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尊友阁下： 您可能不知道，在动笔给您写这封信之前，我闭目打坐了半个时辰，反复以《圣经》上的一句话提醒自己：这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以便努力让自己怒气平息下来。因我无意单纯地谴责您，或者单纯地排遣我的愤怒，把自己放置于道德高地上，以收获一些掌声或者敬意。 我是希望这封信能真地引起您的共情，唤醒您的良知，把野心和欲望收敛一点，而不是觉得被冒犯心肠变得更硬。 您是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您的言行与中国防疫政策的出台和改变有莫大的关联，我当然不会说政策是由您来决定的。但现代社会，行政决策都需要建基在一定的科学基础上，特别涉及疫情这类问题，政治可以赋予政策以不可质疑性，但无法证明其正当性，其正当性终究需要科学来证成。而您和您代表的单位的工作就是为行政决策提供信息支持的。一定意义上，您也处在了一个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重要位置，至少会间接影响数千万人的生计。基于政治现实，我当然也知道您和您代表的单位可能仅仅是一个背书者的角色，但背书本身就意味着责任。 俯身看看上海居民的遭际吧，俯身看看在核酸检测中的种种荒诞荒唐吧。以核酸检测为基础的健康码给百姓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精神负担，甚至诸多的人道灾难也与此脱不了干系，没有48小时的核酸检测就无法出门无法就医，有多少人就die在了医院门口。您扪心自问，这一切与您和您代表的单位没有关系？行政决策时您有没有参与？面对执行环节的反智反科学反人道，您有过矫正的努力吗？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是您的变本加厉，看到的是您的扬波逐流，您作为疾控中心的首席专家，非但没有正本清源，让百姓了解这个病毒以降低人的恐慌，降低社会的防疫成本以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反而像个行走江湖的游医贩卖伪科学的观点，为了论证核酸筛查不能停，提出贻笑大方的所谓“间歇性排毒”说，说什么“有些感染者不是持续地向体外排出病毒，而是间隙性排出病毒，感染者在做核酸采样的那个时点刚好不排毒。” 排毒的本质是病毒的复制，只要病毒复制在进行，人体就在排毒，人的血液、呼吸、体液、粪便都可能含有病毒，不同病毒的排毒途径虽然有不同，但在每一个途径上，不可能有间歇性。单从核酸检测来说，是基于呼吸排毒来检测的，人的呼吸能够暂停？人的呼吸器官有对病毒的开关吗？ 您有没有觉得您是在信口开河？堂堂一个大国的疾控中心的首席专家，如此不负责任的反常识反科学论调，您难道不觉得惭愧吗？ 请不要小看您的这种装神弄鬼的后果。把病毒神秘化，客观上在协同塑造一种反智反科学的社会氛围，方便某些野心家将社会拉回到矇昧的丛林状态，届时几十年的改开成果或将被清零。 人生天地之间，虽然个体能力和人生际遇不同，但都对这个族群负有一定的道义责任，不作恶是最起码的要求。前几天的母亲节，看到有个说法我觉得很好，发给您共勉：不作恶是对母亲最大的孝。中国的贩夫走卒们虽然不能像您一样可以打着科学的名义口吐莲花，且有着高分贝的话语权，但他们生气了是会骂娘的，而且骂娘还真就不限于贩夫走卒，各类精英背地里也会，甚至大人物都会，不信看看庐山会议的记载。 拿骂娘来警示您可能有点上不来台面，但我实在不知道无神论者还有什么是真正敬畏的。我想对自己的母亲，每个人都应当是爱的吧。都不希望因自己而累及母亲一起被骂吧？当然一个人作恶，只应当由他自己来承担责任，这是最基本的现代法制观念，所以辱骂作恶者的母亲自然是不对的，但它又是必然会出现的。 您作为疾控中心的首席专家，借着这次世纪疫情，已经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历史，不要再心存更高的野心和欲望了，否则弄到千夫所指，等曲终人散您会后悔的。谁都知道核酸筛查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链条，看看那些核酸和疫苗公司的会计年报就知道了，但国难财吃着容易，能不能消化得了就未可知了。 我一直以为，在一个民智已开的时代，加上互联网的普及，历史的叙述不再是中心化的，只要你关心政治就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评说者。在这样的时代，功罪的评判标准已经具有了客观性和普适性，没有谁作恶不会被识破，一个人的千秋功罪无需后代评说，当代就足以被定论，作恶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最终都会输的很惨。 所以，我希望您能深思，以悲悯之心看看芸芸众生的艰难困苦，别再作恶，不要因为您的恶是间接的，需要多步传导才能显出它的恶果就假装它无关紧要。 这个世界，有多少聪明人败于短视，为着那取之无道的财富和地位，帮着野心家垒高墙，当高墙垒成的那一刻，就会发现自己也在高墙之内，正所谓作茧自缚作法自毙。 尺短意深，言苦心善，望您戒之。 夏安 刘书庆
吴尊友阁下：
您可能不知道，在动笔给您写这封信之前，我闭目打坐了半个时辰，反复以《圣经》上的一句话提醒自己：这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以便努力让自己怒气平息下来。因我无意单纯地谴责您，或者单纯地排遣我的愤怒，把自己放置于道德高地上，以收获一些掌声或者敬意。
我是希望这封信能真地引起您的共情，唤醒您的良知，把野心和欲望收敛一点，而不是觉得被冒犯心肠变得更硬。
您是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您的言行与中国防疫政策的出台和改变有莫大的关联，我当然不会说政策是由您来决定的。但现代社会，行政决策都需要建基在一定的科学基础上，特别涉及疫情这类问题，政治可以赋予政策以不可质疑性，但无法证明其正当性，其正当性终究需要科学来证成。而您和您代表的单位的工作就是为行政决策提供信息支持的。一定意义上，您也处在了一个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重要位置，至少会间接影响数千万人的生计。基于政治现实，我当然也知道您和您代表的单位可能仅仅是一个背书者的角色，但背书本身就意味着责任。
俯身看看上海居民的遭际吧，俯身看看在核酸检测中的种种荒诞荒唐吧。以核酸检测为基础的健康码给百姓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精神负担，甚至诸多的人道灾难也与此脱不了干系，没有48小时的核酸检测就无法出门无法就医，有多少人就die在了医院门口。您扪心自问，这一切与您和您代表的单位没有关系？行政决策时您有没有参与？面对执行环节的反智反科学反人道，您有过矫正的努力吗？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是您的变本加厉，看到的是您的扬波逐流，您作为疾控中心的首席专家，非但没有正本清源，让百姓了解这个病毒以降低人的恐慌，降低社会的防疫成本以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反而像个行走江湖的游医贩卖伪科学的观点，为了论证核酸筛查不能停，提出贻笑大方的所谓“间歇性排毒”说，说什么“有些感染者不是持续地向体外排出病毒，而是间隙性排出病毒，感染者在做核酸采样的那个时点刚好不排毒。”
排毒的本质是病毒的复制，只要病毒复制在进行，人体就在排毒，人的血液、呼吸、体液、粪便都可能含有病毒，不同病毒的排毒途径虽然有不同，但在每一个途径上，不可能有间歇性。单从核酸检测来说，是基于呼吸排毒来检测的，人的呼吸能够暂停？人的呼吸器官有对病毒的开关吗？
您有没有觉得您是在信口开河？堂堂一个大国的疾控中心的首席专家，如此不负责任的反常识反科学论调，您难道不觉得惭愧吗？
请不要小看您的这种装神弄鬼的后果。把病毒神秘化，客观上在协同塑造一种反智反科学的社会氛围，方便某些野心家将社会拉回到矇昧的丛林状态，届时几十年的改开成果或将被清零。
人生天地之间，虽然个体能力和人生际遇不同，但都对这个族群负有一定的道义责任，不作恶是最起码的要求。前几天的母亲节，看到有个说法我觉得很好，发给您共勉：不作恶是对母亲最大的孝。中国的贩夫走卒们虽然不能像您一样可以打着科学的名义口吐莲花，且有着高分贝的话语权，但他们生气了是会骂娘的，而且骂娘还真就不限于贩夫走卒，各类精英背地里也会，甚至大人物都会，不信看看庐山会议的记载。
拿骂娘来警示您可能有点上不来台面，但我实在不知道无神论者还有什么是真正敬畏的。我想对自己的母亲，每个人都应当是爱的吧。都不希望因自己而累及母亲一起被骂吧？当然一个人作恶，只应当由他自己来承担责任，这是最基本的现代法制观念，所以辱骂作恶者的母亲自然是不对的，但它又是必然会出现的。
您作为疾控中心的首席专家，借着这次世纪疫情，已经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历史，不要再心存更高的野心和欲望了，否则弄到千夫所指，等曲终人散您会后悔的。谁都知道核酸筛查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链条，看看那些核酸和疫苗公司的会计年报就知道了，但国难财吃着容易，能不能消化得了就未可知了。
我一直以为，在一个民智已开的时代，加上互联网的普及，历史的叙述不再是中心化的，只要你关心政治就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评说者。在这样的时代，功罪的评判标准已经具有了客观性和普适性，没有谁作恶不会被识破，一个人的千秋功罪无需后代评说，当代就足以被定论，作恶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最终都会输的很惨。
所以，我希望您能深思，以悲悯之心看看芸芸众生的艰难困苦，别再作恶，不要因为您的恶是间接的，需要多步传导才能显出它的恶果就假装它无关紧要。
这个世界，有多少聪明人败于短视，为着那取之无道的财富和地位，帮着野心家垒高墙，当高墙垒成的那一刻，就会发现自己也在高墙之内，正所谓作茧自缚作法自毙。
尺短意深，言苦心善，望您戒之。
夏安
刘书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