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北京市政府国资委原主任张贵林 百度百科截图 经过七个月的"违纪违法"调查，北京市原国资委主任张贵林日前被正式通告"双开"。但在他的罪名中，私藏、阅览"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一条最为突出，引发舆论热议。 据北京市纪委监委网站公布的消息，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张贵林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在去年十一月张贵林被纪检部门宣布接受调查的七个月后，张贵林的多项罪名成立，正式被“双开”。 在当局指控张贵林的罪名中，“政治意识薄弱，私藏、阅览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排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才是收受礼金、消费卡，以及不如实报告个人事项，搞权色、钱色交易等受贿罪名。这一有关“政治问题书刊”的罕见罪名，也再次引发舆论热议。 身在荷兰的中国异议人士林生亮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分析说，近年来，中共党内对政权稳固的危机感陡升，才会以所谓“私藏、阅览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的罪名来进行政治整肃，以严查官员的忠诚度。 “书籍一定是跟习近平有关。讲到禁书，往往就是当时香港铜锣湾书店出版的《习近平与他的情人们》类似的书，这本书对习近平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林生亮认为，这本书也是党内反对派向习近平发难的重要武器，“现在中共体制内，对政权的危机感越来越浓，也到了草木皆兵的阶段。” 中共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的张贵林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相关报道（网页截图） 那么，究竟什么是所谓的“严重政治问题书刊”呢？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中，相关对“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等”作出的界定，除了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等之外，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党史、军史等显然是更为敏感的内容，而违规党员要承担的后果也很严重。 现居美国的原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告诉本台，“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禁而不绝，且在党内阅览传看一直是种常态。 “在文革那个极端的年代尚无法做到完全禁绝，现在当然更做不到。”他说，“违反党的要求，这些书籍我相信党的高级干部里面每个人都有，只是没出事就算不上什么，但出事的话就算得上一条党内的罪名。” 邓聿文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共当局目前对党员干部的思想纯洁度和政治忠诚度的要求已达到极端，而对党忠诚的具体化就是要对习近平忠诚。 原青海省政协委员王瑞琴也指出，所谓的“私藏、阅览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这在党内，尤其在享有改革开放红利的这一代年轻干部中是普遍现象。她认为，经济罪名可大可小，但一旦上升到政治忠诚问题，那基本上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因此这条政治罪名很可能是党内斗争中，用来清洗异己的重要工具，也会在其他党员干部中引发“寒蝉”效应。 根据中共纪检部门的通报，涉及“政治问题书刊”的案件并非常见。2018年，贵州原副省长王晓光被“双开”时，类似的罪名同样出现过；而在重庆原市委书记孙政才一案中，涉案的渝北区原区委常委吴德华也曾被指控多次购买、传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
资料照：北京市政府国资委原主任张贵林 百度百科截图
经过七个月的"违纪违法"调查，北京市原国资委主任张贵林日前被正式通告"双开"。但在他的罪名中，私藏、阅览"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一条最为突出，引发舆论热议。
据北京市纪委监委网站公布的消息，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张贵林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在去年十一月张贵林被纪检部门宣布接受调查的七个月后，张贵林的多项罪名成立，正式被“双开”。
在当局指控张贵林的罪名中，“政治意识薄弱，私藏、阅览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排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才是收受礼金、消费卡，以及不如实报告个人事项，搞权色、钱色交易等受贿罪名。这一有关“政治问题书刊”的罕见罪名，也再次引发舆论热议。
身在荷兰的中国异议人士林生亮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分析说，近年来，中共党内对政权稳固的危机感陡升，才会以所谓“私藏、阅览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的罪名来进行政治整肃，以严查官员的忠诚度。
“书籍一定是跟习近平有关。讲到禁书，往往就是当时香港铜锣湾书店出版的《习近平与他的情人们》类似的书，这本书对习近平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林生亮认为，这本书也是党内反对派向习近平发难的重要武器，“现在中共体制内，对政权的危机感越来越浓，也到了草木皆兵的阶段。”
中共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的张贵林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相关报道（网页截图）
那么，究竟什么是所谓的“严重政治问题书刊”呢？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中，相关对“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等”作出的界定，除了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等之外，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党史、军史等显然是更为敏感的内容，而违规党员要承担的后果也很严重。
现居美国的原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告诉本台，“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禁而不绝，且在党内阅览传看一直是种常态。
“在文革那个极端的年代尚无法做到完全禁绝，现在当然更做不到。”他说，“违反党的要求，这些书籍我相信党的高级干部里面每个人都有，只是没出事就算不上什么，但出事的话就算得上一条党内的罪名。”
邓聿文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共当局目前对党员干部的思想纯洁度和政治忠诚度的要求已达到极端，而对党忠诚的具体化就是要对习近平忠诚。
原青海省政协委员王瑞琴也指出，所谓的“私藏、阅览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这在党内，尤其在享有改革开放红利的这一代年轻干部中是普遍现象。她认为，经济罪名可大可小，但一旦上升到政治忠诚问题，那基本上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因此这条政治罪名很可能是党内斗争中，用来清洗异己的重要工具，也会在其他党员干部中引发“寒蝉”效应。
根据中共纪检部门的通报，涉及“政治问题书刊”的案件并非常见。2018年，贵州原副省长王晓光被“双开”时，类似的罪名同样出现过；而在重庆原市委书记孙政才一案中，涉案的渝北区原区委常委吴德华也曾被指控多次购买、传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