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施晶晶
编辑 |向由
在河南农村调研的时候，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陈瑞燕常在村里老农身上感受到对“离婚现象”滔滔不绝的关切。
在他们朴素的生活观里，家庭幸福意味着团圆美满，但许多家庭正经历“妻离子散”的现实，“离婚”成为继“光棍”之后，农村的又一婚配困境。
刻板印象中，农村婚姻相对稳固，闹离婚多是“城市现象”，但数据表明，农村夫妻也在经历不亚于城镇的婚姻危机。
在西南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农村离婚率自2019年起呈上升趋势，到2022年时，农村离婚占该县离婚总数的95%；在云南富源县，2020年的农村离婚登记人数占比60%；再到西北甘肃庆阳，2012～2018年的7年间，农村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诉讼离婚案件年均增加约250件；富庶如顺德某工业化村庄，2009～2019年的10年间，离婚同样呈上升趋势，“90后”成为离婚主体。
部分农村的离婚率呈上升趋势/《亲爱的小孩》剧照
同样是离婚，但就业机会、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风俗观念的城乡差异，决定了我们无法单纯用城市经验理解农村夫妻的离婚逻辑。
这也是一批农村社会学者持续研究的原因。不同地区的实地调研发现，尤自2010年起，随着务工群体人数进一步扩大，农村离婚潮尤为显著，群体特点也鲜明：离婚夫妻以青年为主，婚姻持续时间短，且提出离婚的主要是女性。
以甘肃庆阳为例，2018年时，农村女性平均离婚年龄已逐年递减至35.7岁，此前7年间，由女方先提出离婚的占比超8成。
在婚恋自由的现代，人们当然有自主选择权，但在趋于保守的农村社会，是什么推就了离婚潮，又为什么是女性主导了离婚？离婚之后，农村青年男女过得更好了吗？
理解村庄的家庭巨变，找到其中风险因素是更有意思也更有价值的事，因为它充分展现了农村夫妻、婆媳、亲子关系如何被微妙地重构，又生出哪些新隐患，这都比离婚本身有着更为深远持久的社会影响力。学者们也由此担忧：以婚姻为原点织就的农村家庭关系，从一种失衡走向另一种失衡。
01
离婚的复杂光谱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师班涛是一名农村家庭社会学研究者，过去10年间，他在全国20个省市100多个村庄驻村调研，也很早感知到，农村离婚率显著增长成为各地村庄的普遍现象，一些极端个例震荡他的过往认知。
班涛是“85后”，老家在安徽淮南，小时候也听说过，村里的妇女宁愿以喝药来逼迫好赌的丈夫回到正轨、好好过日子，也不会选择离婚；但他在陕西梅县调研的一桩悲剧，是一对农村夫妻因为媳妇花钱不够节省引发夫妻争吵，媳妇跑回娘家，坚决要离婚，丈夫公婆反复劝说无效，婆婆于大年三十投水自杀。
极端案例不仅表明农村婚姻关系已不像过去那般稳定，也反映出农村家庭关系和地位的新变化。班涛也在探究，中国农村离婚现象何以突出，它的整体性特征是什么？
中国农村众多，区域之间存在差异。班涛发现，从离婚发生的原因来看，城郊村以日常生活摩擦型居多，远郊村则以男性经济贫乏型居多。
在城郊村，家务和育儿是日常生活摩擦的主要来源。“我们现在问的年轻女孩，最反感的就是丧偶式育儿。”班涛对南风窗解释。
农村夫妻离婚的原因存在差异/《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剧照
城郊女性往往更早受现代观念影响，多有自己的工作，收入还可能高于丈夫，她们突破了“相夫教子”的传统分工，不愿意成为家庭保姆，也要求丈夫参与家务和育儿，生育后有返回职场的计划，而当男性保留着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念表现出懈怠时，摩擦就此产生。以生育为节点，婚后2～3年是高敏区。
相比之下，数量更多的中西部远郊村更容易因为“贫贱夫妻百事哀”而离婚，首要因素是经济条件，其次才是性格不合、身心缺陷、出轨暴力赌博等恶习。
班涛告诉南风窗，典型如华北农村，因为男女性别比失衡严重，农村女性有更大的择偶空间，对男方经济条件也提高了要求，进城买房几乎成了标配，而倘若达不到，就会加剧离婚风险。
而造成农村男性婚后经济贫困的原因之一，是婚前约定的高额彩礼。
班涛对南风窗举例：“我的安徽淮南老家，彩礼就要二三十万（大致相当于5～10年的打工收入），早10年前，你可能在镇上买套房就行，但现在最起码要在县城买房，那至少要五六十万，首付基本上是男方父母出的，还有相应的酒席三金等婚庆开支，至少大几十万是肯定要的……男方家庭很少有因为孩子结婚不负债的，尤其在北方农村，出现了‘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而不再提原来的‘多子多福’。”
在远郊村，本地务工机会少、收入有限，为了还债还贷，男性普遍外出务工，而低学历限制了年轻男性的职业晋升，他们不得已的退路和出路，是上工地下煤矿海上漂，从事高风险、高劳动强度的工作换取相对高的收入。
为“挣老婆本”和“减轻债务”的努力，是过去20年间，1.7亿外出农民工大军的家庭动力——但外出务工的一大风险，是大量农村夫妻长期分居，而农村婚姻在顾此失彼当中飘摇。
外出务工造成大量农村夫妻长期分居，农村婚姻也变得不稳定/《做工的人》剧照
长期分居是婚姻越轨的温床。2018年，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李永萍驻长春某村调研时发现，全村平均每8户人家就有一户离婚，而夫妻一方或双方有婚外情的现象更严峻。他们多通过社交软件找到婚外情对象，“一般在离村子十里地的范围之内”，而外出务工是婚外情的一大诱因。他们当中，在四十岁左右离婚的中年夫妻超过半数，还出现了“儿子结婚、父母离婚”的现象。
过去，离婚有损声誉，双方父母乃至族亲会对闹离婚的夫妻“劝和不劝分”，村庄内部也会形成舆论压力，离婚的女性不受娘家待见，乃至无家可归，这也是以往农村婚姻的一大稳定器。
但如今情况不同了，离婚的阻力大大削弱，离婚从家族、村庄的公开事务，变成个人私事。
在河南调研时，陈瑞燕遇到一对父母，女婿2年没进娘家门了，过年时女儿总是一个人回来，他们也不清楚在武汉分居的女儿女婿是否离了婚。因为长期离家，班涛在成都农村调研时，一对父母过了好久才知道自己的儿子离婚了，而询问村民，很多人其实也不清楚村庄内部的离婚状况，那不再是他们的谈资，也缺少信源。
“现在大家没有那么多兴趣去八卦，倾向于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婚姻也从大家庭里分离出来，变成夫妻之间的事情。”陈瑞燕告诉南风窗，“不只是离婚，村庄的公共性都在消解。”
02
女性掌握离婚主导权
女性先提出离婚是农村离婚现象的鲜明特征。
不仅如此，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师卢飞，从四川5区县763份农村离婚判决书中更发现，在少部分由男性提出的诉讼离婚中，主因是女方长期离家出走而被迫离婚，更凸显“女性主导”色彩。
这打破了传统认知，因为我们习惯于认为，女性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无力无助、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即便在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氛围里，常见个人叙事当中，离婚仍有多重阻力或顾虑，坚决突围者也因此被赋予“勇于抗争”“追求独立与平等”的积极意义。
那么当农村妇女掌握了离婚主导权，会是类似“娜拉出走”，彰显女性进步性的解放叙事吗？
“其实它还不太一样”“至少不是我们常说的主体性觉醒”，班涛和陈瑞燕倾向于否定回答。至少在他们调研农村离婚现象的经验判断里，这种理解不准确、还可能是极大的误解。
《出走的决心》剧照
陈瑞燕举例，她在河南农村访谈过一位二婚妇女，前夫会体贴人，两人其实挺聊得来，她之所以离婚，是觉得前夫不太会挣钱，工作不稳定，却在吃喝玩乐上大手大脚花钱，夫妻由此吵架，而女方父母的不看好也起了催化作用——这也呼应了多份调研得出的“经济条件差是离婚首要因素”的结论。再婚之后，她的第二任丈夫是另一种类型，人卖力、会挣钱，只是心眼实、嘴不甜，两人情感交流少，但她的经济压力和舆论压力变小了。
陈瑞燕对南风窗解释，在这位农村妇女的第一段婚姻里，不是说她在家庭里面受到压迫，权益受到了侵害，从中生发出主体性，迫使她以‘离婚’抗争，而是说前任的财富积累，没有办法让她在家族和村庄内部赢得体面，因此离婚。“其实是对于物质和面子的追求，尤其如果家庭整体上不能蒸蒸日上，尽快攒钱进城买房，都会受到来自村庄的舆论压力。”
一份对鲁西北村民的访谈记录道出了这份舆论压力的意味：“夫妻之间虽然打仗生气，但你不能落队，该挣钱的挣钱，该干活的干活。玩的没底子，会让人笑话。村民笑话不会过日子的人。日子过好了别人看得起，过不好谁都撇嘴。”
村庄的舆论压力也会内化成村民的心理压力。对比同村玩伴的婚后处境，一位村民说得更直白：“她老公有本事在外打工挣了很多钱，给她买好衣服，买进口化妆品……我娘家村里的人都说她的婚姻非常幸福……她就是命好，嫁个有钱人。我就是命苦啊，嫁个穷光蛋，不仅生活上辛苦，还经常吵架，日子真是没法过下去了，趁年轻就离呗。离婚后两个孩子给他养，我一个女人也管不了他们。”
曾经，离婚的农村妇女之所以饱受污名，往往是因为品行有亏或因无法生育而被驱逐，“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观念下，离婚妇女往往不受娘家待见，但如今这些污名已经淡化。
对离婚女性的偏见和污名在逐渐淡化/《亲爱的小孩》剧照
同样是“过日子”，村庄内部的舆论压力从对离婚的污名和批判，转向经济实力的对比。村民普遍重视的是家庭生活安逸的状态和结果，而过程之中的离婚再婚已逐渐为村民所接纳。
这具体表现为：离婚的农村妇女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回不了娘家而无家可归，哪怕宁缺毋滥，也不愁再嫁；甚至村民口中一些“心术不正的娘家人”，会因高彩礼诱惑而鼓励女儿离婚再嫁。
“特别是华北农村，因为过去‘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它先天性地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而后天又有大量适婚女性外出务工，以致本地适婚女性少，优势地位由此凸显，还出现一类情况，女方还没离婚，媒人已经踏上门给介绍对象了。二婚时，男方同样要支付高额彩礼，和初婚一样操办。”班涛说。
当一段婚姻因为低生活质量而失去吸引力，离婚的代价和阻力全方位减弱，而替代选项还有很多，农村女性由此获得了显著的婚姻主导权。然而过程之中，她们并非为“反抗压迫寻求解放”，“权利意识”仍然朦胧，更多是在稀缺和抢手的性别格局当中，以另一种更实惠有利的方式，逆转了自己在原有父权制结构中的弱势地位。
03
另一种失衡
去年的一次调研，陈瑞燕发现：农村男光棍迎来了“新春天”。
原先村民估计大概要单身一辈子的大龄男青年，这两年也开始结婚了，他们的媳妇多是离了婚的女性，而在村民的评价里，再婚的妇女过得一般都比初婚好。
然而离婚的农村男性，再婚非常困难。因为普通家庭在初婚当中耗尽财力，无力负担再婚的高额彩礼，最终重返光棍。反倒是原先的光棍经过了一轮财富积累，更有比较优势。“离婚之后的男性，在农村里的地位比光棍更低。”陈瑞燕说。
农村夫妻离异后各自再婚成本“男高女低”、生活处境“女向上男向下”的鲜明对比，同样超出了经验，而这不只是强化了农村女性离婚时的主导权，也增强了她们在家庭生活当中的话语权和优势地位。
“不是说农村女性地位提升有什么问题，而是女性承担的义务减弱了，是在‘权利义务’失衡的情况下提升的。”班涛说，在农村，那部分表现为，她们不用工作或下地劳作，家务由婆婆承担，主要角色是带孩子。而离婚之后，女方大多放弃对子女的抚养权，不履行抚养义务或支付抚养费，交由男方单独抚养，形成了“抛夫弃子”的局面。
李永萍把当中的女性婚姻主导权称之为“无义务的权利”，认为它突破了“家庭政治”的框架，导致了家庭生活伦理内容的空洞化。
《心迷宫》剧照
“去问农村的老人，他们都会跟你讲，现在娶了个儿媳妇，就是等于娶了一个菩萨，都要给它供起来，否则儿媳妇一不高兴闹离婚的话，就会面临儿子重返光棍的风险。”班涛说，而与“菩萨”类似的另一种比喻叫“农村少奶奶”。
这意味着农村婆媳关系正在重构，而婆婆“刁蛮耍横”的形象正成为过去时，婆媳从对“当家权”的争夺当中挣脱出来，进入到“婆婆讨好儿媳”的局面。
陈瑞燕见过，婆婆因为儿媳的衣服材质娇贵不能放洗衣机而单独代为手洗；听到儿媳妇回来了，赶忙放下麻将回去做饭，眼神举止里唯恐怠慢。
当中也透露着更多异样。典型的是这样一位婆婆，她早年丧偶，独自抚养儿女长大成家，如今儿子外出务工，她和儿媳守着五六岁大的孙子在村子里生活。家务农活和带孙子基本是婆婆在做，儿媳没有工作，婆婆也不想她出去打工，以免她“心思变坏，跟别人跑了”。陈瑞燕想和儿媳聊聊，婆婆拒绝了，她显然不想儿媳和外人有不必要的接触，尽管互联网很容易突破这道防线。
陈瑞燕将这种表面和谐但暗藏异样感的状态形容为“圈养”，但在儿子因为务工而离家时，如今许多婆婆都在小心翼翼地从旁帮助儿子降低离婚的风险，成为“讨好型守卫者”；而在外务工的丈夫，往往采取周期性在家、给妻子买衣服礼物、多做家务说好话，策略性地维系婚姻，逆转了过去农村妇女常常得在丈夫和公婆面前忍气吞声的局面。
“它没有实现理想意义上的关系平等，夫妻、婆媳之间的关系，是由以前的一种失衡状态，现在到了另外一种失衡状态。”陈瑞燕说。
在这种失衡状态里，班涛更担心的是“关系挤压”。在他的观察里，越是结婚成本高的地方，婚姻对家庭代际关系的挤压越厉害。那位因为儿媳坚决要离婚而投水自尽的陕西婆婆，就是挤压之凌厉的极端显现。
越是结婚成本高的地方，婚姻对代际关系的挤压越厉害/《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剧照
更多见的代际挤压，是上对父辈，公婆要更高强度地务工务农，提供支持，挤压他们本就不多的养老资源；下对子辈，是农村单亲儿童得不到妥善的照顾和教育，身心健康受侵害。
山东师范大学吴存玉就关注到了婚姻脆弱家庭当中的孩子，并在2020年记录下这样两家人的处境。
一位被丈夫出轨抛弃的留守妇女，因为丈夫很少寄钱回家且有暴力倾向，她独自种地、打工，抚养3个儿子，生活艰难。三个儿子初中就辍学了，大儿子在镇上的养鸡场里捡鸡蛋，每个月挣三四百元，都交给家里开支，双胞胎小儿子，一个学汽修，一个学制作沙发，每人每月都交给母亲两百元补贴家用。
另一位是妻子离家出走而被抛弃的丈夫，他在外打工，3个孩子由奶奶和大伯照顾，兄妹早上经常饿着肚子上学，放学后还要帮大伯干活，扫地做饭、下田赶鸭、拉土搬砖，暑假去父亲打工的地方团聚，却是一起帮忙做工，从早晨7点到晚上11点都在车间里干活，饿了啃几个凉馒头，中暑了缩在车间角落的纸箱子里休息。
04
“婚姻市场”的悖论
现代观念当中，让人从一段不幸福的婚姻当中解脱出来，是婚恋自由的表现，也是对人性的尊重，但采访和学者研究中频频出现的“婚姻市场”的描述字眼，却凸显了农村离婚现象中的悖论。
来自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宋丽娜的调研案例：陕西丰南村一位28岁妇女，早年被拐卖到四川山区，被迫成婚生女。2014年，她趁人不备逃回了娘家。娘家父母很快给她安排相亲，3个对象都未婚。其中2人愿出10万元彩礼迎娶她，并接受她的女儿；另1人家里稍穷，但长相较好，打工多年也有15万元积蓄，姑娘相中了他，最终亲事以8.6万元彩礼成交。
“婚姻市场上男女比例的失衡，提高了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谈判能力和要价能力，降低了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谈判能力，并且加剧了男性之间的婚姻资源竞争。再加上婚姻关系的伦理感衰落，道德感降低，规范婚姻关系的文化因素日渐式微，使得婚姻市场以及婚姻关系成了赤裸裸的市场竞争，竞争失利的男性便成为农村婚姻市场的最大受害群体。”宋丽娜撰文写道，而农村社会的婚姻门槛越来越高，城里房是标配，彩礼在失控，“结发为夫妻、白首不相离”愈发取决于“财富占有的丰富程度”。
农村再婚实践中，另一些倾向或规律也与“财富”有关：借助打工潮，离异女性可以华北奔沿海、中西部东望，而重返光棍的农村男性，寄希望于经济更不发达地区，比如云贵川乃至找越南新娘……“经济发展的区域失衡，也形成了婚配选择的区域失衡。”陈瑞燕告诉南风窗。
经济发展的区域失衡，也形成了婚配选择的区域失衡/《喊山》剧照
婚姻，是基于情感建立联系，富有人情味；而市场的规则，是竞争和优胜劣汰，不讲情面。当它们组合在一起，充满了“社会达尔文”的色彩，它基于拥有多少看得见的财富和资源，像商品一样将人分出高低优劣。
陈瑞燕甚至觉得，如果说过去，农村女性被异化为“生育工具”，如今农村男性也被异化为“牛马”，其实是对人更深层次的异化和双向物化。
当中，农村男性的困境尤甚。资源匮乏的光棍和重返光棍，不仅没能成家，还要承受村庄的舆论压力而“不配成家”，比如一个村支书就在广播大喇叭里批评那些不愿外出务工的光棍。
班涛认为，虽然成为光棍与重返光棍的男性还有大家庭做支撑，但终究自己的核心小家庭才是个体意义归属的来源。当失去组建家庭的信心时，他们也会失去向上奋斗的动力，仅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像是打一段时间零工、挣了点钱就回到农村，等花得差不多了再接着打零工，劳动时间和强度都不充分，他们也不会主动提高职业技能，而是停留在做简单、替代性强的工种。
“他们随波逐流，根本原因是他们已然被‘家’甩出成为原子的个体。”班涛总结道。
另一边，边远地区农村女性的确有机会利用婚姻主导权“嫁得更好”，但湖南师范大学齐薇薇的研究显示出，她们在当前“婚姻市场”中的上限。
她调研的是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离婚现象，地点在广东顺德一个工业化的富裕村庄，她称之为“全国农村的婚姻高地”。因为产业园名企集聚、就业机会多，外地女性大量流入，使得该地区婚姻市场上的适婚女性要多于本地适婚男性，女性又不占优势了。
这表现为，她们要不到高额彩礼，仅保持着礼仪礼节属性。尤其本地女性一般不会远嫁外地，择偶空间进一步缩小，反而加强了本地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男方家庭也更有底气拒绝或无视女方的诉求。
比如一对恋爱多年的男女谈婚论嫁时，因为外地女孩的父母要40万元彩礼拒不妥协，最后黄了；又或者一位本地男青年我行我素，因为生活琐事，结婚没多久，第三任妻子提出离婚。
《朝颜》剧照
现代语境当中，愈发成为“财富”象征而非“礼节”的高额彩礼像个怪胎异类，人们诟病它倒退回“卖女儿”的封建社会，同时以彩礼为目标的骗婚更加剧不幸，为高彩礼而黄了的亲事也绑架了婚姻自由；但也有很多人视其为物质保障，履行承诺的底气，是婚姻稳定的基石。
“确实复杂也比较诡异。”班涛说，他在浙江农村调研时就发现，男方也有给高额彩礼的，而女方也会给很高的陪嫁，当中虽有凸显家庭实力、提高名望，也有为儿女争婚后地位的考虑。
“也不一定市场经济越发达，彩礼观念就一定越来越弱。”班涛解释，“人们常说‘爱情不能用金钱衡量’，但生活蛮硬的，怎么证明你对女方的重视，怎样提供好的生活，说‘爱她’不是也很单薄吗？”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好像陷入了新的困境。在农村尚未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农民在婚姻家庭当中已饱尝失衡现代性的后果。
作者 | 南风窗记者施晶晶
编辑 |向由
在河南农村调研的时候，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陈瑞燕常在村里老农身上感受到对“离婚现象”滔滔不绝的关切。
在他们朴素的生活观里，家庭幸福意味着团圆美满，但许多家庭正经历“妻离子散”的现实，“离婚”成为继“光棍”之后，农村的又一婚配困境。
刻板印象中，农村婚姻相对稳固，闹离婚多是“城市现象”，但数据表明，农村夫妻也在经历不亚于城镇的婚姻危机。
在西南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农村离婚率自2019年起呈上升趋势，到2022年时，农村离婚占该县离婚总数的95%；在云南富源县，2020年的农村离婚登记人数占比60%；再到西北甘肃庆阳，2012～2018年的7年间，农村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诉讼离婚案件年均增加约250件；富庶如顺德某工业化村庄，2009～2019年的10年间，离婚同样呈上升趋势，“90后”成为离婚主体。
部分农村的离婚率呈上升趋势/《亲爱的小孩》剧照
同样是离婚，但就业机会、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风俗观念的城乡差异，决定了我们无法单纯用城市经验理解农村夫妻的离婚逻辑。
这也是一批农村社会学者持续研究的原因。不同地区的实地调研发现，尤自2010年起，随着务工群体人数进一步扩大，农村离婚潮尤为显著，群体特点也鲜明：离婚夫妻以青年为主，婚姻持续时间短，且提出离婚的主要是女性。
以甘肃庆阳为例，2018年时，农村女性平均离婚年龄已逐年递减至35.7岁，此前7年间，由女方先提出离婚的占比超8成。
在婚恋自由的现代，人们当然有自主选择权，但在趋于保守的农村社会，是什么推就了离婚潮，又为什么是女性主导了离婚？离婚之后，农村青年男女过得更好了吗？
理解村庄的家庭巨变，找到其中风险因素是更有意思也更有价值的事，因为它充分展现了农村夫妻、婆媳、亲子关系如何被微妙地重构，又生出哪些新隐患，这都比离婚本身有着更为深远持久的社会影响力。学者们也由此担忧：以婚姻为原点织就的农村家庭关系，从一种失衡走向另一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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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的复杂光谱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师班涛是一名农村家庭社会学研究者，过去10年间，他在全国20个省市100多个村庄驻村调研，也很早感知到，农村离婚率显著增长成为各地村庄的普遍现象，一些极端个例震荡他的过往认知。
班涛是“85后”，老家在安徽淮南，小时候也听说过，村里的妇女宁愿以喝药来逼迫好赌的丈夫回到正轨、好好过日子，也不会选择离婚；但他在陕西梅县调研的一桩悲剧，是一对农村夫妻因为媳妇花钱不够节省引发夫妻争吵，媳妇跑回娘家，坚决要离婚，丈夫公婆反复劝说无效，婆婆于大年三十投水自杀。
极端案例不仅表明农村婚姻关系已不像过去那般稳定，也反映出农村家庭关系和地位的新变化。班涛也在探究，中国农村离婚现象何以突出，它的整体性特征是什么？
中国农村众多，区域之间存在差异。班涛发现，从离婚发生的原因来看，城郊村以日常生活摩擦型居多，远郊村则以男性经济贫乏型居多。
在城郊村，家务和育儿是日常生活摩擦的主要来源。“我们现在问的年轻女孩，最反感的就是丧偶式育儿。”班涛对南风窗解释。
农村夫妻离婚的原因存在差异/《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剧照
城郊女性往往更早受现代观念影响，多有自己的工作，收入还可能高于丈夫，她们突破了“相夫教子”的传统分工，不愿意成为家庭保姆，也要求丈夫参与家务和育儿，生育后有返回职场的计划，而当男性保留着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念表现出懈怠时，摩擦就此产生。以生育为节点，婚后2～3年是高敏区。
相比之下，数量更多的中西部远郊村更容易因为“贫贱夫妻百事哀”而离婚，首要因素是经济条件，其次才是性格不合、身心缺陷、出轨暴力赌博等恶习。
班涛告诉南风窗，典型如华北农村，因为男女性别比失衡严重，农村女性有更大的择偶空间，对男方经济条件也提高了要求，进城买房几乎成了标配，而倘若达不到，就会加剧离婚风险。
而造成农村男性婚后经济贫困的原因之一，是婚前约定的高额彩礼。
班涛对南风窗举例：“我的安徽淮南老家，彩礼就要二三十万（大致相当于5～10年的打工收入），早10年前，你可能在镇上买套房就行，但现在最起码要在县城买房，那至少要五六十万，首付基本上是男方父母出的，还有相应的酒席三金等婚庆开支，至少大几十万是肯定要的……男方家庭很少有因为孩子结婚不负债的，尤其在北方农村，出现了‘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而不再提原来的‘多子多福’。”
在远郊村，本地务工机会少、收入有限，为了还债还贷，男性普遍外出务工，而低学历限制了年轻男性的职业晋升，他们不得已的退路和出路，是上工地下煤矿海上漂，从事高风险、高劳动强度的工作换取相对高的收入。
为“挣老婆本”和“减轻债务”的努力，是过去20年间，1.7亿外出农民工大军的家庭动力——但外出务工的一大风险，是大量农村夫妻长期分居，而农村婚姻在顾此失彼当中飘摇。
外出务工造成大量农村夫妻长期分居，农村婚姻也变得不稳定/《做工的人》剧照
长期分居是婚姻越轨的温床。2018年，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李永萍驻长春某村调研时发现，全村平均每8户人家就有一户离婚，而夫妻一方或双方有婚外情的现象更严峻。他们多通过社交软件找到婚外情对象，“一般在离村子十里地的范围之内”，而外出务工是婚外情的一大诱因。他们当中，在四十岁左右离婚的中年夫妻超过半数，还出现了“儿子结婚、父母离婚”的现象。
过去，离婚有损声誉，双方父母乃至族亲会对闹离婚的夫妻“劝和不劝分”，村庄内部也会形成舆论压力，离婚的女性不受娘家待见，乃至无家可归，这也是以往农村婚姻的一大稳定器。
但如今情况不同了，离婚的阻力大大削弱，离婚从家族、村庄的公开事务，变成个人私事。
在河南调研时，陈瑞燕遇到一对父母，女婿2年没进娘家门了，过年时女儿总是一个人回来，他们也不清楚在武汉分居的女儿女婿是否离了婚。因为长期离家，班涛在成都农村调研时，一对父母过了好久才知道自己的儿子离婚了，而询问村民，很多人其实也不清楚村庄内部的离婚状况，那不再是他们的谈资，也缺少信源。
“现在大家没有那么多兴趣去八卦，倾向于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婚姻也从大家庭里分离出来，变成夫妻之间的事情。”陈瑞燕告诉南风窗，“不只是离婚，村庄的公共性都在消解。”
02
女性掌握离婚主导权
女性先提出离婚是农村离婚现象的鲜明特征。
不仅如此，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师卢飞，从四川5区县763份农村离婚判决书中更发现，在少部分由男性提出的诉讼离婚中，主因是女方长期离家出走而被迫离婚，更凸显“女性主导”色彩。
这打破了传统认知，因为我们习惯于认为，女性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无力无助、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即便在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氛围里，常见个人叙事当中，离婚仍有多重阻力或顾虑，坚决突围者也因此被赋予“勇于抗争”“追求独立与平等”的积极意义。
那么当农村妇女掌握了离婚主导权，会是类似“娜拉出走”，彰显女性进步性的解放叙事吗？
“其实它还不太一样”“至少不是我们常说的主体性觉醒”，班涛和陈瑞燕倾向于否定回答。至少在他们调研农村离婚现象的经验判断里，这种理解不准确、还可能是极大的误解。
《出走的决心》剧照
陈瑞燕举例，她在河南农村访谈过一位二婚妇女，前夫会体贴人，两人其实挺聊得来，她之所以离婚，是觉得前夫不太会挣钱，工作不稳定，却在吃喝玩乐上大手大脚花钱，夫妻由此吵架，而女方父母的不看好也起了催化作用——这也呼应了多份调研得出的“经济条件差是离婚首要因素”的结论。再婚之后，她的第二任丈夫是另一种类型，人卖力、会挣钱，只是心眼实、嘴不甜，两人情感交流少，但她的经济压力和舆论压力变小了。
陈瑞燕对南风窗解释，在这位农村妇女的第一段婚姻里，不是说她在家庭里面受到压迫，权益受到了侵害，从中生发出主体性，迫使她以‘离婚’抗争，而是说前任的财富积累，没有办法让她在家族和村庄内部赢得体面，因此离婚。“其实是对于物质和面子的追求，尤其如果家庭整体上不能蒸蒸日上，尽快攒钱进城买房，都会受到来自村庄的舆论压力。”
一份对鲁西北村民的访谈记录道出了这份舆论压力的意味：“夫妻之间虽然打仗生气，但你不能落队，该挣钱的挣钱，该干活的干活。玩的没底子，会让人笑话。村民笑话不会过日子的人。日子过好了别人看得起，过不好谁都撇嘴。”
村庄的舆论压力也会内化成村民的心理压力。对比同村玩伴的婚后处境，一位村民说得更直白：“她老公有本事在外打工挣了很多钱，给她买好衣服，买进口化妆品……我娘家村里的人都说她的婚姻非常幸福……她就是命好，嫁个有钱人。我就是命苦啊，嫁个穷光蛋，不仅生活上辛苦，还经常吵架，日子真是没法过下去了，趁年轻就离呗。离婚后两个孩子给他养，我一个女人也管不了他们。”
曾经，离婚的农村妇女之所以饱受污名，往往是因为品行有亏或因无法生育而被驱逐，“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观念下，离婚妇女往往不受娘家待见，但如今这些污名已经淡化。
对离婚女性的偏见和污名在逐渐淡化/《亲爱的小孩》剧照
同样是“过日子”，村庄内部的舆论压力从对离婚的污名和批判，转向经济实力的对比。村民普遍重视的是家庭生活安逸的状态和结果，而过程之中的离婚再婚已逐渐为村民所接纳。
这具体表现为：离婚的农村妇女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回不了娘家而无家可归，哪怕宁缺毋滥，也不愁再嫁；甚至村民口中一些“心术不正的娘家人”，会因高彩礼诱惑而鼓励女儿离婚再嫁。
“特别是华北农村，因为过去‘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它先天性地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而后天又有大量适婚女性外出务工，以致本地适婚女性少，优势地位由此凸显，还出现一类情况，女方还没离婚，媒人已经踏上门给介绍对象了。二婚时，男方同样要支付高额彩礼，和初婚一样操办。”班涛说。
当一段婚姻因为低生活质量而失去吸引力，离婚的代价和阻力全方位减弱，而替代选项还有很多，农村女性由此获得了显著的婚姻主导权。然而过程之中，她们并非为“反抗压迫寻求解放”，“权利意识”仍然朦胧，更多是在稀缺和抢手的性别格局当中，以另一种更实惠有利的方式，逆转了自己在原有父权制结构中的弱势地位。
03
另一种失衡
去年的一次调研，陈瑞燕发现：农村男光棍迎来了“新春天”。
原先村民估计大概要单身一辈子的大龄男青年，这两年也开始结婚了，他们的媳妇多是离了婚的女性，而在村民的评价里，再婚的妇女过得一般都比初婚好。
然而离婚的农村男性，再婚非常困难。因为普通家庭在初婚当中耗尽财力，无力负担再婚的高额彩礼，最终重返光棍。反倒是原先的光棍经过了一轮财富积累，更有比较优势。“离婚之后的男性，在农村里的地位比光棍更低。”陈瑞燕说。
农村夫妻离异后各自再婚成本“男高女低”、生活处境“女向上男向下”的鲜明对比，同样超出了经验，而这不只是强化了农村女性离婚时的主导权，也增强了她们在家庭生活当中的话语权和优势地位。
“不是说农村女性地位提升有什么问题，而是女性承担的义务减弱了，是在‘权利义务’失衡的情况下提升的。”班涛说，在农村，那部分表现为，她们不用工作或下地劳作，家务由婆婆承担，主要角色是带孩子。而离婚之后，女方大多放弃对子女的抚养权，不履行抚养义务或支付抚养费，交由男方单独抚养，形成了“抛夫弃子”的局面。
李永萍把当中的女性婚姻主导权称之为“无义务的权利”，认为它突破了“家庭政治”的框架，导致了家庭生活伦理内容的空洞化。
《心迷宫》剧照
“去问农村的老人，他们都会跟你讲，现在娶了个儿媳妇，就是等于娶了一个菩萨，都要给它供起来，否则儿媳妇一不高兴闹离婚的话，就会面临儿子重返光棍的风险。”班涛说，而与“菩萨”类似的另一种比喻叫“农村少奶奶”。
这意味着农村婆媳关系正在重构，而婆婆“刁蛮耍横”的形象正成为过去时，婆媳从对“当家权”的争夺当中挣脱出来，进入到“婆婆讨好儿媳”的局面。
陈瑞燕见过，婆婆因为儿媳的衣服材质娇贵不能放洗衣机而单独代为手洗；听到儿媳妇回来了，赶忙放下麻将回去做饭，眼神举止里唯恐怠慢。
当中也透露着更多异样。典型的是这样一位婆婆，她早年丧偶，独自抚养儿女长大成家，如今儿子外出务工，她和儿媳守着五六岁大的孙子在村子里生活。家务农活和带孙子基本是婆婆在做，儿媳没有工作，婆婆也不想她出去打工，以免她“心思变坏，跟别人跑了”。陈瑞燕想和儿媳聊聊，婆婆拒绝了，她显然不想儿媳和外人有不必要的接触，尽管互联网很容易突破这道防线。
陈瑞燕将这种表面和谐但暗藏异样感的状态形容为“圈养”，但在儿子因为务工而离家时，如今许多婆婆都在小心翼翼地从旁帮助儿子降低离婚的风险，成为“讨好型守卫者”；而在外务工的丈夫，往往采取周期性在家、给妻子买衣服礼物、多做家务说好话，策略性地维系婚姻，逆转了过去农村妇女常常得在丈夫和公婆面前忍气吞声的局面。
“它没有实现理想意义上的关系平等，夫妻、婆媳之间的关系，是由以前的一种失衡状态，现在到了另外一种失衡状态。”陈瑞燕说。
在这种失衡状态里，班涛更担心的是“关系挤压”。在他的观察里，越是结婚成本高的地方，婚姻对家庭代际关系的挤压越厉害。那位因为儿媳坚决要离婚而投水自尽的陕西婆婆，就是挤压之凌厉的极端显现。
越是结婚成本高的地方，婚姻对代际关系的挤压越厉害/《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剧照
更多见的代际挤压，是上对父辈，公婆要更高强度地务工务农，提供支持，挤压他们本就不多的养老资源；下对子辈，是农村单亲儿童得不到妥善的照顾和教育，身心健康受侵害。
山东师范大学吴存玉就关注到了婚姻脆弱家庭当中的孩子，并在2020年记录下这样两家人的处境。
一位被丈夫出轨抛弃的留守妇女，因为丈夫很少寄钱回家且有暴力倾向，她独自种地、打工，抚养3个儿子，生活艰难。三个儿子初中就辍学了，大儿子在镇上的养鸡场里捡鸡蛋，每个月挣三四百元，都交给家里开支，双胞胎小儿子，一个学汽修，一个学制作沙发，每人每月都交给母亲两百元补贴家用。
另一位是妻子离家出走而被抛弃的丈夫，他在外打工，3个孩子由奶奶和大伯照顾，兄妹早上经常饿着肚子上学，放学后还要帮大伯干活，扫地做饭、下田赶鸭、拉土搬砖，暑假去父亲打工的地方团聚，却是一起帮忙做工，从早晨7点到晚上11点都在车间里干活，饿了啃几个凉馒头，中暑了缩在车间角落的纸箱子里休息。
04
“婚姻市场”的悖论
现代观念当中，让人从一段不幸福的婚姻当中解脱出来，是婚恋自由的表现，也是对人性的尊重，但采访和学者研究中频频出现的“婚姻市场”的描述字眼，却凸显了农村离婚现象中的悖论。
来自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宋丽娜的调研案例：陕西丰南村一位28岁妇女，早年被拐卖到四川山区，被迫成婚生女。2014年，她趁人不备逃回了娘家。娘家父母很快给她安排相亲，3个对象都未婚。其中2人愿出10万元彩礼迎娶她，并接受她的女儿；另1人家里稍穷，但长相较好，打工多年也有15万元积蓄，姑娘相中了他，最终亲事以8.6万元彩礼成交。
“婚姻市场上男女比例的失衡，提高了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谈判能力和要价能力，降低了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谈判能力，并且加剧了男性之间的婚姻资源竞争。再加上婚姻关系的伦理感衰落，道德感降低，规范婚姻关系的文化因素日渐式微，使得婚姻市场以及婚姻关系成了赤裸裸的市场竞争，竞争失利的男性便成为农村婚姻市场的最大受害群体。”宋丽娜撰文写道，而农村社会的婚姻门槛越来越高，城里房是标配，彩礼在失控，“结发为夫妻、白首不相离”愈发取决于“财富占有的丰富程度”。
农村再婚实践中，另一些倾向或规律也与“财富”有关：借助打工潮，离异女性可以华北奔沿海、中西部东望，而重返光棍的农村男性，寄希望于经济更不发达地区，比如云贵川乃至找越南新娘……“经济发展的区域失衡，也形成了婚配选择的区域失衡。”陈瑞燕告诉南风窗。
经济发展的区域失衡，也形成了婚配选择的区域失衡/《喊山》剧照
婚姻，是基于情感建立联系，富有人情味；而市场的规则，是竞争和优胜劣汰，不讲情面。当它们组合在一起，充满了“社会达尔文”的色彩，它基于拥有多少看得见的财富和资源，像商品一样将人分出高低优劣。
陈瑞燕甚至觉得，如果说过去，农村女性被异化为“生育工具”，如今农村男性也被异化为“牛马”，其实是对人更深层次的异化和双向物化。
当中，农村男性的困境尤甚。资源匮乏的光棍和重返光棍，不仅没能成家，还要承受村庄的舆论压力而“不配成家”，比如一个村支书就在广播大喇叭里批评那些不愿外出务工的光棍。
班涛认为，虽然成为光棍与重返光棍的男性还有大家庭做支撑，但终究自己的核心小家庭才是个体意义归属的来源。当失去组建家庭的信心时，他们也会失去向上奋斗的动力，仅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像是打一段时间零工、挣了点钱就回到农村，等花得差不多了再接着打零工，劳动时间和强度都不充分，他们也不会主动提高职业技能，而是停留在做简单、替代性强的工种。
“他们随波逐流，根本原因是他们已然被‘家’甩出成为原子的个体。”班涛总结道。
另一边，边远地区农村女性的确有机会利用婚姻主导权“嫁得更好”，但湖南师范大学齐薇薇的研究显示出，她们在当前“婚姻市场”中的上限。
她调研的是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离婚现象，地点在广东顺德一个工业化的富裕村庄，她称之为“全国农村的婚姻高地”。因为产业园名企集聚、就业机会多，外地女性大量流入，使得该地区婚姻市场上的适婚女性要多于本地适婚男性，女性又不占优势了。
这表现为，她们要不到高额彩礼，仅保持着礼仪礼节属性。尤其本地女性一般不会远嫁外地，择偶空间进一步缩小，反而加强了本地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男方家庭也更有底气拒绝或无视女方的诉求。
比如一对恋爱多年的男女谈婚论嫁时，因为外地女孩的父母要40万元彩礼拒不妥协，最后黄了；又或者一位本地男青年我行我素，因为生活琐事，结婚没多久，第三任妻子提出离婚。
《朝颜》剧照
现代语境当中，愈发成为“财富”象征而非“礼节”的高额彩礼像个怪胎异类，人们诟病它倒退回“卖女儿”的封建社会，同时以彩礼为目标的骗婚更加剧不幸，为高彩礼而黄了的亲事也绑架了婚姻自由；但也有很多人视其为物质保障，履行承诺的底气，是婚姻稳定的基石。
“确实复杂也比较诡异。”班涛说，他在浙江农村调研时就发现，男方也有给高额彩礼的，而女方也会给很高的陪嫁，当中虽有凸显家庭实力、提高名望，也有为儿女争婚后地位的考虑。
“也不一定市场经济越发达，彩礼观念就一定越来越弱。”班涛解释，“人们常说‘爱情不能用金钱衡量’，但生活蛮硬的，怎么证明你对女方的重视，怎样提供好的生活，说‘爱她’不是也很单薄吗？”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好像陷入了新的困境。在农村尚未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农民在婚姻家庭当中已饱尝失衡现代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