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循白龙江源头而去，草原、黑帐篷、牦牛群渐次浮现，遍地开满了紫色的格桑花，那是郎木寺，位于甘肃、四川交汇处，隐藏在安多藏区深山密林处的一座小镇。 刚踏足此地，时年36岁的李硕就感觉自己走在了游牧和农耕、古代与现代的结合点上。这里，是和中国东部城镇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让他仿佛行走在另一个时空。这是他实地研究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融合的起始之地，亦是十年后，他所想象的，死后归所。 李硕，是一名青年历史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和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历史地理研究。 他在《学术月刊》《历史地理》《敦煌研究》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但公众对他的认知更多是：他是《翦商》《孔子大历史》《南北战争三百年》《楼船铁马刘寄奴：南北朝启幕战史》等多本历史畅销书的作者。 3月15日，李硕在自己的朋友圈里突然宣告，“朋友或陌生人们，我即将告别这个世界了。”事发于2月下旬，李硕在巴基斯坦游历时病倒了，在当地医院接受了四天抢救，一星期后，他回国。他被确诊为胆管癌，且是晚期。 病情来势汹汹，不到半个月，这个46岁、身型高大、声音洪亮的河北男人，已经没了心力回复亲友的问候，“一切医学手段都已经失去作用”。在那则告别消息的末尾，李硕附了一张他在病床上的照片。他看起来面色发黄，但似乎还保持着一丝笑容。 在朋友圈回复留言时，他写道，“生平还有些小秘密，从未想写成文字。也许再活三四十年、时过境迁之后才会想写。现在就带到火化炉子里去了........我考证的历史，总有人骂脑洞太大，其实现实这东西，真比文书脑洞更大。” 李硕不算是非常知名的历史作者，但许多读过他书的人，都印象深刻，特别是惊讶于他能把距今数千年之久的远古历史写出一种让人如临现场的感觉，著名考古学家许宏称为“震撼感”。 2023年初，李硕在巴基斯坦当地理发店 然而，也因为这种吸引人的故事写作，让一些人认为，他的著作不太契合学术共同体“术业有专攻”的要求，更像是一种“网红读物”。 历史该如何书写？史料考证与故事书写是否不可调和？史学应该面向学术圈，还是兼向大众？显然，曾受过专业历史训练的李硕，最后还是选择成为了“另一种历史学者”，或者叫“公共历史学者”。 “也许，人不应当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 李硕最为人熟知的著作，是《翦商》。2022年10月问世，数月内，售出十五万册。历史类书籍中，这个销量可谓“爆款”。 这本书讲述的，是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商、周易代的过程。这个题材是中国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但李硕在此书中，描绘出的是学者熟知，一般公众却陌生的商朝风俗——杀人祭祀，并且，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历史观：周人，作为当时小小的边疆部落如何能灭掉强大的中原霸主商？周是殷商的附庸，更是后者残忍人祭文化的牺牲品，甚至要从自己的部落为商提供人祭，正是在周人终结了商的大规模虐杀祭祀风俗后，周公旦才得以强力推行尊礼改革，从此，华夏文明敬鬼神而远之，得以重生，并从历史和记忆中抹去了人祭的遗痕。 李硕并不是第一个关注到殷商人祭文化的学者，但这个观点（假设）是令人震撼的，也并非空穴来风。 为写作这本书，李硕翻阅了大量古代典籍、从其行文中能看到大量引章据典，他还精读了不少考古报告，包括研究了甲骨文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许宏，在《翦商》序中写道：“李硕有他自己明确的史观史识”，“对于考古材料的运用，与古文献和甲金文字一样，已达娴熟的程度，注释与用图，都颇为讲究”，“专业靠谱”，“绝不外行”。 许宏举例，很多历史学者认为，人祭风俗盛行于商朝前中期，随后“逐渐、自然退场”。这一论断的主要依据是，考古学家黄展岳在《古代人牲人殉通论》中，认为殷墟三座多人祭祀坑都属于殷墟前期。 但李硕仔细查阅了三座祭祀坑的发掘报告，发现，“有两座属于殷墟末期，一座时期不详，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殷墟前期。”而这关系到殷商的历史终结于何因。 年轻的李硕对多数学者曾经“不置可否”的历史细节均“穷追不舍”，许宏介绍，他试图点出和纠正与事实和证据不符的内容。 很难说，李硕提出的质疑就是确切的，他的假设就是真实的。但，他对细节的考证与探究，至少让人重新思考历史可能存在另一种真相，而这也让读者在他的历史作品中，总能读出一些新意，包括已经被无数人写过的“孔子”。 一位《翦商》的读者在豆瓣上留言：“读完之后，你会对自己所处的上下五千年了解更多，意识到随着考古挖掘的深入和对甲骨文的解读，今天的学者已经可以还原出这样一个早期华夏文明”，“那段历史不像后世有那么多确切史料可以连缀成故事，这本书是在努力逼近历史真相，即便这过程中会穿越更浓重的迷雾”。 当然，也有人质疑他“一分史料，九分故事”，是历史推演类非虚构作品。这种感觉，与他的写作风格不无关系。《翦商》是一本用”非虚构写作“手法，以大量细节、冷静的白描，把读者直送至历史现场，目睹残酷人祭仪式的书。连李硕自己都形容创作过程是，“一场无法解脱的恐怖之旅”，“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 例如，书的引子里，按时间顺序复原了杀人祭祀的场景，其冷静细致，令人毛骨悚然： “主祭者先在坑底铺一层很薄的小石子和砂土，再垫一层二三十厘米厚的黄土。黄土中有被掩埋的碎片，是打碎了的几只陶制炊器和食器，如鬲、簋、罐。” “然后开始杀人。第一轮杀了19人，身首完整的只有两具，被砍掉小腿或脚的有五具，单独的人头骨十枚、上颚骨一块、右腿一条。” “第一轮杀人结束后，主祭者向坑内撒了一些朱砂（尸骨被局部染红），然后填土，这次填的是红褐色的土，厚半米多。接着开始第二轮杀人。 这次至少杀了29人，身首相连的尸骨有19具，单独的头颅9枚，没有头的身躯1具。” “坑底堆积着很多死尸，已经不平整，坑内的作业者还特意把陶器放在较低洼的地方打碎，以使坑底相对平坦，然后再填入一层灰黄色土，厚约三五十厘米，混杂少量炭灰颗粒和红烧土颗粒，说明地面上正在烧火，可能是烧烤祭品，包括没有扔进坑内的躯体。和第一轮相比，第二轮死者的躯体保全的相对多一些。” 这种非常写实的描述，让历史似乎有了一种温度。 李硕动笔此书，是在2020年。5月，他从任教七年的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辞职，回到成都与妻子团聚，那时，女儿出生不久，他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于是，他先在河南安阳、洛阳小住，看过殷墟和二里头遗址后，搬进了成都郊外的一处租住房，并在这里，完成了此书。 2019年，李硕在新疆期间留影 一位与他相识十年的朋友，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邱田回忆，冬日，那出租屋里没有取暖设备，李硕问她，“你觉得不冷吗？”邱田体感气温不算低，但正穿着和在新疆时一样厚衣物的李硕却说，“很冷”。 邱田认为，这冷感，或许与他写作《翦商》时体验到的上古世界的残酷有关。 “进入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心理世界，我常感到无力承受。”李硕曾描述那段写作经历，犹如凝视深渊，“也许，人不应当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 《翦商》出版后，入选豆瓣2022年度历史文化图书、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度十大好书。作者也被贴上“天才历史学家”的标签。出版方提出加印五万册，李硕一度犹豫，他说以往自己的书似乎卖得不算好，担心出版方“砸手里”，他觉得“印三万册也许就足够了？” 谁的历史？公共历史学者之路 李硕在攻读博士期间，就已经开始给历史媒体撰稿。2010年前后，他曾给《看历史》杂志写文章，李硕的连载稿件每期万字左右，是杂志篇幅最长的连载。 据《看历史》创办人唐建光回忆，李硕的作品很难得的，兼有学术研究方法和流畅的表达，“这在当时的历史写作中，是一种创新。” 在那个时期，国外关于历史的非虚构作品正不断传入国内，“学者怎样诉说历史”被历史学界广泛探讨。 当时，北京大学历史学特聘教授王希，在《历史研究》上发布了一篇名为《谁拥有历史》的文章，将讨论推向高潮。王希讲述了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他认为，针对这门学科的探讨和思考，对于中国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文章指出，历史不仅要在课堂上被讲授，而且还要在许多不同的地方、通过不同的方式被习得。公共历史学者，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能够躲在“象牙塔”中，与现实隔绝、只满足自己对历史知识的追求，而应该面向学术界以外的公众，将自己的研究转化为公众可以接受的内容，在公共领域和公共话语中发出有分量的声音。 什么是公共史学？“它是一种普通群众能够看得见、听得着、读得懂并能解读的历史”，王希说。 李硕，是否注意并参与了当时的讨论，这不得而知，但他确是为数不多的、面向公众进行写作的历史学者之一。 他的人生经历与王希提及的公共史学家的成长路径也多有吻合——接受专业的历史研究技能训练，但用“多元的、跨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且要深入“公共领域”一线，与不同行业、与不同人群打交道。 初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李硕就被选入了文科实验班（“元培学院”前身）。这个实验班创办的目的，是破除学科壁垒，文、史、哲三系联合开课，学生自由选课。他的北大同窗韩巍回忆，大学期间李硕喜欢强调“实践出真知”，“对各行各业都有浓厚兴趣”，“喜欢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北大毕业后，李硕依照自己的意愿，没有留校，也不回老家，而是南下。先在广州一家旅行社上班，后来进入深圳一家报社做记者，工作一段时间后，他考上清华，正式接受历史研究训练，专业方向是中古历史。 李硕对多民族聚集地有浓厚的兴趣，博士论文也与中国古代不同民族间的战争有关。博士毕业后，他决定再次走出“象牙塔”，去西部地区游历。2013年，他赴新疆大学任教，利用假期，踏遍了少数民族聚集地。 2020年8月，李硕在游走西部过程中记录的尼玛镇“浪山”活动 李硕总是和牧民同吃住，他有不少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朋友。在向白龙江源头行进时，他记录下了牧民用羊交换，借用“邻居”草场的画面： 南边山坳里来了一位骑马者，后面跟着一大群山羊，还有几个人牵着马，马背上是支帐篷的杆子和箱子、口袋，应该是在搬家。走近之后，两户人家互相打招呼。卓玛才让父子俩把自己的羊赶到坡上，原来是给新来的这户让路，防止两家的羊混在一起。 两家的男主人各拿一根绳套，一起走到新来的羊群里，将羊群赶得跑起来。大概是卓玛才让选好了一只羊，两人同时掷出绳套，将羊套住，由儿子捉好。然后两人开始选、套下一只。原来新来这户要借用卓玛才让家的草场几天，付出两只羊做补偿。羊只交接完以后，新来者开始赶着羊群翻山。卓玛才让父子在草地上检查新获得的山羊：羊子被放倒，掰着蹄子检查。之后，羊被放到自己的群里。 “理解历史的真正难度，在于了解当下的现实，因为人只能借助对现实的了解，去解读历史，陈寅恪把这叫‘今典’（今日之时事）”，李硕曾在某一对谈节目中说，他在边疆做民族研究，主要的工作方式就是离开城市，下乡与跟各色人等混在一起。 李硕像许多年轻学者一样，对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应用是娴熟的。他把这些游历与观察，发布在社交平台上，包括当地人的口述史、生活观察纪实，以及相关历史材料研究。 在北大时，历史系韩巍与高一级的考古系学长林鹄经常在一起玩，探讨历史问题。正是受韩巍影响，李硕对先秦史产生了兴趣。在清华念研究生时，他又得以与韩巍、林鹄相遇。彼时，李硕是研究生在读，韩巍在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专业博士，而林鹄已经拿到了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在清华大学担任博士后。 李硕后来回忆，林鹄与韩巍为他提供了许多考古报告、学会会议报告和上古文献。 清华同学牛敬飞，给他介绍了同样研究先秦史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王向辉，二人曾一同前往“周人发祥之地”周原（今陕西宝鸡）、西周都城之一镐京（今西安）等地探访，并向当地学者了解周武王伐纣等细节。 这些跨学科的交流与探讨，为他的历史写作打开了视野。《翦商》后记中，李硕用钱钟书的句子形容这段访古经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在新疆大学任教期间，李硕还探讨过如何书写历史教材。他认为，历史教材“内容量不贪多，但要让人真能读进去，看‘懂’”，而实现这一点，主要是做到尽量把“主人公”介绍好，带读者认识那些有个性的历史人物，包括他们的特殊经历、作为，少用生僻术语和涉及制度的偏门词（如土地、赋税、兵役等），用常用的词把事情交代清楚。 他的书就是这么写作的，几乎总是围绕着核心的主人公，采用经过考证的细节，但去除专有名词，像写故事一样娓娓道来。而写作过程中，需要作者完全沉浸式的进入历史，有时甚至达到与现实恍惚的程度。 2022年11月，成都一苇书坊，李硕正在与读者分享新书《翦商》 在新疆大学的前两年，李硕没用上微信，无法同步信息，渐渐地，他和过去生活的圈子、老朋友们产生了距离感，“有时候打个长途电话，可能对方都接不着，但，可以说在这种环境刺激下，写成了《俄国征服中亚战纪》。” 2022年夏天，《翦商》完成近半时，学者沙青青曾到成都组饭局，李硕想从压抑的心境中短暂跳脱，也去参加，但在饭桌上，他常常失语。后来，他在一档播客节目时坦承，写作期间，他鲜有社交，那段时间感觉“离现实都有点远了。” 一个素心人 成为一名公共历史学者，似乎总是行走在边缘。李硕在一次媒体访问中表示，他在新疆大学工作时，是没有时间写《翦商》的，因为专业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身上的任务太多，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冲破规定体例，面向大众写非学术类作品。 但稳定的工作，能带来收入来源的保障，是他生存和持续研究、写作的基石。直到疫情爆发且一再蔓延，李硕希望与家人团圆，才终于离开了教职。 创作《翦商》期间，李硕没有找工作，只依靠先前出书的版税度日。他曾透露，写书，从酝酿到准备到成书，周期很长，算下来一年也没几万块钱，没办法养家糊口。他向一位到成都探望他的友人坦言，“写书无法养活自己”，所以他还是有回学校教书的打算。 经一位从事出版业的朋友介绍，四川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者曾向他表达邀约的意向，他推辞了，除了此前他已答应四川师范大学的入职邀约外，朋友隐隐觉得，他有别的顾忌。“他总说这句话，‘我没有职称到川大来能行吗？’我说当然可以，凭你的作品就可以。”这位朋友对凤凰深调说。 一位接近李硕的朋友告诉凤凰深调，李硕走在这种不确定和困境中，“是他所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曾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奢侈，有条件到各处游历，能做自己喜欢的研究，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李硕回答：“这是一种个人选择。“当时，他才披露自己四十多岁的人，没车，没房，存款也没多少。 李硕在豆瓣的账号叫做安多千山---正是文首提到的那片藏区，下面有这样一句签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句话源自《诗经》《王风·黍离》一诗。 “也畅想点诗意的，以后骨灰撒何处？我喜欢的地方，是郎木寺的天葬台下山沟里。虽然不是当地喂鹰的风俗，但也许会让草长得好点吧。这里是两省两寺老乡们从来共享的一块地儿，它的身份有点超然。我很欢喜，也有遗憾在这里。从此，我可以永远地等下去，看那遗憾变成圆满。我相信。”3月15日的告别消息里，李硕这样写道。此后，公众视野中就没有了他的消息。
夏季，循白龙江源头而去，草原、黑帐篷、牦牛群渐次浮现，遍地开满了紫色的格桑花，那是郎木寺，位于甘肃、四川交汇处，隐藏在安多藏区深山密林处的一座小镇。
刚踏足此地，时年36岁的李硕就感觉自己走在了游牧和农耕、古代与现代的结合点上。这里，是和中国东部城镇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让他仿佛行走在另一个时空。这是他实地研究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融合的起始之地，亦是十年后，他所想象的，死后归所。
李硕，是一名青年历史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和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历史地理研究。
他在《学术月刊》《历史地理》《敦煌研究》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但公众对他的认知更多是：他是《翦商》《孔子大历史》《南北战争三百年》《楼船铁马刘寄奴：南北朝启幕战史》等多本历史畅销书的作者。
3月15日，李硕在自己的朋友圈里突然宣告，“朋友或陌生人们，我即将告别这个世界了。”事发于2月下旬，李硕在巴基斯坦游历时病倒了，在当地医院接受了四天抢救，一星期后，他回国。他被确诊为胆管癌，且是晚期。
病情来势汹汹，不到半个月，这个46岁、身型高大、声音洪亮的河北男人，已经没了心力回复亲友的问候，“一切医学手段都已经失去作用”。在那则告别消息的末尾，李硕附了一张他在病床上的照片。他看起来面色发黄，但似乎还保持着一丝笑容。
在朋友圈回复留言时，他写道，“生平还有些小秘密，从未想写成文字。也许再活三四十年、时过境迁之后才会想写。现在就带到火化炉子里去了........我考证的历史，总有人骂脑洞太大，其实现实这东西，真比文书脑洞更大。”
李硕不算是非常知名的历史作者，但许多读过他书的人，都印象深刻，特别是惊讶于他能把距今数千年之久的远古历史写出一种让人如临现场的感觉，著名考古学家许宏称为“震撼感”。
2023年初，李硕在巴基斯坦当地理发店
然而，也因为这种吸引人的故事写作，让一些人认为，他的著作不太契合学术共同体“术业有专攻”的要求，更像是一种“网红读物”。
历史该如何书写？史料考证与故事书写是否不可调和？史学应该面向学术圈，还是兼向大众？显然，曾受过专业历史训练的李硕，最后还是选择成为了“另一种历史学者”，或者叫“公共历史学者”。
“也许，人不应当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
李硕最为人熟知的著作，是《翦商》。2022年10月问世，数月内，售出十五万册。历史类书籍中，这个销量可谓“爆款”。
这本书讲述的，是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商、周易代的过程。这个题材是中国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但李硕在此书中，描绘出的是学者熟知，一般公众却陌生的商朝风俗——杀人祭祀，并且，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历史观：周人，作为当时小小的边疆部落如何能灭掉强大的中原霸主商？周是殷商的附庸，更是后者残忍人祭文化的牺牲品，甚至要从自己的部落为商提供人祭，正是在周人终结了商的大规模虐杀祭祀风俗后，周公旦才得以强力推行尊礼改革，从此，华夏文明敬鬼神而远之，得以重生，并从历史和记忆中抹去了人祭的遗痕。
李硕并不是第一个关注到殷商人祭文化的学者，但这个观点（假设）是令人震撼的，也并非空穴来风。
为写作这本书，李硕翻阅了大量古代典籍、从其行文中能看到大量引章据典，他还精读了不少考古报告，包括研究了甲骨文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许宏，在《翦商》序中写道：“李硕有他自己明确的史观史识”，“对于考古材料的运用，与古文献和甲金文字一样，已达娴熟的程度，注释与用图，都颇为讲究”，“专业靠谱”，“绝不外行”。
许宏举例，很多历史学者认为，人祭风俗盛行于商朝前中期，随后“逐渐、自然退场”。这一论断的主要依据是，考古学家黄展岳在《古代人牲人殉通论》中，认为殷墟三座多人祭祀坑都属于殷墟前期。
但李硕仔细查阅了三座祭祀坑的发掘报告，发现，“有两座属于殷墟末期，一座时期不详，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殷墟前期。”而这关系到殷商的历史终结于何因。
年轻的李硕对多数学者曾经“不置可否”的历史细节均“穷追不舍”，许宏介绍，他试图点出和纠正与事实和证据不符的内容。
很难说，李硕提出的质疑就是确切的，他的假设就是真实的。但，他对细节的考证与探究，至少让人重新思考历史可能存在另一种真相，而这也让读者在他的历史作品中，总能读出一些新意，包括已经被无数人写过的“孔子”。
一位《翦商》的读者在豆瓣上留言：“读完之后，你会对自己所处的上下五千年了解更多，意识到随着考古挖掘的深入和对甲骨文的解读，今天的学者已经可以还原出这样一个早期华夏文明”，“那段历史不像后世有那么多确切史料可以连缀成故事，这本书是在努力逼近历史真相，即便这过程中会穿越更浓重的迷雾”。
当然，也有人质疑他“一分史料，九分故事”，是历史推演类非虚构作品。这种感觉，与他的写作风格不无关系。《翦商》是一本用”非虚构写作“手法，以大量细节、冷静的白描，把读者直送至历史现场，目睹残酷人祭仪式的书。连李硕自己都形容创作过程是，“一场无法解脱的恐怖之旅”，“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
例如，书的引子里，按时间顺序复原了杀人祭祀的场景，其冷静细致，令人毛骨悚然：
“主祭者先在坑底铺一层很薄的小石子和砂土，再垫一层二三十厘米厚的黄土。黄土中有被掩埋的碎片，是打碎了的几只陶制炊器和食器，如鬲、簋、罐。”
“然后开始杀人。第一轮杀了19人，身首完整的只有两具，被砍掉小腿或脚的有五具，单独的人头骨十枚、上颚骨一块、右腿一条。”
“第一轮杀人结束后，主祭者向坑内撒了一些朱砂（尸骨被局部染红），然后填土，这次填的是红褐色的土，厚半米多。接着开始第二轮杀人。
这次至少杀了29人，身首相连的尸骨有19具，单独的头颅9枚，没有头的身躯1具。”
“坑底堆积着很多死尸，已经不平整，坑内的作业者还特意把陶器放在较低洼的地方打碎，以使坑底相对平坦，然后再填入一层灰黄色土，厚约三五十厘米，混杂少量炭灰颗粒和红烧土颗粒，说明地面上正在烧火，可能是烧烤祭品，包括没有扔进坑内的躯体。和第一轮相比，第二轮死者的躯体保全的相对多一些。”
这种非常写实的描述，让历史似乎有了一种温度。
李硕动笔此书，是在2020年。5月，他从任教七年的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辞职，回到成都与妻子团聚，那时，女儿出生不久，他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于是，他先在河南安阳、洛阳小住，看过殷墟和二里头遗址后，搬进了成都郊外的一处租住房，并在这里，完成了此书。
2019年，李硕在新疆期间留影
一位与他相识十年的朋友，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邱田回忆，冬日，那出租屋里没有取暖设备，李硕问她，“你觉得不冷吗？”邱田体感气温不算低，但正穿着和在新疆时一样厚衣物的李硕却说，“很冷”。
邱田认为，这冷感，或许与他写作《翦商》时体验到的上古世界的残酷有关。
“进入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心理世界，我常感到无力承受。”李硕曾描述那段写作经历，犹如凝视深渊，“也许，人不应当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
《翦商》出版后，入选豆瓣2022年度历史文化图书、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度十大好书。作者也被贴上“天才历史学家”的标签。出版方提出加印五万册，李硕一度犹豫，他说以往自己的书似乎卖得不算好，担心出版方“砸手里”，他觉得“印三万册也许就足够了？”
谁的历史？公共历史学者之路
李硕在攻读博士期间，就已经开始给历史媒体撰稿。2010年前后，他曾给《看历史》杂志写文章，李硕的连载稿件每期万字左右，是杂志篇幅最长的连载。
据《看历史》创办人唐建光回忆，李硕的作品很难得的，兼有学术研究方法和流畅的表达，“这在当时的历史写作中，是一种创新。”
在那个时期，国外关于历史的非虚构作品正不断传入国内，“学者怎样诉说历史”被历史学界广泛探讨。
当时，北京大学历史学特聘教授王希，在《历史研究》上发布了一篇名为《谁拥有历史》的文章，将讨论推向高潮。王希讲述了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他认为，针对这门学科的探讨和思考，对于中国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文章指出，历史不仅要在课堂上被讲授，而且还要在许多不同的地方、通过不同的方式被习得。公共历史学者，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能够躲在“象牙塔”中，与现实隔绝、只满足自己对历史知识的追求，而应该面向学术界以外的公众，将自己的研究转化为公众可以接受的内容，在公共领域和公共话语中发出有分量的声音。
什么是公共史学？“它是一种普通群众能够看得见、听得着、读得懂并能解读的历史”，王希说。
李硕，是否注意并参与了当时的讨论，这不得而知，但他确是为数不多的、面向公众进行写作的历史学者之一。
他的人生经历与王希提及的公共史学家的成长路径也多有吻合——接受专业的历史研究技能训练，但用“多元的、跨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且要深入“公共领域”一线，与不同行业、与不同人群打交道。
初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李硕就被选入了文科实验班（“元培学院”前身）。这个实验班创办的目的，是破除学科壁垒，文、史、哲三系联合开课，学生自由选课。他的北大同窗韩巍回忆，大学期间李硕喜欢强调“实践出真知”，“对各行各业都有浓厚兴趣”，“喜欢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北大毕业后，李硕依照自己的意愿，没有留校，也不回老家，而是南下。先在广州一家旅行社上班，后来进入深圳一家报社做记者，工作一段时间后，他考上清华，正式接受历史研究训练，专业方向是中古历史。
李硕对多民族聚集地有浓厚的兴趣，博士论文也与中国古代不同民族间的战争有关。博士毕业后，他决定再次走出“象牙塔”，去西部地区游历。2013年，他赴新疆大学任教，利用假期，踏遍了少数民族聚集地。
2020年8月，李硕在游走西部过程中记录的尼玛镇“浪山”活动
李硕总是和牧民同吃住，他有不少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朋友。在向白龙江源头行进时，他记录下了牧民用羊交换，借用“邻居”草场的画面：
南边山坳里来了一位骑马者，后面跟着一大群山羊，还有几个人牵着马，马背上是支帐篷的杆子和箱子、口袋，应该是在搬家。走近之后，两户人家互相打招呼。卓玛才让父子俩把自己的羊赶到坡上，原来是给新来的这户让路，防止两家的羊混在一起。
两家的男主人各拿一根绳套，一起走到新来的羊群里，将羊群赶得跑起来。大概是卓玛才让选好了一只羊，两人同时掷出绳套，将羊套住，由儿子捉好。然后两人开始选、套下一只。原来新来这户要借用卓玛才让家的草场几天，付出两只羊做补偿。羊只交接完以后，新来者开始赶着羊群翻山。卓玛才让父子在草地上检查新获得的山羊：羊子被放倒，掰着蹄子检查。之后，羊被放到自己的群里。
“理解历史的真正难度，在于了解当下的现实，因为人只能借助对现实的了解，去解读历史，陈寅恪把这叫‘今典’（今日之时事）”，李硕曾在某一对谈节目中说，他在边疆做民族研究，主要的工作方式就是离开城市，下乡与跟各色人等混在一起。
李硕像许多年轻学者一样，对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应用是娴熟的。他把这些游历与观察，发布在社交平台上，包括当地人的口述史、生活观察纪实，以及相关历史材料研究。
在北大时，历史系韩巍与高一级的考古系学长林鹄经常在一起玩，探讨历史问题。正是受韩巍影响，李硕对先秦史产生了兴趣。在清华念研究生时，他又得以与韩巍、林鹄相遇。彼时，李硕是研究生在读，韩巍在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专业博士，而林鹄已经拿到了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在清华大学担任博士后。
李硕后来回忆，林鹄与韩巍为他提供了许多考古报告、学会会议报告和上古文献。
清华同学牛敬飞，给他介绍了同样研究先秦史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王向辉，二人曾一同前往“周人发祥之地”周原（今陕西宝鸡）、西周都城之一镐京（今西安）等地探访，并向当地学者了解周武王伐纣等细节。
这些跨学科的交流与探讨，为他的历史写作打开了视野。《翦商》后记中，李硕用钱钟书的句子形容这段访古经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在新疆大学任教期间，李硕还探讨过如何书写历史教材。他认为，历史教材“内容量不贪多，但要让人真能读进去，看‘懂’”，而实现这一点，主要是做到尽量把“主人公”介绍好，带读者认识那些有个性的历史人物，包括他们的特殊经历、作为，少用生僻术语和涉及制度的偏门词（如土地、赋税、兵役等），用常用的词把事情交代清楚。
他的书就是这么写作的，几乎总是围绕着核心的主人公，采用经过考证的细节，但去除专有名词，像写故事一样娓娓道来。而写作过程中，需要作者完全沉浸式的进入历史，有时甚至达到与现实恍惚的程度。
2022年11月，成都一苇书坊，李硕正在与读者分享新书《翦商》
在新疆大学的前两年，李硕没用上微信，无法同步信息，渐渐地，他和过去生活的圈子、老朋友们产生了距离感，“有时候打个长途电话，可能对方都接不着，但，可以说在这种环境刺激下，写成了《俄国征服中亚战纪》。”
2022年夏天，《翦商》完成近半时，学者沙青青曾到成都组饭局，李硕想从压抑的心境中短暂跳脱，也去参加，但在饭桌上，他常常失语。后来，他在一档播客节目时坦承，写作期间，他鲜有社交，那段时间感觉“离现实都有点远了。”
一个素心人
成为一名公共历史学者，似乎总是行走在边缘。李硕在一次媒体访问中表示，他在新疆大学工作时，是没有时间写《翦商》的，因为专业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身上的任务太多，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冲破规定体例，面向大众写非学术类作品。
但稳定的工作，能带来收入来源的保障，是他生存和持续研究、写作的基石。直到疫情爆发且一再蔓延，李硕希望与家人团圆，才终于离开了教职。
创作《翦商》期间，李硕没有找工作，只依靠先前出书的版税度日。他曾透露，写书，从酝酿到准备到成书，周期很长，算下来一年也没几万块钱，没办法养家糊口。他向一位到成都探望他的友人坦言，“写书无法养活自己”，所以他还是有回学校教书的打算。
经一位从事出版业的朋友介绍，四川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者曾向他表达邀约的意向，他推辞了，除了此前他已答应四川师范大学的入职邀约外，朋友隐隐觉得，他有别的顾忌。“他总说这句话，‘我没有职称到川大来能行吗？’我说当然可以，凭你的作品就可以。”这位朋友对凤凰深调说。
一位接近李硕的朋友告诉凤凰深调，李硕走在这种不确定和困境中，“是他所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曾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奢侈，有条件到各处游历，能做自己喜欢的研究，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李硕回答：“这是一种个人选择。“当时，他才披露自己四十多岁的人，没车，没房，存款也没多少。
李硕在豆瓣的账号叫做安多千山---正是文首提到的那片藏区，下面有这样一句签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句话源自《诗经》《王风·黍离》一诗。
“也畅想点诗意的，以后骨灰撒何处？我喜欢的地方，是郎木寺的天葬台下山沟里。虽然不是当地喂鹰的风俗，但也许会让草长得好点吧。这里是两省两寺老乡们从来共享的一块地儿，它的身份有点超然。我很欢喜，也有遗憾在这里。从此，我可以永远地等下去，看那遗憾变成圆满。我相信。”3月15日的告别消息里，李硕这样写道。此后，公众视野中就没有了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