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座公园内的幼儿与家长 (ALY SONG/路透社)
周四（3月13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发布最新政策，生育三孩可补贴10万元人民币。消息传出后，引发广泛回响，连带与育婴相关的中国股票也大涨。但有专家认为，给补贴难以缓解生育率低的问题。而女权活动人士则反问，如果用钱来刺激生育，女性的尊严何在？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
“现在人口出现危机了，就让女性去承担（生育责任）？但不应该把这个生育责任全部压在女性身上，”对于呼和浩特市的这种做法，郭彩虹主要的质疑之一是，它不够尊重女性。她强调，“女性不是生育的机器。”为了躲避政治迫害，郭彩虹和她的一双子女正在德国申请难民身份。
郭彩虹的质疑和中国网络上对呼和浩特市这一政策的一片叫好声大异其趣。包括中新网、人民网等在内的中国官媒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大都指出这对于生育的拉动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同时也谨慎地表示，生育补贴的实际拉动效果还有待观察。但这些报道鲜有提及，在全社会推动多生育的氛围下，女性自身的意愿和她们的实际处境。
在深圳海滨玩耍的儿童 (路透社资料图片)
女性的自主性
非政府组织“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在看到呼和浩特公布生育补贴的政策后，第一个反应就是“不高兴”，“因为这个只是对钱进行了包装，却践踏了妇女的权益，就是说钱能买所有的妇女基本权益，而本来生育或不生育，这个都应该是妇女自己做主的。”
从2000年代到2010年代中期的十几年中，“中国妇权”在中国做了大量维护妇女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工作。张菁本人接手过很多计划生育导致女性健康和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案件。
张菁对记者说，中国从计划生育转变到现在鼓励生育，其中没有改变的实质是党对女性自主性的削弱和控制，“党需要我们妇女生育的时候，他们就用钱来引诱我们这些妇女生育；在他们觉得不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把子宫里的东西做什么都可以，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他就不能让你生育。”张菁说，关键是妇女的基本权益还没有得到保障。
呼和浩特这次公布的政策显示，从2025年3月1日起，当地合法生育的一孩发补贴一万元，二孩补贴五万元，三孩则是十万元。根据第一财经网的报道，此前国内已有23个省市试点生育补贴制度，金额各有不同，例如云南的政策是二孩、三孩分别一次性生育补贴两千和五千，同时还有年度育儿补贴八百元至三岁。
与此同时，在刚刚闭幕的14届中国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表示，卫健委正在起草方案，可能在全国发放育儿补贴。
但郭彩虹认为，这种补贴的政策对生育来说吸引力不大，女性在做生育抉择时还面临职场压力等很多问题。她说，中国女性不但要去社会上争取工作，还要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再加上社会上男女的经济机会并不平等，这给她们的压力很大，单纯靠政府发钱，不能有效吸引她们暂时放弃工作，转而回到家庭去生育。
郭彩虹的儿子和女儿分别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末出生，在离开中国前，她曾在家乡河南省一个县城开设一家私人诊所。她很熟悉当地女性就业以及生育双重压力的情况，“女性的就业渠道非常窄，也就是服务行业，比如幼教行业。你一旦生育，就会失去工作。”她说，这些职业普通的妇女缺少职业安全感，不像公务员的职位，很容易被顶替。
据路透社周三（3月12日）的报道，中国职场上的招聘依然对女性有偏见或歧视，婚姻、生育等问题依旧妨碍着妇女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近日，湖南、深圳等地的工会专门发出通知，要求雇主在招聘过程中停止询问女性求职者的婚姻和生育状况。
难以解决生育的三大问题
以人口研究闻名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医学专家易富贤则认为，现在中国地方政府愿意出钱来刺激生育，虽然算是一个进步，但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
易富贤对记者说，虽然地方政府作出承诺，愿意对生育进行补贴，但他怀疑一些地方的财力，“很多地方可能根本就拿不出钱来，因为这些地方正面临债务危机。”他强调，即便这些地方能拿出钱来，但现在家庭能不能养得起孩子，依然存在问题，“中国的房价压力远远高于美国，也高于日本。这么高的住房压力，给一点生育补贴，相对于总体的家庭负担也是杯水车薪。”
易富贤分析说，除了养不起之外，还有不愿生和生不了这两大问题：“几代人的独生子女政策，大家只生一个孩子或者不生孩子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中国的生育意愿比韩国、比日本还要低。”他指出，这种生育观念是很难改变的。
另外，易富贤说，中国的初婚初育年龄不断提高，这给生育带来困难，“中国的初婚初育年龄在2020年已经达到28岁，一旦初育年龄超过了28岁，生育率是很难提高1.5的，因为这是不可逆的，生育年龄是有限的。”他补充说，女性在接近30岁时，生育能力已经大幅降低，很多人都只能勉强生一个孩子；韩国、日本等地的生育率也低，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晚婚晚育。
上海一座公园内的幼儿与家长 (ALY SONG/路透社)
周四（3月13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发布最新政策，生育三孩可补贴10万元人民币。消息传出后，引发广泛回响，连带与育婴相关的中国股票也大涨。但有专家认为，给补贴难以缓解生育率低的问题。而女权活动人士则反问，如果用钱来刺激生育，女性的尊严何在？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
“现在人口出现危机了，就让女性去承担（生育责任）？但不应该把这个生育责任全部压在女性身上，”对于呼和浩特市的这种做法，郭彩虹主要的质疑之一是，它不够尊重女性。她强调，“女性不是生育的机器。”为了躲避政治迫害，郭彩虹和她的一双子女正在德国申请难民身份。
郭彩虹的质疑和中国网络上对呼和浩特市这一政策的一片叫好声大异其趣。包括中新网、人民网等在内的中国官媒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大都指出这对于生育的拉动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同时也谨慎地表示，生育补贴的实际拉动效果还有待观察。但这些报道鲜有提及，在全社会推动多生育的氛围下，女性自身的意愿和她们的实际处境。
在深圳海滨玩耍的儿童 (路透社资料图片)
女性的自主性
非政府组织“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在看到呼和浩特公布生育补贴的政策后，第一个反应就是“不高兴”，“因为这个只是对钱进行了包装，却践踏了妇女的权益，就是说钱能买所有的妇女基本权益，而本来生育或不生育，这个都应该是妇女自己做主的。”
从2000年代到2010年代中期的十几年中，“中国妇权”在中国做了大量维护妇女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工作。张菁本人接手过很多计划生育导致女性健康和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案件。
张菁对记者说，中国从计划生育转变到现在鼓励生育，其中没有改变的实质是党对女性自主性的削弱和控制，“党需要我们妇女生育的时候，他们就用钱来引诱我们这些妇女生育；在他们觉得不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把子宫里的东西做什么都可以，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他就不能让你生育。”张菁说，关键是妇女的基本权益还没有得到保障。
呼和浩特这次公布的政策显示，从2025年3月1日起，当地合法生育的一孩发补贴一万元，二孩补贴五万元，三孩则是十万元。根据第一财经网的报道，此前国内已有23个省市试点生育补贴制度，金额各有不同，例如云南的政策是二孩、三孩分别一次性生育补贴两千和五千，同时还有年度育儿补贴八百元至三岁。
与此同时，在刚刚闭幕的14届中国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表示，卫健委正在起草方案，可能在全国发放育儿补贴。
但郭彩虹认为，这种补贴的政策对生育来说吸引力不大，女性在做生育抉择时还面临职场压力等很多问题。她说，中国女性不但要去社会上争取工作，还要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再加上社会上男女的经济机会并不平等，这给她们的压力很大，单纯靠政府发钱，不能有效吸引她们暂时放弃工作，转而回到家庭去生育。
郭彩虹的儿子和女儿分别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末出生，在离开中国前，她曾在家乡河南省一个县城开设一家私人诊所。她很熟悉当地女性就业以及生育双重压力的情况，“女性的就业渠道非常窄，也就是服务行业，比如幼教行业。你一旦生育，就会失去工作。”她说，这些职业普通的妇女缺少职业安全感，不像公务员的职位，很容易被顶替。
据路透社周三（3月12日）的报道，中国职场上的招聘依然对女性有偏见或歧视，婚姻、生育等问题依旧妨碍着妇女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近日，湖南、深圳等地的工会专门发出通知，要求雇主在招聘过程中停止询问女性求职者的婚姻和生育状况。
难以解决生育的三大问题
以人口研究闻名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医学专家易富贤则认为，现在中国地方政府愿意出钱来刺激生育，虽然算是一个进步，但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
易富贤对记者说，虽然地方政府作出承诺，愿意对生育进行补贴，但他怀疑一些地方的财力，“很多地方可能根本就拿不出钱来，因为这些地方正面临债务危机。”他强调，即便这些地方能拿出钱来，但现在家庭能不能养得起孩子，依然存在问题，“中国的房价压力远远高于美国，也高于日本。这么高的住房压力，给一点生育补贴，相对于总体的家庭负担也是杯水车薪。”
易富贤分析说，除了养不起之外，还有不愿生和生不了这两大问题：“几代人的独生子女政策，大家只生一个孩子或者不生孩子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中国的生育意愿比韩国、比日本还要低。”他指出，这种生育观念是很难改变的。
另外，易富贤说，中国的初婚初育年龄不断提高，这给生育带来困难，“中国的初婚初育年龄在2020年已经达到28岁，一旦初育年龄超过了28岁，生育率是很难提高1.5的，因为这是不可逆的，生育年龄是有限的。”他补充说，女性在接近30岁时，生育能力已经大幅降低，很多人都只能勉强生一个孩子；韩国、日本等地的生育率也低，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晚婚晚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