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2023年前八个月，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下降了15.5%，其中8月份下降了65%。其中西方国家对华投资全面下降。我们采取了许多吸引外资的措施，但外资不增反减的主要原因，出在我们不同政策的异步与杂音上。
一、上半年外来投资大幅度下降
由于取消疫情防控措施后，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很多内在困难，复苏比较缓慢，导致2023年前八个月外国直接投资（FDI）下降15.5%。商务部最近公布的这一数据显示，尽管各地努力吸引外资，但其他国家的资本越来越多地无视我们，将目光投向了东南亚、印度等地。
上周商务部发布消息称，尽管全力以赴吸引外国资本，2023年前八个月，中国吸收的FDI下降到1170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5.5%。比1-7月份的下降幅度9.8%，放大了5.7个百分点。
其中，8月份中国吸收FDI仅有52亿美元，同比下降6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数据，外来投资数据跌幅更大。2023年第二季度，直接投资负债（衡量中国新外资的另一种衡量标准）暴跌至49亿美元，为1998年初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二、发达国家对华投资领先下降
对华投资的几个大户，日资、德资、美资、韩资今年的对华投资，皆在大幅度下降。
上半年日本对外投资增长22.6%，但对华投资下降7.5%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调查显示， 从1978年到2022年，日本累计在华投资设立企业55400家，对华投资累计已达1559亿美元。我商务部吸引日本直接投资数据为1290亿美元，在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国别排名中名列第二。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JETRO 的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对华投资143.7亿美元。2020年对华投资锐减至34亿美元，2021年对华直接投资回升到39亿美元，2022年对华投资继续回升到46亿美元，随着疫情的恢复逐步增加。但彻底放开疫情防控措施后的今年，开始大幅度下滑。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的统计，2023年上半年，日本对外投资总额达280亿美元，同比增长22.6%。其中，对美投资70亿美元，同比上涨30.7%，对欧盟、东南亚投资同比上涨36.8%，对中国投资同比下降7.5%。
德国对华投资下降14.2%
德国一直是欧洲对华投资大户，德国企业对华依赖程度也超过其他国家。据美国荣鼎咨询公司的数据，在欧盟和英国对华直接投资总额中，德国的占比从2021年的46%增加到2022年的52%。即使德国企业对中国如此友好，2023年上半年我们来自德国的FDI也是减少的。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分析，2023年上半年，德国对华FDI从2022年上半年的120亿欧元减少到103亿欧元，减少了14.2%。
美国对华投资减少接近三分之一。
据瑞信数据，2023年上半年美国对华实际投资25.9亿美元，同比下降31.1％。但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6.6%。
美国对中国FDI中，有近60％集中在消费品、金融服务、房地产等行业，高科技行业占比不足10％，美国资本对华投资似乎明显受到白宫对华政策预期的引导，而远离高科技领域。
美企对印度投资则集中在高科技产品领域。比如9月中旬，苹果称将在印生产规模提高至400亿美元。苹果上一财年在印度的产值为70亿美元，提高到400亿美元将增长接近5倍。目前苹果在印度生产iphone，并计划明年开始生产AirPods。与此同时，印度希望到2026年将其电子产业规模扩大到3000亿美元。
一季度韩国对华投资下跌89.2%。
商务部5月份介绍说，1-4月韩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了30.7%。但韩国企划财政部发布的《2023年第一季度对外直接投资动向》资料显示，今年一季度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对美国的投资额最大，为85.3亿美元，占对外投资的比重达51.7%。而同期韩国对中国的投资额同比锐减89.2%，仅为6.7亿美元。但韩国对印度的投资增长了18.5%。
韩国企划财政部称，韩国最大的石化制造商LG Chem、现代汽车、起亚汽车、浦项制铁、三星、生物诊断公司SD Biosensor等500多家跨国企业都在大手笔投资印度。
现代与旗下的起亚加起来，在印度的年产能达到了140万辆，印度将成为现代汽车仅次于韩国的第2大生产基地。三星2019年宣布撤出在我国的智能手机生产后，一直把生产转移至越南和印度。
实际上，美、欧、日韩政府都在推动他们的企业分散供应链，减少对我们的经济依赖，向本国、东盟、越南转移产能。
比如日本政府2020年4月推出一项“针对供应链对策的国内投资促进事业补助”政策。首批只有87家在华日资企业报名，但截止2020年7月底为止，第二批申请将工厂搬回日本的在华日企有1670家，一度让媒体用“日企正排队撤离中国”予以关注。
不过，在实际执行层面，因为这些国家的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比较独立，政府的要求并非是企业投资需要考虑的第一因素。所以我们看到仍然有来自这些国家的资金投资我国。
三、外来投资在担心什么？
商务部认为，FDI下降，是因为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去年的高基数所致。该部还称，外商投资是市场行为，周期性波动是正常的。
商务部在官方新闻稿中说：“外资是一种市场行为，周期性波动是正常的。我们需要同时考虑规模和结构，以及短期和长期趋势“。
不过，商务部的看法，仅仅代表我们自己的官方认知。官方的认知与海外资本的想法，不一定同频共振。
通过阅读美国、日本、欧洲的一些商会组织的调查报告，海外经济分析人士的发表的观点，以及一些跨国公司披露的想法，我们发现，我们最近采取了许多吸引外资的措施，但外资不增反减的主要原因，出在我们不同政策的异步与杂音上，也与我们在经济战与舆论战的方向互相冲突有关。
上海美国商会发布一项调查显示，有5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商业前景至少略感乐观。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经济放缓影响，在华美国企业对未来几年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前景悲观程度达到历来最高。
针对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8月29日晚说，美国企业越来越多地用不适合投资这个词来形容中国，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延斯·埃斯克隆表示：虽然不适合投资不是欧盟商会用来形容中国的词语。但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就中国能够从欧洲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而言，受制于市场准入未能改善，中国目前接受的“投资明显不足“。
外企悲观，其中主要集中在对跨境数据流的限制、新的反间谍法以及对少数外企的一系列调查等方面的担忧上。外企认为这些因素损害了他们的商业信心。
比如DW在新闻中称，我国7月推出的 “间谍”法后，至少有17名日本公民被指控在华从事间谍活动，使公司不愿向中国派遣员工，并危及当地生产。日本企业认为我们的间谍法对于什么属于国家安全或利益没有定义，规定得太模糊，具体执法人员自由发挥空间太大，让外企和外企雇员无所适从，人们很难确定他们是否违反了监管。
产经新闻7月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日本企业进行了一项调查，在86家回复的公司中，超过53%的公司对该法律对其在中国的业务和员工的影响表示担忧。
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纳吉说：令人担忧的是，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即使是最微不足道和无关紧要的行为，也可能被视为某种形式的间谍活动。
这导致一些日资企业加紧撤离中国，原本计划在中国投资的日资也改投东南亚或者印度。
因此，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虽然《国家安全法》确实是维护国家安全所必须的，但在执行时，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应该认真、妥当地细化，严格区分新闻采访与危害国家安全，严格区分企业与学者搜集经济资料分析评估投资环境、企业发展策略、产品市场研究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边界，最大限度地减少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空间，避免执法扩大化、社会化、运动化，导致《国家安全法》在执行泛化的过程中，危害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发展安全。
内容提要：
中国2023年前八个月，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下降了15.5%，其中8月份下降了65%。其中西方国家对华投资全面下降。我们采取了许多吸引外资的措施，但外资不增反减的主要原因，出在我们不同政策的异步与杂音上。
一、上半年外来投资大幅度下降
由于取消疫情防控措施后，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很多内在困难，复苏比较缓慢，导致2023年前八个月外国直接投资（FDI）下降15.5%。商务部最近公布的这一数据显示，尽管各地努力吸引外资，但其他国家的资本越来越多地无视我们，将目光投向了东南亚、印度等地。
上周商务部发布消息称，尽管全力以赴吸引外国资本，2023年前八个月，中国吸收的FDI下降到1170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5.5%。比1-7月份的下降幅度9.8%，放大了5.7个百分点。
其中，8月份中国吸收FDI仅有52亿美元，同比下降6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数据，外来投资数据跌幅更大。2023年第二季度，直接投资负债（衡量中国新外资的另一种衡量标准）暴跌至49亿美元，为1998年初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二、发达国家对华投资领先下降
对华投资的几个大户，日资、德资、美资、韩资今年的对华投资，皆在大幅度下降。
上半年日本对外投资增长22.6%，但对华投资下降7.5%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调查显示， 从1978年到2022年，日本累计在华投资设立企业55400家，对华投资累计已达1559亿美元。我商务部吸引日本直接投资数据为1290亿美元，在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国别排名中名列第二。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JETRO 的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对华投资143.7亿美元。2020年对华投资锐减至34亿美元，2021年对华直接投资回升到39亿美元，2022年对华投资继续回升到46亿美元，随着疫情的恢复逐步增加。但彻底放开疫情防控措施后的今年，开始大幅度下滑。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的统计，2023年上半年，日本对外投资总额达280亿美元，同比增长22.6%。其中，对美投资70亿美元，同比上涨30.7%，对欧盟、东南亚投资同比上涨36.8%，对中国投资同比下降7.5%。
德国对华投资下降14.2%
德国一直是欧洲对华投资大户，德国企业对华依赖程度也超过其他国家。据美国荣鼎咨询公司的数据，在欧盟和英国对华直接投资总额中，德国的占比从2021年的46%增加到2022年的52%。即使德国企业对中国如此友好，2023年上半年我们来自德国的FDI也是减少的。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分析，2023年上半年，德国对华FDI从2022年上半年的120亿欧元减少到103亿欧元，减少了14.2%。
美国对华投资减少接近三分之一。
据瑞信数据，2023年上半年美国对华实际投资25.9亿美元，同比下降31.1％。但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6.6%。
美国对中国FDI中，有近60％集中在消费品、金融服务、房地产等行业，高科技行业占比不足10％，美国资本对华投资似乎明显受到白宫对华政策预期的引导，而远离高科技领域。
美企对印度投资则集中在高科技产品领域。比如9月中旬，苹果称将在印生产规模提高至400亿美元。苹果上一财年在印度的产值为70亿美元，提高到400亿美元将增长接近5倍。目前苹果在印度生产iphone，并计划明年开始生产AirPods。与此同时，印度希望到2026年将其电子产业规模扩大到3000亿美元。
一季度韩国对华投资下跌89.2%。
商务部5月份介绍说，1-4月韩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了30.7%。但韩国企划财政部发布的《2023年第一季度对外直接投资动向》资料显示，今年一季度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对美国的投资额最大，为85.3亿美元，占对外投资的比重达51.7%。而同期韩国对中国的投资额同比锐减89.2%，仅为6.7亿美元。但韩国对印度的投资增长了18.5%。
韩国企划财政部称，韩国最大的石化制造商LG Chem、现代汽车、起亚汽车、浦项制铁、三星、生物诊断公司SD Biosensor等500多家跨国企业都在大手笔投资印度。
现代与旗下的起亚加起来，在印度的年产能达到了140万辆，印度将成为现代汽车仅次于韩国的第2大生产基地。三星2019年宣布撤出在我国的智能手机生产后，一直把生产转移至越南和印度。
实际上，美、欧、日韩政府都在推动他们的企业分散供应链，减少对我们的经济依赖，向本国、东盟、越南转移产能。
比如日本政府2020年4月推出一项“针对供应链对策的国内投资促进事业补助”政策。首批只有87家在华日资企业报名，但截止2020年7月底为止，第二批申请将工厂搬回日本的在华日企有1670家，一度让媒体用“日企正排队撤离中国”予以关注。
不过，在实际执行层面，因为这些国家的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比较独立，政府的要求并非是企业投资需要考虑的第一因素。所以我们看到仍然有来自这些国家的资金投资我国。
三、外来投资在担心什么？
商务部认为，FDI下降，是因为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去年的高基数所致。该部还称，外商投资是市场行为，周期性波动是正常的。
商务部在官方新闻稿中说：“外资是一种市场行为，周期性波动是正常的。我们需要同时考虑规模和结构，以及短期和长期趋势“。
不过，商务部的看法，仅仅代表我们自己的官方认知。官方的认知与海外资本的想法，不一定同频共振。
通过阅读美国、日本、欧洲的一些商会组织的调查报告，海外经济分析人士的发表的观点，以及一些跨国公司披露的想法，我们发现，我们最近采取了许多吸引外资的措施，但外资不增反减的主要原因，出在我们不同政策的异步与杂音上，也与我们在经济战与舆论战的方向互相冲突有关。
上海美国商会发布一项调查显示，有5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商业前景至少略感乐观。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经济放缓影响，在华美国企业对未来几年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前景悲观程度达到历来最高。
针对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8月29日晚说，美国企业越来越多地用不适合投资这个词来形容中国，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延斯·埃斯克隆表示：虽然不适合投资不是欧盟商会用来形容中国的词语。但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就中国能够从欧洲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而言，受制于市场准入未能改善，中国目前接受的“投资明显不足“。
外企悲观，其中主要集中在对跨境数据流的限制、新的反间谍法以及对少数外企的一系列调查等方面的担忧上。外企认为这些因素损害了他们的商业信心。
比如DW在新闻中称，我国7月推出的 “间谍”法后，至少有17名日本公民被指控在华从事间谍活动，使公司不愿向中国派遣员工，并危及当地生产。日本企业认为我们的间谍法对于什么属于国家安全或利益没有定义，规定得太模糊，具体执法人员自由发挥空间太大，让外企和外企雇员无所适从，人们很难确定他们是否违反了监管。
产经新闻7月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日本企业进行了一项调查，在86家回复的公司中，超过53%的公司对该法律对其在中国的业务和员工的影响表示担忧。
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纳吉说：令人担忧的是，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即使是最微不足道和无关紧要的行为，也可能被视为某种形式的间谍活动。
这导致一些日资企业加紧撤离中国，原本计划在中国投资的日资也改投东南亚或者印度。
因此，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虽然《国家安全法》确实是维护国家安全所必须的，但在执行时，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应该认真、妥当地细化，严格区分新闻采访与危害国家安全，严格区分企业与学者搜集经济资料分析评估投资环境、企业发展策略、产品市场研究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边界，最大限度地减少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空间，避免执法扩大化、社会化、运动化，导致《国家安全法》在执行泛化的过程中，危害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发展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