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7月6日，网络上传出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当天上午被警方带走的消息，一些大陆学者也在微信“朋友圈”上表示确有此事，不过截止本文发稿前，尚未有官方媒体发布确切消息。许章润被视作大陆自由派中的代表人物，从2018年7月开始，因为发表对中共及中国政府言辞激烈的批评文章，被清华大学停职、停课。有观点认为，此次他被警方带走，可能与今年2月他再次发文抨击中共体制与中国领导人有关。
而在一个月前的6月4日，一段长达23分钟的“新中国联邦建国宣言”视频在互联网上流传，其中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程度更为激烈的批评，并称要“参照西方民主法治体系和相应国际法……制定宪法，建立三权分立政体，‘一人一票’产生新政府”，并且“选举与弹劾制度并存”。在镜头前朗读这份宣言的人，正是很多中国人印象中与政治不搭边的郝海东。
昔日足坛“亚洲第一前锋”在“六四”当天成为“反共先锋”，实在出人意料。郝海东2008年退役后一直没有淡出大众视野，频繁现身各种体育节目乃至娱乐节目。尽管敢说真话的性格让他素有“郝大炮”的外号，但大多是炮轰中国足球的乱象，并未涉足过政治，更不用说如此直白地站在中共政权的对立面。
从郝海东所读“宣言”的内容来看，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美国白宫前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才是这份宣言背后真正的“大佬”。而郝海东6月11日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也毫不讳言地表示，他正是受到郭文贵视频节目的感召，才主动加入战壕，且已经准备好“承受后果”。
尽管听上去有些无厘头，但郝海东从一些大陆知识分子眼中“少见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退役运动员，变身为中共政权的异见者，轮廓大抵如此。在天安门母亲、香港维园烛光集会等话题已经彻底在内地舆论场失去关注度的今天，郝海东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再次勾起人们对于中国的异见者群体的回忆。
海外民运
中共作为一个左翼政权，其异见者的出现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共建政后的前三十年走过的弯路，特别是文革十年给社会带来的伤痕，让中国的知识界在改革开放后形成了“八十年代共识”，即对“文革”前传统社会主义的反思与否定和对西方社会及社会模式的向往。这种右翼思潮或者说西化思潮，沿着“自省——自卑——自责”的逻辑，在1989年夏天最终发展成打乱中国政治节奏的天安门事件。
以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为代表的六四学生领袖，以及更早的“西单民主墙”作者胡平、任畹町等，都在那场政治风波后流亡海外，成为“民运人士”，也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第一波以群体形象出现的异见者。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异见者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执政党的对立面。“西单民主墙”的主流是“改革从经济开始”；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的政治诉求，是以“反贪污”、“反官倒”为出发点。可最终，在各种因素的裹挟下，通过“黄雀行动”辗转海外的学生领袖与自由派们，一步步成了中共眼中的异见者。
六四之后的三十多年中，由于中共始终没能放下历史包袱，一直将六四的研究列为禁区，让西方垄断了对六四的解释，民运人士因此一直在国际舆论中占据道德高地。可惜的是，这种光环并没有给民运人士带来前行的动力，反而患上了“时光静止”的通病，对中国的观感和分析，对中共的敌视，永远停留在了1989年。即便是曾经相对理性的胡平等人，亦落入逢中必反的窠臼。
回看海外民运人士的命运，不禁令人唏嘘。图为1989年6月3日，柴玲（左一）、王丹（左二）、封从德（左三）和李録（右一）宣称将留守天安门广场。（Reuters）
现如今，海外民运群体早已风光不再，所谓的“政治热情”也早已被生存焦虑吞没，各国主流媒体上很难再看到他们的踪迹。近期王丹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会晤更像是一种反讽：为什么31年来美国官方从未正式接触民运人士，偏偏在中美陷入全面对抗之际才做出如此安排？
《零八宪章》
六四之后，自由主义一度陷入低潮，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才再度“浮出水面”。千禧年后中国经济进入腾飞期，市场化进程大大加快，私有经济迅速成长，随之而来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再次燃起了异见者们在中国推行新一轮“民主运动”的希望。
2008年12月10日，参与过六四但并未出走的刘晓波，与中国大陆303位各界人士发起《零八宪章》的签署运动，主张以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理念为基础，宣称要“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
刘晓波因《零八宪章》承受牢狱之灾，也给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留下了那个经典的空椅子画面。事实上，相比其他民运人士，刘晓波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民主派，明显比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要更加理性，正如他最有名的那句“我没有敌人”。只能说，六四之后的刘晓波，被民运人士、西方舆论，甚至中共自己，打造成为一个“符号”，一个代表着挑战中共权威的异见人士群体的符号。
值得一提的是，刘晓波等异见人士推出《零八宪章》的时刻，也是中国发展的关键节点。那一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脱胎换骨的古老大国通过体育舞台映入世人眼帘；胡温体制宣佈推动“四万亿投资计划”，大量投资基础建设，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不管是民族自信还是国家实力，中国正处于上扬趋势，这也意味着中共的统治更加趋于稳定。
因而有人认为，《零八宪章》是中国大陆的异见群体乃至自由派知识分子最后的奋力一搏。
散兵游勇
刘晓波之后，中国的异见者失去了以群体形象出现的能量，只是零零星星的出现。他们与中共政制针锋相对的具体理由各不相同，但总体上未能脱离六四和《零八宪章》一代的总框架。
艾未未与政治的交集很大程度上是他对自己艺术观念的身体力行，只不过被西方政客与媒体当成反华工具利用，所以近几年艾未未的兴趣转向后，中共亦放松了对他的注意，西方舆论则对他的“背叛”感到恼怒。陈光诚被判入狱比刘晓波更早，他是维权人士中第一个进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异见者，但他最终出走美国的故事里掺杂着太多的大国政治博弈成分。2015年的“709”事件中被抓捕的周世锋、胡石根等维权律师，是近年来影响较大的一次异见人士“集体出镜”，只是这个群体并没有系统的政治主张，维权本身带来的正当性也渐次被消解。许志永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今天已几乎没人记得。倒是曾帮“新公民运动”做过辩护律师的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张雪忠，今年5月发表致中国全国人大的万字公开信，呼吁尽早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为此张雪忠被上海警方带走传唤24小时，但他这种更像是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案例。
正如新冠肺炎（COVID-19）“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所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中共作为世界最大党，有不同声音，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意见再正常不过。除了郝海东之类的极端者，多数中共眼中的异见者之存在，本身也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对中共来说，这既是一种有力的提醒，也是检视自身的契机。
北京时间7月6日，网络上传出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当天上午被警方带走的消息，一些大陆学者也在微信“朋友圈”上表示确有此事，不过截止本文发稿前，尚未有官方媒体发布确切消息。许章润被视作大陆自由派中的代表人物，从2018年7月开始，因为发表对中共及中国政府言辞激烈的批评文章，被清华大学停职、停课。有观点认为，此次他被警方带走，可能与今年2月他再次发文抨击中共体制与中国领导人有关。
而在一个月前的6月4日，一段长达23分钟的“新中国联邦建国宣言”视频在互联网上流传，其中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程度更为激烈的批评，并称要“参照西方民主法治体系和相应国际法……制定宪法，建立三权分立政体，‘一人一票’产生新政府”，并且“选举与弹劾制度并存”。在镜头前朗读这份宣言的人，正是很多中国人印象中与政治不搭边的郝海东。
昔日足坛“亚洲第一前锋”在“六四”当天成为“反共先锋”，实在出人意料。郝海东2008年退役后一直没有淡出大众视野，频繁现身各种体育节目乃至娱乐节目。尽管敢说真话的性格让他素有“郝大炮”的外号，但大多是炮轰中国足球的乱象，并未涉足过政治，更不用说如此直白地站在中共政权的对立面。
从郝海东所读“宣言”的内容来看，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美国白宫前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才是这份宣言背后真正的“大佬”。而郝海东6月11日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也毫不讳言地表示，他正是受到郭文贵视频节目的感召，才主动加入战壕，且已经准备好“承受后果”。
尽管听上去有些无厘头，但郝海东从一些大陆知识分子眼中“少见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退役运动员，变身为中共政权的异见者，轮廓大抵如此。在天安门母亲、香港维园烛光集会等话题已经彻底在内地舆论场失去关注度的今天，郝海东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再次勾起人们对于中国的异见者群体的回忆。
海外民运
中共作为一个左翼政权，其异见者的出现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共建政后的前三十年走过的弯路，特别是文革十年给社会带来的伤痕，让中国的知识界在改革开放后形成了“八十年代共识”，即对“文革”前传统社会主义的反思与否定和对西方社会及社会模式的向往。这种右翼思潮或者说西化思潮，沿着“自省——自卑——自责”的逻辑，在1989年夏天最终发展成打乱中国政治节奏的天安门事件。
以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为代表的六四学生领袖，以及更早的“西单民主墙”作者胡平、任畹町等，都在那场政治风波后流亡海外，成为“民运人士”，也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第一波以群体形象出现的异见者。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异见者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执政党的对立面。“西单民主墙”的主流是“改革从经济开始”；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的政治诉求，是以“反贪污”、“反官倒”为出发点。可最终，在各种因素的裹挟下，通过“黄雀行动”辗转海外的学生领袖与自由派们，一步步成了中共眼中的异见者。
六四之后的三十多年中，由于中共始终没能放下历史包袱，一直将六四的研究列为禁区，让西方垄断了对六四的解释，民运人士因此一直在国际舆论中占据道德高地。可惜的是，这种光环并没有给民运人士带来前行的动力，反而患上了“时光静止”的通病，对中国的观感和分析，对中共的敌视，永远停留在了1989年。即便是曾经相对理性的胡平等人，亦落入逢中必反的窠臼。
回看海外民运人士的命运，不禁令人唏嘘。图为1989年6月3日，柴玲（左一）、王丹（左二）、封从德（左三）和李録（右一）宣称将留守天安门广场。（Reuters）
现如今，海外民运群体早已风光不再，所谓的“政治热情”也早已被生存焦虑吞没，各国主流媒体上很难再看到他们的踪迹。近期王丹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会晤更像是一种反讽：为什么31年来美国官方从未正式接触民运人士，偏偏在中美陷入全面对抗之际才做出如此安排？
《零八宪章》
六四之后，自由主义一度陷入低潮，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才再度“浮出水面”。千禧年后中国经济进入腾飞期，市场化进程大大加快，私有经济迅速成长，随之而来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再次燃起了异见者们在中国推行新一轮“民主运动”的希望。
2008年12月10日，参与过六四但并未出走的刘晓波，与中国大陆303位各界人士发起《零八宪章》的签署运动，主张以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理念为基础，宣称要“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
刘晓波因《零八宪章》承受牢狱之灾，也给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留下了那个经典的空椅子画面。事实上，相比其他民运人士，刘晓波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民主派，明显比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要更加理性，正如他最有名的那句“我没有敌人”。只能说，六四之后的刘晓波，被民运人士、西方舆论，甚至中共自己，打造成为一个“符号”，一个代表着挑战中共权威的异见人士群体的符号。
值得一提的是，刘晓波等异见人士推出《零八宪章》的时刻，也是中国发展的关键节点。那一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脱胎换骨的古老大国通过体育舞台映入世人眼帘；胡温体制宣佈推动“四万亿投资计划”，大量投资基础建设，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不管是民族自信还是国家实力，中国正处于上扬趋势，这也意味着中共的统治更加趋于稳定。
因而有人认为，《零八宪章》是中国大陆的异见群体乃至自由派知识分子最后的奋力一搏。
散兵游勇
刘晓波之后，中国的异见者失去了以群体形象出现的能量，只是零零星星的出现。他们与中共政制针锋相对的具体理由各不相同，但总体上未能脱离六四和《零八宪章》一代的总框架。
艾未未与政治的交集很大程度上是他对自己艺术观念的身体力行，只不过被西方政客与媒体当成反华工具利用，所以近几年艾未未的兴趣转向后，中共亦放松了对他的注意，西方舆论则对他的“背叛”感到恼怒。陈光诚被判入狱比刘晓波更早，他是维权人士中第一个进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异见者，但他最终出走美国的故事里掺杂着太多的大国政治博弈成分。2015年的“709”事件中被抓捕的周世锋、胡石根等维权律师，是近年来影响较大的一次异见人士“集体出镜”，只是这个群体并没有系统的政治主张，维权本身带来的正当性也渐次被消解。许志永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今天已几乎没人记得。倒是曾帮“新公民运动”做过辩护律师的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张雪忠，今年5月发表致中国全国人大的万字公开信，呼吁尽早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为此张雪忠被上海警方带走传唤24小时，但他这种更像是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案例。
正如新冠肺炎（COVID-19）“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所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中共作为世界最大党，有不同声音，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意见再正常不过。除了郝海东之类的极端者，多数中共眼中的异见者之存在，本身也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对中共来说，这既是一种有力的提醒，也是检视自身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