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普拉托市华人众多，两个月前，有人猜测这里会成为新冠疫情重灾区。这座位于意大利中北部的小城约有20万人口，仅官方数据显示就有近3万华人。至2016年底，这里有华人企业4291家，华人已垄断了当地的服装制造业。
两个月过去了，截至当地时间4月27日，普拉托市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3例，当地的华人社区从始至终保持零感染。普拉托所在托斯卡纳大区有确诊病例9147例，全意大利有199414例。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华人远赴普拉托谋求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链与社会生态。聊到此次疫情中普拉托华人社区的零感染，受访者普遍表示。这要归功于华人群体的自律、自助与自我组织，这已成为了他们“心中的骄傲”。
△普拉托华人捐给居民社区的口罩，被装在信封里投递到公寓信箱中
“一起上课真的安全吗？”
自三年前来到意大利，26岁的陆可欣一直过着双城生活——工作日在佛罗伦萨的大学念书，双休日则住在普拉托的姨妈家，两地相距22公里。
1月是寒假后的考试月，陆可欣长居普拉托，偶尔到佛罗伦萨参加考试。月底，得知有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妇在意大利被确诊新冠肺炎，她紧张又纠结：2月下旬学校就要开学了，暂未听到因疫情停课的消息，这是她研究生的最后一学年，她舍不得旷课。
陆可欣和其他中国同学在微信群里商量，很多人已决定不去上课，只有几个研究生仍拿捏不定。“有几个同学是武汉人，还有人的家人是武汉的医务人员，他们就一直叮嘱我进出家门要喷消毒水，然后要戴好口罩，一定要戴，千万要戴。”
2月25日，陆可欣硬着头皮返回佛罗伦萨上课。她原本每天坐公共汽车去学校，为规避封闭空间的感染风险，改为步行，宿舍和学校分布在河东河西，她单程要花费近一个小时。
临行前她从姨妈家拿了两三个口罩，却又不大好意思戴，“因为路上没人戴，很尴尬。”
等走到市火车站附近，眼见着周围的人群密集起来，她终于忍不住戴上口罩，此时听见身后有人在用意大利语说：“认真的吗？戴口罩？”
后来她想出一个法子，在口罩外面围上围巾，这样别人就看不出来了，但是，“很难受，根本喘不过气。”
上课没两天，校内有一位学生被确诊患新冠肺炎，学校发通知说和病例一起上过课的学生都要隔离，但仍旧没提停课的事。
陆可欣更强烈地想立刻回到普拉托的家里，可又担心自己成为“流动的感染者”。她决定结束双城生活，暂且留在佛罗伦萨。
为长留做准备，陆可欣要回普拉托取电脑、口罩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平时往返两地都是坐火车，那会儿火车也不敢坐了，她怕人多，就坐大巴。
大巴上很空，只有五六个人，陆可欣戴着口罩和帽子，一个人坐在最后排。到了普拉托，家门也没敢进，和家人约在公交站台，直接取了东西就走人。
3月5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全国停课，陆可欣开始在佛罗伦萨居家隔离。
陆可欣过去在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中文学校兼职做英语老师，去上班要经过华人聚集的两条中国街。
从前街上饭店的生意总是很好，店里摆着许多张圆桌，客满到需要拼桌。1月底，武汉疫情爆发，陆可欣再经过这些店面，看见里面每一张桌子至多坐一个人。没多久，这些餐饮店纷纷歇业。
△3月1日，普拉托中国街上行人稀少，店铺纷纷关闭
紧随而来的是华人的大规模囤货，中国街的米价都被连带着哄抬了上去，价格翻了一两倍。普通的米被抢购一空，大家就开始囤香米。口罩等医疗物资也几乎被一扫而空。
那对中国夫妇在意大利被确诊新冠肺炎后，陆可欣兼职的中文学校停了两天课，后来曾在2月中旬又开了一周，并给每个老师都发了一瓶酒精，让洒在教室里，还给每位学生都发了口罩。
即便如此，出勤的学生比之前少了一半还多，校内原本有三个英语班，当时的学生加起来只能凑出一个班。“很多家长来反映，说现在国内疫情那么严重，学校有很多孩子春节期间回过国，聚在一起上课真的安全吗？”
有从中国返回意大利的小朋友在课堂上咳嗽、流鼻涕，搞得大家都很紧张。中文学校干脆宣布彻底停课，全部课程转为网课。
整个2月，中文学校只开了一周课，比意大利全境范围内的停课早了半个月。
停课前，陆可欣在中文学校的食堂吃饭，发现分饭的阿姨个个全副武装，口罩、帽子、简单的防护衣一应俱全。因此，她觉得，比起回到佛罗伦萨念书，在普拉托的中文学校呆着反而安全。
朋友圈里全在自我隔离
普拉托的中文学校类似于课外兴趣班，华人孩子的教育主业仍交给意大利学校。
当地许多意大利中小学校中，华人的孩子能占到一个班级人数的四分之一。人数虽多，到底没有绝对的话语权，孩子间也不比成年人理智。疫情期间，时不时会发生对于华人学生的误会甚至歧视。
陆可欣在中文学校认识的一个学生，平时在意大利学校上课，但那所学校怕引起恐慌，不许大家在校内戴口罩，还规定所有人必须在早上8点前进校门，否则就不准再进。
陆可欣说，这是因为有些华人学生为错开上学的高峰时间，避免过多的人流，故意拖到8点后再进学校，但校方认为这是小题大做。
意大利学校不停课，又不肯加大防护措施，急坏了很多华人家长，华人家庭只好另辟蹊径。
有些华人家庭找家庭医生开病假单，让孩子称病不再上学。还有的家长情愿孩子留级也不让其再去学校。陆可欣表妹所在的学校不允许连续五天旷课，表妹就每周只去一天。
此前，表妹很盼望的舞龙舞狮巡游大会被取消了，那是普拉托华人圈内的春节固定节目，她原本乐津津地打算穿着汉服去参加巡游。
当地华人保留了相当传统的节日习俗，华人佛教总会在每年春节后都会组织舞龙舞狮、祈福、礼佛等活动，通常有几百人参与。巡游队伍途径中国街，旨在把福气、财气带入华人的店铺。
1月26日，武汉封城第三天，普拉托佛教总会宣布取消今年的巡游，并打算向中国国内捐献本用于举办活动的经费。
△图为2016年的巡游活动，今年的活动原定于2月1日、2日举行，后因疫情取消
华工刘珊珊在1月底听说武汉疫情后，再也不出远门，每天只两点一线往返于工厂和住家，出行全靠走，路上坚持戴口罩。
与此同时，很多华人公司开始要求入内人员必须佩戴口罩。
3月10日，意大利全面封国，但部分产业仍在运营。刘珊珊和同事们商议后认为，意大利的疫情虽然集中在北方，但开工终究不安全，便集体向华人老板要求停工。老板应允下来，因此厂里比意大利官方宣布停工要早两个礼拜。
另一方面，早在1月30日，意大利总理孔特就宣布关闭所有往返中国的航班以应对疫情。1月31日，意大利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但政府未强制先前从中国境内出发抵意的人员进行14天的隔离，许多华人华侨坐不到直飞航班，就转经德国、荷兰等国飞抵意大利。
也是从那会儿起，华人圈内开始呼吁，凡从中国国内返意的，必须在家自我隔离至少14天。
刘珊珊说，普拉托的多数华工有两种居住模式：一种叫“搭铺”，与中国国内的合租很相似；另一种是住在华人老板提供的集体宿舍内，有一定概率与人共享一个卧室。这就使得居家隔离变得困难。
刘珊珊有位朋友正是住在集体宿舍，从中国国内回到普拉托，以为自己无处可去。另一位有独立住房的朋友听说此事，举家搬出去借住他处，把房子让给了那位无处隔离的同胞。刘珊珊的身边还有许多这样的互助事例。
那段时间，华人的朋友圈内全在秀自我隔离的状态，一是多少知道中国国内疫情的厉害，不愿意冒险感染亲朋好友，二是想为当地的华人社区树立良好形象。
曾有许多声音格外担心普拉托在疫情中的安危。英国《泰晤士报》在3月1日曾发文称，普拉托作为意大利拥有最大华人社区的城市之一，很难在疫情中成为一片“祥和的绿洲”。
而截至记者发稿时（当地时间4月27日），普拉托市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3例，当地华人社区零感染。普拉托所在托斯卡纳大区有感染病例9147例，全意大利有199414例。
“我是不想把这疫情扩大”
2月底，在普拉托经商的蒋一赫空出自己的酒店，不接外客，整栋楼专供从中国过完春节、返回意大利，却又无条件居家隔离的华人华侨隔离，且吃住费用全免。
蒋一赫在朋友圈等各种渠道放出消息，有人打来电话，他就开车去机场将对方接到酒店。
他的朋友圈里写道：“不是我钱多，我是不想把这疫情扩大。”他参加的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为华人开办，协会里有许多人主动捐款，共筹到51000元人民币及10400欧元用于支持隔离点的运营。
隔离点在2月27日开始筹备，陆续收住五个人。3月4日，华商们去市政府开会，有官员得知这个隔离点，要蒋一赫将它关停，原因是酒店不具备完善的医疗卫生条件，达不到集中隔离的标准。
无奈之下，隔离点在会后第二天解散，原住客自费去住其他酒店。
同期，随着意大利的新冠确诊病患数量急剧上升，普拉托当地的医疗资源也相当吃紧。有华人医生向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求助，会长黄勤海组织从世界各地买来物资，捐给普拉托当地的医院、警察局、养老院、居民楼等等，先后捐了两批共计两万只口罩。
送给居民的口罩被装在信封里，塞到每栋楼的信箱中。信封封面是一对相握的手，手上分别画有中意两国国旗。
△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向普拉托医院捐献医用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剂等医疗用品郑丽平和李杰在普拉托经营一家会计事务所，他们也做了相同的事。
1月底，听闻武汉疫情爆发，两人便开始戴口罩办公。他们此前在医院做过翻译，为不会说意大利语的华人求医问诊，因此结识了很多医生。
意大利疫情爆发后，有位相识的普拉托儿科护士和李杰聊天，说他们日常所戴的口罩都要消毒再利用，目前戴的口罩已用了三四天。李杰想，若一线医护的安全都无法保障，疫情只怕更要蔓延。
当地华人囤物资囤得早，家中基本都有富余。李杰便和郑丽平开了一个微信群募捐，短短两三个小时就募到了四箱物资，包括口罩、手套、消毒液等。
后来群里逐渐加入了两百多人，华商、华工都有，还有些人没入群，直接私信郑丽平和李杰来捐献。
3月10日意大利“封国”后，规定非工作需求、健康原因或其他必要情况，居民不得前往其他市镇，出行要携带出行申明表格应对检查，同时避免非必要的进出及移动。
收集物资因此变得有些麻烦，因为捐口罩在那时并非一个必要的出行条件，为此出行有被罚款的风险。
有一天郑丽平去一户华人住家领物资，在路上被警察查停，郑丽平只好说自己是去上班，所幸她随身带了签工单和工作合同。“那段时间我们有点儿偷偷摸摸，要观察周围有没有拦车的或者抽查的。”
将物资交给医护人员同样周折。医院的环境不安全，郑丽平和李杰不大敢去，就让医护人员直接到他们家领取。郑丽平家对面正好有个超市，她便一直和对方约在超市附近，这样即使碰上警察盘查，也好有一个正当的出行理由：去超市购物。
4月6日，普拉托所在的托斯卡纳大区委员会颁布第26条主席条例，明确施行强制戴口罩政策，许多华人欢呼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戴口罩了。
截止目前，郑丽平和李杰组织向包括医院、老人院、看守所在内的六个机构捐出了20万人民币的物资。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捐出约140多万人民币的物资。
普拉托还有许多华人华侨组织进行了捐献，其中相当一部分在疫情早期为中国国内做过募捐，后期意大利爆发疫情时，又接受到了国内的回捐。
一月底，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向武汉捐献包括医用口罩、手套、鞋套等医用物资共162箱。意大利疫情暴发后，联谊会收到从中国国内寄来的30万只口罩。
为了保护我，也为了保护你
聊到普拉托华人社区零感染，受访者都很骄傲，普遍表示这要归功于华人群体的自律、自助和自我组织。
最早在1980年代，第一批华人就奔赴普拉托寻求挣钱的机会，从为意大利人打工做起，发展得好的慢慢开创了自己的产业。
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殷桃饰演的女主角阿雨是早期出国的华人，在普拉托掘得人生第一桶金。现今，人口约20万的普拉托有近3万华人，其中90%左右是温州人。
服装皮具业和餐饮业是普拉托华人谋生的主要行当。据普拉托商会2018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至2016年底，普拉托有华人企业共计4291家，含415家纺织企业、3630家包装工厂。
《南方人物周刊》在2014年发表过《普拉托制造：Made in Italy背后的中国人》，文中称普拉托南部遍布华人皮具工厂，市面上能买到的奢侈品皮包，有许多正出自这里的华工、华商之手。华人也在当地发展出快时尚产业，生产销往世界的价格低廉的时装。
当地华人的乡土情结很重，新来的华工基本只给华商打工，休闲娱乐就去中国街。尤其是中老年群体，很少迈出华人圈子。像陆可欣的母亲，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普拉托打工，一直在华人制衣厂工作，不大会说意大利语，休息日喜欢到中国街的麻将馆搓麻将。
年轻一代的华人则更好地融入了意大利社会。普拉托与温州在2002年结为友好城市。现今有许多普拉托土著学习中文，当地甚至有意大利警察会说温州话。
然而疫情初期，普拉托的华人与意大利人之间也多少产生了嫌隙。停课前，陆可欣去学校的打印店打印教材，老板拿两个指头接过钱，接着用免洗洗手液“拼命地洗”，还问她为什么戴口罩。
陆可欣说，我是为了保护你、保护我自己。老板说，有什么好保护的。陆可欣说，因为其实我也很害怕，老板打断她：“有什么好害怕的？”
出国只有三年，陆可欣的意大利语没有很流利，再想解释也难，只好作罢。她觉得委屈：这位老板原本是很友善的人，不知道为何在疫情期间变得有些敏感急躁。
那会儿中国人戴口罩需要克服心理障碍，陆可欣形容为“心里发毛”。哪怕正常走在路上，戴口罩也很不自在，常常被异样的目光打量。数位采访对象也提到，只有在中国街上才敢“肆无忌惮”地戴口罩。
△普拉托的中国商店橱窗上贴着自我隔离号召意大利的疫情恶化后，陆可欣想和要好的意大利朋友聊聊，又觉得很迷茫，犹豫着不敢行动，“怕他说出来的话会让我失望。”
等那朋友主动来关心她，她才顿悟，好像是她自己对他没有基本的信任。“你犹豫的当下其实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了，如果你是百分百放心他的话，你完全可以直接找他沟通。但是我总觉得虽然我们关系还可以，却没有真正走入过对方的内心。如果是和中国朋友聊天，哪怕大家观念不一样，也可以聊。”陆可欣有些伤感。
再后来，见多了社交网络上意大利人的抗疫记录，有人调侃被大风刮跑的医院的帐篷，有动人的阳台音乐会，陆可欣慢慢开始理解——普通意大利人与中国人并无太大的不同，“他们不一定有恶意……任何地方都会有先意识到危险的人和反应慢的人，也有一开始轻视、后面逐渐重视的人。”
普拉托的意大利人也开始感谢华人社区为抗疫作出的努力。
黄勤海往意大利邻居们的信箱里送口罩，第二天早上在家门上发现一张贴纸，写着“谢谢你们”。他认识的好几个朋友都收到了类似的感谢信，“意大利人有他们的感恩方式。”
据路透社4月1日报道，托斯卡纳大区卫生官员伦佐·贝尔蒂认为，是华人群体将普拉托的感染率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
同日，普拉托市长马泰奥·毕弗尼也在直播中称，普拉托疫情的平稳得益于当地华人及时而严格的防疫措施，也正是因为这样，当地市民的防疫意识得到全面提高。
据意大利政府4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意大利现有新冠肺炎感染者人数首次下降。意大利政府计划在5月4日逐步恢复社会生产经营活动。
4月10日，普拉托市长马泰奥·毕弗尼成立专家组评估市内经济情况。结论显示，由于出行禁令，以纺织服装业为主的普拉托地区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打击，除企业订单受损外，供应商的评级也有下跌，综上，极有可能导致客户的流失。他随后给意大利总理写信，称禁令下的普拉托每月损失6.15亿欧元，企盼早日开放产业。
对普通人来说，抗疫期间最大的难题也是经济问题。
王靖雯家在普拉托办的布料厂快20年了。她说，3月至6月本该是服装业的旺季，订单最多，占全年盈利的70%，然而今年上半年的生产与销售都基本泡汤。
意大利人的法定每日工作时长是8小时，超过8小时就要给加班费，但普拉托的服装业有不成文规定，华工大多数每日工作12小时，工资计件结算，做多赚多，做少赚少。工人们与家人分别，远渡重洋辛苦劳作一年，大半的工资就靠这上半年的做工。
华工刘珊珊听上去倒很乐观，她说有老板包吃住的传统，工人们虽然赚不到钱，总算也没有大的花销。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陆可欣、刘珊珊、王靖雯为化名）
意大利普拉托市华人众多，两个月前，有人猜测这里会成为新冠疫情重灾区。这座位于意大利中北部的小城约有20万人口，仅官方数据显示就有近3万华人。至2016年底，这里有华人企业4291家，华人已垄断了当地的服装制造业。
两个月过去了，截至当地时间4月27日，普拉托市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3例，当地的华人社区从始至终保持零感染。普拉托所在托斯卡纳大区有确诊病例9147例，全意大利有199414例。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华人远赴普拉托谋求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链与社会生态。聊到此次疫情中普拉托华人社区的零感染，受访者普遍表示。这要归功于华人群体的自律、自助与自我组织，这已成为了他们“心中的骄傲”。
△普拉托华人捐给居民社区的口罩，被装在信封里投递到公寓信箱中
“一起上课真的安全吗？”
自三年前来到意大利，26岁的陆可欣一直过着双城生活——工作日在佛罗伦萨的大学念书，双休日则住在普拉托的姨妈家，两地相距22公里。
1月是寒假后的考试月，陆可欣长居普拉托，偶尔到佛罗伦萨参加考试。月底，得知有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妇在意大利被确诊新冠肺炎，她紧张又纠结：2月下旬学校就要开学了，暂未听到因疫情停课的消息，这是她研究生的最后一学年，她舍不得旷课。
陆可欣和其他中国同学在微信群里商量，很多人已决定不去上课，只有几个研究生仍拿捏不定。“有几个同学是武汉人，还有人的家人是武汉的医务人员，他们就一直叮嘱我进出家门要喷消毒水，然后要戴好口罩，一定要戴，千万要戴。”
2月25日，陆可欣硬着头皮返回佛罗伦萨上课。她原本每天坐公共汽车去学校，为规避封闭空间的感染风险，改为步行，宿舍和学校分布在河东河西，她单程要花费近一个小时。
临行前她从姨妈家拿了两三个口罩，却又不大好意思戴，“因为路上没人戴，很尴尬。”
等走到市火车站附近，眼见着周围的人群密集起来，她终于忍不住戴上口罩，此时听见身后有人在用意大利语说：“认真的吗？戴口罩？”
后来她想出一个法子，在口罩外面围上围巾，这样别人就看不出来了，但是，“很难受，根本喘不过气。”
上课没两天，校内有一位学生被确诊患新冠肺炎，学校发通知说和病例一起上过课的学生都要隔离，但仍旧没提停课的事。
陆可欣更强烈地想立刻回到普拉托的家里，可又担心自己成为“流动的感染者”。她决定结束双城生活，暂且留在佛罗伦萨。
为长留做准备，陆可欣要回普拉托取电脑、口罩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平时往返两地都是坐火车，那会儿火车也不敢坐了，她怕人多，就坐大巴。
大巴上很空，只有五六个人，陆可欣戴着口罩和帽子，一个人坐在最后排。到了普拉托，家门也没敢进，和家人约在公交站台，直接取了东西就走人。
3月5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全国停课，陆可欣开始在佛罗伦萨居家隔离。
陆可欣过去在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中文学校兼职做英语老师，去上班要经过华人聚集的两条中国街。
从前街上饭店的生意总是很好，店里摆着许多张圆桌，客满到需要拼桌。1月底，武汉疫情爆发，陆可欣再经过这些店面，看见里面每一张桌子至多坐一个人。没多久，这些餐饮店纷纷歇业。
△3月1日，普拉托中国街上行人稀少，店铺纷纷关闭
紧随而来的是华人的大规模囤货，中国街的米价都被连带着哄抬了上去，价格翻了一两倍。普通的米被抢购一空，大家就开始囤香米。口罩等医疗物资也几乎被一扫而空。
那对中国夫妇在意大利被确诊新冠肺炎后，陆可欣兼职的中文学校停了两天课，后来曾在2月中旬又开了一周，并给每个老师都发了一瓶酒精，让洒在教室里，还给每位学生都发了口罩。
即便如此，出勤的学生比之前少了一半还多，校内原本有三个英语班，当时的学生加起来只能凑出一个班。“很多家长来反映，说现在国内疫情那么严重，学校有很多孩子春节期间回过国，聚在一起上课真的安全吗？”
有从中国返回意大利的小朋友在课堂上咳嗽、流鼻涕，搞得大家都很紧张。中文学校干脆宣布彻底停课，全部课程转为网课。
整个2月，中文学校只开了一周课，比意大利全境范围内的停课早了半个月。
停课前，陆可欣在中文学校的食堂吃饭，发现分饭的阿姨个个全副武装，口罩、帽子、简单的防护衣一应俱全。因此，她觉得，比起回到佛罗伦萨念书，在普拉托的中文学校呆着反而安全。
朋友圈里全在自我隔离
普拉托的中文学校类似于课外兴趣班，华人孩子的教育主业仍交给意大利学校。
当地许多意大利中小学校中，华人的孩子能占到一个班级人数的四分之一。人数虽多，到底没有绝对的话语权，孩子间也不比成年人理智。疫情期间，时不时会发生对于华人学生的误会甚至歧视。
陆可欣在中文学校认识的一个学生，平时在意大利学校上课，但那所学校怕引起恐慌，不许大家在校内戴口罩，还规定所有人必须在早上8点前进校门，否则就不准再进。
陆可欣说，这是因为有些华人学生为错开上学的高峰时间，避免过多的人流，故意拖到8点后再进学校，但校方认为这是小题大做。
意大利学校不停课，又不肯加大防护措施，急坏了很多华人家长，华人家庭只好另辟蹊径。
有些华人家庭找家庭医生开病假单，让孩子称病不再上学。还有的家长情愿孩子留级也不让其再去学校。陆可欣表妹所在的学校不允许连续五天旷课，表妹就每周只去一天。
此前，表妹很盼望的舞龙舞狮巡游大会被取消了，那是普拉托华人圈内的春节固定节目，她原本乐津津地打算穿着汉服去参加巡游。
当地华人保留了相当传统的节日习俗，华人佛教总会在每年春节后都会组织舞龙舞狮、祈福、礼佛等活动，通常有几百人参与。巡游队伍途径中国街，旨在把福气、财气带入华人的店铺。
1月26日，武汉封城第三天，普拉托佛教总会宣布取消今年的巡游，并打算向中国国内捐献本用于举办活动的经费。
△图为2016年的巡游活动，今年的活动原定于2月1日、2日举行，后因疫情取消
华工刘珊珊在1月底听说武汉疫情后，再也不出远门，每天只两点一线往返于工厂和住家，出行全靠走，路上坚持戴口罩。
与此同时，很多华人公司开始要求入内人员必须佩戴口罩。
3月10日，意大利全面封国，但部分产业仍在运营。刘珊珊和同事们商议后认为，意大利的疫情虽然集中在北方，但开工终究不安全，便集体向华人老板要求停工。老板应允下来，因此厂里比意大利官方宣布停工要早两个礼拜。
另一方面，早在1月30日，意大利总理孔特就宣布关闭所有往返中国的航班以应对疫情。1月31日，意大利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但政府未强制先前从中国境内出发抵意的人员进行14天的隔离，许多华人华侨坐不到直飞航班，就转经德国、荷兰等国飞抵意大利。
也是从那会儿起，华人圈内开始呼吁，凡从中国国内返意的，必须在家自我隔离至少14天。
刘珊珊说，普拉托的多数华工有两种居住模式：一种叫“搭铺”，与中国国内的合租很相似；另一种是住在华人老板提供的集体宿舍内，有一定概率与人共享一个卧室。这就使得居家隔离变得困难。
刘珊珊有位朋友正是住在集体宿舍，从中国国内回到普拉托，以为自己无处可去。另一位有独立住房的朋友听说此事，举家搬出去借住他处，把房子让给了那位无处隔离的同胞。刘珊珊的身边还有许多这样的互助事例。
那段时间，华人的朋友圈内全在秀自我隔离的状态，一是多少知道中国国内疫情的厉害，不愿意冒险感染亲朋好友，二是想为当地的华人社区树立良好形象。
曾有许多声音格外担心普拉托在疫情中的安危。英国《泰晤士报》在3月1日曾发文称，普拉托作为意大利拥有最大华人社区的城市之一，很难在疫情中成为一片“祥和的绿洲”。
而截至记者发稿时（当地时间4月27日），普拉托市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3例，当地华人社区零感染。普拉托所在托斯卡纳大区有感染病例9147例，全意大利有199414例。
“我是不想把这疫情扩大”
2月底，在普拉托经商的蒋一赫空出自己的酒店，不接外客，整栋楼专供从中国过完春节、返回意大利，却又无条件居家隔离的华人华侨隔离，且吃住费用全免。
蒋一赫在朋友圈等各种渠道放出消息，有人打来电话，他就开车去机场将对方接到酒店。
他的朋友圈里写道：“不是我钱多，我是不想把这疫情扩大。”他参加的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为华人开办，协会里有许多人主动捐款，共筹到51000元人民币及10400欧元用于支持隔离点的运营。
隔离点在2月27日开始筹备，陆续收住五个人。3月4日，华商们去市政府开会，有官员得知这个隔离点，要蒋一赫将它关停，原因是酒店不具备完善的医疗卫生条件，达不到集中隔离的标准。
无奈之下，隔离点在会后第二天解散，原住客自费去住其他酒店。
同期，随着意大利的新冠确诊病患数量急剧上升，普拉托当地的医疗资源也相当吃紧。有华人医生向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求助，会长黄勤海组织从世界各地买来物资，捐给普拉托当地的医院、警察局、养老院、居民楼等等，先后捐了两批共计两万只口罩。
送给居民的口罩被装在信封里，塞到每栋楼的信箱中。信封封面是一对相握的手，手上分别画有中意两国国旗。
△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向普拉托医院捐献医用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剂等医疗用品郑丽平和李杰在普拉托经营一家会计事务所，他们也做了相同的事。
1月底，听闻武汉疫情爆发，两人便开始戴口罩办公。他们此前在医院做过翻译，为不会说意大利语的华人求医问诊，因此结识了很多医生。
意大利疫情爆发后，有位相识的普拉托儿科护士和李杰聊天，说他们日常所戴的口罩都要消毒再利用，目前戴的口罩已用了三四天。李杰想，若一线医护的安全都无法保障，疫情只怕更要蔓延。
当地华人囤物资囤得早，家中基本都有富余。李杰便和郑丽平开了一个微信群募捐，短短两三个小时就募到了四箱物资，包括口罩、手套、消毒液等。
后来群里逐渐加入了两百多人，华商、华工都有，还有些人没入群，直接私信郑丽平和李杰来捐献。
3月10日意大利“封国”后，规定非工作需求、健康原因或其他必要情况，居民不得前往其他市镇，出行要携带出行申明表格应对检查，同时避免非必要的进出及移动。
收集物资因此变得有些麻烦，因为捐口罩在那时并非一个必要的出行条件，为此出行有被罚款的风险。
有一天郑丽平去一户华人住家领物资，在路上被警察查停，郑丽平只好说自己是去上班，所幸她随身带了签工单和工作合同。“那段时间我们有点儿偷偷摸摸，要观察周围有没有拦车的或者抽查的。”
将物资交给医护人员同样周折。医院的环境不安全，郑丽平和李杰不大敢去，就让医护人员直接到他们家领取。郑丽平家对面正好有个超市，她便一直和对方约在超市附近，这样即使碰上警察盘查，也好有一个正当的出行理由：去超市购物。
4月6日，普拉托所在的托斯卡纳大区委员会颁布第26条主席条例，明确施行强制戴口罩政策，许多华人欢呼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戴口罩了。
截止目前，郑丽平和李杰组织向包括医院、老人院、看守所在内的六个机构捐出了20万人民币的物资。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捐出约140多万人民币的物资。
普拉托还有许多华人华侨组织进行了捐献，其中相当一部分在疫情早期为中国国内做过募捐，后期意大利爆发疫情时，又接受到了国内的回捐。
一月底，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向武汉捐献包括医用口罩、手套、鞋套等医用物资共162箱。意大利疫情暴发后，联谊会收到从中国国内寄来的30万只口罩。
为了保护我，也为了保护你
聊到普拉托华人社区零感染，受访者都很骄傲，普遍表示这要归功于华人群体的自律、自助和自我组织。
最早在1980年代，第一批华人就奔赴普拉托寻求挣钱的机会，从为意大利人打工做起，发展得好的慢慢开创了自己的产业。
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殷桃饰演的女主角阿雨是早期出国的华人，在普拉托掘得人生第一桶金。现今，人口约20万的普拉托有近3万华人，其中90%左右是温州人。
服装皮具业和餐饮业是普拉托华人谋生的主要行当。据普拉托商会2018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至2016年底，普拉托有华人企业共计4291家，含415家纺织企业、3630家包装工厂。
《南方人物周刊》在2014年发表过《普拉托制造：Made in Italy背后的中国人》，文中称普拉托南部遍布华人皮具工厂，市面上能买到的奢侈品皮包，有许多正出自这里的华工、华商之手。华人也在当地发展出快时尚产业，生产销往世界的价格低廉的时装。
当地华人的乡土情结很重，新来的华工基本只给华商打工，休闲娱乐就去中国街。尤其是中老年群体，很少迈出华人圈子。像陆可欣的母亲，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普拉托打工，一直在华人制衣厂工作，不大会说意大利语，休息日喜欢到中国街的麻将馆搓麻将。
年轻一代的华人则更好地融入了意大利社会。普拉托与温州在2002年结为友好城市。现今有许多普拉托土著学习中文，当地甚至有意大利警察会说温州话。
然而疫情初期，普拉托的华人与意大利人之间也多少产生了嫌隙。停课前，陆可欣去学校的打印店打印教材，老板拿两个指头接过钱，接着用免洗洗手液“拼命地洗”，还问她为什么戴口罩。
陆可欣说，我是为了保护你、保护我自己。老板说，有什么好保护的。陆可欣说，因为其实我也很害怕，老板打断她：“有什么好害怕的？”
出国只有三年，陆可欣的意大利语没有很流利，再想解释也难，只好作罢。她觉得委屈：这位老板原本是很友善的人，不知道为何在疫情期间变得有些敏感急躁。
那会儿中国人戴口罩需要克服心理障碍，陆可欣形容为“心里发毛”。哪怕正常走在路上，戴口罩也很不自在，常常被异样的目光打量。数位采访对象也提到，只有在中国街上才敢“肆无忌惮”地戴口罩。
△普拉托的中国商店橱窗上贴着自我隔离号召意大利的疫情恶化后，陆可欣想和要好的意大利朋友聊聊，又觉得很迷茫，犹豫着不敢行动，“怕他说出来的话会让我失望。”
等那朋友主动来关心她，她才顿悟，好像是她自己对他没有基本的信任。“你犹豫的当下其实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了，如果你是百分百放心他的话，你完全可以直接找他沟通。但是我总觉得虽然我们关系还可以，却没有真正走入过对方的内心。如果是和中国朋友聊天，哪怕大家观念不一样，也可以聊。”陆可欣有些伤感。
再后来，见多了社交网络上意大利人的抗疫记录，有人调侃被大风刮跑的医院的帐篷，有动人的阳台音乐会，陆可欣慢慢开始理解——普通意大利人与中国人并无太大的不同，“他们不一定有恶意……任何地方都会有先意识到危险的人和反应慢的人，也有一开始轻视、后面逐渐重视的人。”
普拉托的意大利人也开始感谢华人社区为抗疫作出的努力。
黄勤海往意大利邻居们的信箱里送口罩，第二天早上在家门上发现一张贴纸，写着“谢谢你们”。他认识的好几个朋友都收到了类似的感谢信，“意大利人有他们的感恩方式。”
据路透社4月1日报道，托斯卡纳大区卫生官员伦佐·贝尔蒂认为，是华人群体将普拉托的感染率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
同日，普拉托市长马泰奥·毕弗尼也在直播中称，普拉托疫情的平稳得益于当地华人及时而严格的防疫措施，也正是因为这样，当地市民的防疫意识得到全面提高。
据意大利政府4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意大利现有新冠肺炎感染者人数首次下降。意大利政府计划在5月4日逐步恢复社会生产经营活动。
4月10日，普拉托市长马泰奥·毕弗尼成立专家组评估市内经济情况。结论显示，由于出行禁令，以纺织服装业为主的普拉托地区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打击，除企业订单受损外，供应商的评级也有下跌，综上，极有可能导致客户的流失。他随后给意大利总理写信，称禁令下的普拉托每月损失6.15亿欧元，企盼早日开放产业。
对普通人来说，抗疫期间最大的难题也是经济问题。
王靖雯家在普拉托办的布料厂快20年了。她说，3月至6月本该是服装业的旺季，订单最多，占全年盈利的70%，然而今年上半年的生产与销售都基本泡汤。
意大利人的法定每日工作时长是8小时，超过8小时就要给加班费，但普拉托的服装业有不成文规定，华工大多数每日工作12小时，工资计件结算，做多赚多，做少赚少。工人们与家人分别，远渡重洋辛苦劳作一年，大半的工资就靠这上半年的做工。
华工刘珊珊听上去倒很乐观，她说有老板包吃住的传统，工人们虽然赚不到钱，总算也没有大的花销。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陆可欣、刘珊珊、王靖雯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