狱中的待遇，包括采购上限都属于最低那一等。大卫在监狱中通过写作来打发时间，他写了很多短篇小说，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出版这些文字。除此之外，弗兰克还和其他许多美国籍罪犯交流，他们因为担心中国政府的报复，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名字。弗兰克出狱后，一直在联系他们的家人，传达这些美国公民在监狱中的近况。他也帮助着不少其他国籍的罪犯家属。
弗兰克还特意提到了监狱中医疗条件的糟糕。“有人牙痛，监狱中的医生就把那颗牙直接拔了下来，而且还没有打麻醉，”他说。而如果在监狱中生病了要去医院，还会影响他们在监狱中的评分。他目睹了一位患有癌症的罪犯死在了监狱中。他还亲眼目睹了一位美国人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进医院，但是该美国人在医院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诊断和治疗，身体状况也没有好转。他出狱时，那位美国人正在监狱医院中。他事后向美国领事馆打听这位美国人的状况，但并没有得到具体的答复。
家人顾虑重重，不敢发声
曾经在中国担任过多家媒体的记者，并创立风险管理咨询公司的英国人韩飞龙（Peter Humphrey）因为自己有被中国当局在青浦监狱关押的经历，现在义务帮助许多被中国政府关押的外籍公民以及他们的家属。
他从自己接触的家属的数量，和被释放的人的讲述中推测在中国约有三百名被拘禁或者逮捕的美国公民。
“你想一下，仅仅在青浦监狱就有二十到二十五人，在重庆，沈阳都有关押外籍罪犯的监狱，广东省关押的外籍罪犯就更多了，”他告诉记者。根据报道，关押男犯的广东省东莞监狱关押的外籍罪犯属全国最多，此外还有燕城监狱等都有收押外籍罪犯。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于今年6月表示，美国和中国正在继续讨论释放在被中国错误关押的三名美国公民，即林大卫、李凯和马克·斯威丹 (Mark Swidan)。
但韩飞龙认为，有更多的美国公民应该被放到错误关押的名单上。他表示：“没有一个美国公民在中国得到了公证而且透明的审判。我读过许多人的起诉书，这些起诉书里充满了漏洞，没有一个人的审判能够达到美国庭审的标准。”而认为仅有三名美国公民被中国错误关押是淡化了这一事件的规模和影响。韩飞龙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意识到有远超过三名的美国公民被中国错误关押，并争取和中国达成一项大规模的交换囚犯的协议，因为在美国也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公民被逮捕，包括涉嫌泄露美国情报，和试图强制居住在美国的人返回中国的人士。今年6月，美国将两名中国公民定罪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对此坚决反对。
但韩飞龙认为协议不应该涉及到两国角力的其他领域，包括贸易等。
他还表示，近年来，在中国监狱的外籍罪犯的待遇逐渐下降。约翰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他于青浦监狱坐牢期间，中国当局出台了一项新的规定，罪犯要和家人通话时，必须要经由领事馆证实家人与罪犯的关系。而有些罪犯长时间得不到本国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探视，因此，他们和家人通话的机会也失去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美国公民被关押在中国却不问人知呢？韩飞龙表示，有时候是家属担心公开发声会让亲人在中国监狱中的待遇更差；有时候是因为家属担心这件事被曝光后，自己家族的名声也会蒙羞。
一位被拘禁在中国监狱中的来自芝加哥的女士曾与韩飞龙有过书信往来。根据韩飞龙的叙述，她在中国时，有人交给她一只名牌手袋让她帮忙带出中国，后来在手袋中被查出毒品。她向在美国的家属表达了希望公开发声，争取早日回到美国的意愿，但她的家属对此意见不一。
“（她的）几乎每一位家庭成员都在警方工作过，他们是一个在芝加哥非常被尊敬的警察世家，”韩飞龙告诉记者。有部分家属希望能公开讲述她的遭遇，但有部分家属对此感到羞耻。
但因为这位女士目前的身体状况很不好，过去的两年里频繁进出监狱医院，并出现了一些宫颈癌的症状，她的家人希望能够出于人道主义将她从中国接到美国接受治疗。记者和这位女士的弟弟联络，她的弟弟目前还未决定是否要公开讲述她的故事。
另外，亦有一些曾经在中国被拘禁，目前被释放的美国公民，因为担心不利于在美国找到工作，也不敢说出自己的遭遇。
坚持发声，效果渺茫
老威尔士（Nelson Wells Sr）和他的妻子辛西娅·威尔斯（Cynthia Wells）目前正在积极呼吁，让美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而将他们的儿子小威尔士（Nelson Wells Jr）从中国接回到美国，在美国接受医疗治疗。
他们的儿子是因为贩毒而被关押，目前身体状况很不好。
小威尔士原本就因为车祸而患有旧疾，现在他时不时会发作癫痫，还患上了极其严重的高血压。曾与小威尔士同一个监狱的狱友释放后告诉老威尔士，小威尔士癫痫发作起来非常严重，身体不断抽搐、颤抖，需要五个人才能按住他。该狱友还曾帮着将发病中的小威尔士运到监狱医院去。 除此以外，小威尔士还患有牙病和心脏疾病，并出现了前列腺癌的症状。
“我们担心他坚持不下去了，他等不到刑满释放的那一天”，老威尔士告诉记者。
在小威尔士被拘禁的前几年里，老威尔士不敢公开发声，担心这会给他儿子带来不好的影响，甚至导致他的儿子被处以死刑。老威尔士曾找过几位律师，但最后效果并不大。根据老威尔士的叙述，小威尔士的案情中有几个疑点，包括《刑事裁定书》中记录的把最后查出有毒品的行李箱交给小威尔士的“黑人男子”是谁，这人是否和小威尔士认识，有无相关录像资料。但律师并未能提供有效的辩护。有一位律师最后向老威尔士坦承自己来不及做什么，也帮不到什么忙，并退还了一部分律师费，
近年来，他的诉求从为小威尔士伸冤变为了让小威尔士能够得到美国医生的专业身体检查，曾多方咨询关系人士。有人告诉他，或许有希望让小威尔士得到美国医生团队的全面体检，并且能够在美国和中国方面游说相关人士，帮助小威尔士获得减刑，但报价至少为二十五万美金，所需金额还可能随着律师们花的时间而继续上涨。这笔钱对老威尔士来说实在是过于庞大的数字。
现阶段，老威尔士正在想办法将小威尔士的名字放到被中国政府错误关押的美国人之列。他联系了本州的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和比尔·卡西迪（Bill Cassidy）都知道我们的遭遇”，他告诉记者，“我们去年才开始发声，还联系了一些本地的媒体”。
他还写信给国务卿布林肯，但不确定信件是否被看到。他认为小威尔士的遭遇和马克·斯威丹等人很像：“我不知道为什么小威尔士的名字不在其中，是不是我们没有关系，或者我们没有钱，还是因为我们不够高调。”
他还表示，美国驻中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虽然会对小威尔士定期进行探视，但做事都比较死板。
“我要求我的政府，认真研究中国移管外籍罪犯的政策，和中国政府开始对话，告诉他们，你们有这样的政策，我们希望把这名被关押了十多年的年轻人带回家，因为他有许多疾病。我们来谈判，”他大声地告诉记者，“这是我想要的。”
弗兰克也表示，被关押在上海青浦监狱里的美国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想要回家的渴望。“他们说，哪怕能提早回家一天，都值得为之付出努力，”他告诉记者，“但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有用。到底是应该公开发声，还是应该沉默。国务卿布林肯来监狱里探望了李凯，但似乎也没什么用。”
记者就小威尔士的身体状况和将他移管至美国的可能性邮件询问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尚未收到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