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国外长王毅在马耳他举行会晤。（2023年9月16日）
当中国政坛迎来一波秘而不宣的大清洗、中国领导人缺席在印度举行的G20峰会、且将由韩正而非王毅前往纽约出席联大，国际社会对美中关系的前景不免焦虑。他们担心，如果美中之间继续这一冷淡趋势、如果中国继续将外交对话看作是“天朝”的恩赐甚至外交战的工具，那么今年上半年以来好不容易的美中对话可能前功尽弃，预定11月的旧金山美中峰会也可能因此流产。
马耳他会谈凸显拜习会对北京的重要性
无疑，如果两个月后拜习会真的流产，所有人都明白，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极度危险，也是世界政局的极大不确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刚过去的周末，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和美国总统安全顾问沙利文突然在马耳他进行了两天秘密会谈。从有限的披露信息来看，会谈内容果然如我所预期，重点在如何继续所谓高层交往，即商讨APEC峰会之际的美中领导人见面。
也就是说，作为中国年度外交的第一要务，预定的中国领导人11月访美并未发生任何变化。韩正以副主席身份访美，既延续了王岐山曾经出席联大的做法，也是继续李强出席G20峰会的模式，在分担元首外交的工作。而王毅虽然未能借出席纽约联大的机会敲定美中峰会细节，但是绝不会在美中外交今年最重要的领导人会面这一问题上有任何怠慢。这才是他在马耳他与沙利文密会的关键。
然而，如果仅仅从维护元首外交、坚持巴厘岛双方共识的角度来理解马耳他密会，并不能充分反映未来美中峰会对中国外交的全部意义、以及王毅的外交努力，也不能真正理解旧金山美中峰会对中国领导人的重要性。
换言之，如果说今天的中共政权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其维系全在美中峰会的一线之间，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匪夷所思、天方夜谭，却是实情，也是王毅排除万难与沙利文密会马耳他的根本原因。
中国政治经济内外交困
事实上，过去半年，中国的政治经济不仅没有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一方面，经济上已经陷入大萧条的前奏，在房地产和财富基金两个关键行业面临崩溃的带动下，中国正在遭遇全面的经济下滑、外资撤离、通货紧缩、消费不振，大量城市濒临财政破产，大量中小企业关闭，失业率高企，社会抗议此起彼伏。
另一方面，以两位国务委员即外长秦刚和防长李尚福的先后失联为标志，尤其后者所牵涉的中国军队内部的大清洗，而且是针对解放军四军种当中最为重要的火箭军的一场进行中的清洗，暴露了中国过去十余年来对美“伟大斗争”路线的失败，和领导人所面临的严重执政危机。
表面上，过去几个月以来围绕秦刚和火箭军的一连串丑闻，都与腐败、派系、间谍等等有关，这些也是过去十年中共内部的权斗套路。即使因为秦刚和李尚福等人均系新提拔心腹而招致中共内部对领袖识人不察的怀疑，或者在领导人与官僚集团之间出现信任危机的怀疑，这些尚并不足以证明中国领导人对体制失控或者地位动摇。
真正麻烦的，是这些权臣的倒台，无论他们是否因为个人威权体制下官僚之间互斗争宠加剧、还是因为所谓“刀刃向内”、“不断革命”的牺牲品，都表明美中对抗路线的难以持续，这种对抗不仅逐渐唤醒来印太地区针对中国力量的团结，让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日益孤立，而且转换为对中国封闭威权体制的反噬。
具体来说，秦刚与火箭军的两件丑闻，其导火索都来自美国一方的“无心之语”：秦的私生活丑闻不过是极为普遍的中国官员们“在中国反美、在美国生活”的“两面人”模式的一桩个案；而李尚福相关的火箭军丑闻则始于美国常规、公开、学术性的军事情报研究，一份去年10月在空军战争学院网页上公布的中国火箭军研究报告，并且因为今年2月份中国高空气球事件而被放大，随后引发中国火箭军内部的“海啸”。虽然外界尚不清楚这两件丑闻之间的具体关系，但是美中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本身不能承受之轻，仿佛北美的一只蝴蝶煽动翅膀，然后就能在中国引发一场龙卷风灾害。
习近平唯一选择：从反美主义转向
更重要的，秦刚的问题不仅表明中国个人威权体制下高层级的人事路线失败，即无人可用，在官僚集团和最高领袖之间存在着深刻隔阂，而且表明一个对美“战狼”的始作俑者是如何利用反美主义博得信任与高位，其私生活丑闻恰恰暴露了这种反美主义外交路线，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一条分赃、自肥的寻租机制。
火箭军的丑闻可谓这种反美-寻租机制的系统性证明。相对其他三军首长从实战、从外军交流中对美中两军差距的清醒，作为在军队内部叫嚣攻台、防止美国介入声调最高的军种，火箭军算是对美斗争的鹰派，也是与印太地区诸国采取强硬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而这种超越政策腐败的路线腐败，却因为“绝不打核战争”而可能躲在未来战争的安全一侧，在理论上可能永远掩盖着这种军备扩张中的腐败，远离俄军或者绍伊古在乌克兰战场自曝其短的风险。然而，一旦暴露，特别是被对手暴露其战略弱点和技术劣势，那么，这一腐败所威胁的不仅是军队自身，而是军队的统帅。
也就是说，中国领导人才是秦刚与火箭军丑闻的最大牺牲品。当他对华北水灾和民生困苦不闻不问，当他对经济复苏和民众信心漠然以对，他的执政合法性就只剩下“统一台湾、打赢美国”这样充满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的承诺，这一承诺和他的连续执政紧密捆绑。然而，火箭军丑闻暴露的将领腐败和系统战力缺陷，对这一内部政治承诺和以此为基础的民族复兴目标却是致命打击，直接影响领袖在未来连续执政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在美中贸易战、芯片战、反美宣传、一带一路等一系列的失败之后，中国领导人正在成为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反美主义的受害者。转向对美缓和、“和平统一”，便成为中国领导人当下的唯一选择，以及得到美国总统的认可，是他安全度过十月份党“二十大三中全会”的唯一依靠。这或许算是过去几年中国各种坚持、坚定里面唯一正在发生和主动改变的路线调整，尽管看上去和去年底坚持动态清零政策的轰然倒塌莫名相似。因此，保证未来美中峰会的顺利进行，就是中国外交，也是孤独、年迈的王毅的唯一使命。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国外长王毅在马耳他举行会晤。（2023年9月16日）
当中国政坛迎来一波秘而不宣的大清洗、中国领导人缺席在印度举行的G20峰会、且将由韩正而非王毅前往纽约出席联大，国际社会对美中关系的前景不免焦虑。他们担心，如果美中之间继续这一冷淡趋势、如果中国继续将外交对话看作是“天朝”的恩赐甚至外交战的工具，那么今年上半年以来好不容易的美中对话可能前功尽弃，预定11月的旧金山美中峰会也可能因此流产。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国外长王毅在马耳他举行会晤。（2023年9月16日）
马耳他会谈凸显拜习会对北京的重要性
无疑，如果两个月后拜习会真的流产，所有人都明白，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极度危险，也是世界政局的极大不确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刚过去的周末，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和美国总统安全顾问沙利文突然在马耳他进行了两天秘密会谈。从有限的披露信息来看，会谈内容果然如我所预期，重点在如何继续所谓高层交往，即商讨APEC峰会之际的美中领导人见面。
也就是说，作为中国年度外交的第一要务，预定的中国领导人11月访美并未发生任何变化。韩正以副主席身份访美，既延续了王岐山曾经出席联大的做法，也是继续李强出席G20峰会的模式，在分担元首外交的工作。而王毅虽然未能借出席纽约联大的机会敲定美中峰会细节，但是绝不会在美中外交今年最重要的领导人会面这一问题上有任何怠慢。这才是他在马耳他与沙利文密会的关键。
然而，如果仅仅从维护元首外交、坚持巴厘岛双方共识的角度来理解马耳他密会，并不能充分反映未来美中峰会对中国外交的全部意义、以及王毅的外交努力，也不能真正理解旧金山美中峰会对中国领导人的重要性。
换言之，如果说今天的中共政权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其维系全在美中峰会的一线之间，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匪夷所思、天方夜谭，却是实情，也是王毅排除万难与沙利文密会马耳他的根本原因。
中国政治经济内外交困
事实上，过去半年，中国的政治经济不仅没有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一方面，经济上已经陷入大萧条的前奏，在房地产和财富基金两个关键行业面临崩溃的带动下，中国正在遭遇全面的经济下滑、外资撤离、通货紧缩、消费不振，大量城市濒临财政破产，大量中小企业关闭，失业率高企，社会抗议此起彼伏。
另一方面，以两位国务委员即外长秦刚和防长李尚福的先后失联为标志，尤其后者所牵涉的中国军队内部的大清洗，而且是针对解放军四军种当中最为重要的火箭军的一场进行中的清洗，暴露了中国过去十余年来对美“伟大斗争”路线的失败，和领导人所面临的严重执政危机。
表面上，过去几个月以来围绕秦刚和火箭军的一连串丑闻，都与腐败、派系、间谍等等有关，这些也是过去十年中共内部的权斗套路。即使因为秦刚和李尚福等人均系新提拔心腹而招致中共内部对领袖识人不察的怀疑，或者在领导人与官僚集团之间出现信任危机的怀疑，这些尚并不足以证明中国领导人对体制失控或者地位动摇。
真正麻烦的，是这些权臣的倒台，无论他们是否因为个人威权体制下官僚之间互斗争宠加剧、还是因为所谓“刀刃向内”、“不断革命”的牺牲品，都表明美中对抗路线的难以持续，这种对抗不仅逐渐唤醒来印太地区针对中国力量的团结，让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日益孤立，而且转换为对中国封闭威权体制的反噬。
具体来说，秦刚与火箭军的两件丑闻，其导火索都来自美国一方的“无心之语”：秦的私生活丑闻不过是极为普遍的中国官员们“在中国反美、在美国生活”的“两面人”模式的一桩个案；而李尚福相关的火箭军丑闻则始于美国常规、公开、学术性的军事情报研究，一份去年10月在空军战争学院网页上公布的中国火箭军研究报告，并且因为今年2月份中国高空气球事件而被放大，随后引发中国火箭军内部的“海啸”。虽然外界尚不清楚这两件丑闻之间的具体关系，但是美中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本身不能承受之轻，仿佛北美的一只蝴蝶煽动翅膀，然后就能在中国引发一场龙卷风灾害。
习近平唯一选择：从反美主义转向
更重要的，秦刚的问题不仅表明中国个人威权体制下高层级的人事路线失败，即无人可用，在官僚集团和最高领袖之间存在着深刻隔阂，而且表明一个对美“战狼”的始作俑者是如何利用反美主义博得信任与高位，其私生活丑闻恰恰暴露了这种反美主义外交路线，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一条分赃、自肥的寻租机制。
火箭军的丑闻可谓这种反美-寻租机制的系统性证明。相对其他三军首长从实战、从外军交流中对美中两军差距的清醒，作为在军队内部叫嚣攻台、防止美国介入声调最高的军种，火箭军算是对美斗争的鹰派，也是与印太地区诸国采取强硬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而这种超越政策腐败的路线腐败，却因为“绝不打核战争”而可能躲在未来战争的安全一侧，在理论上可能永远掩盖着这种军备扩张中的腐败，远离俄军或者绍伊古在乌克兰战场自曝其短的风险。然而，一旦暴露，特别是被对手暴露其战略弱点和技术劣势，那么，这一腐败所威胁的不仅是军队自身，而是军队的统帅。
也就是说，中国领导人才是秦刚与火箭军丑闻的最大牺牲品。当他对华北水灾和民生困苦不闻不问，当他对经济复苏和民众信心漠然以对，他的执政合法性就只剩下“统一台湾、打赢美国”这样充满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的承诺，这一承诺和他的连续执政紧密捆绑。然而，火箭军丑闻暴露的将领腐败和系统战力缺陷，对这一内部政治承诺和以此为基础的民族复兴目标却是致命打击，直接影响领袖在未来连续执政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在美中贸易战、芯片战、反美宣传、一带一路等一系列的失败之后，中国领导人正在成为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反美主义的受害者。转向对美缓和、“和平统一”，便成为中国领导人当下的唯一选择，以及得到美国总统的认可，是他安全度过十月份党“二十大三中全会”的唯一依靠。这或许算是过去几年中国各种坚持、坚定里面唯一正在发生和主动改变的路线调整，尽管看上去和去年底坚持动态清零政策的轰然倒塌莫名相似。因此，保证未来美中峰会的顺利进行，就是中国外交，也是孤独、年迈的王毅的唯一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