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美国大学学费很贵。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贵”，竟足以颠倒世界的边界——
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千里迢迢赴美追逐“美国梦”；而是美国本土的大学毕业生，为了逃避高额学贷和沉重还款压力，反向奔赴海外，寻找出路。
有人定居他国，甚至在多个国家间旅居辗转，只为压低生活支出、在利息进一步滚动前还上贷款；也有人干脆“出逃”，放弃还款，把债务永远留在身后，从此告别祖国。
“美国梦”，开始在美国之外上演。
但少数人成功开启新生活的另一面，仍是社会的暗影。在美国，约有4500万人背负总计1.77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人均负债在3.5万至4万美元之间。相当于每7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深陷其中。
这其中，原本有近800万人受惠于拜登时代“SAVE”计划， 学贷利息得以暂缓，但联邦教育部在今年7月9日宣布，自8月1日起要恢复偿还利息。悬在头顶的巨石，再次压到了肩上。
在这个国家，哪怕选择最节省的路径——州内的公立大学，每年也需付出超过1万美元的学费；而如果决定走出本州，费用立即翻倍。
2005-2025年，美国大学平均学费增长情况
要知道，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是八万美元。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场艰难的算计。如果考虑私立大学、顶尖名校，学费直接飙升至每年五万美元起步。接受教育，几乎注定伴随负债。
不断膨胀的学贷总额，令美国政府也头痛不已，经济学家们也担心，畸形的债务，是否会对经济造成影响。抛开这些宏观问题，一个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一个人是否有可能，在不承担过度风险的前提下，接受高等教育？
在美国，乃至许多国家，高等教育早已被默认为通往体面生活、抓住阶级流动机会的必经之路。教育是一种投资，这一点没人否认。另一方面，它可能也是套牢普通人一生的陷阱。
债务逃兵35岁的查德·哈格曾认真考虑过住在山洞里，来逃避学贷。仔细评估后，他“退而求其次”，搬到了印度雨林。
最开始，他住在印度南部的乌恰卡达村，租了一间每月租金仅为50美元的水泥房，院子里种着椰子树，养着几只鸡。他渐渐在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中找到乐趣，将沃尔玛（连同美国）抛诸脑后。
在美国，他欠着两万美元的学生贷款。虽然算不上多，但对哈格这样始终挣不到“体面工资”的人来说，仍旧是压得喘不过气的负担。
他在2011年从北科罗拉多大学毕业。那时经济刚刚走出衰退，第一份工作是在玩具工厂的流水线上装配零件、卸货搬运。后来，他又回到校园，读了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比较文学硕士，试图以兼职教授为生。但一学期只有一门课，收入微薄，生活捉襟见肘。
终于，他在丹佛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当医疗样本快递员，运送血液和尿液样本到各大医院。税后每月到手1700美元。还完学生贷款后，他所剩无几，租不起房，只能回到家里和母亲住。外出和社交，几乎变成奢望。
他说：“在美国，我根本算不清生活的数学题。”
而在印度，生活变得简单很多。他娶了一位当地大学教师，有了五年期配偶签证。他开始憧憬拥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家庭——那些在美国看似遥不可及的生活，在印度逐渐变得触手可及。
像哈格这样的“债务逃兵”，在美国不是极端个案。过去多年里，逃避学贷不再回美国的案例，不时见诸报端，近则逃去加拿大，远一点的，则是欧洲、亚洲等。
一些人的逃离经历，也相当曲折。名为Chad Albright的美国人，早在2007年就从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勒斯维尔大学毕业，但传播学和历史学专业背景让他难以找到雇主，学贷只能拖欠着。他的信用评分因还款困难而急剧下降，找工作变得更难——一些雇主会查询信用报告。“我感觉大学毁了我的生活。”Albright说。
2011年，Albright跑来了中国，在中山教英语。随后又去了乌克兰，并永久定居在那里。
自称学贷律师的Joshua R. I. Cohen告诉Vice，逃离计划对某些人可能有效，但前提是他们永远不再回美国生活。Cohen认为，搬到国外后，“只有为美国公司在国外工作时才会面临后果”。
CNBC也曾在2019年报道称，一些学生贷款借款人正在收拾行囊，逃离美国，去一些生活成本较低的国家，而且，在那里，债务催收机构的控制力较弱。
学贷平均金额比例
这个群体的规模有多大，不得而知，毕竟没有全国性的数据统计，但他们都有在社交媒体群组分享个人故事，一些理财网站上也提供了应对建议。
当然，永不回头者，毕竟只是少数。更常见的情况是，很多人离开，只是为了更好地还债。
格雷森·弗格森便是如此。
他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原本在美国亚利桑那生活。他算过一笔账，光房租、车贷还有水电费，每月就要花去近1700美元，加上每月900美元的学贷，他实在承担不起。于是，他在2022年初搬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离开美国前，弗格森曾试过搬去和姐姐同住，也住过拖车，但还债仍像个无底洞。因此，他决定向外看。
弗格森相中的阿根廷，虽然通胀严重，但美元汇率低得惊人，房租只要400美元，电话卡和健身房花不了20美元。没有车贷，也没有高昂的保险账单。
加上疫情后他的业务量开始恢复，他终于能慢慢有步骤地还上那笔学生贷款。
但与哈格相比，弗格森适应新生活的难度要更高。他努力学习西语、适应当地方言，却始终没有交到亲密的朋友。身边都是热闹的人潮，孤独感却越来越深。他开始患上抑郁症，情绪陷入低谷。
雪上加霜的是，在2023年，阿根廷新总统米莱上台，削减补贴、货币贬值，通胀飙升。他在当地的生活成本也水涨船高。
阿根廷总统米莱上台进行改革
弗格森开始重新查资料，试图寻找新的落脚地，国家得够便宜，签证时间要够长，还得能带上他的斗牛犬。最终，在今年4月，他搬到了东南欧的阿尔巴尼亚。这里的经济更稳定，物价也更便宜，一杯咖啡只需0.59美元。
弗格森透露，自从离开美国，他的学贷偿还已经有了起色。如果阿尔巴尼亚的生活成本，比他刚搬到阿根廷还低，那他就有足够的“闲钱”来还学生贷款。
在弗格森看来，数字游牧者的体验本就是流动的，也注定有好有坏。现在，阿尔巴尼亚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然而，弗格森和哈格这样有勇气逃离美国的人，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美国人不得不留在国内，继续和学贷周旋。
对陷阱一无所知“当我在18岁签下那些贷款合同时，根本没意识到这会是怎样的压力。”
一名昵称为paulzedwuz79的网友在Reddit写下这句话：“当时他们说，‘没关系，只要上了大学，找到了好工作，钱就能还清了。’但利息就像流沙，每次我想爬出来，却发现自己越陷越深。”
爬不出来的人，还有很多。在Reddit上，有一个名为“student loan defaulters（学生贷款违约者）”的社群，聚集着两万多名成员。他们在匿名的网络角落里交流着各自的焦虑和困境。
Reddit社群上的求助帖
不少人提到自己是家中第一代大学生，或成长于移民家庭。在他们的语境里，“大学是唯一出路”，而贷款则是通往那扇门的门票。
但这扇门背后，藏着极其复杂的规则。美国学生贷款不仅金额高，结构也极其晦涩。联邦贷款利率相对固定，常年在5%以上，但额度有限；而私人贷款通常浮动在8%至13%之间。很多年轻人背着“双重债务”进大学，毕业后才发现，月供高得离谱，几乎看不到尽头。
“我真希望学校教我更多金融知识，而不是告诉我大麻会害死我。”一位Reddit网友在回帖中写道。
也有网友吐槽道，她当年从“沙利美”（Sallie Mae）借钱时，只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个会给你煲鸡汤、温柔可亲的姨妈”——而不是一个以放贷为业、在你二十出头就敲响你家门的债权人。
熟悉贷款规则、理解债务风险，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性的特权。
网友晒出需要偿还的债务余额
学生贷款违约者的社群主页，置顶着一则名为“Student Loan Default: The Guide（学生贷款违约：指南）”的资源帖，近两万字的实操指南，教人如何合法拖欠、如何转移资产、如何在不同州规避追债，还列上了术语表和风险评级。
它总结了几十种策略，比如等私人贷款时效失效后低价和解，或者“跑路”到海外重启人生：只要在国外年收入低于约10万美元，就可通过“海外收入免税条款”将美国应税收入报为0，从而合法实现联邦贷款的0元还款。信用评分不跨国，私人贷款公司也无法追讨。
在这个语境中，“违约”已不再是某种道德污点，而被视为一种“strategic default（策略性违约）”。人们试图为这种绝望状态赋予一点理性意味——不是因为他们不负责任，而是因为，这个系统让他们无论怎么努力，都看不到尽头。
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去公共化”转型。各州持续削减拨款，大学为填补缺口大幅提高学费，学生和家庭承担的成本不断上升。
这一变化并不孤立。在医疗、住房、退休等领域，同样的逻辑也在发生作用：政府退场，市场接管，个体埋单。贷款因此变得无处不在，而还款却越来越艰难。
对于年轻人来说，学费上涨远远跑赢了通货膨胀，而收入的增长却停滞不前——这让“投资教育”的神话开始裂开。
更糟的是，在美国银行业游说的长期推动下，学贷无法通过破产清除，也很难再融资重组。哪怕一辈子都在还款，也未必能摆脱债务阴影。即便退休，政府也有权从社会保障金中扣除债务余额。
不满与愤怒在积聚，而金融业的影响力却在持续增长。
这种争议在2022年8月达到了高潮。当时，拜登政府宣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学生债务减免政策，承诺为4000多万名贷款人减免1万至2万美元的债务。
拜登政府学生贷款减免计划
这项计划曾被视为解决系统性债务不公的开始，但很快便遭遇政治和司法上的激烈反对。2023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正式裁定该政策无效，改革的窗口，就此关闭。
今年7月，问题雪上加霜。特朗普重新推动的“大而美法案”顺利通过。新法案将对联邦学生贷款计划进行大规模缩减，其中部分条款将于8月1日起正式生效。
多个独立机构分析指出，这些变化可能迫使更多学生转向私人贷款机构求助。
有尊严的生活在美国，背负债务不是意外，而是一种常态。
上大学、看病、生孩子、搬家、开车——几乎所有关于“好好生活”的想象，都以贷款为前提。学生贷款只是“日常生活金融化”中的一环。
在这种体系中，责任是叙事的核心。“理性投资”“个人责任”“按约还款”，这些看似中性的词汇，构成了一整套道德叙事，塑造出一种结构性的幻觉：每个人都在自由市场中作出选择，而后为选择负责。
更深层的道德规训，则藏在日常信用体系之中。
在美国，由私人公司FICO主导的信用评分，被广泛用于贷款、租房、保险，甚至求职筛选。它被视为衡量“财务美德”的标准，也在重塑社会对“可靠”与“自律”的理解。
然而，这套评分机制并不奖励“量入为出”，反而偏好“负债有术”：持卡越多、贷款种类越杂，只要按时还款，分数就越高。哪怕每月只还最低额度、长期被高息套牢，也无妨；但一旦延迟还款超过30天，分数就可能大幅下滑。
FICO信用评分等级
更讽刺的是，水电账单、房租、电话费这些日常账目，往往并不计入评分系统。也就是说，它不是在衡量一个人是否有信用，而是在评估他是否具备“被借贷”的价值。
这一切从来不会在银行开卡窗口讲清楚。人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去摸索并遵守这些隐性规则。
在这样的体系中，信用不再只是金融指标，而成为一种社会标签。欠债不仅带来实际后果，也被视为“自作自受”的印证。
这也是为什么，当拜登政府提出学生债务减免政策时，网络上很快引发了激烈争议。许多人并非对这些背负学贷的年轻人缺乏同情，在人们看来，成年人理应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但问题是，这种“自由选择”本身就是构造出来的神话。
大多数人从未真正拥有选择的空间。特别是对于许多低收入家庭，尤其是边缘族裔出身的学生，与其说是“做错了选择”，不如说是因为一开始缺乏选择，而被推入债务陷阱。
按种族划分的债务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超过1/5的黑人借款人（21.8%）曾陷入学生贷款违约，是白人借款人（6.1%）的3倍多，也显著高于拉美裔（10.1%）。此外，一旦违约，黑人和拉美裔借款人重蹈覆辙的几率也更高——约有3/4再次违约。
这些差异，并非单一政策问题的产物。事实上，美国政府在经济干预中一直表现出鲜明的不对称：当企业和银行陷入困境，国家往往迅速出手施以援手；而真正落到普通家庭的救助，却迟缓而有限。即便出台了政策，受益最多的也常常是白人家庭，其他族裔则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外。
与此同时，关于“政府不能无限支出”的财政论调，也演变为一种道德工具，指向那些最需要公共支持、却最难自我托底的人。
以“大而美法案”为例，政策支持者强调，削减联邦学生贷款计划以及其他公共支出，是为了“控制联邦赤字”，维护财政可持续性。然而，这类说法往往回避了更关键的问题：这些削减损害了谁？让谁受益？
联邦政府一纸声明称，削减学生贷款额度，打破了债务循环。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估来看，这个说法的确可靠，因为学贷额度的调整，十年内能给联邦政府节省超过3000亿美元。
同时，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家庭不得不转向私人贷款，承受更高昂的代价，或者直接被大学拒之门外。
不上大学，哪来什么学贷压力呢？
很多人都知道，美国大学学费很贵。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贵”，竟足以颠倒世界的边界——
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千里迢迢赴美追逐“美国梦”；而是美国本土的大学毕业生，为了逃避高额学贷和沉重还款压力，反向奔赴海外，寻找出路。
有人定居他国，甚至在多个国家间旅居辗转，只为压低生活支出、在利息进一步滚动前还上贷款；也有人干脆“出逃”，放弃还款，把债务永远留在身后，从此告别祖国。
“美国梦”，开始在美国之外上演。
但少数人成功开启新生活的另一面，仍是社会的暗影。在美国，约有4500万人背负总计1.77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人均负债在3.5万至4万美元之间。相当于每7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深陷其中。
这其中，原本有近800万人受惠于拜登时代“SAVE”计划， 学贷利息得以暂缓，但联邦教育部在今年7月9日宣布，自8月1日起要恢复偿还利息。悬在头顶的巨石，再次压到了肩上。
在这个国家，哪怕选择最节省的路径——州内的公立大学，每年也需付出超过1万美元的学费；而如果决定走出本州，费用立即翻倍。
2005-2025年，美国大学平均学费增长情况
要知道，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是八万美元。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场艰难的算计。如果考虑私立大学、顶尖名校，学费直接飙升至每年五万美元起步。接受教育，几乎注定伴随负债。
不断膨胀的学贷总额，令美国政府也头痛不已，经济学家们也担心，畸形的债务，是否会对经济造成影响。抛开这些宏观问题，一个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一个人是否有可能，在不承担过度风险的前提下，接受高等教育？
在美国，乃至许多国家，高等教育早已被默认为通往体面生活、抓住阶级流动机会的必经之路。教育是一种投资，这一点没人否认。另一方面，它可能也是套牢普通人一生的陷阱。
债务逃兵35岁的查德·哈格曾认真考虑过住在山洞里，来逃避学贷。仔细评估后，他“退而求其次”，搬到了印度雨林。
最开始，他住在印度南部的乌恰卡达村，租了一间每月租金仅为50美元的水泥房，院子里种着椰子树，养着几只鸡。他渐渐在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中找到乐趣，将沃尔玛（连同美国）抛诸脑后。
在美国，他欠着两万美元的学生贷款。虽然算不上多，但对哈格这样始终挣不到“体面工资”的人来说，仍旧是压得喘不过气的负担。
他在2011年从北科罗拉多大学毕业。那时经济刚刚走出衰退，第一份工作是在玩具工厂的流水线上装配零件、卸货搬运。后来，他又回到校园，读了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比较文学硕士，试图以兼职教授为生。但一学期只有一门课，收入微薄，生活捉襟见肘。
终于，他在丹佛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当医疗样本快递员，运送血液和尿液样本到各大医院。税后每月到手1700美元。还完学生贷款后，他所剩无几，租不起房，只能回到家里和母亲住。外出和社交，几乎变成奢望。
他说：“在美国，我根本算不清生活的数学题。”
而在印度，生活变得简单很多。他娶了一位当地大学教师，有了五年期配偶签证。他开始憧憬拥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家庭——那些在美国看似遥不可及的生活，在印度逐渐变得触手可及。
像哈格这样的“债务逃兵”，在美国不是极端个案。过去多年里，逃避学贷不再回美国的案例，不时见诸报端，近则逃去加拿大，远一点的，则是欧洲、亚洲等。
一些人的逃离经历，也相当曲折。名为Chad Albright的美国人，早在2007年就从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勒斯维尔大学毕业，但传播学和历史学专业背景让他难以找到雇主，学贷只能拖欠着。他的信用评分因还款困难而急剧下降，找工作变得更难——一些雇主会查询信用报告。“我感觉大学毁了我的生活。”Albright说。
2011年，Albright跑来了中国，在中山教英语。随后又去了乌克兰，并永久定居在那里。
自称学贷律师的Joshua R. I. Cohen告诉Vice，逃离计划对某些人可能有效，但前提是他们永远不再回美国生活。Cohen认为，搬到国外后，“只有为美国公司在国外工作时才会面临后果”。
CNBC也曾在2019年报道称，一些学生贷款借款人正在收拾行囊，逃离美国，去一些生活成本较低的国家，而且，在那里，债务催收机构的控制力较弱。
学贷平均金额比例
这个群体的规模有多大，不得而知，毕竟没有全国性的数据统计，但他们都有在社交媒体群组分享个人故事，一些理财网站上也提供了应对建议。
当然，永不回头者，毕竟只是少数。更常见的情况是，很多人离开，只是为了更好地还债。
格雷森·弗格森便是如此。
他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原本在美国亚利桑那生活。他算过一笔账，光房租、车贷还有水电费，每月就要花去近1700美元，加上每月900美元的学贷，他实在承担不起。于是，他在2022年初搬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离开美国前，弗格森曾试过搬去和姐姐同住，也住过拖车，但还债仍像个无底洞。因此，他决定向外看。
弗格森相中的阿根廷，虽然通胀严重，但美元汇率低得惊人，房租只要400美元，电话卡和健身房花不了20美元。没有车贷，也没有高昂的保险账单。
加上疫情后他的业务量开始恢复，他终于能慢慢有步骤地还上那笔学生贷款。
但与哈格相比，弗格森适应新生活的难度要更高。他努力学习西语、适应当地方言，却始终没有交到亲密的朋友。身边都是热闹的人潮，孤独感却越来越深。他开始患上抑郁症，情绪陷入低谷。
雪上加霜的是，在2023年，阿根廷新总统米莱上台，削减补贴、货币贬值，通胀飙升。他在当地的生活成本也水涨船高。
阿根廷总统米莱上台进行改革
弗格森开始重新查资料，试图寻找新的落脚地，国家得够便宜，签证时间要够长，还得能带上他的斗牛犬。最终，在今年4月，他搬到了东南欧的阿尔巴尼亚。这里的经济更稳定，物价也更便宜，一杯咖啡只需0.59美元。
弗格森透露，自从离开美国，他的学贷偿还已经有了起色。如果阿尔巴尼亚的生活成本，比他刚搬到阿根廷还低，那他就有足够的“闲钱”来还学生贷款。
在弗格森看来，数字游牧者的体验本就是流动的，也注定有好有坏。现在，阿尔巴尼亚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然而，弗格森和哈格这样有勇气逃离美国的人，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美国人不得不留在国内，继续和学贷周旋。
对陷阱一无所知“当我在18岁签下那些贷款合同时，根本没意识到这会是怎样的压力。”
一名昵称为paulzedwuz79的网友在Reddit写下这句话：“当时他们说，‘没关系，只要上了大学，找到了好工作，钱就能还清了。’但利息就像流沙，每次我想爬出来，却发现自己越陷越深。”
爬不出来的人，还有很多。在Reddit上，有一个名为“student loan defaulters（学生贷款违约者）”的社群，聚集着两万多名成员。他们在匿名的网络角落里交流着各自的焦虑和困境。
Reddit社群上的求助帖
不少人提到自己是家中第一代大学生，或成长于移民家庭。在他们的语境里，“大学是唯一出路”，而贷款则是通往那扇门的门票。
但这扇门背后，藏着极其复杂的规则。美国学生贷款不仅金额高，结构也极其晦涩。联邦贷款利率相对固定，常年在5%以上，但额度有限；而私人贷款通常浮动在8%至13%之间。很多年轻人背着“双重债务”进大学，毕业后才发现，月供高得离谱，几乎看不到尽头。
“我真希望学校教我更多金融知识，而不是告诉我大麻会害死我。”一位Reddit网友在回帖中写道。
也有网友吐槽道，她当年从“沙利美”（Sallie Mae）借钱时，只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个会给你煲鸡汤、温柔可亲的姨妈”——而不是一个以放贷为业、在你二十出头就敲响你家门的债权人。
熟悉贷款规则、理解债务风险，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性的特权。
网友晒出需要偿还的债务余额
学生贷款违约者的社群主页，置顶着一则名为“Student Loan Default: The Guide（学生贷款违约：指南）”的资源帖，近两万字的实操指南，教人如何合法拖欠、如何转移资产、如何在不同州规避追债，还列上了术语表和风险评级。
它总结了几十种策略，比如等私人贷款时效失效后低价和解，或者“跑路”到海外重启人生：只要在国外年收入低于约10万美元，就可通过“海外收入免税条款”将美国应税收入报为0，从而合法实现联邦贷款的0元还款。信用评分不跨国，私人贷款公司也无法追讨。
在这个语境中，“违约”已不再是某种道德污点，而被视为一种“strategic default（策略性违约）”。人们试图为这种绝望状态赋予一点理性意味——不是因为他们不负责任，而是因为，这个系统让他们无论怎么努力，都看不到尽头。
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去公共化”转型。各州持续削减拨款，大学为填补缺口大幅提高学费，学生和家庭承担的成本不断上升。
这一变化并不孤立。在医疗、住房、退休等领域，同样的逻辑也在发生作用：政府退场，市场接管，个体埋单。贷款因此变得无处不在，而还款却越来越艰难。
对于年轻人来说，学费上涨远远跑赢了通货膨胀，而收入的增长却停滞不前——这让“投资教育”的神话开始裂开。
更糟的是，在美国银行业游说的长期推动下，学贷无法通过破产清除，也很难再融资重组。哪怕一辈子都在还款，也未必能摆脱债务阴影。即便退休，政府也有权从社会保障金中扣除债务余额。
不满与愤怒在积聚，而金融业的影响力却在持续增长。
这种争议在2022年8月达到了高潮。当时，拜登政府宣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学生债务减免政策，承诺为4000多万名贷款人减免1万至2万美元的债务。
拜登政府学生贷款减免计划
这项计划曾被视为解决系统性债务不公的开始，但很快便遭遇政治和司法上的激烈反对。2023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正式裁定该政策无效，改革的窗口，就此关闭。
今年7月，问题雪上加霜。特朗普重新推动的“大而美法案”顺利通过。新法案将对联邦学生贷款计划进行大规模缩减，其中部分条款将于8月1日起正式生效。
多个独立机构分析指出，这些变化可能迫使更多学生转向私人贷款机构求助。
有尊严的生活在美国，背负债务不是意外，而是一种常态。
上大学、看病、生孩子、搬家、开车——几乎所有关于“好好生活”的想象，都以贷款为前提。学生贷款只是“日常生活金融化”中的一环。
在这种体系中，责任是叙事的核心。“理性投资”“个人责任”“按约还款”，这些看似中性的词汇，构成了一整套道德叙事，塑造出一种结构性的幻觉：每个人都在自由市场中作出选择，而后为选择负责。
更深层的道德规训，则藏在日常信用体系之中。
在美国，由私人公司FICO主导的信用评分，被广泛用于贷款、租房、保险，甚至求职筛选。它被视为衡量“财务美德”的标准，也在重塑社会对“可靠”与“自律”的理解。
然而，这套评分机制并不奖励“量入为出”，反而偏好“负债有术”：持卡越多、贷款种类越杂，只要按时还款，分数就越高。哪怕每月只还最低额度、长期被高息套牢，也无妨；但一旦延迟还款超过30天，分数就可能大幅下滑。
FICO信用评分等级
更讽刺的是，水电账单、房租、电话费这些日常账目，往往并不计入评分系统。也就是说，它不是在衡量一个人是否有信用，而是在评估他是否具备“被借贷”的价值。
这一切从来不会在银行开卡窗口讲清楚。人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去摸索并遵守这些隐性规则。
在这样的体系中，信用不再只是金融指标，而成为一种社会标签。欠债不仅带来实际后果，也被视为“自作自受”的印证。
这也是为什么，当拜登政府提出学生债务减免政策时，网络上很快引发了激烈争议。许多人并非对这些背负学贷的年轻人缺乏同情，在人们看来，成年人理应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但问题是，这种“自由选择”本身就是构造出来的神话。
大多数人从未真正拥有选择的空间。特别是对于许多低收入家庭，尤其是边缘族裔出身的学生，与其说是“做错了选择”，不如说是因为一开始缺乏选择，而被推入债务陷阱。
按种族划分的债务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超过1/5的黑人借款人（21.8%）曾陷入学生贷款违约，是白人借款人（6.1%）的3倍多，也显著高于拉美裔（10.1%）。此外，一旦违约，黑人和拉美裔借款人重蹈覆辙的几率也更高——约有3/4再次违约。
这些差异，并非单一政策问题的产物。事实上，美国政府在经济干预中一直表现出鲜明的不对称：当企业和银行陷入困境，国家往往迅速出手施以援手；而真正落到普通家庭的救助，却迟缓而有限。即便出台了政策，受益最多的也常常是白人家庭，其他族裔则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外。
与此同时，关于“政府不能无限支出”的财政论调，也演变为一种道德工具，指向那些最需要公共支持、却最难自我托底的人。
以“大而美法案”为例，政策支持者强调，削减联邦学生贷款计划以及其他公共支出，是为了“控制联邦赤字”，维护财政可持续性。然而，这类说法往往回避了更关键的问题：这些削减损害了谁？让谁受益？
联邦政府一纸声明称，削减学生贷款额度，打破了债务循环。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估来看，这个说法的确可靠，因为学贷额度的调整，十年内能给联邦政府节省超过3000亿美元。
同时，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家庭不得不转向私人贷款，承受更高昂的代价，或者直接被大学拒之门外。
不上大学，哪来什么学贷压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