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外交官亲历柏林牆倒塌：东德人成二等公民 亲眼看到东德老百姓的反应，我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德国的统一很快就会到来
1989 年11 月10 日，许多西柏林市民爬上勃兰登堡门前的柏林牆。图/视觉中国
我在奥地利大使任上，亲历了柏林牆倒塌前后 文/杨成绪 发于2019.11.11总第923期《中国新闻週刊》 1989年11月9日深夜，存在了28年2个月零27天的柏林牆，以不知所云、莫名其妙的方式宣佈开放。 从柏林牆倒塌到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只用了短短三百多天时间。德国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和平的方式走向统一的第一个国家。 我从中学开始学德文，解放后进入上海复旦大学攻读德国文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先后在中国驻西德使馆、东德使馆和讲德语的奥地利使馆工作了近15年。柏林牆倒塌后，爲研究德国统一问题，我奉国务院之命，率调研小组前往两德考察。可以说，德国的分裂和统一、柏林牆的修建和倒塌，与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有着扯不断的不解之缘。 初见柏林 1956年，东德党政领导人、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应邀出席中共八大，会后偕夫人到上海和杭州参观访问。当时我在上海外事处工作，奉命爲他担任翻译。 谨言慎行的乌布利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对中国当时的内外政策多少有些保留。在上海，他参观申新九厂时，这家工厂的资本家介绍说，他们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公私合营主张，经过国家批准，成爲新中国第一批公私合营企业。乌布利希在听取介绍时，低声对我说：“不要相信资本家说的这套话。”当时，陪同参观的中国驻东德大使曾涌泉以爲乌布利希想要讲话，趋前问他，乌布利希表示不想讲话。随后他悄悄对我说：“这只是对你说的。” 1958年10月，我第一次出国访问，是陪同中国摄影家协会会长、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出席东柏林国际摄影家大会，爲他当翻译。初次走进异国，年轻的我带着好奇心观察着一切。 在柏林市，坐汽车游览市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比北京现代化多了，房屋整洁，几乎见不到贫民居住的地方。在市中心的亚历山大广场上，国营百货大楼里的商品看起来比我们国家的质量要好很多。中国人最乐意购买照相机、缝纫机和家用刀具等商品。 我们沿着市中心的菩提树下大街，朝着勃兰登堡门走去。过了勃兰登堡大门就是西柏林。我们小心地注意着，不要漫不经心走进了西柏林。 当时，东德和西德的人们未经许可不能相互往来，但在东柏林和西柏林，人们可以自由往来。越来越多的东德人通过柏林出去，在西德找到了收入更高的工作。随着东西德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日趋扩大，逃往西德的东德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50年代到60年代有300万东德人通过东西柏林通道逃亡西德。 正是这位乌布利希，1961年决定修建柏林牆。 经过周密的筹划，东德政府在1961年8月13日一夜之间，修建起了长达一百馀公里、上面装有带刺的铁丝网的溷凝土牆——柏林牆。柏林牆的修建，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历史标志。 这期间，东德政府除了修建柏林牆、防止东德居民逃亡外，还规定出国旅游只限于社会主义国家。 在西德大使馆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分歧日趋加剧，一向支持苏联的东德和我国的关係也日趋疏远。而随着尼克松访华，中国和西方关係缓和。1972年，中国与西德建交。 1973年初，我被调往中国驻西德使馆工作。 初到西德，东西德生活水平的差距给我带来了视觉上的深度冲击，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从北京出发，直飞西德。是日天气晴朗，飞机在法兰克福徐徐下降。通过机舱窗口，我看到这座城市周边小市镇星罗棋佈，一座座红色小楼掩映在绿意盎然的树林中。 当时西德首都波恩只是一座人口三十馀万的小城市。中国大使馆就设于波恩近郊的小村子中。 我经常在使馆周边散步，和村子里的居民交谈。他们大部分是工人、职员等中下层老百姓。有位小职员时而请我到他家小坐，喝咖啡，聊天。我瞭解到，战后初期西德老百姓也经历了艰难困苦的生活。经过近30年的建设，当时西德已发展成繁荣强盛的西方工业大国。 在西德大使馆工作的8年间，我亲眼见到普通百姓在这里置地、建房，看着他们的房子“长”起来。西德人的习惯做法是，先盖起一层楼，有钱了再加盖一层。典型的西德民居是一栋整洁的小楼，带一座有树木和小片草坪的小院子。这几乎是西德老百姓的“德国梦”。 我到西德半年后，1973年7月，东德党政领导人乌布利希患中风去世。 乌布利希1971年5月辞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只担任主席这一名誉职务。埃里希·昂纳克成爲乌布利希的继任者。 我在波恩工作期间，经常有机会到东柏林出差，要出入东西柏林的边防站。入夜后，西柏林灯火辉煌，商业大街上人羣熙攘；与之相比，东柏林的灯火就暗澹多了。 东西德在建国之初，实力对比即已十分悬殊。30年来，西德在全球经济竞争中面对美日英法等国的强劲挑战，经济富有活力；而东德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属工业强国，产品一向不愁销路，因而也没有革新的压力。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刚到西柏林时，印象颇深的是大衆汽车的广告，推销甲壳虫小轿车，说是最后一批。那些年，西德大衆、奔驰、宝马三大汽车公司不断推出新型轿车，而东德自建国后一直生产“特拉邦”小轿车，直到两德统一前再也没有新产品。 柏林牆倒塌前后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西德大使馆调回外交部，担任西欧司德国处处长。1982年又调到东德，担任公使衔参赞。1985年，我调任中国驻奥地利大使。 1989年5月3日，匈牙利和奥地利两国开始在边境地区拆除障碍设施。7月28日，匈牙利外交部长霍恩·久洛和奥地利外交部长阿洛依斯·莫克在世人注视下，象徵性地剪断了铁丝网，宣佈从此两国边境开放。当时，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关注。 中国驻奥大使馆和西德驻奥大使馆同在维也纳的梅特涅赫大街，两家是对门邻居。当天半夜十二点，有三四百东德旅游者拥挤在西德大使馆面前，吵吵嚷嚷，闹得我几乎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我问及西德大使，又看了媒体报道，才知道有东德旅游者知道匈奥边境开放，立即通过匈奥边境进入奥地利，来西德驻奥地利使馆申请进入西德的签证。 8月20日，有1400名东德公民取得了进入西德签证。这是东德1961年修建柏林牆之后出走人数最多的一次。 匈牙利的做法无疑是和西德祕密协商、确定的对策。德国总理科尔在《我要的是德国统一》一书中透露，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内梅特·米克洛什多次要求和科尔进行绝对祕密的会晤。 8月25日，内梅特在波恩会晤科尔时，强调匈牙利将始终爲东德开放边境。对此科尔多次问内梅特，匈牙利是否期望德国给予回报，每次内梅特都挥手否定说：“匈牙利不是人口贩子。”最后，西德政府还是答应给匈牙利5亿德国马克贷款（两国就这笔贷款已经谈判了较长时期），对匈牙利人进入德国签证免籤，同时保证在该国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时予以支持。 正是由于匈牙利开放边境，引起连锁反应，使得越来越多的东德老百姓要求去西德。最严重的一次，竟有七八万名东德老百姓拥堵在西德驻捷克使馆内外。东德以驱逐出境爲名，放走了他们。 据估计，1989年，前往西德的老百姓高达34万人。 与此同时，东德的莱比锡、德累斯顿、爱尔福特等大城市相继爆发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放宽对东德老百姓出境的限制。 是年10月7日是东德建国四十週年国庆。应邀出席庆典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交谈时表示，面对当前的改革，“谁行爲动晚了，谁就要受到生活的惩罚”。 戈尔巴乔夫此话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东德老百姓的强烈反应。东德各大城市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抗议示威游行，要求早日实现德国统一。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内部分歧不断加剧。10月18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十一届九中全会上宣佈昂纳克“因爲健康原因”辞职，取而代之的是主管安全和青年工作的克伦茨。 11月9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柏林市委书记沙博夫斯基在外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承诺所有东德居民都可以申请出境，政府将予以批准。此时，他接到一小纸条，当场唸了一下，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决定开放柏林牆。有记者问，什麽时候开放？他嘟嘟囔囔地说，那就从现在开始吧！ 此话一经传出，成千上万的人冲向柏林牆，拆毁了一段柏林牆。东西柏林人奔向对方，狂欢庆祝，通宵达旦。 率调研组赴德考察 1990年3月，正当德国统一进程加快之时，我奉国务院之命，率六人调研小组前往东德，瞭解真实情况。当时我已从奥地利大使任上调回国，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当年6月调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小组其他成员来自外交部、中联部、新华社等单位。 调研小组刚到东柏林，东德副外长拜罗科夫斯基立即约见我，提出中国作爲“二战”五大战胜国之一，理应在处理德国统一问题的2+4（两德和美苏英法）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出于种种原因，我对此予以婉拒。 初到东柏林，我们广泛接触了政府官员、学者和一些老朋友。我还记得其中有曾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汉学家贾思德。能感觉到，他们此时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认爲德国迟早会实现统一；另一方面认爲，从维护东德利益出发，需要从长计议，对早日统一不抱乐观态度。他们大多认爲，谈判将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 在东柏林的调研似乎得不到要领。我们又去了西柏林，与一所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座谈。他们开明宗义地说，科尔在德国统一“十点计划”中提出的东西德马克以1：1 的比率兑换，后患无穷。在东德，一台电子管电视机的售价是600东马克，而在西德，一台高质量的半导体电视机的售价只是500西马克，东德的产品难以和西德竞争。德国统一后，东德企业势必大量倒闭。 后来我们决定，每个人去访问一座东德城市，住民居，这样才能真正瞭解民意。 我去的是德累斯顿。走出火车站，我在电线杆上找到了一则民房出租广告。这家的主人是一位柴油机安装师，经常出国出差，这几天正在家休息，见到一个会说德语的中国人兴致很高，不停地找我聊天。他说他生活过得不错，也还满意，他有不少亲友在西德，自己也常看西德电视。比比西德，东德还是要差得多，他希望还是早日统一好。 小组其他成员所到之处，都感到老百姓对统一热情很高，尤其是年轻人情绪高涨，对东西马克1：1 的兑换率特别感兴趣，期望早日统一，可以到世界各地旅游。 我们小组没有太关注东德媒体的报道。亲眼看到东德老百姓的反应，我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德国的统一很快就会到来。 事实果然证明了我们的这一判断。当年10月3日，德国宣佈实现统一，并确定这一天爲德国国庆日。 突然到来的统一，对德国政府而言，儘管事前做好了周密的安排，但是难以预料的事依然层出不穷。由于两个德国政治体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特别是收入水平不一，东德人深感自己成了二等公民。根据柏林大学的统计，德国统一的经济代价约爲1.5万亿欧元，超过了全国国债。 正如西柏林经济研究所预计的那样，东西马克的兑换率不切合实际情况。统一之后，缺乏竞争力的东德经济陷入瘫痪，工厂倒闭，失业率达到20%。相当长一段时间，德国东部需要每年一千亿欧元的补助。 时至今日，东部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对德国传统大党基民盟和社民党最爲不满。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发迹于东部地区，决不是偶然的。最近，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州、勃兰登堡州和图林根州举行了州议会选举。在这三个州（东部共五个州）中，德国选择党的票数都大幅度增加，得票率位居第二。 德国《图片报》称，柏林牆倒塌30年了，但德国东部和西部仍有巨大差距。德国选择党的崛起，是东部地区很多民衆沮丧、愤怒和失望情绪的反应。
中国前外交官亲历柏林牆倒塌：东德人成二等公民
亲眼看到东德老百姓的反应，我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德国的统一很快就会到来
1989 年11 月10 日，许多西柏林市民爬上勃兰登堡门前的柏林牆。图/视觉中国
我在奥地利大使任上，亲历了柏林牆倒塌前后
文/杨成绪
发于2019.11.11总第923期《中国新闻週刊》
1989年11月9日深夜，存在了28年2个月零27天的柏林牆，以不知所云、莫名其妙的方式宣佈开放。
从柏林牆倒塌到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只用了短短三百多天时间。德国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和平的方式走向统一的第一个国家。
我从中学开始学德文，解放后进入上海复旦大学攻读德国文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先后在中国驻西德使馆、东德使馆和讲德语的奥地利使馆工作了近15年。柏林牆倒塌后，爲研究德国统一问题，我奉国务院之命，率调研小组前往两德考察。可以说，德国的分裂和统一、柏林牆的修建和倒塌，与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有着扯不断的不解之缘。
初见柏林
1956年，东德党政领导人、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应邀出席中共八大，会后偕夫人到上海和杭州参观访问。当时我在上海外事处工作，奉命爲他担任翻译。
谨言慎行的乌布利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对中国当时的内外政策多少有些保留。在上海，他参观申新九厂时，这家工厂的资本家介绍说，他们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公私合营主张，经过国家批准，成爲新中国第一批公私合营企业。乌布利希在听取介绍时，低声对我说：“不要相信资本家说的这套话。”当时，陪同参观的中国驻东德大使曾涌泉以爲乌布利希想要讲话，趋前问他，乌布利希表示不想讲话。随后他悄悄对我说：“这只是对你说的。”
1958年10月，我第一次出国访问，是陪同中国摄影家协会会长、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出席东柏林国际摄影家大会，爲他当翻译。初次走进异国，年轻的我带着好奇心观察着一切。
在柏林市，坐汽车游览市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比北京现代化多了，房屋整洁，几乎见不到贫民居住的地方。在市中心的亚历山大广场上，国营百货大楼里的商品看起来比我们国家的质量要好很多。中国人最乐意购买照相机、缝纫机和家用刀具等商品。
我们沿着市中心的菩提树下大街，朝着勃兰登堡门走去。过了勃兰登堡大门就是西柏林。我们小心地注意着，不要漫不经心走进了西柏林。
当时，东德和西德的人们未经许可不能相互往来，但在东柏林和西柏林，人们可以自由往来。越来越多的东德人通过柏林出去，在西德找到了收入更高的工作。随着东西德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日趋扩大，逃往西德的东德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50年代到60年代有300万东德人通过东西柏林通道逃亡西德。
正是这位乌布利希，1961年决定修建柏林牆。
经过周密的筹划，东德政府在1961年8月13日一夜之间，修建起了长达一百馀公里、上面装有带刺的铁丝网的溷凝土牆——柏林牆。柏林牆的修建，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历史标志。
这期间，东德政府除了修建柏林牆、防止东德居民逃亡外，还规定出国旅游只限于社会主义国家。
在西德大使馆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分歧日趋加剧，一向支持苏联的东德和我国的关係也日趋疏远。而随着尼克松访华，中国和西方关係缓和。1972年，中国与西德建交。
1973年初，我被调往中国驻西德使馆工作。
初到西德，东西德生活水平的差距给我带来了视觉上的深度冲击，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从北京出发，直飞西德。是日天气晴朗，飞机在法兰克福徐徐下降。通过机舱窗口，我看到这座城市周边小市镇星罗棋佈，一座座红色小楼掩映在绿意盎然的树林中。
当时西德首都波恩只是一座人口三十馀万的小城市。中国大使馆就设于波恩近郊的小村子中。
我经常在使馆周边散步，和村子里的居民交谈。他们大部分是工人、职员等中下层老百姓。有位小职员时而请我到他家小坐，喝咖啡，聊天。我瞭解到，战后初期西德老百姓也经历了艰难困苦的生活。经过近30年的建设，当时西德已发展成繁荣强盛的西方工业大国。
在西德大使馆工作的8年间，我亲眼见到普通百姓在这里置地、建房，看着他们的房子“长”起来。西德人的习惯做法是，先盖起一层楼，有钱了再加盖一层。典型的西德民居是一栋整洁的小楼，带一座有树木和小片草坪的小院子。这几乎是西德老百姓的“德国梦”。
我到西德半年后，1973年7月，东德党政领导人乌布利希患中风去世。
乌布利希1971年5月辞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只担任主席这一名誉职务。埃里希·昂纳克成爲乌布利希的继任者。
我在波恩工作期间，经常有机会到东柏林出差，要出入东西柏林的边防站。入夜后，西柏林灯火辉煌，商业大街上人羣熙攘；与之相比，东柏林的灯火就暗澹多了。
东西德在建国之初，实力对比即已十分悬殊。30年来，西德在全球经济竞争中面对美日英法等国的强劲挑战，经济富有活力；而东德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属工业强国，产品一向不愁销路，因而也没有革新的压力。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刚到西柏林时，印象颇深的是大衆汽车的广告，推销甲壳虫小轿车，说是最后一批。那些年，西德大衆、奔驰、宝马三大汽车公司不断推出新型轿车，而东德自建国后一直生产“特拉邦”小轿车，直到两德统一前再也没有新产品。
柏林牆倒塌前后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西德大使馆调回外交部，担任西欧司德国处处长。1982年又调到东德，担任公使衔参赞。1985年，我调任中国驻奥地利大使。
1989年5月3日，匈牙利和奥地利两国开始在边境地区拆除障碍设施。7月28日，匈牙利外交部长霍恩·久洛和奥地利外交部长阿洛依斯·莫克在世人注视下，象徵性地剪断了铁丝网，宣佈从此两国边境开放。当时，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关注。
中国驻奥大使馆和西德驻奥大使馆同在维也纳的梅特涅赫大街，两家是对门邻居。当天半夜十二点，有三四百东德旅游者拥挤在西德大使馆面前，吵吵嚷嚷，闹得我几乎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我问及西德大使，又看了媒体报道，才知道有东德旅游者知道匈奥边境开放，立即通过匈奥边境进入奥地利，来西德驻奥地利使馆申请进入西德的签证。
8月20日，有1400名东德公民取得了进入西德签证。这是东德1961年修建柏林牆之后出走人数最多的一次。
匈牙利的做法无疑是和西德祕密协商、确定的对策。德国总理科尔在《我要的是德国统一》一书中透露，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内梅特·米克洛什多次要求和科尔进行绝对祕密的会晤。
8月25日，内梅特在波恩会晤科尔时，强调匈牙利将始终爲东德开放边境。对此科尔多次问内梅特，匈牙利是否期望德国给予回报，每次内梅特都挥手否定说：“匈牙利不是人口贩子。”最后，西德政府还是答应给匈牙利5亿德国马克贷款（两国就这笔贷款已经谈判了较长时期），对匈牙利人进入德国签证免籤，同时保证在该国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时予以支持。
正是由于匈牙利开放边境，引起连锁反应，使得越来越多的东德老百姓要求去西德。最严重的一次，竟有七八万名东德老百姓拥堵在西德驻捷克使馆内外。东德以驱逐出境爲名，放走了他们。
据估计，1989年，前往西德的老百姓高达34万人。
与此同时，东德的莱比锡、德累斯顿、爱尔福特等大城市相继爆发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放宽对东德老百姓出境的限制。
是年10月7日是东德建国四十週年国庆。应邀出席庆典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交谈时表示，面对当前的改革，“谁行爲动晚了，谁就要受到生活的惩罚”。
戈尔巴乔夫此话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东德老百姓的强烈反应。东德各大城市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抗议示威游行，要求早日实现德国统一。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内部分歧不断加剧。10月18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十一届九中全会上宣佈昂纳克“因爲健康原因”辞职，取而代之的是主管安全和青年工作的克伦茨。
11月9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柏林市委书记沙博夫斯基在外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承诺所有东德居民都可以申请出境，政府将予以批准。此时，他接到一小纸条，当场唸了一下，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决定开放柏林牆。有记者问，什麽时候开放？他嘟嘟囔囔地说，那就从现在开始吧！
此话一经传出，成千上万的人冲向柏林牆，拆毁了一段柏林牆。东西柏林人奔向对方，狂欢庆祝，通宵达旦。
率调研组赴德考察
1990年3月，正当德国统一进程加快之时，我奉国务院之命，率六人调研小组前往东德，瞭解真实情况。当时我已从奥地利大使任上调回国，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当年6月调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小组其他成员来自外交部、中联部、新华社等单位。
调研小组刚到东柏林，东德副外长拜罗科夫斯基立即约见我，提出中国作爲“二战”五大战胜国之一，理应在处理德国统一问题的2+4（两德和美苏英法）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出于种种原因，我对此予以婉拒。
初到东柏林，我们广泛接触了政府官员、学者和一些老朋友。我还记得其中有曾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汉学家贾思德。能感觉到，他们此时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认爲德国迟早会实现统一；另一方面认爲，从维护东德利益出发，需要从长计议，对早日统一不抱乐观态度。他们大多认爲，谈判将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
在东柏林的调研似乎得不到要领。我们又去了西柏林，与一所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座谈。他们开明宗义地说，科尔在德国统一“十点计划”中提出的东西德马克以1：1 的比率兑换，后患无穷。在东德，一台电子管电视机的售价是600东马克，而在西德，一台高质量的半导体电视机的售价只是500西马克，东德的产品难以和西德竞争。德国统一后，东德企业势必大量倒闭。
后来我们决定，每个人去访问一座东德城市，住民居，这样才能真正瞭解民意。
我去的是德累斯顿。走出火车站，我在电线杆上找到了一则民房出租广告。这家的主人是一位柴油机安装师，经常出国出差，这几天正在家休息，见到一个会说德语的中国人兴致很高，不停地找我聊天。他说他生活过得不错，也还满意，他有不少亲友在西德，自己也常看西德电视。比比西德，东德还是要差得多，他希望还是早日统一好。
小组其他成员所到之处，都感到老百姓对统一热情很高，尤其是年轻人情绪高涨，对东西马克1：1 的兑换率特别感兴趣，期望早日统一，可以到世界各地旅游。
我们小组没有太关注东德媒体的报道。亲眼看到东德老百姓的反应，我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德国的统一很快就会到来。
事实果然证明了我们的这一判断。当年10月3日，德国宣佈实现统一，并确定这一天爲德国国庆日。
突然到来的统一，对德国政府而言，儘管事前做好了周密的安排，但是难以预料的事依然层出不穷。由于两个德国政治体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特别是收入水平不一，东德人深感自己成了二等公民。根据柏林大学的统计，德国统一的经济代价约爲1.5万亿欧元，超过了全国国债。
正如西柏林经济研究所预计的那样，东西马克的兑换率不切合实际情况。统一之后，缺乏竞争力的东德经济陷入瘫痪，工厂倒闭，失业率达到20%。相当长一段时间，德国东部需要每年一千亿欧元的补助。
时至今日，东部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对德国传统大党基民盟和社民党最爲不满。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发迹于东部地区，决不是偶然的。最近，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州、勃兰登堡州和图林根州举行了州议会选举。在这三个州（东部共五个州）中，德国选择党的票数都大幅度增加，得票率位居第二。
德国《图片报》称，柏林牆倒塌30年了，但德国东部和西部仍有巨大差距。德国选择党的崛起，是东部地区很多民衆沮丧、愤怒和失望情绪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