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在意大利等国蔓延，告诉人们在很多问题上各国都不是可以独善其身的。（AP）
自从“地球村”变得越来越拥挤，居民们为了争夺有限的生活必需品爆发越来越多的争吵，甚至你死我活的拼杀。然而，瘟疫、其他自然灾害、谣言、战争、恐怖主义……一波又一波共同的危机，让一些人开始思索究竟什么时候人们才可以停止互相伤害，集合力量共同面对。
从20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诉诸惨烈的世界大战的同时，一些空想家和理想主义者便在寻求在国家之外建立一个更理想的联合体，定纷止争。但是，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失败了，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也正在困境中摸索……人们清晰地记着，当战争来临时，一些国家奉行“绥靖政策”或者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来冷眼旁观一个个野心家对其他国家和人民的鲸吞蚕食，也曾记得诸如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是如何以邻为壑将危机转嫁他国……
当然，人们也曾取得过不少令人鼓舞的进展，诸如在共同面对全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成立了一系列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经济组织，包括命运共同体进化程度最深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诸如至今活跃着或者曾经活跃过的政治军事联盟（它们当然可以被称为命运共同体）华约组织和北约组织等；以及诸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危机上所达成的一系列议定书、路线图等等共识。
只是，全球人口从1900年的16.5亿到如今的77亿，世界越来越拥挤、竞争越来越激烈、人类生命更顽强也更脆弱；而与此同时，世界无政府主义的现实依然没有改变，各自独立的国家行为仍然是国际社会上的基本形式，如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言“世界政治仍然是政治实体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争夺权力、威望和财富的斗争。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让人们放弃使用武力，经济相互依存并不能保证合作能够取代冲突。”此外，在自由和民主意识的感召下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的膨胀，让人与人之间同样越来越难以达到共识。
事实上，无论是在影视等文艺作品中还是世界主义者的思考中，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出现，但是人们对人类共同危机的关注则要安之若素得多——没有人会真正地思考《流浪地球》背后的隐喻，因为那些危机在大多数人看来都只是预言家的梦呓。然而，像2019年年末开始新冠肺炎这样的全球性瘟疫却是真实的，它让所有人所有国家都难以置身之外。
截至3月3日，全球已经有超过50个国家9万多人被卷入这场劫难中。那些曾经认为新冠肺炎只是中国的事情，与我无关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遭到现实的回击。韩国确诊人数破4,000在即，意大利和伊朗已然成为重灾区，而美国的疫情扩散也在成为现实……
这场灾难让中国成为最重要的受害者，但毫无疑问也为其他国家应对疫情争取了时间，做出了贡献。同时，在这疫情的打击下，中日韩关系改善，被重新唤起曾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历史记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现实的而不是理论上的、口号上的有力注解。这也同时教训某些国家面对共同“敌人”，不应该是互相猜疑、嘲弄、诋毁和攻讦，甚至落井下石。
其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来就不是藏在书架里的概念。维基百科的解释将之视为中共的执政观，最迟不晚于2011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提出。当然，这是有原因的。从1949年建立在暴力革命基础上的国家成立，再到国内阶级斗争和国外“东西方对垒”、“三个世界”博弈，至少在毛泽东时期，中共不可能形成“四海之内皆一家”的共同体观念。邓小平时期则是中共抛弃阶级斗争和对外抛弃对立寻求试探性接触的时期，对整个世界的信任感仍然是不充分的，处于百废待兴、贫弱依旧状态的中国来说自然也不会产生命运共同体意识。
从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期一直到当下，是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秩序，甚至借用各种平台积极改造世界秩序的时期。在过去的数年间，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抛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其视为对外积极推广的政治主张，甚至写入2017年的一份联合国决议，同时在中国国内，这一政治口号也被载入执政党党章和国家宪法。不过，坦率讲，这一口号在这数年间也仅仅是“口号”，国际社会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一些舆论甚至不买账，揣测这背后是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另起炉灶侵蚀既有的国际社会“共同价值”。
新冠肺炎并不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共同面对“敌人”，它是否能让国际社会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和现实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抛弃狭隘的利益算计共同迎接挑战，我们不得而知。3月3日英国《金融时报》在社评《全球需要合作防控新冠疫情》做出呼吁。文章称，迄今为止，遏制或减慢疫情传播的努力是在国家层面进行的。还必须有一个明显的国际回应。过去10年里，随着民族主义扎根，世界已变得碎片化。新型冠状病毒正在迫使各国展现出，他们仍然有能力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
新冠肺炎在意大利等国蔓延，告诉人们在很多问题上各国都不是可以独善其身的。（AP）
自从“地球村”变得越来越拥挤，居民们为了争夺有限的生活必需品爆发越来越多的争吵，甚至你死我活的拼杀。然而，瘟疫、其他自然灾害、谣言、战争、恐怖主义……一波又一波共同的危机，让一些人开始思索究竟什么时候人们才可以停止互相伤害，集合力量共同面对。
从20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诉诸惨烈的世界大战的同时，一些空想家和理想主义者便在寻求在国家之外建立一个更理想的联合体，定纷止争。但是，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失败了，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也正在困境中摸索……人们清晰地记着，当战争来临时，一些国家奉行“绥靖政策”或者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来冷眼旁观一个个野心家对其他国家和人民的鲸吞蚕食，也曾记得诸如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是如何以邻为壑将危机转嫁他国……
当然，人们也曾取得过不少令人鼓舞的进展，诸如在共同面对全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成立了一系列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经济组织，包括命运共同体进化程度最深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诸如至今活跃着或者曾经活跃过的政治军事联盟（它们当然可以被称为命运共同体）华约组织和北约组织等；以及诸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危机上所达成的一系列议定书、路线图等等共识。
只是，全球人口从1900年的16.5亿到如今的77亿，世界越来越拥挤、竞争越来越激烈、人类生命更顽强也更脆弱；而与此同时，世界无政府主义的现实依然没有改变，各自独立的国家行为仍然是国际社会上的基本形式，如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言“世界政治仍然是政治实体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争夺权力、威望和财富的斗争。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让人们放弃使用武力，经济相互依存并不能保证合作能够取代冲突。”此外，在自由和民主意识的感召下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的膨胀，让人与人之间同样越来越难以达到共识。
事实上，无论是在影视等文艺作品中还是世界主义者的思考中，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出现，但是人们对人类共同危机的关注则要安之若素得多——没有人会真正地思考《流浪地球》背后的隐喻，因为那些危机在大多数人看来都只是预言家的梦呓。然而，像2019年年末开始新冠肺炎这样的全球性瘟疫却是真实的，它让所有人所有国家都难以置身之外。
截至3月3日，全球已经有超过50个国家9万多人被卷入这场劫难中。那些曾经认为新冠肺炎只是中国的事情，与我无关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遭到现实的回击。韩国确诊人数破4,000在即，意大利和伊朗已然成为重灾区，而美国的疫情扩散也在成为现实……
这场灾难让中国成为最重要的受害者，但毫无疑问也为其他国家应对疫情争取了时间，做出了贡献。同时，在这疫情的打击下，中日韩关系改善，被重新唤起曾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历史记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现实的而不是理论上的、口号上的有力注解。这也同时教训某些国家面对共同“敌人”，不应该是互相猜疑、嘲弄、诋毁和攻讦，甚至落井下石。
其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来就不是藏在书架里的概念。维基百科的解释将之视为中共的执政观，最迟不晚于2011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提出。当然，这是有原因的。从1949年建立在暴力革命基础上的国家成立，再到国内阶级斗争和国外“东西方对垒”、“三个世界”博弈，至少在毛泽东时期，中共不可能形成“四海之内皆一家”的共同体观念。邓小平时期则是中共抛弃阶级斗争和对外抛弃对立寻求试探性接触的时期，对整个世界的信任感仍然是不充分的，处于百废待兴、贫弱依旧状态的中国来说自然也不会产生命运共同体意识。
从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期一直到当下，是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秩序，甚至借用各种平台积极改造世界秩序的时期。在过去的数年间，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抛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其视为对外积极推广的政治主张，甚至写入2017年的一份联合国决议，同时在中国国内，这一政治口号也被载入执政党党章和国家宪法。不过，坦率讲，这一口号在这数年间也仅仅是“口号”，国际社会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一些舆论甚至不买账，揣测这背后是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另起炉灶侵蚀既有的国际社会“共同价值”。
新冠肺炎并不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共同面对“敌人”，它是否能让国际社会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和现实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抛弃狭隘的利益算计共同迎接挑战，我们不得而知。3月3日英国《金融时报》在社评《全球需要合作防控新冠疫情》做出呼吁。文章称，迄今为止，遏制或减慢疫情传播的努力是在国家层面进行的。还必须有一个明显的国际回应。过去10年里，随着民族主义扎根，世界已变得碎片化。新型冠状病毒正在迫使各国展现出，他们仍然有能力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