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6月上旬， 中印两军在西段边境地区已经对峙了一个月。除去5月5日至6日间在班公湖的大打出手外，两军更多的行动仍停留在战略层面上。
从5月27日到6月3日，根据印度《克什米尔时报》等媒体披露的信息，外界可以发现，解放军已向西跃进，前出加勒万河谷（Galwan Valley）约四公里，将对峙一线置于加勒万河汇入什约克河（Shyok River）的河口地带，即中印1962年战争后的中方占领线。到4日，《今日印度》不仅再次确认解放军前沿在河口地带，还称印军已将阵地西移一公里。
《今日印度》在5月24日的一则“独家新闻”中，印方展示了中印加勒万河谷的对峙点在河口地区。（《今日印度》网页截图）
这一系列互相印证的信息意味着中方正在用重返1962年占领线，并将其确立为“实际控制线”（LAC）的行为，继续强调边境地区不存在可供印方蚕食的灰色地带。
从印军多名“匿名官员”向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中方的行动远比中文世界想象的断然且有力。到5月26日，印度权威军事专家舒克拉（Ajai Shukla）在接受《商业标准报》采访时还称“约有三个旅的解放军布置在加勒万河谷到班公湖的一百多公里的战线”，有可能攻击两百公里外的印度北阿坎德邦地区，一时，新德里各界哗然。
但总的来说，中印西部边境地带的态势仍是稳定的。大批解放军与印军仍隔什约克河相望，双方也只是逐步加强临时基础设施。
中方在两周之内派驻了直升机、重型工程机械等设施，在河谷内修建了近百处营房；印军则沿什约克河西岸公路筑垒防御。偶有解放军联络官涉水过河与印方交涉。双方在几周之内维持着面面相觑的状态。这种平静的状态与班公湖岸边的大打出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一现状显示了一线印军中下层指挥官对1962年控制线的被动接受态度。
当然，中、印两军中、下级别指挥官只能决定一线态势，即便是更高一级的少将级（师级）指挥员，他们仍不能摆脱上级指示。而新德里方面对1962年控制线的接受度可能也很高。在印度防长辛格（Rajnath Singh）6月2日的讲话中，外界得知，中印两军有望在6日的中将级会谈后“拿出解决方案”，并以“友好方式”结束对峙。
由于印方消息人士已披露中印军方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避免两军不在LAC一线展开军事活动”，那么，接受现状无疑是最省力的选择。此举既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不至于损害印度的自尊心。
近三个月以来，新冠疫情在印度全境继续蔓延，虽然印方采取了如图所示的隔离流民等手段，但印度国防部已经在6月3日前后成为新疫区。（美联社）
事实上，印方对于中印边境对峙的起因可能颇为心虚。印度恰恰是西段边境地区改变现状的一方。《印度斯坦时报》、《印度快报》等特别强调，印方2019年4月修筑的达布克-什约克-斗拉特别里奥地公路（Darbuk-Shayok-DBO road）是中国采取对抗措施的起因。
这条军、民两用公路连接了印度拉达克地区重镇列城（Leh），南方可延伸到中印对峙的班公湖地区，北方可沿什约克河谷一线，通过一座桥梁，前往斗拉特别里奥地（Daulat Beg Oldie，简称DBO）军事基地。考虑到印方此举单方面改变了当地自2013年以来相对稳定的边境局势，印度媒体也认为“为DBO地区修建的道路基础设施已对中国人构成威胁”，中方的反制就可想而知。
而就中印西部边境地区的交流经验来说，解放军已经在2013年4月15日后的“斗拉特别奥里地事件”中给了印度相当的经验与教训。当时，中方为抗议印方在中国楚木惹地区修筑工事，以及中印边境沿线设置监听设备，便派兵进驻斗拉特别奥里地基地东南。在两国军方、外交人士磋商三周后，此案以印方拆除楚木惹工事，拆除监听站以及中方罢兵告终。
因此，尽管对印度来说，中印边境对峙引发的声势正越来越大，印度国内几乎要传出“洞朗2.0”的呼声，但新德里方面仍有按历史经验，随时解决问题的操作空间。在印度国防部秘书（即第一副部长）库马尔（Ajay Kumar）已在4日检出新冠，导致印度国防部机能瘫痪，至少35名海、陆军司令部高官被迫隔离，防长辛格也居家办公之际，印方依样画葫芦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到6月上旬， 中印两军在西段边境地区已经对峙了一个月。除去5月5日至6日间在班公湖的大打出手外，两军更多的行动仍停留在战略层面上。
从5月27日到6月3日，根据印度《克什米尔时报》等媒体披露的信息，外界可以发现，解放军已向西跃进，前出加勒万河谷（Galwan Valley）约四公里，将对峙一线置于加勒万河汇入什约克河（Shyok River）的河口地带，即中印1962年战争后的中方占领线。到4日，《今日印度》不仅再次确认解放军前沿在河口地带，还称印军已将阵地西移一公里。
《今日印度》在5月24日的一则“独家新闻”中，印方展示了中印加勒万河谷的对峙点在河口地区。（《今日印度》网页截图）
这一系列互相印证的信息意味着中方正在用重返1962年占领线，并将其确立为“实际控制线”（LAC）的行为，继续强调边境地区不存在可供印方蚕食的灰色地带。
从印军多名“匿名官员”向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中方的行动远比中文世界想象的断然且有力。到5月26日，印度权威军事专家舒克拉（Ajai Shukla）在接受《商业标准报》采访时还称“约有三个旅的解放军布置在加勒万河谷到班公湖的一百多公里的战线”，有可能攻击两百公里外的印度北阿坎德邦地区，一时，新德里各界哗然。
但总的来说，中印西部边境地带的态势仍是稳定的。大批解放军与印军仍隔什约克河相望，双方也只是逐步加强临时基础设施。
中方在两周之内派驻了直升机、重型工程机械等设施，在河谷内修建了近百处营房；印军则沿什约克河西岸公路筑垒防御。偶有解放军联络官涉水过河与印方交涉。双方在几周之内维持着面面相觑的状态。这种平静的状态与班公湖岸边的大打出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一现状显示了一线印军中下层指挥官对1962年控制线的被动接受态度。
当然，中、印两军中、下级别指挥官只能决定一线态势，即便是更高一级的少将级（师级）指挥员，他们仍不能摆脱上级指示。而新德里方面对1962年控制线的接受度可能也很高。在印度防长辛格（Rajnath Singh）6月2日的讲话中，外界得知，中印两军有望在6日的中将级会谈后“拿出解决方案”，并以“友好方式”结束对峙。
由于印方消息人士已披露中印军方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避免两军不在LAC一线展开军事活动”，那么，接受现状无疑是最省力的选择。此举既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不至于损害印度的自尊心。
近三个月以来，新冠疫情在印度全境继续蔓延，虽然印方采取了如图所示的隔离流民等手段，但印度国防部已经在6月3日前后成为新疫区。（美联社）
事实上，印方对于中印边境对峙的起因可能颇为心虚。印度恰恰是西段边境地区改变现状的一方。《印度斯坦时报》、《印度快报》等特别强调，印方2019年4月修筑的达布克-什约克-斗拉特别里奥地公路（Darbuk-Shayok-DBO road）是中国采取对抗措施的起因。
这条军、民两用公路连接了印度拉达克地区重镇列城（Leh），南方可延伸到中印对峙的班公湖地区，北方可沿什约克河谷一线，通过一座桥梁，前往斗拉特别里奥地（Daulat Beg Oldie，简称DBO）军事基地。考虑到印方此举单方面改变了当地自2013年以来相对稳定的边境局势，印度媒体也认为“为DBO地区修建的道路基础设施已对中国人构成威胁”，中方的反制就可想而知。
而就中印西部边境地区的交流经验来说，解放军已经在2013年4月15日后的“斗拉特别奥里地事件”中给了印度相当的经验与教训。当时，中方为抗议印方在中国楚木惹地区修筑工事，以及中印边境沿线设置监听设备，便派兵进驻斗拉特别奥里地基地东南。在两国军方、外交人士磋商三周后，此案以印方拆除楚木惹工事，拆除监听站以及中方罢兵告终。
因此，尽管对印度来说，中印边境对峙引发的声势正越来越大，印度国内几乎要传出“洞朗2.0”的呼声，但新德里方面仍有按历史经验，随时解决问题的操作空间。在印度国防部秘书（即第一副部长）库马尔（Ajay Kumar）已在4日检出新冠，导致印度国防部机能瘫痪，至少35名海、陆军司令部高官被迫隔离，防长辛格也居家办公之际，印方依样画葫芦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