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中国在纪录片领域创下了一个世界之最，你可能难以想象。一部叫《中华之剑》的大型纪录片横空出世，在影片的开头制作组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表明了他们的决心：“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一次用300分钟以上的电视纪录片向公众展示自己所面临的毒品问题……这是正视现实的勇气，一次了不起的勇气。”
《中华之剑》不仅在勇气上令人钦佩，整部影片的拍摄制作水平之高，取材之真实，感情之投入，可以说超越了绝大多数热门纪录片，唯独因为技术的关系，画质的确无法做到赏心悦目。
随着开篇文字说明一字一字打出，由弦乐演奏出的诡异氛围背景音乐响起，紧接着沉重的旁白出现：“1994年的3月，当春城（昆明别称）的春意还没有漫到北国的时候，我们来到了西南边境寻找罂粟花。在我们的印象中，罂粟已经是一种稀有植物，大概是很难找到的，这里的路是绝少有人走的，当地的同志告诉我们，看到界碑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境外的罂粟花了。”
罂粟花，在自然界是绝美的，有的是白色的，有的花瓣边缘透着火一样的红色，有的是妖娆的紫红色，如果你不了解它，或许会因此而心生愉悦。就在我们认真欣赏影片中罂粟花的特写时，背景传来了一个女人毒瘾发作时痛苦的嚎叫声，给人带来了极大的生理冲击，正片开始了。
今天的年轻人还会时常听到关于公众人物吸毒的新闻，多是吸食大麻、冰毒，海洛因的大名已经很少听到了，但海洛因曾经给社会带来的破坏，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在云南大理第一戒毒所，有两位自愿戒毒的昆明姐妹，她们的本职工作是出租车司机，戒毒前每天吸食1-2克海洛因，两人每天的毒资高达500元，2年的吸毒史她们欠下了二三十万的债。那是1994年，全国人均工资每月只有不到400块。
更可怕的在后面，当记者问到她们认识的朋友大概死了几个？两姐妹回忆了一下，轻描淡写地说有五六个，其中一个18岁的男孩是她们看着死去的。好像这是圈子里最常见不过的事。
昆明市的张福娟，今年28岁，原本在改革开放后经商，生意不错还有十多万的存款，人漂亮又善良，5年前还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候选演员。当年用做生意赚来的钱开了一个饭馆，就有一些吸毒人员来吃饭，那天张福娟和丈夫吵架了，心情很不好，这些吸毒人员就假借安慰递给她一支放了海洛因的烟。
到现在，张福娟早已花光了积蓄，在母亲家卧床。因为常年注射毒品，她的脚到处都是溃烂，有一处已经烂到见骨，医生说她的脚骨头都黑了，因为血管硬化已经不能输液。张福娟为了告诫所有还对毒品抱有好奇的年轻人，主动要求拍下她毒瘾发作的样子，摄制组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海洛因毒瘾发作，张福娟在床上翻来覆去，没有一个姿势能缓解她的痛苦，看得出来因为吸食毒品和长期卧床，她的身体很虚弱，但却发出了很大的哀嚎声，之后鼻涕眼泪一起来。在她的床头其实就有一支能缓解毒瘾的针剂，但张福娟特别嘱咐家人让摄制组拍完再打。摄制组估计也被这样的毒发场景吓到了，不忍心再拍下去，没有和她道别就悄悄离去。
类似的吸毒案例有很多，就不一一具体介绍了。可能在我们看来，吸毒人员通常是社会闲散人员或者所谓的混混，成天不务正业才会染上这种东西。实际上在90年代初，海洛因的猖獗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戒毒所里的人各行各业都有，他们原来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的女孩子是单位的出纳、宾馆的服务员，男性有的是搞装潢的，有的是厂里的工人，甚至还有复员的军人。
在第一集“失乐园”里，我认为最可怕的镜头是下面这个。1994年8月10日，云南省龙川县章凤企业旅行社外，下午两点二十分有人发现路边的灌木丛里躺着一个人，摄制组赶到时看到他半举手臂侧躺在地上，嘴里一直说着：“起不得了……起不得了……”问他是不是毒瘾发作，他说不是，而是吸食4号（纯度最高的海洛因）过量。
这个人半举手臂不断抽搐，虽然甚至还算清醒，但是身体已经完全不受控制，可能是换了高纯度的海洛因没有控制剂量而过量。他一直在“唉呀……唉呀……”地呻吟，在他穿着破旧衣服的身体旁边，还有一只死老鼠，高处的平台上站满了围观的群众。光天化日下围观一个因为吸毒过量而将死的瘾君子，这和今天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情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感。
这都还不是最严重的，有很多瘾君子为了追求极致的快感，过量注射海洛因后就直接死亡了，有的死在旅馆里，手里还握着注射的针管；有的死在村里的路边，不知道名字不知道身份。据反映，云南省临沧县一个县就有35人因吸毒死亡。
可以想象，这些人或许并不是不知道过量或致死，只是他们想了结这一切，但他们只有勇气以这种方式在毒品带来的快感中结束生命。
除了危害个人的生命，吸毒也是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因为吸食毒品耗资巨大，绝大多数吸毒者的正常收入都不足以维持。男性大多走上了抢劫偷窃勒索的道路，女性很多边吸毒边出卖肉体，扰乱了社会的治安。
另外，因为共用注射针头现象普遍，艾滋病也趁虚而入，再加上吸毒者也参与性工作，艾滋病的传播速度非常快。1994年，当时全国只有1550例艾滋病，其中光云南瑞丽就有500余例。今天全国艾滋病患人数已经达到数十万，云南仍然是病患最多的省份。
其实说到底，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毒品问题是有根源的。一方面金三角地区缅甸军阀以毒养军，大量生产海洛因销往全世界，另一方面中国新政策开放了边境贸易，不可避免地涌入不法分子，这些问题在《中华之剑》整部纪录片中都会有解答。
最可怜的当然就是人民群众，他们从计划经济突然拥抱市场经济，内心对大千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好奇，毫无戒备地尝试着所有未曾见过的新鲜事物。他们吸毒往往只是因为很简单的理由，也没有想过后果。有的人孩子因为与父母争吵，离家出走碰上损友教唆染上毒瘾；有的因为家庭不和睦寻找慰藉而去碰了毒品；有的则是因为长期治病止痛麻醉剂成瘾，当地毒品泛滥“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吸毒的道路。
在这集“失乐园”的最后，28岁的小伙姜竹林在镜头前唱起了谭咏麟的《情似无情》，他是从云南艺术学院声乐系毕业的大学生，还获得过声乐比赛的亚军，原本有一份高校教师的体面工作，却染上了毒瘾。
伴着歌声“情，总叫我无法忘记；情，永远是孤独的背影；情，这一场电影是悲剧；这无情的结局我能怪谁……”一张张被海洛因摧残过的面孔闪过，他们痛哭流涕，他们目光呆滞，他们懊悔不已。这一段剪辑水平很高，以至于音乐平台下这首歌曲的评论都已经被《中华之剑》占领。
今天的我们已经逐渐忘记了那个海洛因泛滥的年代，片中活生生的被采访者多半早已离世，但是他们留下的影像记录了毒品真实的恐怖，应当被继续保存下去警醒世人。
1995年，中国在纪录片领域创下了一个世界之最，你可能难以想象。一部叫《中华之剑》的大型纪录片横空出世，在影片的开头制作组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表明了他们的决心：“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一次用300分钟以上的电视纪录片向公众展示自己所面临的毒品问题……这是正视现实的勇气，一次了不起的勇气。”
《中华之剑》不仅在勇气上令人钦佩，整部影片的拍摄制作水平之高，取材之真实，感情之投入，可以说超越了绝大多数热门纪录片，唯独因为技术的关系，画质的确无法做到赏心悦目。
随着开篇文字说明一字一字打出，由弦乐演奏出的诡异氛围背景音乐响起，紧接着沉重的旁白出现：“1994年的3月，当春城（昆明别称）的春意还没有漫到北国的时候，我们来到了西南边境寻找罂粟花。在我们的印象中，罂粟已经是一种稀有植物，大概是很难找到的，这里的路是绝少有人走的，当地的同志告诉我们，看到界碑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境外的罂粟花了。”
罂粟花，在自然界是绝美的，有的是白色的，有的花瓣边缘透着火一样的红色，有的是妖娆的紫红色，如果你不了解它，或许会因此而心生愉悦。就在我们认真欣赏影片中罂粟花的特写时，背景传来了一个女人毒瘾发作时痛苦的嚎叫声，给人带来了极大的生理冲击，正片开始了。
今天的年轻人还会时常听到关于公众人物吸毒的新闻，多是吸食大麻、冰毒，海洛因的大名已经很少听到了，但海洛因曾经给社会带来的破坏，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在云南大理第一戒毒所，有两位自愿戒毒的昆明姐妹，她们的本职工作是出租车司机，戒毒前每天吸食1-2克海洛因，两人每天的毒资高达500元，2年的吸毒史她们欠下了二三十万的债。那是1994年，全国人均工资每月只有不到400块。
更可怕的在后面，当记者问到她们认识的朋友大概死了几个？两姐妹回忆了一下，轻描淡写地说有五六个，其中一个18岁的男孩是她们看着死去的。好像这是圈子里最常见不过的事。
昆明市的张福娟，今年28岁，原本在改革开放后经商，生意不错还有十多万的存款，人漂亮又善良，5年前还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候选演员。当年用做生意赚来的钱开了一个饭馆，就有一些吸毒人员来吃饭，那天张福娟和丈夫吵架了，心情很不好，这些吸毒人员就假借安慰递给她一支放了海洛因的烟。
到现在，张福娟早已花光了积蓄，在母亲家卧床。因为常年注射毒品，她的脚到处都是溃烂，有一处已经烂到见骨，医生说她的脚骨头都黑了，因为血管硬化已经不能输液。张福娟为了告诫所有还对毒品抱有好奇的年轻人，主动要求拍下她毒瘾发作的样子，摄制组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海洛因毒瘾发作，张福娟在床上翻来覆去，没有一个姿势能缓解她的痛苦，看得出来因为吸食毒品和长期卧床，她的身体很虚弱，但却发出了很大的哀嚎声，之后鼻涕眼泪一起来。在她的床头其实就有一支能缓解毒瘾的针剂，但张福娟特别嘱咐家人让摄制组拍完再打。摄制组估计也被这样的毒发场景吓到了，不忍心再拍下去，没有和她道别就悄悄离去。
类似的吸毒案例有很多，就不一一具体介绍了。可能在我们看来，吸毒人员通常是社会闲散人员或者所谓的混混，成天不务正业才会染上这种东西。实际上在90年代初，海洛因的猖獗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戒毒所里的人各行各业都有，他们原来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的女孩子是单位的出纳、宾馆的服务员，男性有的是搞装潢的，有的是厂里的工人，甚至还有复员的军人。
在第一集“失乐园”里，我认为最可怕的镜头是下面这个。1994年8月10日，云南省龙川县章凤企业旅行社外，下午两点二十分有人发现路边的灌木丛里躺着一个人，摄制组赶到时看到他半举手臂侧躺在地上，嘴里一直说着：“起不得了……起不得了……”问他是不是毒瘾发作，他说不是，而是吸食4号（纯度最高的海洛因）过量。
这个人半举手臂不断抽搐，虽然甚至还算清醒，但是身体已经完全不受控制，可能是换了高纯度的海洛因没有控制剂量而过量。他一直在“唉呀……唉呀……”地呻吟，在他穿着破旧衣服的身体旁边，还有一只死老鼠，高处的平台上站满了围观的群众。光天化日下围观一个因为吸毒过量而将死的瘾君子，这和今天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情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感。
这都还不是最严重的，有很多瘾君子为了追求极致的快感，过量注射海洛因后就直接死亡了，有的死在旅馆里，手里还握着注射的针管；有的死在村里的路边，不知道名字不知道身份。据反映，云南省临沧县一个县就有35人因吸毒死亡。
可以想象，这些人或许并不是不知道过量或致死，只是他们想了结这一切，但他们只有勇气以这种方式在毒品带来的快感中结束生命。
除了危害个人的生命，吸毒也是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因为吸食毒品耗资巨大，绝大多数吸毒者的正常收入都不足以维持。男性大多走上了抢劫偷窃勒索的道路，女性很多边吸毒边出卖肉体，扰乱了社会的治安。
另外，因为共用注射针头现象普遍，艾滋病也趁虚而入，再加上吸毒者也参与性工作，艾滋病的传播速度非常快。1994年，当时全国只有1550例艾滋病，其中光云南瑞丽就有500余例。今天全国艾滋病患人数已经达到数十万，云南仍然是病患最多的省份。
其实说到底，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毒品问题是有根源的。一方面金三角地区缅甸军阀以毒养军，大量生产海洛因销往全世界，另一方面中国新政策开放了边境贸易，不可避免地涌入不法分子，这些问题在《中华之剑》整部纪录片中都会有解答。
最可怜的当然就是人民群众，他们从计划经济突然拥抱市场经济，内心对大千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好奇，毫无戒备地尝试着所有未曾见过的新鲜事物。他们吸毒往往只是因为很简单的理由，也没有想过后果。有的人孩子因为与父母争吵，离家出走碰上损友教唆染上毒瘾；有的因为家庭不和睦寻找慰藉而去碰了毒品；有的则是因为长期治病止痛麻醉剂成瘾，当地毒品泛滥“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吸毒的道路。
在这集“失乐园”的最后，28岁的小伙姜竹林在镜头前唱起了谭咏麟的《情似无情》，他是从云南艺术学院声乐系毕业的大学生，还获得过声乐比赛的亚军，原本有一份高校教师的体面工作，却染上了毒瘾。
伴着歌声“情，总叫我无法忘记；情，永远是孤独的背影；情，这一场电影是悲剧；这无情的结局我能怪谁……”一张张被海洛因摧残过的面孔闪过，他们痛哭流涕，他们目光呆滞，他们懊悔不已。这一段剪辑水平很高，以至于音乐平台下这首歌曲的评论都已经被《中华之剑》占领。
今天的我们已经逐渐忘记了那个海洛因泛滥的年代，片中活生生的被采访者多半早已离世，但是他们留下的影像记录了毒品真实的恐怖，应当被继续保存下去警醒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