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力反贪腐10多年来，被揪出来的腐败官员越来越多。不仅如此，那些曾经负责查办腐败官员的纪检监察部门的官员也在这场运动中纷纷落马被查。观察人士指出，中共查办“两面人”，虽然展示了所谓“刀刃向己”的决心，更揭示了中共官员的腐败已经侵蚀到其“内核”，若不从政治制度上来约束各级官员的权力，则无法从根本上铲除腐败。
中共党内的“两面人”
习近平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当选总书记后，在他所说的“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的危机面前，展开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腐运动。在截止到目前的10多年的反腐运动中，中共600多名副省部级以上的“老虎”落马，数十万的“苍蝇”被拍，500多万党员干部被立案调查。
根据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通报的信息，仅2023年头9个月，被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的干部：副省部长及以上干部，或中共中央委托中组部管理的干部）就多达35人。2022年，13名中管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此外还有23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2021年共有25名中管干部被执纪审查。
今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上指出，对纪检监察机关开展教育整顿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刀刃向己主动说清问题，严肃认真坚决清理门户”，坚决查处“两面人”,坚决防止“灯下黑”。
纪检监察干部“排队排到你了”
此后，中共纪检监察部门陆续查办了一批纪检监察部门的腐败官员，包括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第十三审查调查室一级调研员崔玉男、第十三审查调查室二级巡视员汪幼勇、中国工商银行原纪委书记刘立宪；地方上的湖北省委第八巡视组原组长王少雄、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原主任马凤霞、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原副书记、自治区监委原副主任殷学儒、、湖北省委巡视组原组长樊仁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巡视办主任高虹、海南省委统战部原一级巡视员钟捷兴、湖北省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原副主任李彦、贵州省纪委监委原派驻第十八纪检监察组副厅长级专职纪检监察员徐健生。
在被查处的中共各级领导干部中，任职纪委监委，甚至手握“尚方宝剑”、拥有“生杀大权”的中央和省市级巡视组的官员接二连三地落马，越来越引起分析人士的关注。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认为，负责查办腐败的官员到头来因为他们自己的腐败被查，其原因在于，这些人在之前的政治仕途中存在这样那样的腐败问题，因此在他们掌管查办腐败问题的权力时，他们的腐败历史也被揭露出来。
杨大利对美国之音说：“因为纪检部门的人有一些本来也不是纪检部门的，他们有过去的一些履历，有一些可能让他们接触了比较大‘收租’的机会。当然在纪检部门，也有另外的机会。在反腐的过程中，因为可以接触到大量的资产等等这些情况，当然有些人可能从中渔利，包括纪检部门的人也有这种情况。当然另外一方面，这些查别人的人，往往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受到其他人的比较‘关心’，看他们有没有犯法的机会，互相之间的这种制约。”
在美国的政治学者王军涛博士则认为，中共大力反腐10余年，从集中查办党内、政府内、军内高层，已经逐步过渡到公检法、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现在轮到要查办当年曾经负责查办别人的那些人。他说，习近平抓腐败，要查办的腐败官员的名单很长，而且不断会有新名单塞进来。中共办案，即使是假办，经常违法，但一定的司法手续还是要走的，所以好多人，走手续，刚走到，“排队排到他们了”。
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在被查处的中共中央巡视组的“内鬼”当中，在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于2015年2月开始担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中央巡视组组长、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五组组长等职务的董宏，当属最大的“内鬼”之一。董宏2020年10月2日落马，2022年1月28日因受贿4.63亿余元等罪行，被判死缓。
有分析认为，董宏从2000年开始追随王岐山多年，被视为是王岐山的“大秘”、“大管家”，他的落马被查或跟王岐山不再掌握实权有直接关系。王岐山2017年10月卸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主宰贪官的生杀大权旁落他人后，董宏贪腐的案子开始浮上台面，直至2020年落马。
观察人士称，中共纪检监察部门在王岐山卸任后，陆续拿跟随其多年的“大秘”董宏、以及田惠宇（2022年10月被查）开刀，可能在暗示王岐山已经失去习近平的信任和依赖，同时也折射出中共党内高层的派系矛盾或斗争。
杨大利教授认为，董宏的落马，这其中肯定有一些派系矛盾或斗争的因素，至少这些曾经查别人的人，肯定得罪过一些人，而被得罪的人也有他们的影响和能力，也势必会在适当时机进行报复。
他说：“董宏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一点，因为他之前尤其在金融等这些系统有过很多的机会。所以最终，尤其是在王岐山卸任之后，等于是他上面的保护伞就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成为被调查的对象。其实，有一些不一定仅仅是因为调查，而是因为之前有其他人举报。所以举报之后，在这个体系中，尤其是如果没有上面人特别强力的罩着的话，那么很容易调查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像董宏这种情况，毫无疑问的，就是他过去有各种各样的贪腐机会。”
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博士说，他从国内回来的朋友那里得知，中共的纪检口确实很腐败，实际上，这些查腐败的人，自己也很腐败，而且他们查谁，不查谁，中间也收了不少钱。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中共党内高层确实存在着权力斗争，在王岐山的最后两年（2016/2017年）表现得更为突出，反腐向家族势力开战，向金融、外贸、经济口（实际上是都是王岐山的人)开战，就是例证。
“实际上到他（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他就真地就是反腐的需要了。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他现在太多疑，因为他自己确实生活在极度不安全之中。”
酷刑与制度
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反腐反了10多年，越反腐败，问题越多，而且揪出大批曾经负责反腐的官员。接二连三的中共纪检监察“内鬼”被揪出来，不仅表明中共反腐的力度，更反映出中共反腐官员中存在着普遍的腐败问题，已经侵蚀到其“内核”。这些反腐败的人之所以知法犯法“自己腐败”，跟权力受不到制约不无关系。习近平所谓“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的豪言壮语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说，中国过去40多年经济的强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资产和巨多的机会，与此伴生的权力寻租的机会就特别多，权力产生财富的机会也特别多。因此，中国的发展跟大量的贪腐案例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他说，如果不从制度上制约这种权力，中共的反腐也就无从谈起。
“的确，权力从上到下，有时候特别的巨大的情况下，那么就很难得到相应的制约，不管是法治也好，尤其是媒体等方面都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另外一方面，因为权力受到制约需要一个系统的工程。真正现代的政府应该是有限的政府，但中国的发展又特别崇拜权力，特别崇拜这种极其巨大的（权力），比方说举国体制等等这些情况下，那么自然而然就难以抑制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这的确是有一些体制性的因素。”
王军涛博士也认为，中共这种制度性、系统性的腐败问题必须从政治制度上的改革来解决，不然的话，即使中共效仿明朝皇帝朱元璋，以“剥皮楦草”的刑法来处罚贪官，也无法根除中国官员不受制约权力滋生的腐败问题。
中共大力反贪腐10多年来，被揪出来的腐败官员越来越多。不仅如此，那些曾经负责查办腐败官员的纪检监察部门的官员也在这场运动中纷纷落马被查。观察人士指出，中共查办“两面人”，虽然展示了所谓“刀刃向己”的决心，更揭示了中共官员的腐败已经侵蚀到其“内核”，若不从政治制度上来约束各级官员的权力，则无法从根本上铲除腐败。
中共党内的“两面人”
习近平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当选总书记后，在他所说的“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的危机面前，展开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腐运动。在截止到目前的10多年的反腐运动中，中共600多名副省部级以上的“老虎”落马，数十万的“苍蝇”被拍，500多万党员干部被立案调查。
根据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通报的信息，仅2023年头9个月，被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的干部：副省部长及以上干部，或中共中央委托中组部管理的干部）就多达35人。2022年，13名中管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此外还有23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2021年共有25名中管干部被执纪审查。
今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上指出，对纪检监察机关开展教育整顿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刀刃向己主动说清问题，严肃认真坚决清理门户”，坚决查处“两面人”,坚决防止“灯下黑”。
纪检监察干部“排队排到你了”
此后，中共纪检监察部门陆续查办了一批纪检监察部门的腐败官员，包括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第十三审查调查室一级调研员崔玉男、第十三审查调查室二级巡视员汪幼勇、中国工商银行原纪委书记刘立宪；地方上的湖北省委第八巡视组原组长王少雄、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原主任马凤霞、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原副书记、自治区监委原副主任殷学儒、、湖北省委巡视组原组长樊仁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巡视办主任高虹、海南省委统战部原一级巡视员钟捷兴、湖北省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原副主任李彦、贵州省纪委监委原派驻第十八纪检监察组副厅长级专职纪检监察员徐健生。
在被查处的中共各级领导干部中，任职纪委监委，甚至手握“尚方宝剑”、拥有“生杀大权”的中央和省市级巡视组的官员接二连三地落马，越来越引起分析人士的关注。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认为，负责查办腐败的官员到头来因为他们自己的腐败被查，其原因在于，这些人在之前的政治仕途中存在这样那样的腐败问题，因此在他们掌管查办腐败问题的权力时，他们的腐败历史也被揭露出来。
杨大利对美国之音说：“因为纪检部门的人有一些本来也不是纪检部门的，他们有过去的一些履历，有一些可能让他们接触了比较大‘收租’的机会。当然在纪检部门，也有另外的机会。在反腐的过程中，因为可以接触到大量的资产等等这些情况，当然有些人可能从中渔利，包括纪检部门的人也有这种情况。当然另外一方面，这些查别人的人，往往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受到其他人的比较‘关心’，看他们有没有犯法的机会，互相之间的这种制约。”
在美国的政治学者王军涛博士则认为，中共大力反腐10余年，从集中查办党内、政府内、军内高层，已经逐步过渡到公检法、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现在轮到要查办当年曾经负责查办别人的那些人。他说，习近平抓腐败，要查办的腐败官员的名单很长，而且不断会有新名单塞进来。中共办案，即使是假办，经常违法，但一定的司法手续还是要走的，所以好多人，走手续，刚走到，“排队排到他们了”。
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在被查处的中共中央巡视组的“内鬼”当中，在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于2015年2月开始担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中央巡视组组长、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五组组长等职务的董宏，当属最大的“内鬼”之一。董宏2020年10月2日落马，2022年1月28日因受贿4.63亿余元等罪行，被判死缓。
有分析认为，董宏从2000年开始追随王岐山多年，被视为是王岐山的“大秘”、“大管家”，他的落马被查或跟王岐山不再掌握实权有直接关系。王岐山2017年10月卸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主宰贪官的生杀大权旁落他人后，董宏贪腐的案子开始浮上台面，直至2020年落马。
观察人士称，中共纪检监察部门在王岐山卸任后，陆续拿跟随其多年的“大秘”董宏、以及田惠宇（2022年10月被查）开刀，可能在暗示王岐山已经失去习近平的信任和依赖，同时也折射出中共党内高层的派系矛盾或斗争。
杨大利教授认为，董宏的落马，这其中肯定有一些派系矛盾或斗争的因素，至少这些曾经查别人的人，肯定得罪过一些人，而被得罪的人也有他们的影响和能力，也势必会在适当时机进行报复。
他说：“董宏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一点，因为他之前尤其在金融等这些系统有过很多的机会。所以最终，尤其是在王岐山卸任之后，等于是他上面的保护伞就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成为被调查的对象。其实，有一些不一定仅仅是因为调查，而是因为之前有其他人举报。所以举报之后，在这个体系中，尤其是如果没有上面人特别强力的罩着的话，那么很容易调查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像董宏这种情况，毫无疑问的，就是他过去有各种各样的贪腐机会。”
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博士说，他从国内回来的朋友那里得知，中共的纪检口确实很腐败，实际上，这些查腐败的人，自己也很腐败，而且他们查谁，不查谁，中间也收了不少钱。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中共党内高层确实存在着权力斗争，在王岐山的最后两年（2016/2017年）表现得更为突出，反腐向家族势力开战，向金融、外贸、经济口（实际上是都是王岐山的人)开战，就是例证。
“实际上到他（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他就真地就是反腐的需要了。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他现在太多疑，因为他自己确实生活在极度不安全之中。”
酷刑与制度
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反腐反了10多年，越反腐败，问题越多，而且揪出大批曾经负责反腐的官员。接二连三的中共纪检监察“内鬼”被揪出来，不仅表明中共反腐的力度，更反映出中共反腐官员中存在着普遍的腐败问题，已经侵蚀到其“内核”。这些反腐败的人之所以知法犯法“自己腐败”，跟权力受不到制约不无关系。习近平所谓“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的豪言壮语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说，中国过去40多年经济的强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资产和巨多的机会，与此伴生的权力寻租的机会就特别多，权力产生财富的机会也特别多。因此，中国的发展跟大量的贪腐案例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他说，如果不从制度上制约这种权力，中共的反腐也就无从谈起。
“的确，权力从上到下，有时候特别的巨大的情况下，那么就很难得到相应的制约，不管是法治也好，尤其是媒体等方面都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另外一方面，因为权力受到制约需要一个系统的工程。真正现代的政府应该是有限的政府，但中国的发展又特别崇拜权力，特别崇拜这种极其巨大的（权力），比方说举国体制等等这些情况下，那么自然而然就难以抑制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这的确是有一些体制性的因素。”
王军涛博士也认为，中共这种制度性、系统性的腐败问题必须从政治制度上的改革来解决，不然的话，即使中共效仿明朝皇帝朱元璋，以“剥皮楦草”的刑法来处罚贪官，也无法根除中国官员不受制约权力滋生的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