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界上星期公布了一份解密报告，宣布可能永远无法确定新冠病毒的起源。这份报告称，情报界和全球科学界缺乏临床样本，也缺乏对最早病例的流行病学数据的完整了解，无法确定该病毒由动物传染给人类，还是泄漏于实验室；不过，可以肯定，它并非生物武器；美国情报界并一致认为，病毒爆发时间不晚于2019年11月，地点在武汉。
有分析称，中国未能更全面配合对病毒来源的调查，没有提供早期病例的相关数据。那么，美国的新冠溯源当前结论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抵触国际调查，是否直接导致溯源无法实现
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前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认为，这份病毒溯源报告若能为综合分析提供一些间接证据，或许令人比较感兴趣。
他说：“在这份报告正式公布之前媒体也有报导说，这个所谓的情报界的调查团队曾经从武汉病毒所下载了一个大的数据库，其中有很多当时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的病毒序列等等，当时外界炒得沸沸扬扬。至少你获得了以前没有获得的一些研究资料，如果有其他情报界人员，比如在武汉当地的人，给你提供一些信息或者卫星图像系统给你做的一些分析，比如当时武汉在2019年秋冬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情况，做一些综合分析。当然我觉得会提供一些间接的证据，这个会比较令人感兴趣一些。”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分析说，向国际社会提供早期病例样本以及流行病学数据，是中国作为最早疫情爆发地的责任和义务。
他说：“中国政府确实有责任、有义务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协助，特别是早期病人的样本和流行病学的数据，还有跟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这是它作为一个最早的疫情爆发地所应有的责任跟义务。它现在由于各种原因在这方面逃避，而且用了很多其他资料，把它指向欧洲、指向美国。其实从比较严肃的科学链来看，现在所说的在2019年11月之前，在美国在欧洲就已经有SARS-CoV-2这样的证据，其实是并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至于陆军研究所的地方，我们行内都知道，那个地方并不是做冠状病毒的，是做布尼亚病毒的一个重镇，从来就极少做冠状并病毒。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说明那个地方跟这次的疫情有任何关系。所以中方用了一些比较低下的手段，包括杜撰一个欧洲的什么学者说了什么话。这样的手段其实只能得到一个反效果，而且在全世界面前，在一个资讯流通的现代社会里，这一套是行不通的。”
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前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表示，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溯源的关注点也在随着整个事件的发展以及有越来越多新线索被披露而发生转变，从这次疫情的源头到对中国政府的猜忌和不满。
他说：“从国际社会普遍民众的关注来看，确实是谁都不希望这样的疫情再次发生。所以都希望能够更有效地了解疫情是如何起来的，病毒来源是什么等等。追究到科学方面，就会这样深入去想。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的初衷，当然是希望能够避免再一次疫情的大爆发。这方面如果能够积极了解到当时武汉发生了什么情况，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国际社会可以吸取，还有哪些潜在的动物宿主有可能还有更危险的病毒等等，这个我觉得是国际社会非常关心的初衷。但是后来随着不断地有更多的信息出来，国际社会的关注点也开始发生变化。比如说，中国的这些科研人员是不是在做非常危险的公众争议的研究。包括武汉病毒所向国防部申请的研究报告里面，很明确地提出了他们准备在云南蝙蝠洞里边进行实验等等。就是这些危险的实验，中国官员是不是在做？另外从军方的角度考虑，中国军方是不是在研制生化武器？他们进展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是国际社会现在关注的点。所以这份研究报告已经偏离了很多国际社会真正的关注点，所以它得出的结论模棱两可，国际社会现在也只能是无可奈何吧。”
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金冬雁表示，与2003年SARS爆发时相比，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的处理手法上有很大差异。这种落差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审视。
他说：“2003年(SARS)的时候，中国领导人的态度，而且处分了北京市的市长、当时中国的卫生部长，随之而来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是有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一次他这么做，光从歌颂美好(的角度)，到最后就成了一个歌颂美好，一切都从负面变成了正面，甚至有很多有责任的人都成了大英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很难避免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全球紧紧盯着你，永远要跟你纠缠下去。”
（美国之音记者尹暄对本文亦有贡献）
美国情报界上星期公布了一份解密报告，宣布可能永远无法确定新冠病毒的起源。这份报告称，情报界和全球科学界缺乏临床样本，也缺乏对最早病例的流行病学数据的完整了解，无法确定该病毒由动物传染给人类，还是泄漏于实验室；不过，可以肯定，它并非生物武器；美国情报界并一致认为，病毒爆发时间不晚于2019年11月，地点在武汉。
有分析称，中国未能更全面配合对病毒来源的调查，没有提供早期病例的相关数据。那么，美国的新冠溯源当前结论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抵触国际调查，是否直接导致溯源无法实现
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前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认为，这份病毒溯源报告若能为综合分析提供一些间接证据，或许令人比较感兴趣。
他说：“在这份报告正式公布之前媒体也有报导说，这个所谓的情报界的调查团队曾经从武汉病毒所下载了一个大的数据库，其中有很多当时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的病毒序列等等，当时外界炒得沸沸扬扬。至少你获得了以前没有获得的一些研究资料，如果有其他情报界人员，比如在武汉当地的人，给你提供一些信息或者卫星图像系统给你做的一些分析，比如当时武汉在2019年秋冬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情况，做一些综合分析。当然我觉得会提供一些间接的证据，这个会比较令人感兴趣一些。”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分析说，向国际社会提供早期病例样本以及流行病学数据，是中国作为最早疫情爆发地的责任和义务。
他说：“中国政府确实有责任、有义务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协助，特别是早期病人的样本和流行病学的数据，还有跟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这是它作为一个最早的疫情爆发地所应有的责任跟义务。它现在由于各种原因在这方面逃避，而且用了很多其他资料，把它指向欧洲、指向美国。其实从比较严肃的科学链来看，现在所说的在2019年11月之前，在美国在欧洲就已经有SARS-CoV-2这样的证据，其实是并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至于陆军研究所的地方，我们行内都知道，那个地方并不是做冠状病毒的，是做布尼亚病毒的一个重镇，从来就极少做冠状并病毒。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说明那个地方跟这次的疫情有任何关系。所以中方用了一些比较低下的手段，包括杜撰一个欧洲的什么学者说了什么话。这样的手段其实只能得到一个反效果，而且在全世界面前，在一个资讯流通的现代社会里，这一套是行不通的。”
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前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表示，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溯源的关注点也在随着整个事件的发展以及有越来越多新线索被披露而发生转变，从这次疫情的源头到对中国政府的猜忌和不满。
他说：“从国际社会普遍民众的关注来看，确实是谁都不希望这样的疫情再次发生。所以都希望能够更有效地了解疫情是如何起来的，病毒来源是什么等等。追究到科学方面，就会这样深入去想。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的初衷，当然是希望能够避免再一次疫情的大爆发。这方面如果能够积极了解到当时武汉发生了什么情况，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国际社会可以吸取，还有哪些潜在的动物宿主有可能还有更危险的病毒等等，这个我觉得是国际社会非常关心的初衷。但是后来随着不断地有更多的信息出来，国际社会的关注点也开始发生变化。比如说，中国的这些科研人员是不是在做非常危险的公众争议的研究。包括武汉病毒所向国防部申请的研究报告里面，很明确地提出了他们准备在云南蝙蝠洞里边进行实验等等。就是这些危险的实验，中国官员是不是在做？另外从军方的角度考虑，中国军方是不是在研制生化武器？他们进展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是国际社会现在关注的点。所以这份研究报告已经偏离了很多国际社会真正的关注点，所以它得出的结论模棱两可，国际社会现在也只能是无可奈何吧。”
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金冬雁表示，与2003年SARS爆发时相比，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的处理手法上有很大差异。这种落差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审视。
他说：“2003年(SARS)的时候，中国领导人的态度，而且处分了北京市的市长、当时中国的卫生部长，随之而来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是有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一次他这么做，光从歌颂美好(的角度)，到最后就成了一个歌颂美好，一切都从负面变成了正面，甚至有很多有责任的人都成了大英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很难避免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全球紧紧盯着你，永远要跟你纠缠下去。”
（美国之音记者尹暄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