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一名疫情防控人员在被封小区的围栏外打扫卫生，摄于上周五。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近三年来，中国政府在煽动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上动用了相当大的宣传力量，以证明大规模隔离、频繁的全员核酸检测，以及对10多亿人进行流调追踪的正当性。随着当局现在开始改变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做法，政府面临着淡化这种恐惧的任务。
直到上周末各地爆发抗议活动，公开反对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之前，政府官员和官方媒体一直在强调有关此次疫情最坏的医学消息。还长篇累牍地报道其他地方（尤其是美国）因新冠疫情遭受的大量死亡、长达数月的呼吸系统症状、认知障碍，以及其他与长新冠有关的症状。
中共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在11月15日仍警告，任何放松防疫措施的做法都将危及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放松防控势必令易感人群感染风险加大。”
就在一周半前，主管政府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副总理孙春兰还说，“应检尽检、不落一人。”
但随着地方政府现在急着取消核酸检测要求，开始拆除路边的临时检测点，孙春兰上周三改变了说法。“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她说。
北京一个关了门的核酸检测点，摄于上周五。 Jade Gao/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专家们表示，中国在遏制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响应上面临着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传递信息的混乱造成的。政府未能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例如积极推动全员接种疫苗，使得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有许多民众可能受到伤害。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本人曾断言，社会需要为阻止新冠病毒传播做出牺牲。“宁可暂时影响一点经济发展，也不能让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伤害，”他曾在今年6月这样说。
中国政府现在正在为减轻“清零”的负担迅速采取行动。一些社区居委会已开始允许感染的居民在自家隔离，而不是将他们转运到在大型体育场馆或用成排集装箱临时搭建的方舱医院，这曾是疫情暴发最初几个月来的标准做法。过去几天里，成都、广州、天津、北京、重庆和深圳都已取消了要求居民乘坐地铁或进入许多公共场所必须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做法。
然而，事实证明，要减轻数百万人（尤其是老年人）对新冠病毒近乎恐惧的担忧对中共和官媒来说是一项挑战。让这项工作更复杂的是，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都不想让自己看来像是因公众愤怒改变了政策。
在政府固执地坚持清零时，中国一直在为一些最脆弱的人群充分接种疫苗方面举步维艰：虽然国内80岁及以上的人群中，三分之二的人已完成了最初的（通常是两剂的）疫苗接种，但只有40%的人打了加强针。
国际上的科学家们表示，需要打三针中国国产疫苗，才能达到相当于两针西方mRNA疫苗的保护效力。
北京街头呼吁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的海报，摄于3月。 Tingshu Wang/Reuters
中国官媒关于新冠的报道没有提及最近几天的抗议活动。官媒的报道已转向中国科学家对奥密克戎变异株致病性可能不像新冠病毒原始株和以前的变异株那么危险的研究。
广州的官方报纸《南方日报》上周六发了一篇报道，强调了该市90%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没有症状的估计数字。报道引用对广州七位知名医生的采访向读者保证，有症状的感染者中很少出现重症，除非是未接种疫苗的老年人。
世界许多其他地方早已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致死率低，但传染性更强。全球已确认有近70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而中国公布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仅略高于5000。
上周四，另一份中共出版物《环球时报》引用广州中山大学一名医生的话说，被一些学者称为“长新冠”的临床表现“尚不能归类为‘新冠肺炎的后遗症’”。长新冠指的是感染新冠病毒后长时间持续的复杂临床症状，有时表现为虚弱，美国政府的流行病学家已对其有广泛的记录。
“至少尚没有证据表明有后遗症，”崇雨田说，他用的医学术语后遗症指的是，“在恢复期结束后，某些器官的功能长期未能恢复正常。”崇雨田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将中国的公众舆论引向新的方向并非易事，因为官媒曾有效地压制了任何有关新冠病毒疾病也许可控的暗示。
“直到最近，国内专家们给出的说法都是支持政府新冠清零政策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杨大利说。“媒体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全面转向病毒已经变异、致病性减弱的说法。”
广州海珠区一家超市的购物者，摄于上周三。 CNS, via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说，更好的沟通，包括传播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对中国设法从新冠清零中走出来至关重要。他警告，中国仍有许多人非常害怕新冠病毒，随着国家开始开放，他们甚至可能不敢出门买菜，这可能会给经济带来进一步的损害。
“教育公众真的很重要，这是政府需要加强的，因为现在公众对新冠病毒的认识存在困惑和分歧，”他说。
广西省属于中国贫困地区，当地一名60岁的玉米种植农姜思贵（音）说，他担心放松“清零”限制会导致一波感染潮，可能会让像他所在的这种农村地区不堪重负，那里的医疗条件有限。如果他感染了新冠病毒，他担心无法继续照看孙辈。
“我支持抗疫，”他说。“我现在在家带孩子。我当然担心这个病毒，谁会不担心？”
不过，中国有许多年轻人和中年人对新冠病毒的担忧似乎确实已低于他们对新冠清零困扰的担忧。这种情绪在最近的抗议活动中已变得明显。
中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后几乎停止了所有国际旅行，并对互联网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包括几乎完全封锁了访问外国网站的渠道。许多抗议活动发生在沿海省份，那里的居民常常知道怎么使用互联网工具上海外网站，看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已适应与新冠病毒共存。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排队办理值机的旅客，摄于上周三。 Mark R Cristino/EPA, via Shutterstock
不过，在中国西部省会城市兰州进行的采访表明，改变清零政策的愿望也传到了中国广阔的内陆地区。
现年20岁的大学生张泽臣（音）说，她在这学期的大部分时间一直被关在宿舍里。校方要求她每四天做一次核酸检测。当校方为了减少感染风险，让学生提前一个月放寒假后，她抓紧机会离开了校园。
“我感觉很累”，”张女士说。“大家都憋疯了。”
一名24岁的农民工说，他去年9月在西藏工作时感染过新冠病毒，但发现他的症状只是几天咳嗽。他批评了政府的一些政策，例如将居民封在家中好几周，有时只因为发现了少数阳性者，就不让上百万人出家门。
“封控不应该封整个区，影响大家正常出行和工作，”这位只称自己姓马的工人在谈及他的个人健康时说。
一名男子在北京一个被封小区的围栏外等待亲戚，摄于上周五。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尽管中国正在设法打消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担忧，但许多专家敦促谨慎行事。他们认为，政府在为老年人接种疫苗、让医院做好准备，以及在教育公众方面做得还不够。
“如果他们过快地解除所有限制，可能会导致大量感染病例，扰乱经济，”咨询公司策纬驻上海的公共卫生分析师陈昕然说。
北京的一名疫情防控人员在被封小区的围栏外打扫卫生，摄于上周五。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近三年来，中国政府在煽动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上动用了相当大的宣传力量，以证明大规模隔离、频繁的全员核酸检测，以及对10多亿人进行流调追踪的正当性。随着当局现在开始改变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做法，政府面临着淡化这种恐惧的任务。
直到上周末各地爆发抗议活动，公开反对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之前，政府官员和官方媒体一直在强调有关此次疫情最坏的医学消息。还长篇累牍地报道其他地方（尤其是美国）因新冠疫情遭受的大量死亡、长达数月的呼吸系统症状、认知障碍，以及其他与长新冠有关的症状。
中共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在11月15日仍警告，任何放松防疫措施的做法都将危及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放松防控势必令易感人群感染风险加大。”
就在一周半前，主管政府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副总理孙春兰还说，“应检尽检、不落一人。”
但随着地方政府现在急着取消核酸检测要求，开始拆除路边的临时检测点，孙春兰上周三改变了说法。“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她说。
北京一个关了门的核酸检测点，摄于上周五。 Jade Gao/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专家们表示，中国在遏制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响应上面临着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传递信息的混乱造成的。政府未能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例如积极推动全员接种疫苗，使得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有许多民众可能受到伤害。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本人曾断言，社会需要为阻止新冠病毒传播做出牺牲。“宁可暂时影响一点经济发展，也不能让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伤害，”他曾在今年6月这样说。
中国政府现在正在为减轻“清零”的负担迅速采取行动。一些社区居委会已开始允许感染的居民在自家隔离，而不是将他们转运到在大型体育场馆或用成排集装箱临时搭建的方舱医院，这曾是疫情暴发最初几个月来的标准做法。过去几天里，成都、广州、天津、北京、重庆和深圳都已取消了要求居民乘坐地铁或进入许多公共场所必须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做法。
然而，事实证明，要减轻数百万人（尤其是老年人）对新冠病毒近乎恐惧的担忧对中共和官媒来说是一项挑战。让这项工作更复杂的是，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都不想让自己看来像是因公众愤怒改变了政策。
在政府固执地坚持清零时，中国一直在为一些最脆弱的人群充分接种疫苗方面举步维艰：虽然国内80岁及以上的人群中，三分之二的人已完成了最初的（通常是两剂的）疫苗接种，但只有40%的人打了加强针。
国际上的科学家们表示，需要打三针中国国产疫苗，才能达到相当于两针西方mRNA疫苗的保护效力。
北京街头呼吁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的海报，摄于3月。 Tingshu Wang/Reuters
中国官媒关于新冠的报道没有提及最近几天的抗议活动。官媒的报道已转向中国科学家对奥密克戎变异株致病性可能不像新冠病毒原始株和以前的变异株那么危险的研究。
广州的官方报纸《南方日报》上周六发了一篇报道，强调了该市90%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没有症状的估计数字。报道引用对广州七位知名医生的采访向读者保证，有症状的感染者中很少出现重症，除非是未接种疫苗的老年人。
世界许多其他地方早已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致死率低，但传染性更强。全球已确认有近70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而中国公布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仅略高于5000。
上周四，另一份中共出版物《环球时报》引用广州中山大学一名医生的话说，被一些学者称为“长新冠”的临床表现“尚不能归类为‘新冠肺炎的后遗症’”。长新冠指的是感染新冠病毒后长时间持续的复杂临床症状，有时表现为虚弱，美国政府的流行病学家已对其有广泛的记录。
“至少尚没有证据表明有后遗症，”崇雨田说，他用的医学术语后遗症指的是，“在恢复期结束后，某些器官的功能长期未能恢复正常。”崇雨田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将中国的公众舆论引向新的方向并非易事，因为官媒曾有效地压制了任何有关新冠病毒疾病也许可控的暗示。
“直到最近，国内专家们给出的说法都是支持政府新冠清零政策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杨大利说。“媒体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全面转向病毒已经变异、致病性减弱的说法。”
广州海珠区一家超市的购物者，摄于上周三。 CNS, via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说，更好的沟通，包括传播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对中国设法从新冠清零中走出来至关重要。他警告，中国仍有许多人非常害怕新冠病毒，随着国家开始开放，他们甚至可能不敢出门买菜，这可能会给经济带来进一步的损害。
“教育公众真的很重要，这是政府需要加强的，因为现在公众对新冠病毒的认识存在困惑和分歧，”他说。
广西省属于中国贫困地区，当地一名60岁的玉米种植农姜思贵（音）说，他担心放松“清零”限制会导致一波感染潮，可能会让像他所在的这种农村地区不堪重负，那里的医疗条件有限。如果他感染了新冠病毒，他担心无法继续照看孙辈。
“我支持抗疫，”他说。“我现在在家带孩子。我当然担心这个病毒，谁会不担心？”
不过，中国有许多年轻人和中年人对新冠病毒的担忧似乎确实已低于他们对新冠清零困扰的担忧。这种情绪在最近的抗议活动中已变得明显。
中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后几乎停止了所有国际旅行，并对互联网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包括几乎完全封锁了访问外国网站的渠道。许多抗议活动发生在沿海省份，那里的居民常常知道怎么使用互联网工具上海外网站，看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已适应与新冠病毒共存。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排队办理值机的旅客，摄于上周三。 Mark R Cristino/EPA, via Shutterstock
不过，在中国西部省会城市兰州进行的采访表明，改变清零政策的愿望也传到了中国广阔的内陆地区。
现年20岁的大学生张泽臣（音）说，她在这学期的大部分时间一直被关在宿舍里。校方要求她每四天做一次核酸检测。当校方为了减少感染风险，让学生提前一个月放寒假后，她抓紧机会离开了校园。
“我感觉很累”，”张女士说。“大家都憋疯了。”
一名24岁的农民工说，他去年9月在西藏工作时感染过新冠病毒，但发现他的症状只是几天咳嗽。他批评了政府的一些政策，例如将居民封在家中好几周，有时只因为发现了少数阳性者，就不让上百万人出家门。
“封控不应该封整个区，影响大家正常出行和工作，”这位只称自己姓马的工人在谈及他的个人健康时说。
一名男子在北京一个被封小区的围栏外等待亲戚，摄于上周五。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尽管中国正在设法打消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担忧，但许多专家敦促谨慎行事。他们认为，政府在为老年人接种疫苗、让医院做好准备，以及在教育公众方面做得还不够。
“如果他们过快地解除所有限制，可能会导致大量感染病例，扰乱经济，”咨询公司策纬驻上海的公共卫生分析师陈昕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