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矛盾就是价格定高了，医保承受不来；价格定低了，企业活不下去。”和黄医药首席执行官苏慰国近期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这是两难困境。中国本土的医药企业，为一颗创新药投入的十亿，甚至是几十亿资金需要收回成本。真正创新的中国药企，摆脱亏损也非易事。百济神州年收入超过了百亿人民币（大部分来自美国市场），2023年依然亏损67亿元；和黄医药的产品在中国和美国都上市了，但它也曾连续亏损十年。自2015年医药体制改革，中国创新药经历过产业的春天，一大批成果涌现出来。但现在，中国的创新药企已经困在寒冬中很久了，手里现金不够越冬，而融资难以为继。走过一个完整周期的中国创新医药，现在来到了历史的关口。向上，中国创新药有希望与美国并驾齐驱；向下，中国的创新药可能在寒冬之后就此沉沦。
第一财经采访了十家企业的高层，他们诉说了中国创新药的风雨二十年，当此时刻中国的创新药企需要什么样的支持？
他们走到哪里了
“我自己在药厂做研发，但那时投资主题基本上是临床CRO或者是仿制药，创新药都未曾想过。”今年5月份，在“第18届中国投资年会·年度峰会”上，启明创投合伙人陈侃表示。
陈侃在2012年回国。他回忆称那时中国的生物科技基本上是“北大荒”，大家不知道怎么做药，外企在中国的研发中心看起来都高不可攀。
2015年，是中国医药行业发展的分水岭。
这一年，60岁的毕井泉上任，出任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管理总局局长。这位在医药行业像是“外行人”，出乎意料，上任后，他就对医药审评审批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改革。
在这之前，药品注册审批慢、排队时间长，长期备受行业口诛笔伐，有的新药还没上市，专利却快到期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也有不少药品因滥竽充数而造成审批压件。
当年的7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发布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真实性自查通告，要求企业自查，数据不真实的要主动撤回。
这一枪之后，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全线启动。
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药品和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两年后的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近年来，我国也全面引入了全球通行的药品研发与注册技术要求。
2018年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规则》第18A章“生物科技公司” 的引入，以及20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的推出，降低了生物科技企业的上市要求，丰富了投资退出渠道。
这场疾风骤雨式的药审改革，激活了医药产业的创新活力。创新药企业的发展进入逐渐进入行业蜜月期，一些跨国药企高管纷纷亲自下场创业或加盟创新药企担任高管。
2017年，时任阿斯利康中国创新中心负责人的张小林，投身工业界多年后，已决定回大学潜心学术研究。当时，与他在北大同一个系的教授，恰好出来创业，后者也提议张小林出来创业。
阿斯利康任职期间，张小林带领的研发团队，有过显赫业绩，曾立项研发了阿斯利康最大的肿瘤产品泰瑞沙。2017年，在国投创新、阿斯利康等多方协商下，张小林带领阿斯利康创新中心核心团队大部分成员创立了迪哲医药。为此，张小林也拿出了自己在阿斯利康挣下的退休金投入其中。
2018年，时任辉瑞中国总经理吴晓滨跳槽百济神州，这位德国的海归博士曾是跨国药企高管中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面孔”之一。他的出走，折射出当时中国本土生物科技企业的吸引力。
“资本一看好，大量的钱涌进来了。钱涌进来就需要人了，所以大量的留学生、在国外企业工作的人回来了；一些老外觉得中国环境很好，可以有用武之地，我到中国创业去，或者到中国去做创新去。”回顾起这段激动人心的时期，吴晓滨说，“所以就形成了蓬勃发展的态势，这个事情其实应该持续下去。”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国产创新药研发取得不小成果。
据IQVIA统计，中国医药企业研发管线贡献率从2013年的4%增长至2023年已经达到28%，中国的医药企业研发全球贡献率已经超越欧洲，仅次于美国。2021年，国产新药的上市数量首次超过了进口药。据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统计，2017年至2023年，中国获批上市的国产创新药数量累计达到120款。
近期，国产创新药依沃西注射液，在疗效上击败了全球“药王”K药，是国产创新药进步的一个缩影。
康方生物董事长夏瑜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生物技术发展浪潮下，生物医药产业的迭代发展，再加上国内创新研发政策支持下，为公司的优势所长提供了施展空间。
2021年11月，亚盛医药研发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靶向药物奥巴替尼上市，破解耐药难题。2023年8月，迪哲医药研发的舒沃替尼获批在国内上市，也填补了EGFR exon20ins突变型非小细胞肺癌领域近20年来的临床治疗空白，这是目前国内唯一获批治疗该适应症的靶向药。2023年，百济神州BTK抑制剂百悦泽全球销售额首次突破十亿美元大关，全年销售额达13亿美元，成为国内首个“十亿美元分子”。
迪哲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小林对第一财经记者说，我国的科研创新水平在不断提升，新药研发正从“快速跟进”向源头创新发展。
钱正在流走
新药开发的积极势头，可能被寒冬所冻结。
从资本市场看，尽管受益于政策面消息的提振，近期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然而，大部分中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股价仍处于历史低位。这种资本市场的寒冬，已经持续了数年时间。
微芯生物是2019年科创板首家过会的创新药企。微芯生物创始人鲁先平23年前从美国归来创业，当时国内几乎看不到做创新药的公司。鲁先平见证了过去十年医药行业一系列重大的政策变革。
鲁先平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生物医药行业过去20年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背后是由大量海归创业的企业家推动的，这些企业家和科学家把对药物临床价值的理解，转变成了一个个创新的产品；同时，1.3万亿民间资本的支持，药品审批制度的改革，新药进入医保的时间大幅缩短，都助推了中国新药的研发。”
如今，中国新药研发能力在全球排名已经达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患者在中国能接受到的疑难杂症的治疗方案的水平和丰富度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尽管如此，鲁先平认为，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目前处于资本的低谷期。
2019年微芯生物科创板上市时的开盘价达到125元，但目前该公司股价20元左右。股价暴跌的背后，是投资人信心的缺失。
“医保制度改革后，虽然很多新药能更快地惠及患者，但新药的研发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新药的价值未得到充分的认可。”鲁先平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原创药企试错成本太高，越是创新的药，越是亏钱。”
他表示，中国的药物研发成本和经营成本正在急剧上升，如果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没有到位，医保直接决定药品价格为导向，而没有以药品的价值为导向，那么二级市场对新药的不认可也会传导到一级市场，出现目前资本遇冷，大量投资人撤离的情况。
“药物的临床价值背离了企业的经营研发投入，这既不可持续，也很难实现生物医药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好药也很难惠及全球患者。”他说道。
在国内，医保是药品市场最大的支付方。
为了满足患者临床需要，推动药品可及，同时为了鼓励新药创新，国家医保局这些年做了大量工作。
从2017年开始，创新药可以通过医保谈判的方式进入国家医保目录。2020年起，国家医保目录开始采用动态调整机制。近两年，国家医保局对谈判及续约的规则作出了优化。2023年提出，在目录达到8年的谈判药物可纳入常规目录管理，同时细化了重新谈判的纳入范围。
医保支付对于创新药至关重要，但新药进入医保过程中，价格竞争异常激烈。
根据中康产业研究院整理，从2019年至2023年，医保谈判历年平均降幅均在56%以上。医保的“灵魂砍价”，有助于推动药物可及，但如何平衡企业的投入与产出回报，也受到关注。新药研发的特点是“九死一生”，大部分项目都会以失败告终。少数成功的项目，如果不能实现巨额盈利，就很难补偿多数失败项目的沉没成本。
新药研发的投资回报率过低，也会影响海外资本的去留。
和黄医药股票在美国和香港以及英国上市。与很多多地上市的生物药企一样，该公司的早期投资人以美国基金为主。
和黄医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科学官苏慰国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资本的撤离恐怕将继续持续，而且或许不乏较大幅度地撤离，他们减少对中国创新公司的投资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所以未来我们会看到资本市场的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目前和黄医药的股价目前处于历史较低位，同样股价处于低位的还有再鼎医药。
再鼎医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Josh Smiley一直在与全球投资人沟通，该公司最大的投资人大部分是美国的基金。创新药投资的本质是基于企业基本面的投资，这点是不分国界的。
近三个月，再鼎医药股价上涨超过40%。尽管如此，Smiley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资本市场开始重视我们的销售业绩和2025年的盈利之路，但我们的股价仍然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这也限制了企业的融资能力。真正优秀的生物制药企业仍需要海外资本的持续支持。”
他向第一财经记者讲述了投资人的担忧。“现在美国的投资人在投资中国生物药企时会格外谨慎，他们担心的主要有以下问题，一个是产品的规模是不是能做大，另一个是关于药品在中国的定价问题，在中国一个创新药究竟有多少价值。”Smiley表示，“投资人还密切关注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前景，以及目前股市的刺激政策是否可持续，医保政策是否可预测等等。”
在对待美国资本的问题上，Smiley认为，再鼎医药与其他中国生物药企有明显的区分，其全球化的战略部署更容易留住美国投资人，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海外资本看待行业更加成熟，创新药企仍然非常需要海外资本的支持。
“虽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整体而言有很多创新，但中国通过风险投资或IPO获得的资金非常非常有限。”Smiley表示，“从开发到上市一种药物需要超过2亿美元，目前很少有生物技术公司有足够的现金来渡过难关。因此，我认为几乎每一家中国生物医药公司都需要尝试在海外上市或寻求合作伙伴。”
“亚洲投资者并不习惯亏损或为长期利润而大量投入的公司。”Smiley表示，“因此，对于未上市的生物医药公司而言，它们有几种选择，一种是在美国上市，这正在变得更加困难，一种是继续融资，但融资很难；另一种就是目前主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接受大型制药公司的资金。”
“不能白菜帮子价”
“中国创新药的价格搞得太低了。”对于生物制药行业经历寒冬的原因，一家企业的高管王诚表示。
以首款在美上市的国产PD-1抗癌药为例。
2023年10月，君实生物宣布其特瑞普利单抗获FDA批准，成为在美国上市的首个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创新生物药。这款用于复发/转移性鼻咽癌的治疗药物，在中国的售价，大概只有美国售价的3%。
中国是上市PD-1药物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些药物大部分没能在美国上市，而困守中国市场。结果是，很大一部分的中国本土制药企业前期做了大量投入，后期商业回报入不敷出。
这利好当下的普通患者。他们得以享受最便宜的创新药，延续了生命。
“但是没有明天、后天了”，王诚说，“药价搞得太低以后，没有回报，就没有人再往里投钱了；你自己的工业垮掉了，又得靠进口，完全靠进口后人家（指跨国药企）又不降价了。”
创新药价格不能太低，已经成为业内的共识。国内的创新药公司都是刚刚起步，太低的价格会大大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马军教授在一场采访中对记者说，一个源头创新的药物要花将近10亿代价才能落地，企业得有一定的经济积累才能有后发的力量。“不能把创新药变成白菜帮子价，那谁也不做创新了。商业和市场经济要有规矩的，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老百姓一辈子都在说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王诚认为，国内的创新药定价，应该摆脱制造业的逻辑，不能只看其制造环节的成本。
化药生产的成本只占其销售成本几个百分点，生物药的生产成本占销售成本仅有十几个百分点。制药企业大量的成本，产生于研发阶段。每一个临床阶段都能消灭为数众多的候选药物，让药企上亿的研发投入灰飞烟灭。
“我们一定要摆脱一个逻辑：就是只看它的制造成本是多少。一定要把研发成本放进去。”所以在药品定价的时候，不能以其生产制造成本衡量其售价。这就如同不能因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软件的推送成本近乎为零，要求特斯拉对这项业务免费。
在低谷期，中国创新药近一年来对外授权不断，天境生物创始人、董事长臧敬五将目前的阶段称为“在资本低谷的创新小高潮”，推动这一轮创新小高潮的主要是前期的创新积累已经转化成阶段性的成果。
据医药魔方统计，2023年中国创新药企业通过BD获得的首付款总额达267.64亿元，首次超过IPO渠道募资总额，并且是后者的近两倍。2024年上半年，国内药企也达成了约42项对外授权合作，累计交易总金额25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0%。
对于中国创新药密集的对外授权，鲁先平这样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如果从商业价值来考量，那么寻求对外授权是企业发展较为容易的一条路径，因为它并不用考虑最后能否上市的问题，事实上90%的对外授权药品最终是无法上市的。”
在资本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大部分企业都变得现实，先考虑如何活下去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何近一两年来会出现如此多的生物创新药的对外授权交易。
苏慰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从这轮的对外授权高潮来看，很多企业都是’卖新苗’，也就是说它们研发产生了很多早期的候选药物，但是由于很多企业现在普遍面临资金紧张的问题，为了生存，无法在所有药物上都投入大量开发的成本，所以将一些较早期阶段的药物转让出去，这就好比生了一大堆孩子，但没钱供养的道理一样。”
苏慰国同时指出，现在一些对外授权交易虽然看起来总价值很高，但后续的里程碑款项的实现其实取决于很多条件，最终未必可以全数拿到，而且也会出现产品被退回的风险。所以对于早期的药物授权而言，未来可能的一个趋势是，企业会更关注提高首付款的金额。
新药靠美国市场回血
中国走在创新前沿的药企，还很依赖美国市场。
2023年年底，和黄医药的呋喹替尼获得美国食药监局（FDA）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经治转移性结直肠癌成人患者。
这比中国市场获批晚了整整五年时间。
2018年9月，国家药监局批准呋喹替尼上市，以用于既往接受过氟嘧啶、奥沙利铂和伊立替康治疗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2019年的时候，这款药物进入医保目录。
直到和黄决定放弃其海外团队的时候，它在中国国内的销售都没法支撑起利润。在2022财年，和黄医药收入29亿元，亏损25亿元，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18亿元。这些指标在2023年才开始转正，这一年它收到来自武田制药的海外授权费用。
和黄医药的管理层感觉到遗憾，美国和中国没能同步上市。如果呋喹替尼的临床试验路径不是先中国再全球，而是一开始就采取中国、美国平行开展的话，其商业结果对于和黄医药才是最有利的。
呋喹替尼在美国上市之后，按照同等规格的产品比较，美国市场售价是中国市场售价的24倍。目前这款药物在中国一个月的治疗费用是7500元，美国是18万元。
中国市场患者比美国更多，但国外市场肯定大于国内。“特别是从利润的角度上来讲，那国外的空间要大很多。”苏慰国表示。
从创新药的均价来看，欧盟药品的售价大致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日本的售价大致与欧盟相当。这意味着欧盟和日本市场的售价，可以达到中国市场的五到六倍。
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同样如此。
泽布替尼是第一个中国自主研发并获美国FDA突破性疗法认定、加速批准上市的抗癌新药，第一个获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上市的国产BTK抑制剂。适应症包括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或小淋巴细胞淋巴瘤等。
2024年，百济神州为这款药物扩展适应症、商业化推广等投入超过4亿人民币；它目前投入的研发及商业推广等费用合计超过了70亿人民币。
2023年全年，泽布替尼的全球销售额12.9亿美元，使其成为中国药企研发的第一款“重磅炸弹”型药物。从这款重磅药物的收入分布、销售总额、销售增速等指标来看，美国市场对于中国创新药物是不可或缺的。
2024 年半年度，百悦泽全球销售额总计80.18亿元，其中，美国销售额总计59.03亿元，同比增长134.4%；欧洲销售额总计10.57亿元，同比增长231.6%；中国销售额总计8.73亿元，同比增长30.5%。目前，百悦泽在中国获批的六项适应症中符合纳入条件的五项适应症已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传奇生物更是把美国作为其新药的首选市场，中国市场的产品上市则推迟了多年。
“他完全是把自己定为一家美国的公司。”一位业内人士评价传奇生物说。
2024年8月27日，传奇生物的细胞治疗产品卡卫荻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上市，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成人患者。
这款药物在2022年就获得了美国FDA的上市许可。2017年，传奇生物就与强生旗下杨森公司签订了一项全球独家许可与合作协议，以研发和商业化西达基奥仑赛。传奇生物负责大中华地区的市场开发和商业化，大中华地区外的全球其他地区则由强生主导。这款药物在2023年第四季度和全年的净贸易销售额分别约为1.59亿美元和5亿美元。
在国内售价120万人民币的CAR-T药物，意味着其受众非常狭窄。而这类药物的制备都是定制化，难以标准化批量生产，这意味着成本难以压缩。
“目标人群非常特殊，定价非常地高。这种在中国没有市场，它这个市场就是在美国，所以说他必须这样去定位。”上述业内人士表示，“这是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
如果美国市场一直为制药企业提供远远超过中国企业的市场规模和利润空间，企业在研发、商业化资源的投放上就不得不有所倾斜。
百济神州、和黄医药以及传奇生物，可以说是颇具研发和创新能力的中国药企了。它们的新药没办法单靠中国本土市场生存下来。苏慰国说，“主要是定价的问题。”
出海服务平台万创普利（VentureBlick）创始人CEO李希烈（Chris Lee）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认为创新药全球化的需求是很大的，尤其是早期的医疗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很需要获得海外资源，不管是海外的合作或者融资。但关键是如何帮助他们去找到资本，以合适的估值进行合作，我们需要一个更有效地评估和对接的平台。”
李希烈表示，一方面，医疗创新的大投入需要全球量级的规模化回报，另一方面，好的医疗产品也需要国际应用来证明和兑现创新的医疗价值。
重启创新周期：“我要市场，不要补贴”
众多企业作出调整，采取措施自救。
今年2月，天境生物美国上市公司I-Mab宣布剥离中国业务资产，臧敬五辞去董事会职务，领导天境生物中国公司。
“对于天境生物而言，我们完成了战略重组，切分中国的业务，形成中国产业链的闭环，从企业运营的角度，减少地缘政治不可控的影响。”臧敬五表示。
“资本的挑战，外资的调整和撤离，中美角力等因素，让创新药企被迫把生存放在第一位，影响了整个创新的氛围。”他同时强调，面对外部环境的突变，企业不能干等形势好转，必须找到合适的出路。在资本环境的低迷迫使企业必须考虑形成自身造血的能力。“还是那句话，只有先生存下来，才有机会创新。”
几家企业高管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资本的低谷期，企业会更加关注创新效率，核算以什么样的投入来换取创新的产出。
“市场的竞争会很激烈，而且目前中国创新药产品的经济价值仍然比较有限，这意味着大部分企业都需要作出调整，以提高质量、以质换量为目标，单从量上看也许会大幅减少。”苏慰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但这也是好事，前几年资本市场过热，催生了很多重复性的投入，这一轮低谷过后，市场的发展将会更健康、更稳健，实现质的提升。”
政策也在驰援创新药企。
7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全链条强化政策保障，夯实创新药发展根基。
中国的创新药企，需要什么样的支持？
“你们对创新药的支持，首先不需要在税收上支持，不需要给补贴，财政上的补贴意义不大。”王诚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时候，曾提到这一点。
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是创新药企的底色。不少以创新为重的生物制药企业，在其早期的发展阶段，研发投入甚至超过整体收入。
那些位居全球前列的制药企业，其研发投入规模更是巨大。2023年，强生以852亿美元的收入位居全球药企第一，当年的研发投入150亿美元，超过千亿人民币。默沙东是2023年研发投入最大的药企，当年投入了305亿美元，占其当年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中国风险资本活跃的时期，那些有潜力的初创企业拿到亿元级的投资并非难事。海内外流动的资本、经验丰富的投资人、大企业管理层离职创办的众多初创公司等构成的市场，自带优胜劣汰的机制。这种市场机制，比政府挑选一组企业来培育，更有可能实现一个繁荣的产业生态。
“给我政策，给我市场。”这是王诚以及众多制药企业更期待的支持。“政策生态环境要好，投了钱要看到回报。如果大家投资没得赚，他不投资了，科学家肯定是另找出路。”
企业的希望是，进入国家医保之后，能够顺利进入医院。实际的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为控制医药开支，各家医院控制药品占总体费用的比例，能够进入医院的药品种类和数量受到严格限制。
药品国谈制度常态化已经六年时间，一大批创新药物进入医保目录。但这些药物要想进入医院，就要通过医院“药事会”。药事会是“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的简称，它决定了各家医院的常备药物供应目录。
此前，有些医院对于召开药事会，将新药纳入常备药物目录的积极性并不高。
“现在即使价格降下来了，来到医院以后，你得一家一家医院去磕。”王诚对记者说。对于医院来说，即便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药物，“我有药占比，我有总数1200种药的限制。现在已经1200了，我把谁踢出去，他都得跟我拼命了。”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医药公司，原来需要养活庞大的商务团队，而这些公司每年的营销开支巨大，甚至远超过研发投入。
对于全产业链支持医药产业，王诚认为，可能各个部门要坐下来，梳理好互相矛盾的政策，大家朝一个方向走。
“你给我1个亿的市场，比给1个亿的补贴，对我的影响大10倍。”王诚表示，“我要市场，我不要补贴。所以我经常说，千万别给钱，给我政策好。”
有药企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国产创新药支付改革是整个产业良性循环发展，最后一块有待弥补的短板。
鲁先平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到，“我认为，中国生物医药重启周期就两条道路，一是解决医保支付的合理性问题，二是企业在资本市场恢复融资的能力，支持企业的全球化，其中只要满足任何一条，中国创新药就能走出低谷。
在他看来，目前对于创新药的支持，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是医保制定渐进式支付比例，而不是决定药品价格；其次是医保和医疗体系对医院考核中基药使用的比例与医保国谈品种使用之间的矛盾；第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国家整个健康医疗方面的投入。
然而，无论是医保支付还是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都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苏慰国向第一财经记者指出了在中国推动创新药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国家正在加大推动创新药的发展，包括我们生物医药全链条的支持，近年来，关于创新药产品定价灵活性的呼吁也一直在持续。”他表示，“然而由于医保局和各地政府需要控费，也就是说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上难以落实，所以我认为想要推动新药的创新，还是必须要从政策落地实施的细节入手。”
法国生物医药公司益普生中国总经理戴纪尧（Guillaume Delmotte）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国家的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应该更加统一，包括地方医保机构的协同一致。”
戴纪尧举例称，过去三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了约120个创新药，但仅有20%左右的创新药进入了一线城市三甲医院的药房。“提高创新药的市场可及性并不仅仅和价格相关。”
一流市场与一流企业
目前一流制药企业集中在美国。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巨大的医疗开支，为创新药物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强生、礼来、默沙东等药企每年动辄几十亿美元的研发投入。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创新药行销全球，重磅药物带来的超高回报。比如默沙东的每年研发投入约千亿人民币，它的K药全球销售超过了千亿美元。
“美国是很特殊的市场，美国FDA批准完全根据临床数据，不考虑价格这些事儿。”张小林表示，美国吸引药企的地方是其市场化定价。
近期迪哲医疗的JAK1抑制剂高瑞哲获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二线治疗复发/难治性外周T细胞淋巴瘤。该公司也在与美国FDA沟通，积极争取在美国上市。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医药市场，目前占全球医药市场比例在40%-50%。中国与美国所处阶段不同，制药产业走了不同的道路。
医疗制度改革进展有目共睹。医保目录更新频次高了，而且创新药物获得了倾斜。过去很多肿瘤药、血液药难进医保，现在单抗、小分子、大分子、生物治疗等进入医保。
中国的制药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做出0~1的创新，国内就能把剩下的1~100部分做好。但在0~1这个阶段，中国医药行业源头创新的药物还很少。
据马军教授观察，现在中国每年有0-1个源头创新的药物，美国每年大约10-15个创新药物，英国、日本和欧洲某些国家大约是0-2个。
“遗憾的是，我们拥有的原始创新的专利权很少，往往都是跟随 First-in-Class的药物。”马军说，创新的药物，要靠历史、靠循证、靠经验来沉淀。
在国内市场受限的背景下，中国创新药企近年来纷纷出海，在美国、欧洲等市场寻找收入来源。这其中，少数中国药企是独立运作其海外业务，大多数药企与跨国公司合作，一起分享海外市场权益。
从长远来看，繁荣的中国医药市场，是中国医药产业向上打破天花板的先决条件。中国只有发展成一流的医药市场，才能孕育出一大批一流的制药企业。
“从战略角度出发，没有哪个国家有很强的医药行业，但没有强大的本土市场。”张小林对记者说。“我们去薅美国的羊毛，把产业建起来是不可能的。”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在2024年中国医药创新政策论坛上表示，我国长期处于全球版图上的价格洼地，谈判价格相较于最低国际参考价的中位价还低约39%。这导致作为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的中国，创新药在全球医药市场占比仅为3%，与创新大国的定位显然不匹配。
国家医保基于‘保基本’原则，创新药要全部靠医保来支付，并不现实，医保也无法解决创新药支付的所有问题，创新药支付应该走多元支付道路。
波士顿咨询（BCG）、中再寿险、镁信健康等3家机构共同编撰的《中国商业健康险创新药支付白皮书（2024）》显示，2023年创新药市场规模约1400亿元。据测算，商业健康险对创新药的支付总额约74亿元，占比5.3%。
中国制药产业经过十年的改革和发展，创新的基础已经打下，薪火传承甚至燎原的希望还很大。
复星医药董事长吴以芳亦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很多时候，大家研发创新药是带有非常强的使命感。在过去二十年时间里，从国家层面鼓励创新开始，中国生物医药发展迅速，如今超越了韩国、日本，已可以和欧洲国家并驾齐驱，并仅次于美国。近期也很高兴看到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一系列支持生物医药全链条发展的政策，期待更多利好政策出台。
医药关系所有人的生命健康，这意味着它和耐克的运动服饰、爱马仕的奢侈包是完全不同的运行逻辑。医药注定是一个强监管、政策导向的行业，国内国际都是如此。
“政策不好，钱肯定跑了，钱跑了以后人一定跑；政策好了，钱和人才都不用担心。”吴晓滨说。
“现在的矛盾就是价格定高了，医保承受不来；价格定低了，企业活不下去。”和黄医药首席执行官苏慰国近期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这是两难困境。中国本土的医药企业，为一颗创新药投入的十亿，甚至是几十亿资金需要收回成本。真正创新的中国药企，摆脱亏损也非易事。百济神州年收入超过了百亿人民币（大部分来自美国市场），2023年依然亏损67亿元；和黄医药的产品在中国和美国都上市了，但它也曾连续亏损十年。自2015年医药体制改革，中国创新药经历过产业的春天，一大批成果涌现出来。但现在，中国的创新药企已经困在寒冬中很久了，手里现金不够越冬，而融资难以为继。走过一个完整周期的中国创新医药，现在来到了历史的关口。向上，中国创新药有希望与美国并驾齐驱；向下，中国的创新药可能在寒冬之后就此沉沦。
第一财经采访了十家企业的高层，他们诉说了中国创新药的风雨二十年，当此时刻中国的创新药企需要什么样的支持？
他们走到哪里了
“我自己在药厂做研发，但那时投资主题基本上是临床CRO或者是仿制药，创新药都未曾想过。”今年5月份，在“第18届中国投资年会·年度峰会”上，启明创投合伙人陈侃表示。
陈侃在2012年回国。他回忆称那时中国的生物科技基本上是“北大荒”，大家不知道怎么做药，外企在中国的研发中心看起来都高不可攀。
2015年，是中国医药行业发展的分水岭。
这一年，60岁的毕井泉上任，出任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管理总局局长。这位在医药行业像是“外行人”，出乎意料，上任后，他就对医药审评审批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改革。
在这之前，药品注册审批慢、排队时间长，长期备受行业口诛笔伐，有的新药还没上市，专利却快到期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也有不少药品因滥竽充数而造成审批压件。
当年的7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发布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真实性自查通告，要求企业自查，数据不真实的要主动撤回。
这一枪之后，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全线启动。
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药品和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两年后的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近年来，我国也全面引入了全球通行的药品研发与注册技术要求。
2018年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规则》第18A章“生物科技公司” 的引入，以及20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的推出，降低了生物科技企业的上市要求，丰富了投资退出渠道。
这场疾风骤雨式的药审改革，激活了医药产业的创新活力。创新药企业的发展进入逐渐进入行业蜜月期，一些跨国药企高管纷纷亲自下场创业或加盟创新药企担任高管。
2017年，时任阿斯利康中国创新中心负责人的张小林，投身工业界多年后，已决定回大学潜心学术研究。当时，与他在北大同一个系的教授，恰好出来创业，后者也提议张小林出来创业。
阿斯利康任职期间，张小林带领的研发团队，有过显赫业绩，曾立项研发了阿斯利康最大的肿瘤产品泰瑞沙。2017年，在国投创新、阿斯利康等多方协商下，张小林带领阿斯利康创新中心核心团队大部分成员创立了迪哲医药。为此，张小林也拿出了自己在阿斯利康挣下的退休金投入其中。
2018年，时任辉瑞中国总经理吴晓滨跳槽百济神州，这位德国的海归博士曾是跨国药企高管中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面孔”之一。他的出走，折射出当时中国本土生物科技企业的吸引力。
“资本一看好，大量的钱涌进来了。钱涌进来就需要人了，所以大量的留学生、在国外企业工作的人回来了；一些老外觉得中国环境很好，可以有用武之地，我到中国创业去，或者到中国去做创新去。”回顾起这段激动人心的时期，吴晓滨说，“所以就形成了蓬勃发展的态势，这个事情其实应该持续下去。”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国产创新药研发取得不小成果。
据IQVIA统计，中国医药企业研发管线贡献率从2013年的4%增长至2023年已经达到28%，中国的医药企业研发全球贡献率已经超越欧洲，仅次于美国。2021年，国产新药的上市数量首次超过了进口药。据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统计，2017年至2023年，中国获批上市的国产创新药数量累计达到120款。
近期，国产创新药依沃西注射液，在疗效上击败了全球“药王”K药，是国产创新药进步的一个缩影。
康方生物董事长夏瑜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生物技术发展浪潮下，生物医药产业的迭代发展，再加上国内创新研发政策支持下，为公司的优势所长提供了施展空间。
2021年11月，亚盛医药研发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靶向药物奥巴替尼上市，破解耐药难题。2023年8月，迪哲医药研发的舒沃替尼获批在国内上市，也填补了EGFR exon20ins突变型非小细胞肺癌领域近20年来的临床治疗空白，这是目前国内唯一获批治疗该适应症的靶向药。2023年，百济神州BTK抑制剂百悦泽全球销售额首次突破十亿美元大关，全年销售额达13亿美元，成为国内首个“十亿美元分子”。
迪哲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小林对第一财经记者说，我国的科研创新水平在不断提升，新药研发正从“快速跟进”向源头创新发展。
钱正在流走
新药开发的积极势头，可能被寒冬所冻结。
从资本市场看，尽管受益于政策面消息的提振，近期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然而，大部分中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股价仍处于历史低位。这种资本市场的寒冬，已经持续了数年时间。
微芯生物是2019年科创板首家过会的创新药企。微芯生物创始人鲁先平23年前从美国归来创业，当时国内几乎看不到做创新药的公司。鲁先平见证了过去十年医药行业一系列重大的政策变革。
鲁先平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生物医药行业过去20年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背后是由大量海归创业的企业家推动的，这些企业家和科学家把对药物临床价值的理解，转变成了一个个创新的产品；同时，1.3万亿民间资本的支持，药品审批制度的改革，新药进入医保的时间大幅缩短，都助推了中国新药的研发。”
如今，中国新药研发能力在全球排名已经达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患者在中国能接受到的疑难杂症的治疗方案的水平和丰富度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尽管如此，鲁先平认为，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目前处于资本的低谷期。
2019年微芯生物科创板上市时的开盘价达到125元，但目前该公司股价20元左右。股价暴跌的背后，是投资人信心的缺失。
“医保制度改革后，虽然很多新药能更快地惠及患者，但新药的研发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新药的价值未得到充分的认可。”鲁先平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原创药企试错成本太高，越是创新的药，越是亏钱。”
他表示，中国的药物研发成本和经营成本正在急剧上升，如果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没有到位，医保直接决定药品价格为导向，而没有以药品的价值为导向，那么二级市场对新药的不认可也会传导到一级市场，出现目前资本遇冷，大量投资人撤离的情况。
“药物的临床价值背离了企业的经营研发投入，这既不可持续，也很难实现生物医药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好药也很难惠及全球患者。”他说道。
在国内，医保是药品市场最大的支付方。
为了满足患者临床需要，推动药品可及，同时为了鼓励新药创新，国家医保局这些年做了大量工作。
从2017年开始，创新药可以通过医保谈判的方式进入国家医保目录。2020年起，国家医保目录开始采用动态调整机制。近两年，国家医保局对谈判及续约的规则作出了优化。2023年提出，在目录达到8年的谈判药物可纳入常规目录管理，同时细化了重新谈判的纳入范围。
医保支付对于创新药至关重要，但新药进入医保过程中，价格竞争异常激烈。
根据中康产业研究院整理，从2019年至2023年，医保谈判历年平均降幅均在56%以上。医保的“灵魂砍价”，有助于推动药物可及，但如何平衡企业的投入与产出回报，也受到关注。新药研发的特点是“九死一生”，大部分项目都会以失败告终。少数成功的项目，如果不能实现巨额盈利，就很难补偿多数失败项目的沉没成本。
新药研发的投资回报率过低，也会影响海外资本的去留。
和黄医药股票在美国和香港以及英国上市。与很多多地上市的生物药企一样，该公司的早期投资人以美国基金为主。
和黄医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科学官苏慰国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资本的撤离恐怕将继续持续，而且或许不乏较大幅度地撤离，他们减少对中国创新公司的投资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所以未来我们会看到资本市场的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目前和黄医药的股价目前处于历史较低位，同样股价处于低位的还有再鼎医药。
再鼎医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Josh Smiley一直在与全球投资人沟通，该公司最大的投资人大部分是美国的基金。创新药投资的本质是基于企业基本面的投资，这点是不分国界的。
近三个月，再鼎医药股价上涨超过40%。尽管如此，Smiley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资本市场开始重视我们的销售业绩和2025年的盈利之路，但我们的股价仍然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这也限制了企业的融资能力。真正优秀的生物制药企业仍需要海外资本的持续支持。”
他向第一财经记者讲述了投资人的担忧。“现在美国的投资人在投资中国生物药企时会格外谨慎，他们担心的主要有以下问题，一个是产品的规模是不是能做大，另一个是关于药品在中国的定价问题，在中国一个创新药究竟有多少价值。”Smiley表示，“投资人还密切关注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前景，以及目前股市的刺激政策是否可持续，医保政策是否可预测等等。”
在对待美国资本的问题上，Smiley认为，再鼎医药与其他中国生物药企有明显的区分，其全球化的战略部署更容易留住美国投资人，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海外资本看待行业更加成熟，创新药企仍然非常需要海外资本的支持。
“虽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整体而言有很多创新，但中国通过风险投资或IPO获得的资金非常非常有限。”Smiley表示，“从开发到上市一种药物需要超过2亿美元，目前很少有生物技术公司有足够的现金来渡过难关。因此，我认为几乎每一家中国生物医药公司都需要尝试在海外上市或寻求合作伙伴。”
“亚洲投资者并不习惯亏损或为长期利润而大量投入的公司。”Smiley表示，“因此，对于未上市的生物医药公司而言，它们有几种选择，一种是在美国上市，这正在变得更加困难，一种是继续融资，但融资很难；另一种就是目前主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接受大型制药公司的资金。”
“不能白菜帮子价”
“中国创新药的价格搞得太低了。”对于生物制药行业经历寒冬的原因，一家企业的高管王诚表示。
以首款在美上市的国产PD-1抗癌药为例。
2023年10月，君实生物宣布其特瑞普利单抗获FDA批准，成为在美国上市的首个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创新生物药。这款用于复发/转移性鼻咽癌的治疗药物，在中国的售价，大概只有美国售价的3%。
中国是上市PD-1药物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些药物大部分没能在美国上市，而困守中国市场。结果是，很大一部分的中国本土制药企业前期做了大量投入，后期商业回报入不敷出。
这利好当下的普通患者。他们得以享受最便宜的创新药，延续了生命。
“但是没有明天、后天了”，王诚说，“药价搞得太低以后，没有回报，就没有人再往里投钱了；你自己的工业垮掉了，又得靠进口，完全靠进口后人家（指跨国药企）又不降价了。”
创新药价格不能太低，已经成为业内的共识。国内的创新药公司都是刚刚起步，太低的价格会大大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马军教授在一场采访中对记者说，一个源头创新的药物要花将近10亿代价才能落地，企业得有一定的经济积累才能有后发的力量。“不能把创新药变成白菜帮子价，那谁也不做创新了。商业和市场经济要有规矩的，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老百姓一辈子都在说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王诚认为，国内的创新药定价，应该摆脱制造业的逻辑，不能只看其制造环节的成本。
化药生产的成本只占其销售成本几个百分点，生物药的生产成本占销售成本仅有十几个百分点。制药企业大量的成本，产生于研发阶段。每一个临床阶段都能消灭为数众多的候选药物，让药企上亿的研发投入灰飞烟灭。
“我们一定要摆脱一个逻辑：就是只看它的制造成本是多少。一定要把研发成本放进去。”所以在药品定价的时候，不能以其生产制造成本衡量其售价。这就如同不能因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软件的推送成本近乎为零，要求特斯拉对这项业务免费。
在低谷期，中国创新药近一年来对外授权不断，天境生物创始人、董事长臧敬五将目前的阶段称为“在资本低谷的创新小高潮”，推动这一轮创新小高潮的主要是前期的创新积累已经转化成阶段性的成果。
据医药魔方统计，2023年中国创新药企业通过BD获得的首付款总额达267.64亿元，首次超过IPO渠道募资总额，并且是后者的近两倍。2024年上半年，国内药企也达成了约42项对外授权合作，累计交易总金额25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0%。
对于中国创新药密集的对外授权，鲁先平这样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如果从商业价值来考量，那么寻求对外授权是企业发展较为容易的一条路径，因为它并不用考虑最后能否上市的问题，事实上90%的对外授权药品最终是无法上市的。”
在资本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大部分企业都变得现实，先考虑如何活下去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何近一两年来会出现如此多的生物创新药的对外授权交易。
苏慰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从这轮的对外授权高潮来看，很多企业都是’卖新苗’，也就是说它们研发产生了很多早期的候选药物，但是由于很多企业现在普遍面临资金紧张的问题，为了生存，无法在所有药物上都投入大量开发的成本，所以将一些较早期阶段的药物转让出去，这就好比生了一大堆孩子，但没钱供养的道理一样。”
苏慰国同时指出，现在一些对外授权交易虽然看起来总价值很高，但后续的里程碑款项的实现其实取决于很多条件，最终未必可以全数拿到，而且也会出现产品被退回的风险。所以对于早期的药物授权而言，未来可能的一个趋势是，企业会更关注提高首付款的金额。
新药靠美国市场回血
中国走在创新前沿的药企，还很依赖美国市场。
2023年年底，和黄医药的呋喹替尼获得美国食药监局（FDA）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经治转移性结直肠癌成人患者。
这比中国市场获批晚了整整五年时间。
2018年9月，国家药监局批准呋喹替尼上市，以用于既往接受过氟嘧啶、奥沙利铂和伊立替康治疗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2019年的时候，这款药物进入医保目录。
直到和黄决定放弃其海外团队的时候，它在中国国内的销售都没法支撑起利润。在2022财年，和黄医药收入29亿元，亏损25亿元，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18亿元。这些指标在2023年才开始转正，这一年它收到来自武田制药的海外授权费用。
和黄医药的管理层感觉到遗憾，美国和中国没能同步上市。如果呋喹替尼的临床试验路径不是先中国再全球，而是一开始就采取中国、美国平行开展的话，其商业结果对于和黄医药才是最有利的。
呋喹替尼在美国上市之后，按照同等规格的产品比较，美国市场售价是中国市场售价的24倍。目前这款药物在中国一个月的治疗费用是7500元，美国是18万元。
中国市场患者比美国更多，但国外市场肯定大于国内。“特别是从利润的角度上来讲，那国外的空间要大很多。”苏慰国表示。
从创新药的均价来看，欧盟药品的售价大致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日本的售价大致与欧盟相当。这意味着欧盟和日本市场的售价，可以达到中国市场的五到六倍。
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同样如此。
泽布替尼是第一个中国自主研发并获美国FDA突破性疗法认定、加速批准上市的抗癌新药，第一个获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上市的国产BTK抑制剂。适应症包括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或小淋巴细胞淋巴瘤等。
2024年，百济神州为这款药物扩展适应症、商业化推广等投入超过4亿人民币；它目前投入的研发及商业推广等费用合计超过了70亿人民币。
2023年全年，泽布替尼的全球销售额12.9亿美元，使其成为中国药企研发的第一款“重磅炸弹”型药物。从这款重磅药物的收入分布、销售总额、销售增速等指标来看，美国市场对于中国创新药物是不可或缺的。
2024 年半年度，百悦泽全球销售额总计80.18亿元，其中，美国销售额总计59.03亿元，同比增长134.4%；欧洲销售额总计10.57亿元，同比增长231.6%；中国销售额总计8.73亿元，同比增长30.5%。目前，百悦泽在中国获批的六项适应症中符合纳入条件的五项适应症已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传奇生物更是把美国作为其新药的首选市场，中国市场的产品上市则推迟了多年。
“他完全是把自己定为一家美国的公司。”一位业内人士评价传奇生物说。
2024年8月27日，传奇生物的细胞治疗产品卡卫荻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上市，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成人患者。
这款药物在2022年就获得了美国FDA的上市许可。2017年，传奇生物就与强生旗下杨森公司签订了一项全球独家许可与合作协议，以研发和商业化西达基奥仑赛。传奇生物负责大中华地区的市场开发和商业化，大中华地区外的全球其他地区则由强生主导。这款药物在2023年第四季度和全年的净贸易销售额分别约为1.59亿美元和5亿美元。
在国内售价120万人民币的CAR-T药物，意味着其受众非常狭窄。而这类药物的制备都是定制化，难以标准化批量生产，这意味着成本难以压缩。
“目标人群非常特殊，定价非常地高。这种在中国没有市场，它这个市场就是在美国，所以说他必须这样去定位。”上述业内人士表示，“这是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
如果美国市场一直为制药企业提供远远超过中国企业的市场规模和利润空间，企业在研发、商业化资源的投放上就不得不有所倾斜。
百济神州、和黄医药以及传奇生物，可以说是颇具研发和创新能力的中国药企了。它们的新药没办法单靠中国本土市场生存下来。苏慰国说，“主要是定价的问题。”
出海服务平台万创普利（VentureBlick）创始人CEO李希烈（Chris Lee）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认为创新药全球化的需求是很大的，尤其是早期的医疗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很需要获得海外资源，不管是海外的合作或者融资。但关键是如何帮助他们去找到资本，以合适的估值进行合作，我们需要一个更有效地评估和对接的平台。”
李希烈表示，一方面，医疗创新的大投入需要全球量级的规模化回报，另一方面，好的医疗产品也需要国际应用来证明和兑现创新的医疗价值。
重启创新周期：“我要市场，不要补贴”
众多企业作出调整，采取措施自救。
今年2月，天境生物美国上市公司I-Mab宣布剥离中国业务资产，臧敬五辞去董事会职务，领导天境生物中国公司。
“对于天境生物而言，我们完成了战略重组，切分中国的业务，形成中国产业链的闭环，从企业运营的角度，减少地缘政治不可控的影响。”臧敬五表示。
“资本的挑战，外资的调整和撤离，中美角力等因素，让创新药企被迫把生存放在第一位，影响了整个创新的氛围。”他同时强调，面对外部环境的突变，企业不能干等形势好转，必须找到合适的出路。在资本环境的低迷迫使企业必须考虑形成自身造血的能力。“还是那句话，只有先生存下来，才有机会创新。”
几家企业高管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资本的低谷期，企业会更加关注创新效率，核算以什么样的投入来换取创新的产出。
“市场的竞争会很激烈，而且目前中国创新药产品的经济价值仍然比较有限，这意味着大部分企业都需要作出调整，以提高质量、以质换量为目标，单从量上看也许会大幅减少。”苏慰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但这也是好事，前几年资本市场过热，催生了很多重复性的投入，这一轮低谷过后，市场的发展将会更健康、更稳健，实现质的提升。”
政策也在驰援创新药企。
7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全链条强化政策保障，夯实创新药发展根基。
中国的创新药企，需要什么样的支持？
“你们对创新药的支持，首先不需要在税收上支持，不需要给补贴，财政上的补贴意义不大。”王诚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时候，曾提到这一点。
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是创新药企的底色。不少以创新为重的生物制药企业，在其早期的发展阶段，研发投入甚至超过整体收入。
那些位居全球前列的制药企业，其研发投入规模更是巨大。2023年，强生以852亿美元的收入位居全球药企第一，当年的研发投入150亿美元，超过千亿人民币。默沙东是2023年研发投入最大的药企，当年投入了305亿美元，占其当年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中国风险资本活跃的时期，那些有潜力的初创企业拿到亿元级的投资并非难事。海内外流动的资本、经验丰富的投资人、大企业管理层离职创办的众多初创公司等构成的市场，自带优胜劣汰的机制。这种市场机制，比政府挑选一组企业来培育，更有可能实现一个繁荣的产业生态。
“给我政策，给我市场。”这是王诚以及众多制药企业更期待的支持。“政策生态环境要好，投了钱要看到回报。如果大家投资没得赚，他不投资了，科学家肯定是另找出路。”
企业的希望是，进入国家医保之后，能够顺利进入医院。实际的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为控制医药开支，各家医院控制药品占总体费用的比例，能够进入医院的药品种类和数量受到严格限制。
药品国谈制度常态化已经六年时间，一大批创新药物进入医保目录。但这些药物要想进入医院，就要通过医院“药事会”。药事会是“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的简称，它决定了各家医院的常备药物供应目录。
此前，有些医院对于召开药事会，将新药纳入常备药物目录的积极性并不高。
“现在即使价格降下来了，来到医院以后，你得一家一家医院去磕。”王诚对记者说。对于医院来说，即便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药物，“我有药占比，我有总数1200种药的限制。现在已经1200了，我把谁踢出去，他都得跟我拼命了。”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医药公司，原来需要养活庞大的商务团队，而这些公司每年的营销开支巨大，甚至远超过研发投入。
对于全产业链支持医药产业，王诚认为，可能各个部门要坐下来，梳理好互相矛盾的政策，大家朝一个方向走。
“你给我1个亿的市场，比给1个亿的补贴，对我的影响大10倍。”王诚表示，“我要市场，我不要补贴。所以我经常说，千万别给钱，给我政策好。”
有药企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国产创新药支付改革是整个产业良性循环发展，最后一块有待弥补的短板。
鲁先平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到，“我认为，中国生物医药重启周期就两条道路，一是解决医保支付的合理性问题，二是企业在资本市场恢复融资的能力，支持企业的全球化，其中只要满足任何一条，中国创新药就能走出低谷。
在他看来，目前对于创新药的支持，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是医保制定渐进式支付比例，而不是决定药品价格；其次是医保和医疗体系对医院考核中基药使用的比例与医保国谈品种使用之间的矛盾；第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国家整个健康医疗方面的投入。
然而，无论是医保支付还是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都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苏慰国向第一财经记者指出了在中国推动创新药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国家正在加大推动创新药的发展，包括我们生物医药全链条的支持，近年来，关于创新药产品定价灵活性的呼吁也一直在持续。”他表示，“然而由于医保局和各地政府需要控费，也就是说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上难以落实，所以我认为想要推动新药的创新，还是必须要从政策落地实施的细节入手。”
法国生物医药公司益普生中国总经理戴纪尧（Guillaume Delmotte）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国家的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应该更加统一，包括地方医保机构的协同一致。”
戴纪尧举例称，过去三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了约120个创新药，但仅有20%左右的创新药进入了一线城市三甲医院的药房。“提高创新药的市场可及性并不仅仅和价格相关。”
一流市场与一流企业
目前一流制药企业集中在美国。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巨大的医疗开支，为创新药物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强生、礼来、默沙东等药企每年动辄几十亿美元的研发投入。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创新药行销全球，重磅药物带来的超高回报。比如默沙东的每年研发投入约千亿人民币，它的K药全球销售超过了千亿美元。
“美国是很特殊的市场，美国FDA批准完全根据临床数据，不考虑价格这些事儿。”张小林表示，美国吸引药企的地方是其市场化定价。
近期迪哲医疗的JAK1抑制剂高瑞哲获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二线治疗复发/难治性外周T细胞淋巴瘤。该公司也在与美国FDA沟通，积极争取在美国上市。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医药市场，目前占全球医药市场比例在40%-50%。中国与美国所处阶段不同，制药产业走了不同的道路。
医疗制度改革进展有目共睹。医保目录更新频次高了，而且创新药物获得了倾斜。过去很多肿瘤药、血液药难进医保，现在单抗、小分子、大分子、生物治疗等进入医保。
中国的制药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做出0~1的创新，国内就能把剩下的1~100部分做好。但在0~1这个阶段，中国医药行业源头创新的药物还很少。
据马军教授观察，现在中国每年有0-1个源头创新的药物，美国每年大约10-15个创新药物，英国、日本和欧洲某些国家大约是0-2个。
“遗憾的是，我们拥有的原始创新的专利权很少，往往都是跟随 First-in-Class的药物。”马军说，创新的药物，要靠历史、靠循证、靠经验来沉淀。
在国内市场受限的背景下，中国创新药企近年来纷纷出海，在美国、欧洲等市场寻找收入来源。这其中，少数中国药企是独立运作其海外业务，大多数药企与跨国公司合作，一起分享海外市场权益。
从长远来看，繁荣的中国医药市场，是中国医药产业向上打破天花板的先决条件。中国只有发展成一流的医药市场，才能孕育出一大批一流的制药企业。
“从战略角度出发，没有哪个国家有很强的医药行业，但没有强大的本土市场。”张小林对记者说。“我们去薅美国的羊毛，把产业建起来是不可能的。”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在2024年中国医药创新政策论坛上表示，我国长期处于全球版图上的价格洼地，谈判价格相较于最低国际参考价的中位价还低约39%。这导致作为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的中国，创新药在全球医药市场占比仅为3%，与创新大国的定位显然不匹配。
国家医保基于‘保基本’原则，创新药要全部靠医保来支付，并不现实，医保也无法解决创新药支付的所有问题，创新药支付应该走多元支付道路。
波士顿咨询（BCG）、中再寿险、镁信健康等3家机构共同编撰的《中国商业健康险创新药支付白皮书（2024）》显示，2023年创新药市场规模约1400亿元。据测算，商业健康险对创新药的支付总额约74亿元，占比5.3%。
中国制药产业经过十年的改革和发展，创新的基础已经打下，薪火传承甚至燎原的希望还很大。
复星医药董事长吴以芳亦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很多时候，大家研发创新药是带有非常强的使命感。在过去二十年时间里，从国家层面鼓励创新开始，中国生物医药发展迅速，如今超越了韩国、日本，已可以和欧洲国家并驾齐驱，并仅次于美国。近期也很高兴看到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一系列支持生物医药全链条发展的政策，期待更多利好政策出台。
医药关系所有人的生命健康，这意味着它和耐克的运动服饰、爱马仕的奢侈包是完全不同的运行逻辑。医药注定是一个强监管、政策导向的行业，国内国际都是如此。
“政策不好，钱肯定跑了，钱跑了以后人一定跑；政策好了，钱和人才都不用担心。”吴晓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