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0后，哈尔滨人。
1992年7月，先生收到美国爱达荷大学博士生offer，我也带着5岁的女儿来到美国陪读，而且这一呆就是30年。
在国内，我是人人尊敬的医生，到美国，我靠打工赚钱补贴家用。期间，我们又有了儿子，生活也更加窘迫，甚至没给儿子买过一件新衣服。即便这样，我们也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终究是熬了过来。
现在，我们有房有车有船，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在人生最后三十年，我不求人生精彩，只愿平静安稳，只求健康快乐。
（2022年5月，儿子医学院毕业）
60年代，我出生在哈尔滨一个医学世家。我们家五口人，爸爸30出头，就已是主任医师了。妈妈是国企干部，我上面有两个哥哥，大哥大我8岁，二哥大我5岁，我是家里最小，也是唯一的女儿。
妈妈生下我，就把两个哥哥送到姥姥家，直到大哥上初中才回到我们身边。而妈妈为了全身心照顾我，都停止了工作。一家人都宠着我，在充满爱的环境里，我成长为一个自信、勇敢、美丽，让父母引以为豪的孩子。
80年，我考上了爸爸的母校，哈尔滨医科大学。一向低调沉稳的爸爸，几乎是奔走相告。当时，是爸爸帮我选的学校，口腔专业也是他选的。因为这个专业没有夜班，也不会接触死亡。
（全家福）
高晓松说：“80年代是白衣飘飘的年代。”我们大学生，眼里有光、心中有理想、纯真自信、朝气蓬勃。
198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哈尔滨铁路卫生学校工作，月薪56元。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自然、顺利。
同年，我和先生在一个朋友家相识。我们都喜欢英语，业余时间，都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英语。
一次去他们家参观，我完全被震撼到了，只见我未来公公的书房，里外两层通到天花板的书柜上，至少有几万册藏书。
我从小就超级爱看书，在书香中，我仿佛找到了归宿。我们一定是前世有缘。不到一年，我们就结婚了。
（我和哥哥们）
这里有个小插曲，我刚大学毕业时，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实习了一年。这其间，我刚和老公确定恋爱关系，我公公身体不舒服去哈尔滨医科大学检查身体，确诊为肺癌。
当时，我老公一家天都塌下来了。悲痛之余还要想方设法不让我公公知情，大家想尽一切办法治疗的同时，又紧锣密鼓地安排我们尽早完婚，好让我公公安心。
当时，我正好利用在医院实习的身份，照顾公公的同时，编假病历蒙蔽公公，让他放松心情住院准备手术。
没想到，手术当天术前检查时，竟然发现是误诊，只是肺炎而已。这个过程，我一直在场。当我欣喜若狂地把好消息告诉大家时，一家人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瓦格纳医生请我们坐他家的飞机）
所以一开始，我就像天使一样来到婆家，我们婚期既然已经定了，那就喜上加喜按期举行。
1986年5月，我们喜结良缘。公公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分到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公婆把这套房子给了我们做婚房。
1987年，我们宝贝女儿出生了。老公那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当讲师，并出版了一本书专业书籍《空气污染控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在同龄人中，生活是比较优越的。
1992年7月，先生收到美国爱达荷大学的博士生offer。同年底，我带着不到5岁的女儿，来到美国陪读。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艰辛。
（1993年，我们在美国莫斯科城）
我们这代留学生，应该是最贫困的学生及家属。我带着孩子照顾家的同时，给别人家做过清洁，去工厂做过工，也去披萨店卖过披萨，去牙医诊所做过助理……
随着老公历经博士毕业、就业、再就业，我们的脚步绕了美国一圈。从冰天雪地的大西北爱达荷州，到华盛顿州，再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再南下至烈日炎炎的阿拉巴马州。
最后，我们转战到最南端广袤无垠的得克萨斯州，最后落户于鸟语花香、四季如春的加利福尼亚州。
1995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生活上就更加困难了。当时，我怀孕反应很强烈，吃什么吐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坚持打几份工。
（我们受南希医生邀请）
周末的时候，我经常去当地一家民办的慈善机构Open-door，意为敞开的大门，是专门给新生婴儿准备的。
屋子不大，里面应有尽有，包括衣服、尿布、小筐、小车。每天都有人来捐，也有人来拿，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免费领取。这个地方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在这里挑选了许多婴儿用品，用过的东西也都清洗干净捐回这里。
我坐月子时期，可苦了先生，好在那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博士毕业考试，正在做实验准备写论文，相对轻松一点。他每天除了上班还要买菜做饭。
那几周正好赶上超市里的丹麦小排骨打折，每磅只有99美分，先生一共买了几十磅，炖一锅排骨能吃上好几顿。超市的炸鸡腿打折时一美元两大只，既便宜又方便。鸡蛋就更便宜了，可以管够吃。
所以，尽管我们的经济条件有限，但是月子里的营养还是很充足的。
（宝贝儿子穿的都是二手衣服）
我们没有申请任何美国的福利和补助，我们自己买的医疗保险，几乎花光了我带来的和打工赚下的钱。
儿子小的时候，我们没有给他买过一件新衣服。他穿的用的都是二手的。好在他还不懂事，一点也没有影响到他的成长。儿子长大后成为一个阳光少年，他立志学医，主要目的是帮助别人，特别是穷人。
我们在照顾儿子的同时，也特别注重女儿的感受，不能让女儿有任何被忽视的感觉，我们甚至故意给女儿的关爱更多一点。
生活的贫困对女儿的成长，也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虽然我们的前途渺茫，但是在孩子面前，我们尽可能把乐观的一面表现出来，女儿丝毫也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困境。看着姐弟俩每天快乐地玩耍，我们也会暂时忘记烦恼。
（健康快乐的儿女）
女儿上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放学回家告诉我，她要竞选班级干部，我当然大力支持。我立即为她出谋划策，建议她在竞选的小纸条上粘一块糖，作为竞选策略，增加了竞选的趣味性。
女儿最终赢得了选举，第一次当上了班级里的校学生会委员（相当于班长）。我为女儿能迈出这一步感到由衷的欣喜。她代表班级参加学校的会议，回来再传达给同学们。
在课堂上，她会举手跟老师说：“老师，我有事情要告诉大家。”然后她就站在全班同学的面前宣布她的报告。这个职位给了女儿自信和勇敢，在女儿后来的成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欢乐的同时常常伴随着忧愁。生了二胎家里多了一口人，我坚持带着孩子打工，但毕竟减少了打工时间，我们的负担更重了。
那一年，先生的工资涨到每月七百元，而房租已经从$280涨到$360，加上水电等必需的花销，余款已经很少了，最难的是我们还要从这微薄的收入中积攒出昂贵的医疗保险费用。这一年，几乎花光了我们的存款。
（冰天雪地的大西北爱达荷州）
但最值得骄傲的是，在这个极度困难的时期，我们从没有失去信心。先生除了学业外，开始尝试创新发明。他花了$40买了读博期间唯一的一本新书《自己申请专利》，开始在创新发明的路上尝试和探索。
这段艰难的岁月磨炼了我们的意志，我们更加成熟。没有人希望前途坎坷，但是不被坎坷压垮，并从坎坷中成长才是强者。顺境中把日子过好是本能，逆境中把日子过好是本事。
1996年，先生博士毕业。 毕业典礼那天正好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可谓双喜临门。这两个日子如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仿佛冥冥之中上天特别的安排。
这一天，先生的兴奋劲儿不亚于大婚的新郎。我带着两个孩子，全家人一起喜气洋洋地参加博士大典。
（1996年，先生博士毕业了）
攻读博士学位不仅要学生本人做出极大的努力，学生的家人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博士的荣誉是全家人的。先生后来感叹道：“博士毕业证书上应该加上配偶的名字。”
先生博士毕业正是美国经济萧条时，就业、再就业，先生做过工人，当过工程师。
我们前后搬了六次家，每次我们都怀抱希望，高高兴兴地奔波着。基本每次搬家前，先生都还在工作，我在家把东西全部收捡、打包好，全搬到门口放好。然后我们一起装好东西，先生开着租好的大卡车在前面，我开着小车跟在后面。
记得第四次搬家时，我刚做完胆囊摘除微创手术才十天，这次搬家是先生张罗的，我也还是坚持开着小车跟在后面，直到天完全黑透才找到一家条件很差的旅店。我身体很虚弱，但毫无怨言。无论前方是什么，我们有的是勇气。
（先生博士证书上有我功劳）
生活中，先生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我们知道有他在，再大的事都不怕。他似乎是无所不能的，什么事都能解决，难怪孩子们都说爸爸是万能的。
而且，他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从来不埋怨。无论我还是孩子惹多大的祸，他知道了总是立刻解决问题，从来不会埋怨我们。
一次，我不慎把车开上道牙子，把轮胎撞坏了。我赶紧打电话叫先生过来帮忙，先生立刻坐公交车赶过来。
二话没说，马上动手把轮胎卸下来，这时发现备用胎不配套根本安不上，他只好扛着大轮胎坐公交车到商店去修。可以想象，他一个人扛着一个大轱辘，在街上走的时候会引来多少路人侧目。
先生在阿拉巴马大学工作的二年半时间里，一共发表论文近二十篇，获得四项专利，还申请到三个项目基金并担任项目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 ，可以说先生在阿拉巴马收获满满。
（先生为世界的高科技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2005年，先生出版了他和别人合著的一本专业书《光罩制造技术》，由美国最大的出版公司出版。这是光罩行业的第一本专著，为世界的高科技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2001年3月，刚刚搬到奥斯汀2个月，我们正式买到了我们的第一个房子，这时距我们来美国不到九年。交房子钥匙的那一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那天，我一个人坐在洁白的地毯上，望着空旷的客厅百感交集。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又那么必然。想当年，我们赤手空拳来到美国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凭我们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家。
第六次搬家，可以称得上是乔迁之喜了。我们第一次迁入属于自己的家，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几年来，我们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为了身份和工作我们搬了六次家，现在终于安顿下来，而且以先生的工资水平，我们已经过上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
（全家第一次坐游轮）
我的人生整齐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头三十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人生的第一个阶段。中间三十年是在美国度过的，这其中酸甜苦辣为第二阶段。如果我足够幸运地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她老人家高龄93依然健在），那么我人生的第三个阶段还有三十年。
第一个三十年，我一直在努力争取别人的认可。在家里做一个好孩子，乖巧听话。上学后做一名好学生，做老师眼中的好孩子。工作以后做一个好员工，安分守己。结婚以后还要做一个好妈妈、好妻子，尽职尽责。这三十年，我都是为别人而活，唯独没有做自己。
第二个三十年，是奋斗的三十年。我们在美国白手起家，从五百美元、四个皮箱，到现在有儿有女，有房、有车、有船，还有房车，应有尽有。用我们的勤劳与智慧赢得了幸福生活。而获得这一切，我们用了近三十年。
（耳顺之年）
生日这一天，我与自己的年龄和解，我接受了脸上的皱纹，不再为照片上不年轻的脸烦恼；我不再与头上的白发较劲儿，不再用染发剂遮掩岁月的痕迹。
这一天将是我第三段人生的开始。我总是想做回自己吧，但还是不能。
我93岁的老母亲依然健在（和我们一起生活），所以我不敢言老，更不能养老。另外两个孩子虽然已经立业了，但还没有成家。帮助他们成家并协助抚养第三代，是我为自己安排的第三个三十年的首要任务，这个任务想想就令我兴奋。
人活着就得有盼头，庆幸的是我还有很多期盼。我甚至觉得我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2009年，女儿从杜克大学毕业）
儿子从医学院顺利毕业，并开始了头颈外科住院医生的工作。这是他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女儿开始任职于美国一家跨国公司，从事她最喜欢的工作，同时也在尝试自己创业。
孩子们是我生命的延续，也是我生活的希望。他们不断地给我惊喜，让我的生活充满快乐。
同时我也给自己制造惊喜，我写的《触摸美国》一书也将由美国一家出版公司出版。我们的人生就是从一个目标走向另一个目标，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我和女儿）
耳顺之年，我把什么都看淡了，没有欲望，烦恼自然就少了。最后的三十年，我不求人生精彩，只愿平静安稳，只求健康快乐。
最后，我想说：“家”永远是游子温暖的港湾，我一直想成为人们盼望中成功的“于勒”。
我，60后，哈尔滨人。
1992年7月，先生收到美国爱达荷大学博士生offer，我也带着5岁的女儿来到美国陪读，而且这一呆就是30年。
在国内，我是人人尊敬的医生，到美国，我靠打工赚钱补贴家用。期间，我们又有了儿子，生活也更加窘迫，甚至没给儿子买过一件新衣服。即便这样，我们也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终究是熬了过来。
现在，我们有房有车有船，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在人生最后三十年，我不求人生精彩，只愿平静安稳，只求健康快乐。
（2022年5月，儿子医学院毕业）
60年代，我出生在哈尔滨一个医学世家。我们家五口人，爸爸30出头，就已是主任医师了。妈妈是国企干部，我上面有两个哥哥，大哥大我8岁，二哥大我5岁，我是家里最小，也是唯一的女儿。
妈妈生下我，就把两个哥哥送到姥姥家，直到大哥上初中才回到我们身边。而妈妈为了全身心照顾我，都停止了工作。一家人都宠着我，在充满爱的环境里，我成长为一个自信、勇敢、美丽，让父母引以为豪的孩子。
80年，我考上了爸爸的母校，哈尔滨医科大学。一向低调沉稳的爸爸，几乎是奔走相告。当时，是爸爸帮我选的学校，口腔专业也是他选的。因为这个专业没有夜班，也不会接触死亡。
（全家福）
高晓松说：“80年代是白衣飘飘的年代。”我们大学生，眼里有光、心中有理想、纯真自信、朝气蓬勃。
198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哈尔滨铁路卫生学校工作，月薪56元。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自然、顺利。
同年，我和先生在一个朋友家相识。我们都喜欢英语，业余时间，都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英语。
一次去他们家参观，我完全被震撼到了，只见我未来公公的书房，里外两层通到天花板的书柜上，至少有几万册藏书。
我从小就超级爱看书，在书香中，我仿佛找到了归宿。我们一定是前世有缘。不到一年，我们就结婚了。
（我和哥哥们）
这里有个小插曲，我刚大学毕业时，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实习了一年。这其间，我刚和老公确定恋爱关系，我公公身体不舒服去哈尔滨医科大学检查身体，确诊为肺癌。
当时，我老公一家天都塌下来了。悲痛之余还要想方设法不让我公公知情，大家想尽一切办法治疗的同时，又紧锣密鼓地安排我们尽早完婚，好让我公公安心。
当时，我正好利用在医院实习的身份，照顾公公的同时，编假病历蒙蔽公公，让他放松心情住院准备手术。
没想到，手术当天术前检查时，竟然发现是误诊，只是肺炎而已。这个过程，我一直在场。当我欣喜若狂地把好消息告诉大家时，一家人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瓦格纳医生请我们坐他家的飞机）
所以一开始，我就像天使一样来到婆家，我们婚期既然已经定了，那就喜上加喜按期举行。
1986年5月，我们喜结良缘。公公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分到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公婆把这套房子给了我们做婚房。
1987年，我们宝贝女儿出生了。老公那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当讲师，并出版了一本书专业书籍《空气污染控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在同龄人中，生活是比较优越的。
1992年7月，先生收到美国爱达荷大学的博士生offer。同年底，我带着不到5岁的女儿，来到美国陪读。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艰辛。
（1993年，我们在美国莫斯科城）
我们这代留学生，应该是最贫困的学生及家属。我带着孩子照顾家的同时，给别人家做过清洁，去工厂做过工，也去披萨店卖过披萨，去牙医诊所做过助理……
随着老公历经博士毕业、就业、再就业，我们的脚步绕了美国一圈。从冰天雪地的大西北爱达荷州，到华盛顿州，再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再南下至烈日炎炎的阿拉巴马州。
最后，我们转战到最南端广袤无垠的得克萨斯州，最后落户于鸟语花香、四季如春的加利福尼亚州。
1995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生活上就更加困难了。当时，我怀孕反应很强烈，吃什么吐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坚持打几份工。
（我们受南希医生邀请）
周末的时候，我经常去当地一家民办的慈善机构Open-door，意为敞开的大门，是专门给新生婴儿准备的。
屋子不大，里面应有尽有，包括衣服、尿布、小筐、小车。每天都有人来捐，也有人来拿，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免费领取。这个地方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在这里挑选了许多婴儿用品，用过的东西也都清洗干净捐回这里。
我坐月子时期，可苦了先生，好在那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博士毕业考试，正在做实验准备写论文，相对轻松一点。他每天除了上班还要买菜做饭。
那几周正好赶上超市里的丹麦小排骨打折，每磅只有99美分，先生一共买了几十磅，炖一锅排骨能吃上好几顿。超市的炸鸡腿打折时一美元两大只，既便宜又方便。鸡蛋就更便宜了，可以管够吃。
所以，尽管我们的经济条件有限，但是月子里的营养还是很充足的。
（宝贝儿子穿的都是二手衣服）
我们没有申请任何美国的福利和补助，我们自己买的医疗保险，几乎花光了我带来的和打工赚下的钱。
儿子小的时候，我们没有给他买过一件新衣服。他穿的用的都是二手的。好在他还不懂事，一点也没有影响到他的成长。儿子长大后成为一个阳光少年，他立志学医，主要目的是帮助别人，特别是穷人。
我们在照顾儿子的同时，也特别注重女儿的感受，不能让女儿有任何被忽视的感觉，我们甚至故意给女儿的关爱更多一点。
生活的贫困对女儿的成长，也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虽然我们的前途渺茫，但是在孩子面前，我们尽可能把乐观的一面表现出来，女儿丝毫也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困境。看着姐弟俩每天快乐地玩耍，我们也会暂时忘记烦恼。
（健康快乐的儿女）
女儿上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放学回家告诉我，她要竞选班级干部，我当然大力支持。我立即为她出谋划策，建议她在竞选的小纸条上粘一块糖，作为竞选策略，增加了竞选的趣味性。
女儿最终赢得了选举，第一次当上了班级里的校学生会委员（相当于班长）。我为女儿能迈出这一步感到由衷的欣喜。她代表班级参加学校的会议，回来再传达给同学们。
在课堂上，她会举手跟老师说：“老师，我有事情要告诉大家。”然后她就站在全班同学的面前宣布她的报告。这个职位给了女儿自信和勇敢，在女儿后来的成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欢乐的同时常常伴随着忧愁。生了二胎家里多了一口人，我坚持带着孩子打工，但毕竟减少了打工时间，我们的负担更重了。
那一年，先生的工资涨到每月七百元，而房租已经从$280涨到$360，加上水电等必需的花销，余款已经很少了，最难的是我们还要从这微薄的收入中积攒出昂贵的医疗保险费用。这一年，几乎花光了我们的存款。
（冰天雪地的大西北爱达荷州）
但最值得骄傲的是，在这个极度困难的时期，我们从没有失去信心。先生除了学业外，开始尝试创新发明。他花了$40买了读博期间唯一的一本新书《自己申请专利》，开始在创新发明的路上尝试和探索。
这段艰难的岁月磨炼了我们的意志，我们更加成熟。没有人希望前途坎坷，但是不被坎坷压垮，并从坎坷中成长才是强者。顺境中把日子过好是本能，逆境中把日子过好是本事。
1996年，先生博士毕业。 毕业典礼那天正好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可谓双喜临门。这两个日子如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仿佛冥冥之中上天特别的安排。
这一天，先生的兴奋劲儿不亚于大婚的新郎。我带着两个孩子，全家人一起喜气洋洋地参加博士大典。
（1996年，先生博士毕业了）
攻读博士学位不仅要学生本人做出极大的努力，学生的家人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博士的荣誉是全家人的。先生后来感叹道：“博士毕业证书上应该加上配偶的名字。”
先生博士毕业正是美国经济萧条时，就业、再就业，先生做过工人，当过工程师。
我们前后搬了六次家，每次我们都怀抱希望，高高兴兴地奔波着。基本每次搬家前，先生都还在工作，我在家把东西全部收捡、打包好，全搬到门口放好。然后我们一起装好东西，先生开着租好的大卡车在前面，我开着小车跟在后面。
记得第四次搬家时，我刚做完胆囊摘除微创手术才十天，这次搬家是先生张罗的，我也还是坚持开着小车跟在后面，直到天完全黑透才找到一家条件很差的旅店。我身体很虚弱，但毫无怨言。无论前方是什么，我们有的是勇气。
（先生博士证书上有我功劳）
生活中，先生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我们知道有他在，再大的事都不怕。他似乎是无所不能的，什么事都能解决，难怪孩子们都说爸爸是万能的。
而且，他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从来不埋怨。无论我还是孩子惹多大的祸，他知道了总是立刻解决问题，从来不会埋怨我们。
一次，我不慎把车开上道牙子，把轮胎撞坏了。我赶紧打电话叫先生过来帮忙，先生立刻坐公交车赶过来。
二话没说，马上动手把轮胎卸下来，这时发现备用胎不配套根本安不上，他只好扛着大轮胎坐公交车到商店去修。可以想象，他一个人扛着一个大轱辘，在街上走的时候会引来多少路人侧目。
先生在阿拉巴马大学工作的二年半时间里，一共发表论文近二十篇，获得四项专利，还申请到三个项目基金并担任项目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 ，可以说先生在阿拉巴马收获满满。
（先生为世界的高科技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2005年，先生出版了他和别人合著的一本专业书《光罩制造技术》，由美国最大的出版公司出版。这是光罩行业的第一本专著，为世界的高科技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2001年3月，刚刚搬到奥斯汀2个月，我们正式买到了我们的第一个房子，这时距我们来美国不到九年。交房子钥匙的那一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那天，我一个人坐在洁白的地毯上，望着空旷的客厅百感交集。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又那么必然。想当年，我们赤手空拳来到美国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凭我们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家。
第六次搬家，可以称得上是乔迁之喜了。我们第一次迁入属于自己的家，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几年来，我们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为了身份和工作我们搬了六次家，现在终于安顿下来，而且以先生的工资水平，我们已经过上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
（全家第一次坐游轮）
我的人生整齐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头三十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人生的第一个阶段。中间三十年是在美国度过的，这其中酸甜苦辣为第二阶段。如果我足够幸运地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她老人家高龄93依然健在），那么我人生的第三个阶段还有三十年。
第一个三十年，我一直在努力争取别人的认可。在家里做一个好孩子，乖巧听话。上学后做一名好学生，做老师眼中的好孩子。工作以后做一个好员工，安分守己。结婚以后还要做一个好妈妈、好妻子，尽职尽责。这三十年，我都是为别人而活，唯独没有做自己。
第二个三十年，是奋斗的三十年。我们在美国白手起家，从五百美元、四个皮箱，到现在有儿有女，有房、有车、有船，还有房车，应有尽有。用我们的勤劳与智慧赢得了幸福生活。而获得这一切，我们用了近三十年。
（耳顺之年）
生日这一天，我与自己的年龄和解，我接受了脸上的皱纹，不再为照片上不年轻的脸烦恼；我不再与头上的白发较劲儿，不再用染发剂遮掩岁月的痕迹。
这一天将是我第三段人生的开始。我总是想做回自己吧，但还是不能。
我93岁的老母亲依然健在（和我们一起生活），所以我不敢言老，更不能养老。另外两个孩子虽然已经立业了，但还没有成家。帮助他们成家并协助抚养第三代，是我为自己安排的第三个三十年的首要任务，这个任务想想就令我兴奋。
人活着就得有盼头，庆幸的是我还有很多期盼。我甚至觉得我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2009年，女儿从杜克大学毕业）
儿子从医学院顺利毕业，并开始了头颈外科住院医生的工作。这是他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女儿开始任职于美国一家跨国公司，从事她最喜欢的工作，同时也在尝试自己创业。
孩子们是我生命的延续，也是我生活的希望。他们不断地给我惊喜，让我的生活充满快乐。
同时我也给自己制造惊喜，我写的《触摸美国》一书也将由美国一家出版公司出版。我们的人生就是从一个目标走向另一个目标，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我和女儿）
耳顺之年，我把什么都看淡了，没有欲望，烦恼自然就少了。最后的三十年，我不求人生精彩，只愿平静安稳，只求健康快乐。
最后，我想说：“家”永远是游子温暖的港湾，我一直想成为人们盼望中成功的“于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