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让美国内部和全球秩序重新洗牌。
他的再度当选，所凸显的核心情绪是美国的“分裂”，这种分裂不仅体现在政治立场的对立上，更深刻反映了美国社会与选民内心的割裂。
与此同时，世界将迎来又一个不可预测的美国。保护主义卷土重来，隐忧与悲观情绪蔓延，特朗普信誓旦旦要止战，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将以和谈收场还是会积压更多隐患，成为未知之数。
过去一年，中美之间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沟通通道，但尚未来得及取得更多成果，特朗普的回归搅乱了节奏。未来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或将走向进一步竞争或对抗，尤其在关税、投资和人文交流等领域。总而言之，特朗普的当选不仅搅动美国自身，也将在全世界掀起新一轮风浪。
特朗普将带来不可逆影响
特朗普的当选无疑是美国部分民众愤怒情绪的集中体现，但这仅代表了美国一半的选民。从更广泛的选民视角来看，这种情绪反映出的是社会的分裂与普遍困惑。选民群体似乎被一堵无形的墙隔开，一半沉浸在愤怒中，另一半则陷入迷茫与不解。
◆特朗普回归，凸显了美国选民内心的割裂。
对于那些坚定支持特朗普的选民而言，他们的愤怒情绪相较于过去几年更为强烈且复杂。这背后是一系列长期存在且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市场不稳定、移民政策争议、“文化战争”等。这些问题如同潜藏的暗流，不断侵蚀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同时，他的支持者们也普遍持有一些难以简单用对错评判的观念，如认为2020年大选民主党存在系统性作弊，非法移民影响选举结果，甚至特朗普本人遭受了司法迫害与生命威胁等，这些观念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成为支持特朗普的重要情感基石。
◆大选之夜，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其获胜后兴奋地庆祝。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愤怒情绪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一些基础性的情绪之上。这些情绪包括对精英统治的强烈不满、对文化战争的抵制，以及对所谓“Woke（觉醒）文化”的排斥。这些情绪持续存在，甚至可能随着事态发展而进一步加剧。
这让另一半支持哈里斯乃至民主党的选民困惑不解，他们无法理解美国为何会走向如此分裂的道路，内心深处充满了对自己笃信的自由主义政治路线的反思与迷茫，对美国本质、价值观及基本理念的深刻疑惑，从而对美国的未来方向感到不安。
面对困惑时，我建议我们应保持谨慎与开放的态度，避免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进行过于苛刻或者全然的评判。当众多选民通过投票表达愤怒与不满时，显然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社会现象。
特朗普的两次当选揭示了美国社会深层次的问题与挑战，促使人们开始正视并广泛讨论这些问题，而非逃避或无视。关键在于，这些问题被提出后，是否能伴随有效的解决方案。
就业、通胀和移民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真实挑战，急需有效解决。同时，关于特朗普是否受到迫害的指控，尽管真实性尚待考证，但反映出美国政治与司法体系的复杂关系，同样值得思考。但究竟共和党与民主党谁能够具备引领美国走出困境、解决深层次问题的能力，依然存疑。
◆大选当日胜负局面已定后，哈里斯的支持者失望落泪。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通常被认为比民主党的更有利于发展经济，但我认为其政策未必就能解决眼前的通胀问题。事实上，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通胀问题或将更为凸显，这主要归因于他的加征关税计划。
通胀成因错综复杂，并非关税单一因素所能左右，货币发行量、美联储的政策等财政因素同样对通胀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特朗普上台后加征关税将进一步加大供需矛盾，导致通胀风险上升，增加物价上涨的压力。
虽然特朗普的政策中诸如减税、加强监管和降低企业所得税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的果实未必能惠及全民，反而贫富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
当选后不到一个月，特朗普陆续提名了20多名内阁成员，其中不乏对华鹰派以及对移民问题持强硬态度的候选人。此外，他还提名了多位高级别官员人选。但其提名过程争议不断，不仅多人资历受到质疑，司法部长候选人马特·盖茨（已退出提名）和国防部长候选人皮特·海格塞斯还卷入性丑闻中。
有分析指出，由于部分提名恐难通过参议院的审核，特朗普或将采用“休会任命”的方式绕过参议院组阁。他特意优先挑选忠诚的非建制派人士，这一策略反映出他试图摆脱首届任期中所谓“深层政府”等力量的掣肘，从而实现“抽干华盛顿沼泽”的口号。
此次内阁人选调整无疑将在华盛顿引发巨大震动。尽管“抽干沼泽”的表述难以精确界定，更多像是一种文学比喻，但特朗普的举动将对华盛顿的建制派产生强烈冲击。他任命的这些官员既非最初支持他的群体，也非外界预测的极端派或反建制人选。相反，他选择了一些相对低调但同样决心改革华盛顿权力和国家机器的人士。
这批人选及其议程显示出特朗普深度改革的决心，例如任命马斯克为政府效率部负责人等，这些举措可能导致许多官员离职或易职，标志着美国国内一次重大的政治与行政变革。
◆特朗普任命马斯克为政府效率部负责人。
至于四年后建制派是否会卷土重来，同样充满变数。从历史来看，很少有后来者能够恢复如初，颠覆特朗普所有举措的可能性不大。更大的概率是，特朗普将对美国政治和政府运作方式产生深远且永久性的影响。尽管“沼泽”是否会被彻底抽干尚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变革将对华盛顿的政治生态产生重大影响，某些改变或将是不可逆转的。
他将优先关注哪些议题？
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保护主义和优先主义的回归将对盟友关系和国际秩序产生冲击，从而让美国盟友倍感忧虑。主要担忧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与盟友关系的疏离，二是美国对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热情的减退。但这些担忧不应被过分夸大，具体变化程度仍需时间来验证。
欧洲盟友对乌克兰问题的走向尤为关注。特朗普曾表示，要迅速解决乌克兰问题，但是否能真正理顺局势尚难预料。俄乌问题的处理结果将直接影响到美欧关系。如果局势朝着欧洲和乌克兰不希望的方向发展，欧洲将会感到失望，这将对美欧联盟及北约建设构成严峻挑战。
另一个让美国盟友担忧的问题是，美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或将进一步下降。作为世界大国，美国过去在维护国际秩序和处理全球性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特朗普对此并不热衷。盟友们担心，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和影响力会因此减弱。
然而，欧洲盟友虽然对这一变化感到不安，但他们深知并无其他太多选择。由他们建立自主防御体系或自行解决乌克兰问题，短期内恐怕难以实现。因此，尽管心存忧虑，但欧洲盟友们并不认为存在有效替代方案来取代美国的介入。反之，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这些盟友来帮助其实现其目标，例如印太战略。因此，美国的盟友体系虽然会有所变化，但变化程度不应被过分夸大，最终以组织形式呈现的平衡方式不会有太大变化。
特朗普上台后，其处理国际与国内事务的优先顺序颇为明确，他首先会将着力点放在国内问题上，尤其是移民问题被视为优先事项，该议题对特朗普至关重要，不仅因为它是国内的首要问题，更是他兑现竞选承诺、赢得选民支持的关键所在。预计特朗普上任之初就会迅速推出一系列相关措施。
紧随其后的是俄乌问题，这是他需要亲自介入并投入较多精力去处理的议题。在中东问题上，他倾向于通过进一步支持以色列来解决问题，不愿让美国深度介入其中。
◆2024年9月2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就结束俄乌冲突问题在纽约举行会谈。
尽管彻底解决移民、中东和俄乌问题并非易事，但应该会有实质性进展。在移民问题上，特朗普计划修建隔离墙、设立监狱收容所并强制遣返非法移民，这些措施若得到有效实施，将对非法移民产生显著的遏制作用；至于俄乌问题，交战双方已表现出较明显的疲惫状态，特朗普的介入或许能为双方提供一个达成停火安排的机会；中东问题上，美国对以色列的持续支持有望使以色列在短期内获得军事优势，从而或将促成短期停火，但长期来看，这一问题只能被暂时缓解，巴以矛盾恐怕还会加剧。
◆2024年12月22日，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凤凰城发表了90分钟的演讲，承诺美国新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
如何与对华鹰派打交道？
2024年11月中旬，中美领导人在秘鲁利马进行了拜登任内的第三次面对面会晤。此次会晤是在经合组织（APEC）框架下的正常会晤，一些人说这是在向未来的特朗普政府喊话，但事实上，这更多是拜登在其剩余任期内完成相关工作的一环。
总体而言，拜登政府四年来的对华政策相对稳健，但略显保守。执政初期，拜登主要致力于与盟友修复关系，忽视了对华关系，这从稳定中美关系的角度看是一个遗憾。此外，一些突发事件（比如“气球事件”）也影响到两国关系的改善进程。
2024年的中美关系延续了上一年的稳定态势，这一年是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的成果落实之年，也是中美合作恢复与推进的关键时期。自2023年11月中美领导人在旧金山会晤以来，双方不仅保持稳定沟通，还采取了不少实际行动推动合作，取得了实质性成效，两国间的气氛也略有改善。
◆2024年11月16日，中美领导人在利马举行会晤。
12月16日，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表态，美中两国联手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特朗普2025年1月上台后，预计中美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上的合作恐将陷入停滞，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参与度或将大幅下降。中国可能会加强与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的合作，并与美国的一些地方性机构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构成真正的全球治理。
应对这些挑战时，中国需做好充分准备，特别是针对美国的关税调整、投资限制、移民政策变化及人文交流受阻等问题。同时，中国应继续坚持开放政策，通过实际行动减少特朗普上台带来的潜在冲击。
特朗普任命的这些鹰派人士，如国务卿人选卢比奥、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等人，均持有对华强硬立场，可能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更加紧张的竞争或对抗状态。特朗普团队内部分歧很大，美方未来的具体行动取决于他们内部博弈的结果以及中美互动的情况。其中，关税、投资及人文交流等领域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到2025年3月、4月，或许能看到一些具体行动。
中方应从三方面着手准备，一是针对特朗普可能发布的关税措施制定应对策略，相信相关部门已在进行此类准备；二是与特朗普团队积极沟通，争取推动美方的政策朝积极方向转变；三是专注于自身发展，做好自己的事，通过继续推进市场开放、支持多边主义等举措，以实际行动应对挑战。
中方应明晰自身立场
对中方来说，关税是当前急需应对的重要议题之一，但特朗普的具体操作方式尚不确定。存在三种可能性：一是直接增加关税以推动脱钩；二是先加关税作为施压手段，观察中方反应；三是先谈判，根据结果决定是否增加关税。目前来看，第二种可能性较大，特朗普会将增加关税作为重塑产业链和平衡财政的手段。
◆关税是中方当前急需应对的重要议题之一。
至于台海问题，我认为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采取过激的行动介入台海问题。预计当前美国正在进行的对台军售、军援等活动将会持续。美国可能会通过加强自身军事能力建设和对台湾当局的军事支持来增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然而，特朗普政府可能倾向于通过加强威慑和提升美台军事力量来保持地区平衡，同时极力避免军事冲突乃至战争的发生。
当前情境下，预计中美间大规模、有意识的冲突不太可能发生。但我们仍需警惕，在加强威慑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意外，从而引发冲突。
对于通过高层交往来改善关系的做法，可以持积极态度，但不必报太高期待。领导人若有机会见面沟通最好，但特朗普是否仍是一名交易型总统，以及是否愿意与中国进行交易尚不确定。经过第一任期后，他对中国的看法有可能已经发生变化。
至于马斯克等人在中美之间能否发挥穿梭外交的作用，也不好说。在国际关系中确实需要非正式沟通渠道来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然而，谁能够承担这一角色，以及商界力量是否能有效介入，仍无法明确判断。如果有人能建立起这样的联系，无疑是积极的，但即使建立了联系，也不一定能确保协议的达成。中美关系复杂多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因此，需要保持开放但非一厢情愿的态度。
在2024年11月举行的两场国际峰会上，中方与拉美国家深化了经贸合作，同时与美国一些盟友的关系似乎也出现了缓和迹象。特朗普上台前的过渡期确实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机遇。一方面，中国有意愿改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对美国当前政策的疑虑也为它们改善对华关系提供了可能。
然而，不能对此过于乐观。毕竟美国与其盟友的亲近程度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更为深厚，他们之间存在许多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这些盟友可能认为，美国当前的状态只是暂时的，未来有望恢复正常。
此外，中国与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现实利益冲突，如领土和领海争议。因此，中美关系的好转或稳定并不能直接导致中国与美国这些盟友关系的全面改善。这个机遇是有限的，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和互动才能实现。
从国际层面来看，全球化正在退潮，很多国家的议程与政策都逐步转向民族主义，这在过去的大选年间表现显著。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趋势。
面对特朗普的卷土重来，我们应当思考、认定何为正确之道，并坚守这一信念。若我们认为世界正在重返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时代，那么经历过短期摩擦之后，或许会发现中美的世界观更为相近。反之，若我们坚持全球化、互联互通的理念，则需认识到特朗普的做法与之相悖，不应跟从。关键在于，我们要明晰自身的立场与价值观。
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让美国内部和全球秩序重新洗牌。
他的再度当选，所凸显的核心情绪是美国的“分裂”，这种分裂不仅体现在政治立场的对立上，更深刻反映了美国社会与选民内心的割裂。
与此同时，世界将迎来又一个不可预测的美国。保护主义卷土重来，隐忧与悲观情绪蔓延，特朗普信誓旦旦要止战，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将以和谈收场还是会积压更多隐患，成为未知之数。
过去一年，中美之间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沟通通道，但尚未来得及取得更多成果，特朗普的回归搅乱了节奏。未来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或将走向进一步竞争或对抗，尤其在关税、投资和人文交流等领域。总而言之，特朗普的当选不仅搅动美国自身，也将在全世界掀起新一轮风浪。
特朗普将带来不可逆影响
特朗普的当选无疑是美国部分民众愤怒情绪的集中体现，但这仅代表了美国一半的选民。从更广泛的选民视角来看，这种情绪反映出的是社会的分裂与普遍困惑。选民群体似乎被一堵无形的墙隔开，一半沉浸在愤怒中，另一半则陷入迷茫与不解。
◆特朗普回归，凸显了美国选民内心的割裂。
对于那些坚定支持特朗普的选民而言，他们的愤怒情绪相较于过去几年更为强烈且复杂。这背后是一系列长期存在且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市场不稳定、移民政策争议、“文化战争”等。这些问题如同潜藏的暗流，不断侵蚀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同时，他的支持者们也普遍持有一些难以简单用对错评判的观念，如认为2020年大选民主党存在系统性作弊，非法移民影响选举结果，甚至特朗普本人遭受了司法迫害与生命威胁等，这些观念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成为支持特朗普的重要情感基石。
◆大选之夜，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其获胜后兴奋地庆祝。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愤怒情绪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一些基础性的情绪之上。这些情绪包括对精英统治的强烈不满、对文化战争的抵制，以及对所谓“Woke（觉醒）文化”的排斥。这些情绪持续存在，甚至可能随着事态发展而进一步加剧。
这让另一半支持哈里斯乃至民主党的选民困惑不解，他们无法理解美国为何会走向如此分裂的道路，内心深处充满了对自己笃信的自由主义政治路线的反思与迷茫，对美国本质、价值观及基本理念的深刻疑惑，从而对美国的未来方向感到不安。
面对困惑时，我建议我们应保持谨慎与开放的态度，避免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进行过于苛刻或者全然的评判。当众多选民通过投票表达愤怒与不满时，显然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社会现象。
特朗普的两次当选揭示了美国社会深层次的问题与挑战，促使人们开始正视并广泛讨论这些问题，而非逃避或无视。关键在于，这些问题被提出后，是否能伴随有效的解决方案。
就业、通胀和移民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真实挑战，急需有效解决。同时，关于特朗普是否受到迫害的指控，尽管真实性尚待考证，但反映出美国政治与司法体系的复杂关系，同样值得思考。但究竟共和党与民主党谁能够具备引领美国走出困境、解决深层次问题的能力，依然存疑。
◆大选当日胜负局面已定后，哈里斯的支持者失望落泪。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通常被认为比民主党的更有利于发展经济，但我认为其政策未必就能解决眼前的通胀问题。事实上，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通胀问题或将更为凸显，这主要归因于他的加征关税计划。
通胀成因错综复杂，并非关税单一因素所能左右，货币发行量、美联储的政策等财政因素同样对通胀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特朗普上台后加征关税将进一步加大供需矛盾，导致通胀风险上升，增加物价上涨的压力。
虽然特朗普的政策中诸如减税、加强监管和降低企业所得税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的果实未必能惠及全民，反而贫富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
当选后不到一个月，特朗普陆续提名了20多名内阁成员，其中不乏对华鹰派以及对移民问题持强硬态度的候选人。此外，他还提名了多位高级别官员人选。但其提名过程争议不断，不仅多人资历受到质疑，司法部长候选人马特·盖茨（已退出提名）和国防部长候选人皮特·海格塞斯还卷入性丑闻中。
有分析指出，由于部分提名恐难通过参议院的审核，特朗普或将采用“休会任命”的方式绕过参议院组阁。他特意优先挑选忠诚的非建制派人士，这一策略反映出他试图摆脱首届任期中所谓“深层政府”等力量的掣肘，从而实现“抽干华盛顿沼泽”的口号。
此次内阁人选调整无疑将在华盛顿引发巨大震动。尽管“抽干沼泽”的表述难以精确界定，更多像是一种文学比喻，但特朗普的举动将对华盛顿的建制派产生强烈冲击。他任命的这些官员既非最初支持他的群体，也非外界预测的极端派或反建制人选。相反，他选择了一些相对低调但同样决心改革华盛顿权力和国家机器的人士。
这批人选及其议程显示出特朗普深度改革的决心，例如任命马斯克为政府效率部负责人等，这些举措可能导致许多官员离职或易职，标志着美国国内一次重大的政治与行政变革。
◆特朗普任命马斯克为政府效率部负责人。
至于四年后建制派是否会卷土重来，同样充满变数。从历史来看，很少有后来者能够恢复如初，颠覆特朗普所有举措的可能性不大。更大的概率是，特朗普将对美国政治和政府运作方式产生深远且永久性的影响。尽管“沼泽”是否会被彻底抽干尚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变革将对华盛顿的政治生态产生重大影响，某些改变或将是不可逆转的。
他将优先关注哪些议题？
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保护主义和优先主义的回归将对盟友关系和国际秩序产生冲击，从而让美国盟友倍感忧虑。主要担忧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与盟友关系的疏离，二是美国对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热情的减退。但这些担忧不应被过分夸大，具体变化程度仍需时间来验证。
欧洲盟友对乌克兰问题的走向尤为关注。特朗普曾表示，要迅速解决乌克兰问题，但是否能真正理顺局势尚难预料。俄乌问题的处理结果将直接影响到美欧关系。如果局势朝着欧洲和乌克兰不希望的方向发展，欧洲将会感到失望，这将对美欧联盟及北约建设构成严峻挑战。
另一个让美国盟友担忧的问题是，美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或将进一步下降。作为世界大国，美国过去在维护国际秩序和处理全球性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特朗普对此并不热衷。盟友们担心，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和影响力会因此减弱。
然而，欧洲盟友虽然对这一变化感到不安，但他们深知并无其他太多选择。由他们建立自主防御体系或自行解决乌克兰问题，短期内恐怕难以实现。因此，尽管心存忧虑，但欧洲盟友们并不认为存在有效替代方案来取代美国的介入。反之，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这些盟友来帮助其实现其目标，例如印太战略。因此，美国的盟友体系虽然会有所变化，但变化程度不应被过分夸大，最终以组织形式呈现的平衡方式不会有太大变化。
特朗普上台后，其处理国际与国内事务的优先顺序颇为明确，他首先会将着力点放在国内问题上，尤其是移民问题被视为优先事项，该议题对特朗普至关重要，不仅因为它是国内的首要问题，更是他兑现竞选承诺、赢得选民支持的关键所在。预计特朗普上任之初就会迅速推出一系列相关措施。
紧随其后的是俄乌问题，这是他需要亲自介入并投入较多精力去处理的议题。在中东问题上，他倾向于通过进一步支持以色列来解决问题，不愿让美国深度介入其中。
◆2024年9月2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就结束俄乌冲突问题在纽约举行会谈。
尽管彻底解决移民、中东和俄乌问题并非易事，但应该会有实质性进展。在移民问题上，特朗普计划修建隔离墙、设立监狱收容所并强制遣返非法移民，这些措施若得到有效实施，将对非法移民产生显著的遏制作用；至于俄乌问题，交战双方已表现出较明显的疲惫状态，特朗普的介入或许能为双方提供一个达成停火安排的机会；中东问题上，美国对以色列的持续支持有望使以色列在短期内获得军事优势，从而或将促成短期停火，但长期来看，这一问题只能被暂时缓解，巴以矛盾恐怕还会加剧。
◆2024年12月22日，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凤凰城发表了90分钟的演讲，承诺美国新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
如何与对华鹰派打交道？
2024年11月中旬，中美领导人在秘鲁利马进行了拜登任内的第三次面对面会晤。此次会晤是在经合组织（APEC）框架下的正常会晤，一些人说这是在向未来的特朗普政府喊话，但事实上，这更多是拜登在其剩余任期内完成相关工作的一环。
总体而言，拜登政府四年来的对华政策相对稳健，但略显保守。执政初期，拜登主要致力于与盟友修复关系，忽视了对华关系，这从稳定中美关系的角度看是一个遗憾。此外，一些突发事件（比如“气球事件”）也影响到两国关系的改善进程。
2024年的中美关系延续了上一年的稳定态势，这一年是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的成果落实之年，也是中美合作恢复与推进的关键时期。自2023年11月中美领导人在旧金山会晤以来，双方不仅保持稳定沟通，还采取了不少实际行动推动合作，取得了实质性成效，两国间的气氛也略有改善。
◆2024年11月16日，中美领导人在利马举行会晤。
12月16日，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表态，美中两国联手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特朗普2025年1月上台后，预计中美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上的合作恐将陷入停滞，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参与度或将大幅下降。中国可能会加强与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的合作，并与美国的一些地方性机构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构成真正的全球治理。
应对这些挑战时，中国需做好充分准备，特别是针对美国的关税调整、投资限制、移民政策变化及人文交流受阻等问题。同时，中国应继续坚持开放政策，通过实际行动减少特朗普上台带来的潜在冲击。
特朗普任命的这些鹰派人士，如国务卿人选卢比奥、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等人，均持有对华强硬立场，可能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更加紧张的竞争或对抗状态。特朗普团队内部分歧很大，美方未来的具体行动取决于他们内部博弈的结果以及中美互动的情况。其中，关税、投资及人文交流等领域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到2025年3月、4月，或许能看到一些具体行动。
中方应从三方面着手准备，一是针对特朗普可能发布的关税措施制定应对策略，相信相关部门已在进行此类准备；二是与特朗普团队积极沟通，争取推动美方的政策朝积极方向转变；三是专注于自身发展，做好自己的事，通过继续推进市场开放、支持多边主义等举措，以实际行动应对挑战。
中方应明晰自身立场
对中方来说，关税是当前急需应对的重要议题之一，但特朗普的具体操作方式尚不确定。存在三种可能性：一是直接增加关税以推动脱钩；二是先加关税作为施压手段，观察中方反应；三是先谈判，根据结果决定是否增加关税。目前来看，第二种可能性较大，特朗普会将增加关税作为重塑产业链和平衡财政的手段。
◆关税是中方当前急需应对的重要议题之一。
至于台海问题，我认为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采取过激的行动介入台海问题。预计当前美国正在进行的对台军售、军援等活动将会持续。美国可能会通过加强自身军事能力建设和对台湾当局的军事支持来增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然而，特朗普政府可能倾向于通过加强威慑和提升美台军事力量来保持地区平衡，同时极力避免军事冲突乃至战争的发生。
当前情境下，预计中美间大规模、有意识的冲突不太可能发生。但我们仍需警惕，在加强威慑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意外，从而引发冲突。
对于通过高层交往来改善关系的做法，可以持积极态度，但不必报太高期待。领导人若有机会见面沟通最好，但特朗普是否仍是一名交易型总统，以及是否愿意与中国进行交易尚不确定。经过第一任期后，他对中国的看法有可能已经发生变化。
至于马斯克等人在中美之间能否发挥穿梭外交的作用，也不好说。在国际关系中确实需要非正式沟通渠道来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然而，谁能够承担这一角色，以及商界力量是否能有效介入，仍无法明确判断。如果有人能建立起这样的联系，无疑是积极的，但即使建立了联系，也不一定能确保协议的达成。中美关系复杂多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因此，需要保持开放但非一厢情愿的态度。
在2024年11月举行的两场国际峰会上，中方与拉美国家深化了经贸合作，同时与美国一些盟友的关系似乎也出现了缓和迹象。特朗普上台前的过渡期确实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机遇。一方面，中国有意愿改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对美国当前政策的疑虑也为它们改善对华关系提供了可能。
然而，不能对此过于乐观。毕竟美国与其盟友的亲近程度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更为深厚，他们之间存在许多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这些盟友可能认为，美国当前的状态只是暂时的，未来有望恢复正常。
此外，中国与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现实利益冲突，如领土和领海争议。因此，中美关系的好转或稳定并不能直接导致中国与美国这些盟友关系的全面改善。这个机遇是有限的，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和互动才能实现。
从国际层面来看，全球化正在退潮，很多国家的议程与政策都逐步转向民族主义，这在过去的大选年间表现显著。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趋势。
面对特朗普的卷土重来，我们应当思考、认定何为正确之道，并坚守这一信念。若我们认为世界正在重返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时代，那么经历过短期摩擦之后，或许会发现中美的世界观更为相近。反之，若我们坚持全球化、互联互通的理念，则需认识到特朗普的做法与之相悖，不应跟从。关键在于，我们要明晰自身的立场与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