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更为震惊的是，这类现象并不罕见。
据光明网援引英国《每日邮报》报道，38岁的瑞士选美小姐克里斯蒂娜·乔克西莫维奇在今年2月被其41岁的丈夫托马斯（化名）勒死，丈夫使用园艺剪刀等用具将妻子肢解，部分遗骸甚至被放入搅拌机，溶解在化学溶液中，企图毁尸灭迹。
她的丈夫托马斯在3月承认杀了妻子，但声称是自卫行为，而这一说法与法医报告的调查结果不同。
当地时间9月11日，托马斯向当地法院提出保释申请，但遭到拒绝。
克里斯蒂娜和托马斯的合影
托马斯被捕时，他告诉调查人员，自己是在洗衣房里发现了妻子的遗体，“发现她死亡后，我因为惊慌失措才对她的遗体进行了处理”。
被捕一个月后，他又改口称，自己是在被妻子用刀威胁后，出于自卫，才进行了反击。
但根据尸检结果，克里斯蒂娜是被勒住导致窒息死亡，之后她的遗体遭到了多种工具的毁坏，并被肢解。
调查人员说，托马斯在杀死妻子后“表现出了毫无同情心和冷血”，并补充说他具有“虐待狂反社会人格特征”。
托马斯和克里斯蒂娜于2017年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女儿，克里斯蒂娜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托马斯为她拍下了许多美丽的生活照。
她曾将丈夫托马斯描述成“我坚强的后盾”。在遇害前不久，克里斯蒂娜还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她和家人的合影，并配文“我的世界”。
公开资料显示，现年38岁的克里斯蒂娜是拥有塞尔维亚血统的瑞士居民，长期居住在巴塞尔附近的宾宁根地区。
她是一名职业模特，并在多次选美比赛中脱颖而出，曾荣获“瑞士西北小姐”的称号，并在2008年瑞士小姐大赛中入围决赛。同年，她创立了一家模特的辅导和咨询机构，成功从模特转型为一名模特教练。
两人的生活是富足无忧的，他们居住在巴塞尔的一个富裕社区的一栋宽敞住宅中。那么，本应是神仙眷侣一家人的他们，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熟悉这一家人的朋友表示，其实一切有迹可循。这位朋友表示，这对夫妻的关系“数月来一直处于危机之中”，并称两人之前也因为家庭暴力的事情报过警。
当地法院9月11日公布的判决书显示，托马斯存在“精神疾病的具体迹象”。
此案被公布后，不少网友留言感到非常恐怖。
还有网友表示看到这起案件，联想到了杀妻碎尸的许国利、杀害香港名媛蔡某的邝氏家族、杀妻藏尸冰柜的朱晓东、将孕妇妻子推下悬崖的俞某冬等等。为什么最亲密的爱人，竟有可能成为最危险的凶手？
令人震惊的是，这类现象或许并不罕见。根据《柳叶刀》2013年发布的一项全球系统性研究，约七分之一的谋杀案是由死者的伴侣或前任伴侣所犯，且在这些案件中，女性受害者数量是男性的6至10倍。
对此，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教授、重庆市公安局特邀犯罪心理学暨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向静曾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指出，对于伴侣关系中的谋杀，受害者和施暴者的性别比例是一种普遍趋势，但并不能简单将其归因于性别本身，伴侣谋杀涉及复杂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因素，如权力关系、控制欲望、家庭暴力、性别角色等。
数据画像显示，男性凶手有13%—58%处于失业状态，情感障碍患病比率较高约17%，39%的凶手在童年目睹过家长之间的暴力。凶手可能在实施犯罪前有“迷恋”表现，比如，跟踪、持续打电话、发消息，幻想自己除了杀死她别无选择。
而杀害男性伴侣的女性，多数曾遭受过对方的虐待，受教育水平较低，意味着可以求助的资源更少。女性往往会在遭受过多年虐待、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穷尽所有求助资源而不得，以及担心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时杀死男性伴侣。
亲密伴侣谋杀一部分是基于“激情犯罪”，但有超过80%的凶手，有过预先构思计划。他们可能由于经济纠纷、情感纠纷等长期矛盾累积而预谋实施凶杀。
比如杀妻碎尸的许国利，在镜头面前神色泰然地讲述妻子失踪的前后经过。被捕前一天，碰到同小区的居民，许国利还骑车笑着打招呼。根据公开媒体报道，许国利炒股欠下百万元贷款，向来女士借钱遭拒绝，还被破口大骂，他自称日子过得憋屈，被逼得没办法才铤而走险。
“现实原因上看，许国利是为经济利益杀妻，而从心理学角度上，他将自己内在的自尊受损、焦虑、愤怒不安等统统痛苦归因于伴侣，并将其视为外部威胁，报着侥幸心理妄图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解决掉眼前的问题，摆脱自己内心的痛苦。”向静分析。
而且，亲密关系里的凶杀案往往伴随着“过度杀戮”和“持久性暴力”。在这类案件中，行凶的过程是充满着愤怒的，正如克里斯蒂娜骇人听闻的被杀过程，受害者几乎没有一刀身亡、一枪毙命或一拳致死的情况，大多在临死前遭受过非人的操纵和虐待。
并且很多时候，孩子也被视为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他们要么是被当成“附带伤害”被杀害，要么被故意安排目睹自己母亲的死亡，以此留下长久的、不可抹去的伤害。
对此，有学者分析，这是因为世俗层面，要求男性强硬，不被鼓励展示脆弱，追求成就和成功，鼓励同性之间的竞争。在这些僵化的角色认知中，男性需要在亲密关系中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一旦这种预设受阻，男性可能被定义为社会中的“失败者”，伴随着理想的男性角色土崩瓦解，就会产生焦虑的情绪，最终作出杀害伴侣的行为，仿佛自己终于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而具体来说，亲密犯罪的男性往往存在人格扭曲和偏差，在司法流程中都会接受所谓“是否”具有行为责任能力的考量，但“肯定”的结论背后，有很多并没有公之于众的专业评价和报告，这些人一般会有偏执、反社会人格的特征，很多甚至达到心理疾病的程度。
亲密犯罪往往发生在私密场所或限制自由的环境，那么，究竟能如何防范可能的亲密关系犯罪呢？
受害者的自救意识非常重要，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伤害正当化。遇到家暴时，一定要留存好通话录音、聊天记录、伤情诊断证明等证据，及时寻求警察和司法机关的支持。
令人更为震惊的是，这类现象并不罕见。
据光明网援引英国《每日邮报》报道，38岁的瑞士选美小姐克里斯蒂娜·乔克西莫维奇在今年2月被其41岁的丈夫托马斯（化名）勒死，丈夫使用园艺剪刀等用具将妻子肢解，部分遗骸甚至被放入搅拌机，溶解在化学溶液中，企图毁尸灭迹。
她的丈夫托马斯在3月承认杀了妻子，但声称是自卫行为，而这一说法与法医报告的调查结果不同。
当地时间9月11日，托马斯向当地法院提出保释申请，但遭到拒绝。
克里斯蒂娜和托马斯的合影
托马斯被捕时，他告诉调查人员，自己是在洗衣房里发现了妻子的遗体，“发现她死亡后，我因为惊慌失措才对她的遗体进行了处理”。
被捕一个月后，他又改口称，自己是在被妻子用刀威胁后，出于自卫，才进行了反击。
但根据尸检结果，克里斯蒂娜是被勒住导致窒息死亡，之后她的遗体遭到了多种工具的毁坏，并被肢解。
调查人员说，托马斯在杀死妻子后“表现出了毫无同情心和冷血”，并补充说他具有“虐待狂反社会人格特征”。
托马斯和克里斯蒂娜于2017年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女儿，克里斯蒂娜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托马斯为她拍下了许多美丽的生活照。
她曾将丈夫托马斯描述成“我坚强的后盾”。在遇害前不久，克里斯蒂娜还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她和家人的合影，并配文“我的世界”。
公开资料显示，现年38岁的克里斯蒂娜是拥有塞尔维亚血统的瑞士居民，长期居住在巴塞尔附近的宾宁根地区。
她是一名职业模特，并在多次选美比赛中脱颖而出，曾荣获“瑞士西北小姐”的称号，并在2008年瑞士小姐大赛中入围决赛。同年，她创立了一家模特的辅导和咨询机构，成功从模特转型为一名模特教练。
两人的生活是富足无忧的，他们居住在巴塞尔的一个富裕社区的一栋宽敞住宅中。那么，本应是神仙眷侣一家人的他们，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熟悉这一家人的朋友表示，其实一切有迹可循。这位朋友表示，这对夫妻的关系“数月来一直处于危机之中”，并称两人之前也因为家庭暴力的事情报过警。
当地法院9月11日公布的判决书显示，托马斯存在“精神疾病的具体迹象”。
此案被公布后，不少网友留言感到非常恐怖。
还有网友表示看到这起案件，联想到了杀妻碎尸的许国利、杀害香港名媛蔡某的邝氏家族、杀妻藏尸冰柜的朱晓东、将孕妇妻子推下悬崖的俞某冬等等。为什么最亲密的爱人，竟有可能成为最危险的凶手？
令人震惊的是，这类现象或许并不罕见。根据《柳叶刀》2013年发布的一项全球系统性研究，约七分之一的谋杀案是由死者的伴侣或前任伴侣所犯，且在这些案件中，女性受害者数量是男性的6至10倍。
对此，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教授、重庆市公安局特邀犯罪心理学暨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向静曾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指出，对于伴侣关系中的谋杀，受害者和施暴者的性别比例是一种普遍趋势，但并不能简单将其归因于性别本身，伴侣谋杀涉及复杂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因素，如权力关系、控制欲望、家庭暴力、性别角色等。
数据画像显示，男性凶手有13%—58%处于失业状态，情感障碍患病比率较高约17%，39%的凶手在童年目睹过家长之间的暴力。凶手可能在实施犯罪前有“迷恋”表现，比如，跟踪、持续打电话、发消息，幻想自己除了杀死她别无选择。
而杀害男性伴侣的女性，多数曾遭受过对方的虐待，受教育水平较低，意味着可以求助的资源更少。女性往往会在遭受过多年虐待、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穷尽所有求助资源而不得，以及担心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时杀死男性伴侣。
亲密伴侣谋杀一部分是基于“激情犯罪”，但有超过80%的凶手，有过预先构思计划。他们可能由于经济纠纷、情感纠纷等长期矛盾累积而预谋实施凶杀。
比如杀妻碎尸的许国利，在镜头面前神色泰然地讲述妻子失踪的前后经过。被捕前一天，碰到同小区的居民，许国利还骑车笑着打招呼。根据公开媒体报道，许国利炒股欠下百万元贷款，向来女士借钱遭拒绝，还被破口大骂，他自称日子过得憋屈，被逼得没办法才铤而走险。
“现实原因上看，许国利是为经济利益杀妻，而从心理学角度上，他将自己内在的自尊受损、焦虑、愤怒不安等统统痛苦归因于伴侣，并将其视为外部威胁，报着侥幸心理妄图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解决掉眼前的问题，摆脱自己内心的痛苦。”向静分析。
而且，亲密关系里的凶杀案往往伴随着“过度杀戮”和“持久性暴力”。在这类案件中，行凶的过程是充满着愤怒的，正如克里斯蒂娜骇人听闻的被杀过程，受害者几乎没有一刀身亡、一枪毙命或一拳致死的情况，大多在临死前遭受过非人的操纵和虐待。
并且很多时候，孩子也被视为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他们要么是被当成“附带伤害”被杀害，要么被故意安排目睹自己母亲的死亡，以此留下长久的、不可抹去的伤害。
对此，有学者分析，这是因为世俗层面，要求男性强硬，不被鼓励展示脆弱，追求成就和成功，鼓励同性之间的竞争。在这些僵化的角色认知中，男性需要在亲密关系中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一旦这种预设受阻，男性可能被定义为社会中的“失败者”，伴随着理想的男性角色土崩瓦解，就会产生焦虑的情绪，最终作出杀害伴侣的行为，仿佛自己终于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而具体来说，亲密犯罪的男性往往存在人格扭曲和偏差，在司法流程中都会接受所谓“是否”具有行为责任能力的考量，但“肯定”的结论背后，有很多并没有公之于众的专业评价和报告，这些人一般会有偏执、反社会人格的特征，很多甚至达到心理疾病的程度。
亲密犯罪往往发生在私密场所或限制自由的环境，那么，究竟能如何防范可能的亲密关系犯罪呢？
受害者的自救意识非常重要，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伤害正当化。遇到家暴时，一定要留存好通话录音、聊天记录、伤情诊断证明等证据，及时寻求警察和司法机关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