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消息，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24日上午在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京揭晓，85岁的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李德仁院士、61岁的凝聚态物理领域科学家薛其坤院士获得中国科技界崇高荣誉。其中，薛其坤成为该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据了解，自1999年科技奖励制度改革以来，共有吴文俊、袁隆平等37位科学家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李德仁：坎坷求学路
李德仁，1939年12月出生，江苏泰州人。1963年毕业于原武汉测绘学院，1985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获博士学位，之后回国任教。曾任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现为武汉大学教授。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德仁是著名的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一直致力于提升我国测绘遥感对地观测水平。他攻克卫星遥感全球高精度定位及测图核心技术，解决了遥感卫星影像高精度处理的系列难题，带领团队研发全自动高精度航空与地面测量系统，为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据央视新闻介绍，李德仁与测绘遥感的交集是从大学开始的。受益于天赋和儿时严谨的家风，李德仁学习成绩尤其是数学成绩优异，考第一是常事儿。大学就读武汉测绘学院期间，他对行业内名家的合理大胆质疑，引起了中国航空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奠基人王之卓的注意。当李德仁以为，自己马上能成为王之卓的学生、开启测绘遥感研究之路，命运的转折突然来临。
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李德仁结束下放后被分配到石家庄水泥制品厂工作，但他也从不认为那是人生低谷。
李德仁：我打了一年水泥电线杆，打榔头、绑钢筋、灌混凝土水泥三班倒。我们年轻时候的想法是，父母生了我们，国家养了我，不管干什么工作，要把它干好。
凭借着这股精气神儿，当水泥厂工人期间，李德仁与团队成功研制了一种新的硫铝酸盐水泥。他不曾失去希望，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学习。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时年39岁的李德仁终于来到恩师王之卓身边学习。第二年，李德仁参加出国考试，又考了第一名。
1985年2月，李德仁以全校有史以来最高分获得斯图加特大学博士学位（央视新闻）
“德国多家机构向李德仁伸出了橄榄枝，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
1982年，已经43岁的李德仁远赴德国，分别在波恩大学、斯图加特大学学习。在斯图加特大学，他师从国际著名的摄影测量和遥感学家阿克曼教授。当时，阿克曼给了他一个航空测量领域极具挑战的难题。
李德仁：上世纪80年代数据开始多了，有地面的、有空中的、有卫星的，数据处理是一个难题。我的老师就问我做不做这个难题，要把数据中的各种误差区分出来、处理干净来保证数据的精确度。我把它做了。
仅仅用了不到两年，李德仁就解决了误差可区分性理论这一测量学界的难题，由此写就的博士论文，至今仍保持着斯图加特大学历史最高分的纪录。博士毕业时，德国多家机构向李德仁伸出了橄榄枝，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1985年2月，他回到母校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任教，开启了漫长的为国创新创业之路。
由于卫星系统的高精度位置姿态测量核心器件被禁运，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产遥感卫星应用范围受到严重制约。
为扭转这一局面，本世纪初，李德仁主持设计论证了我国第一颗民用测绘卫星“资源三号”的系统参数，大幅提高了卫星遥感影像的自主定位精度。
李德仁：我们现在遥感卫星数量世界排第二，我们的分辨率达到了和美国完全相同的水平，就是民用的0.5米，它的分辨率、光谱分辨率、空间分辨率和光学、雷达、红外、高光谱遥感都赶上了世界水平。
李德仁研制的遥感卫星地面处理系统为国防建设、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学生王密的眼里，李老师做科研的最大动力来自国家、人民的需要。
王密：李老师始终跟我们讲，作为一个科研人员，要能够拿小钱做大事。我们做很多事，实际上我们并不是把科研经费或者是拿多少钱放在第一位，更多地是先考虑这是不是真正的“卡脖子”的问题，或急需的领域。
2002年，李德仁（左一）在三峡大坝建设工地开展测绘遥感工作（央视新闻）
李德仁：我们要有中国人自己的精确数据，如果没有，我们不放心
如今，已85岁高龄的李德仁，赤子之心没变。针对我国卫星遥感存在“成本高、效率低、不稳定、应用少”等诸多问题，李德仁带领团队提出一个极为宏大的计划——200多颗卫星组网的“东方慧眼”智能遥感卫星星座计划。
李德仁：我们在做的方法就是以民间商业遥感为先导，做得好的联合起来。我们规划是到2030年发252颗卫星，创造2000亿到1万亿的产值。我们要有中国人自己的精确的数据，如果没有这个数据，我们心里不放心。希望用我们运行对地观测、卫星对天观测的结果，来回答地球可持续的发展，来探索宇宙的奥妙。
薛其坤：“曾3次考研的大学校长”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系最年轻获奖者
薛其坤，1963年12月出生，山东蒙阴人。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1994年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南方科技大学校长。200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据“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介绍，薛其坤，一个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科学界，都叫得响亮的名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菲列兹·伦敦奖、未来科学大奖、巴克利奖；35岁当教授，42岁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50岁攻克量子世界难题……亮眼的履历今天又增加了一项：61岁获得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该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薛其坤是凝聚态物理领域著名科学家，取得多项引领性的重要科学突破。他率领团队首次实验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学术影响；在异质结体系中发现界面增强的高温超导电性，开启了国际高温超导领域的全新研究方向。
薛其坤以高考物理近乎满分的成绩被山东大学光学系激光专业录取。但考研的挫折让他“始料未及”。第一次考研，高等数学39分。薛其坤不甘心，再考，再失败，再考……到1987年，他总算通过了考试，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学习。
他总结自己的考研经验——“不能耍小聪明”。“一定要把各个知识点、知识面复习全面、复习深入了。”
在科研上，薛其坤也从不耍“小聪明”。对物理充满热情、吃苦耐劳的他在读博期间获得去日本仙台东北大学深造的机会。在这里，薛其坤的眼界和心境受到巨大冲击。
薛其坤（左一）在日本求学期间与导师樱井利夫（左二）合影（“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
当时，即便已经在北京做科研，他也没有见过日本这般先进的实验条件。“我比较有恋家情结，看着这种巨大的差别，心里期盼着能不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国家科技各个方面也像他们那么强大。这种亲身体会会激发我树立一种强大的信念，要为国家的强大做点贡献。”
导师樱井利夫以严厉著称，实验室号称“7-11实验室”——早上7点得到，晚上11点之前不许离开。“每天就是三件事：吃饭、睡觉、搞科研。有的时候困得坐在马桶上都能睡着。”
抱着要做出成绩的信念，薛其坤不仅不说苦，更分外珍惜每分每秒吃苦的机会，终于在化合物半导体砷化镓和氮化镓的一些基本规律方面做出了世界领先的科研突破。这是日本东北大学近三十年里最重要的成果，也让薛其坤的科研之路更加清晰。
出国深造是为了什么？他从未忘记。1999年，不到36岁的薛其坤已颇有名气。他通过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回国，正式加入物理所工作。2005年起，他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他瞄准的一个“0到1的突破”就是“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薛其坤团队成功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震惊全球物理界，“中国科学家做的？”
2012年10月的一个晚上，薛其坤收到学生的短信：“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出来了。”他抑制住兴奋，迅速返回实验室，组织团队成员，设计方案，多次重复验证。经过2个月的集中测试，团队得出了完美的实验数据。薛其坤带了两瓶香槟，和团队成员一起庆祝。这一成果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轰动，而质疑也随之而来。
薛其坤说：“大家认为中国科学家不可能做出这么重要的成绩来，对我们产生怀疑，这种郁闷持续了一年多。我们的实验结果最后终于得到了科学界的验证。作为一个效应，将来会诞生一个科学的名词，永远留在人类科学史上，它是一个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就应该在任何地方存在。这就说明了过硬的实验技术多么重要，严谨的学风有多么重要。”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项震惊全球物理界的科学发现，让薛其坤迎来了一系列高光时刻：2016年，首届未来科学大奖；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22年，菲列兹·伦敦奖；2024年，巴克利奖……拿奖拿到手软。物理学家杨振宁评价说，“这是第一次从中国实验室里发表的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薛其坤：不能辜负国家和老百姓的支持
作为薛其坤的学生，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冯硝回忆，薛老师有次“突击”实验室，发现有学生没有盯着数据采集，而是在上网闲逛，深感痛心。“薛老师给我们打过比方，实验室里无论是扫描隧道显微镜，还是一些输运测量设备，都需要一个极低温的环境，需要用液氮和液氦来维持。液氮价格便宜一点，几块钱一升，但是液氦很贵，几百元一升，消耗的资源是非常大的，你要再不珍惜这样的实验条件，他会非常痛心。”
在薛其坤眼里，这个世界一流的实验室里，每台昂贵的仪器都是来自国家的支持，也是老百姓的支持，他要对得起这份支持。“我们确实把实验室的仪器用到了团队能力的极限，一定要非常努力地工作，不分昼夜地工作，争取不枉花国家一分钱，对得起国家对这个实验室的支持。”
新华社消息，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24日上午在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京揭晓，85岁的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李德仁院士、61岁的凝聚态物理领域科学家薛其坤院士获得中国科技界崇高荣誉。其中，薛其坤成为该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据了解，自1999年科技奖励制度改革以来，共有吴文俊、袁隆平等37位科学家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李德仁：坎坷求学路
李德仁，1939年12月出生，江苏泰州人。1963年毕业于原武汉测绘学院，1985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获博士学位，之后回国任教。曾任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现为武汉大学教授。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德仁是著名的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一直致力于提升我国测绘遥感对地观测水平。他攻克卫星遥感全球高精度定位及测图核心技术，解决了遥感卫星影像高精度处理的系列难题，带领团队研发全自动高精度航空与地面测量系统，为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据央视新闻介绍，李德仁与测绘遥感的交集是从大学开始的。受益于天赋和儿时严谨的家风，李德仁学习成绩尤其是数学成绩优异，考第一是常事儿。大学就读武汉测绘学院期间，他对行业内名家的合理大胆质疑，引起了中国航空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奠基人王之卓的注意。当李德仁以为，自己马上能成为王之卓的学生、开启测绘遥感研究之路，命运的转折突然来临。
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李德仁结束下放后被分配到石家庄水泥制品厂工作，但他也从不认为那是人生低谷。
李德仁：我打了一年水泥电线杆，打榔头、绑钢筋、灌混凝土水泥三班倒。我们年轻时候的想法是，父母生了我们，国家养了我，不管干什么工作，要把它干好。
凭借着这股精气神儿，当水泥厂工人期间，李德仁与团队成功研制了一种新的硫铝酸盐水泥。他不曾失去希望，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学习。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时年39岁的李德仁终于来到恩师王之卓身边学习。第二年，李德仁参加出国考试，又考了第一名。
1985年2月，李德仁以全校有史以来最高分获得斯图加特大学博士学位（央视新闻）
“德国多家机构向李德仁伸出了橄榄枝，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
1982年，已经43岁的李德仁远赴德国，分别在波恩大学、斯图加特大学学习。在斯图加特大学，他师从国际著名的摄影测量和遥感学家阿克曼教授。当时，阿克曼给了他一个航空测量领域极具挑战的难题。
李德仁：上世纪80年代数据开始多了，有地面的、有空中的、有卫星的，数据处理是一个难题。我的老师就问我做不做这个难题，要把数据中的各种误差区分出来、处理干净来保证数据的精确度。我把它做了。
仅仅用了不到两年，李德仁就解决了误差可区分性理论这一测量学界的难题，由此写就的博士论文，至今仍保持着斯图加特大学历史最高分的纪录。博士毕业时，德国多家机构向李德仁伸出了橄榄枝，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1985年2月，他回到母校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任教，开启了漫长的为国创新创业之路。
由于卫星系统的高精度位置姿态测量核心器件被禁运，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产遥感卫星应用范围受到严重制约。
为扭转这一局面，本世纪初，李德仁主持设计论证了我国第一颗民用测绘卫星“资源三号”的系统参数，大幅提高了卫星遥感影像的自主定位精度。
李德仁：我们现在遥感卫星数量世界排第二，我们的分辨率达到了和美国完全相同的水平，就是民用的0.5米，它的分辨率、光谱分辨率、空间分辨率和光学、雷达、红外、高光谱遥感都赶上了世界水平。
李德仁研制的遥感卫星地面处理系统为国防建设、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学生王密的眼里，李老师做科研的最大动力来自国家、人民的需要。
王密：李老师始终跟我们讲，作为一个科研人员，要能够拿小钱做大事。我们做很多事，实际上我们并不是把科研经费或者是拿多少钱放在第一位，更多地是先考虑这是不是真正的“卡脖子”的问题，或急需的领域。
2002年，李德仁（左一）在三峡大坝建设工地开展测绘遥感工作（央视新闻）
李德仁：我们要有中国人自己的精确数据，如果没有，我们不放心
如今，已85岁高龄的李德仁，赤子之心没变。针对我国卫星遥感存在“成本高、效率低、不稳定、应用少”等诸多问题，李德仁带领团队提出一个极为宏大的计划——200多颗卫星组网的“东方慧眼”智能遥感卫星星座计划。
李德仁：我们在做的方法就是以民间商业遥感为先导，做得好的联合起来。我们规划是到2030年发252颗卫星，创造2000亿到1万亿的产值。我们要有中国人自己的精确的数据，如果没有这个数据，我们心里不放心。希望用我们运行对地观测、卫星对天观测的结果，来回答地球可持续的发展，来探索宇宙的奥妙。
薛其坤：“曾3次考研的大学校长”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系最年轻获奖者
薛其坤，1963年12月出生，山东蒙阴人。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1994年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南方科技大学校长。200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据“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介绍，薛其坤，一个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科学界，都叫得响亮的名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菲列兹·伦敦奖、未来科学大奖、巴克利奖；35岁当教授，42岁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50岁攻克量子世界难题……亮眼的履历今天又增加了一项：61岁获得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该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薛其坤是凝聚态物理领域著名科学家，取得多项引领性的重要科学突破。他率领团队首次实验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学术影响；在异质结体系中发现界面增强的高温超导电性，开启了国际高温超导领域的全新研究方向。
薛其坤以高考物理近乎满分的成绩被山东大学光学系激光专业录取。但考研的挫折让他“始料未及”。第一次考研，高等数学39分。薛其坤不甘心，再考，再失败，再考……到1987年，他总算通过了考试，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学习。
他总结自己的考研经验——“不能耍小聪明”。“一定要把各个知识点、知识面复习全面、复习深入了。”
在科研上，薛其坤也从不耍“小聪明”。对物理充满热情、吃苦耐劳的他在读博期间获得去日本仙台东北大学深造的机会。在这里，薛其坤的眼界和心境受到巨大冲击。
薛其坤（左一）在日本求学期间与导师樱井利夫（左二）合影（“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
当时，即便已经在北京做科研，他也没有见过日本这般先进的实验条件。“我比较有恋家情结，看着这种巨大的差别，心里期盼着能不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国家科技各个方面也像他们那么强大。这种亲身体会会激发我树立一种强大的信念，要为国家的强大做点贡献。”
导师樱井利夫以严厉著称，实验室号称“7-11实验室”——早上7点得到，晚上11点之前不许离开。“每天就是三件事：吃饭、睡觉、搞科研。有的时候困得坐在马桶上都能睡着。”
抱着要做出成绩的信念，薛其坤不仅不说苦，更分外珍惜每分每秒吃苦的机会，终于在化合物半导体砷化镓和氮化镓的一些基本规律方面做出了世界领先的科研突破。这是日本东北大学近三十年里最重要的成果，也让薛其坤的科研之路更加清晰。
出国深造是为了什么？他从未忘记。1999年，不到36岁的薛其坤已颇有名气。他通过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回国，正式加入物理所工作。2005年起，他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他瞄准的一个“0到1的突破”就是“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薛其坤团队成功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震惊全球物理界，“中国科学家做的？”
2012年10月的一个晚上，薛其坤收到学生的短信：“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出来了。”他抑制住兴奋，迅速返回实验室，组织团队成员，设计方案，多次重复验证。经过2个月的集中测试，团队得出了完美的实验数据。薛其坤带了两瓶香槟，和团队成员一起庆祝。这一成果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轰动，而质疑也随之而来。
薛其坤说：“大家认为中国科学家不可能做出这么重要的成绩来，对我们产生怀疑，这种郁闷持续了一年多。我们的实验结果最后终于得到了科学界的验证。作为一个效应，将来会诞生一个科学的名词，永远留在人类科学史上，它是一个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就应该在任何地方存在。这就说明了过硬的实验技术多么重要，严谨的学风有多么重要。”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项震惊全球物理界的科学发现，让薛其坤迎来了一系列高光时刻：2016年，首届未来科学大奖；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22年，菲列兹·伦敦奖；2024年，巴克利奖……拿奖拿到手软。物理学家杨振宁评价说，“这是第一次从中国实验室里发表的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薛其坤：不能辜负国家和老百姓的支持
作为薛其坤的学生，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冯硝回忆，薛老师有次“突击”实验室，发现有学生没有盯着数据采集，而是在上网闲逛，深感痛心。“薛老师给我们打过比方，实验室里无论是扫描隧道显微镜，还是一些输运测量设备，都需要一个极低温的环境，需要用液氮和液氦来维持。液氮价格便宜一点，几块钱一升，但是液氦很贵，几百元一升，消耗的资源是非常大的，你要再不珍惜这样的实验条件，他会非常痛心。”
在薛其坤眼里，这个世界一流的实验室里，每台昂贵的仪器都是来自国家的支持，也是老百姓的支持，他要对得起这份支持。“我们确实把实验室的仪器用到了团队能力的极限，一定要非常努力地工作，不分昼夜地工作，争取不枉花国家一分钱，对得起国家对这个实验室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