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新四大发明的谎言就可看出，中国无论投入多少钱用于科研，最多只能在某些领域获得局部成功，而不能引领一场科技革命。中国缺乏鼓励创新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也缺乏保障创新成果的法治环境。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伦·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和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在《自由的窄廊：国家与社会如何决定自由的命运》一书中指出，中国的经济成长是在国家机器的监督下、看着国家机器眼色的专制式成长。不受约束的力量总是可能遭到滥用，以便谋求私人的利益，摧毁经济成长的潜力。任何经济成长和社会转型，都可能被共产党视为政治动荡，在政治上具有威胁性，因而可能转而反对经济变化。
四大发明与新四大发明都是弥天大谎
中国人津津乐道的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等四大发明的说法，最早是由英国人李约瑟提出来的。在中国红得发紫、被当成中国科技史权威的李约瑟，其实既不懂科技，也不懂历史，更不懂中国——其中文水平远未达到看懂古典文献的程度。他所谓的四大发明，每一样都能在西方找到比中国更早的实物证据。四大发明乃是子虚乌有，那么，新四大发明呢？
新四大发明的说法，从2017年5月开始不断出现在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互联网巨头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再次提及这一说法：“在中国我们有个新的说法‘新四大发明’，包括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和共享单车。”
然而，这些技术并非起源于中国，几十年前它们就在中国之外的地方被发明出来。
以高铁而论，根据全球铁路组织（UIC）的说法，第一条高速列车是1964年投入运营的日本新干线。
以移动支付而论，最早一批由移动设备完成的付款发生在1997年的芬兰，而移动支付技术真正广泛使用是2014年Apple Pay的首次亮相。
以电子商务而论，英国人麦克·奥德里奇（Michael Aldrich）在1979年发明了网上购物的概念。不过，直到1995年，亚马逊和eBay推出其网站后，电子商务才开始流行。
以共享单车而论，首先提出此概念的是1960年代阿姆斯特丹的一群青年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次大规模的共享单车计划始于1990年代的哥本哈根。
中国确实有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宏大理想。根据中国官方数据，2023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突破3.3万亿元，超过日本和德国的总和，仅次于美国。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新华社在一篇报道中说：“经过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霸权，中国逐渐认识到自主开发核心技术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得独立性，赢得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尊重。”
然而，从新四大发明的谎言就可看出，中国无论投入多少钱用于科研，最多只能在某些领域获得局部成功，而不能引领一场科技革命。中国缺乏鼓励创新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也缺乏保障创新成果的法治环境。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伦·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和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在《自由的窄廊：国家与社会如何决定自由的命运》一书中指出，中国的经济成长是在国家机器的监督下、看着国家机器眼色的专制式成长。不受约束的力量总是可能遭到滥用，以便谋求私人的利益，摧毁经济成长的潜力。任何经济成长和社会转型，都可能被共产党视为政治动荡，在政治上具有威胁性，因而可能转而反对经济变化。
两位学者进而指出，中共打造的模式，不可能在根据专制路线安排的经济体系中确保强而有力的创新。因为，攸关未来成长的广泛领域中的多元化和持续创新，不但取决于解决现有的问题，也取决于梦想出新问题，这就需要自主性和实验。你可以提供巨量资源，可以命令个人努力工作，却不能命令众人生出创意。创意是持续创新的要素，极度依赖大量的实验、然后用自己与众不同的方式思考，打破陈规，经历失败，而且偶尔碰到成功。如果没有自由，你又如何实现这一切？
两位学者的结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毫无自由可言，中国不可能实现以实验、冒险和打破陈规为基础的创新。
DeepSeek开创了中美科技竞争的“史普尼克时刻”吗？
2025年1月，中国科技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发布一款名为“R1”的新型开源AI模型，声称可以模仿人类的推理方式，在计算任务和常识等一系列行业基准检验中，都可与美国领先开发商的产品相媲美、甚至超越，但成本仅为美国竞争对手的二十分之一。
消息一出，美国AI相关的科技股在1月27日暴跌，包括微软、英伟达、甲骨文和谷歌母公司等，市值总计蒸发近一兆美元。其中，英伟达股票跌幅近17%，市值蒸发近六千亿美元
有人惊呼：又一个“史普尼克时刻”出现了。所谓“史普尼克时刻”，指的是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Sputnik）发射到地球轨道，全球听到卫星发出的“哔哔”声，似乎是向世界发出权力重心已经从华盛顿转移到莫斯科的信号。“史普尼克”使世界媒体惊呼太空时代已然来到的同时，也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冷战成败的讨论。美国开始大张旗鼓、重振雄风：1958年2月，成立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旨在重新夺回技术高地；同时，大力强化各级学校中的科学和技术教学。此后，在新一轮的网络技术革命中，美国牢牢掌握先机，将苏联甩出几条大街。
1990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美，到硅谷参观，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时坦承：“未来的概念都在加州诞生。”他没有明说的一句话是：透过党的命令和抄袭战略来克服技术落后已经无望了。负责苏联军工和科技的奥加可夫元帅，早在七年前就私下告诉美国记者：“冷战结束了，你们赢了。”他的理由是：“所有的现代军力都建立在经济创新、技术、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军事技术师以计算机为基础。在计算机方面，你们远远超越我们。在你们的国家，每个小孩五岁开始就有计算机了。”所以，三十多年后证明，“史普尼克时刻”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是一个负面词汇。如今，中国将这个词语拿来为我所用，实在是引喻失义，更可谓黑夜过坟地唱歌——给自己壮胆。
果然，DeepSeek的神话仅仅维持了一天。1月29日，美国候任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在参议院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上表示，DeepSeek以低价创造出人工智能模型，是透过从美国窃取或利用美国技术的方式。他说：“这显示我们的出口管制没有得到关税的支撑，就像‘打地鼠’模式，这边挡住了，而中国在那边找到绕过管制的办法。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以关税模式支持我们的出口管制。……我不相信DeepSeek是完全按规矩来的，这是无稽之谈，他们窃取，他们入侵，他们窃取了我们的知识产权，这一切必须结束。”
随即，OpenAI发布声明表示：有证据显示，DeepSeek使用OpenAI的模型来训练自己的系统，这是违法的。
业内人士又揭露，Deepseek握有五万颗英伟达芯片，这些管制芯片都是透过新加坡卖入中国的。黄仁勋放任这种情况发生，赚到了小钱，因小失大，遭其反噬，悔之晚矣。
更有使用者发现，Deepseek存在严密的言论审查，六四、台湾、新疆、西藏、法轮功等敏感问题，要么拒绝回答，要么顾左右而言他。一位朋友询问“对作家余杰有何评价”，Deepseek所答非所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发展道路会越走越宽广，人民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对于个别人的不当言论，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不实之辞和错误观点，坚信广大人民有能力、有智慧辨别是非，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可见，它宛如人工智能版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并不能增进人类对知识和真理的求索，反而制造出一个指鹿为马的“美丽新世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为华为辩护时说：“中国一不偷，二不抢，三不说谎，中国的成功靠的是智慧和汗水。”这句话反过来读就是真相了。而既然有了Deepseek，中国大概就不需要外交部发言人这个职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