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延长抗疫平台期，只能是让社会系统性风险呈几何倍数增长
公共卫生危机往往是人类的大考，这次新冠疫情当然不例外。已经持续了三年的疫情，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最严峻的综合考验，1978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处于一种非正常的运转状态。不过在这场大考中，我们的政府、社会、个人都表现的很优秀，这也反映出来，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公共治理能力、物质基础、居民素质都有了根本性的提升。
但是，人类过往的瘟疫史表明，如果长期处于非正常的状态，将滋生各种非理性主义，有可能引起社会秩序重构，打破之前的稳态。或许或有人质疑，小小的新冠病毒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跟历史上的鼠疫、霍乱相比吗？的确新冠的破坏力不可与之同日而语，但现代社会的极高流动性，无限放大了其危害性，农耕时代的瘟疫都是区域性的，传播非常缓慢，但是新冠疫情从爆发起，其危害就是全局性的、全系统性的；再者，农业时代的历史发展以世纪为单位，而目前的生产效率下，已经提速到以十年、二十年为单位，如果三年五载处于非正常状态下，可能会根本性改变历史短周期的运行结果。
因此，我们的抗疫成绩虽然伟大，但是毕竟承担着巨大的社会代价（包括未来成长的代价），如果社会长期处于疫情带来的紊乱紧张状态，必然会对社会深层肌理造成伤害。并且，这些深层问题在今年下半年，随着社会非正常状态的不断被强化，都逐渐暴露出端倪，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经济发展转型机遇的流失。目前这个阶段，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向高质量，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由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变的关键期。疫情前的几年，中国科技竞争力迅速提升，制造业升级加速，中国制造海外竞争力明显增强，脱贫攻坚战也取得了历史性成绩。那个阶段经济发展势头非常不错，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经济研究机构都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不是问题。
但是疫情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因为，现代经济的根基在于自由的流通，当社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现金流都被极大束缚之后，就无法正常运转了（当然这种情况在2020年也普遍存在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今年经济中心城市动不动就停摆，极大影响了全国范围内的融资、交易、研发的进行，同时还造成某些重要产业的供应链中断，由此产生的抑制性作用甚至高于局部战争。
具体来说，疫情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力的伤害表现在：
1. 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现金流支撑不过三个月，长期封控必然引起倒闭潮，而中小企业是生产经营、就业和税收的最重要载体，中小企业倒闭会根本上破坏经济增长潜力；
2. 企业正常研发受到干扰，大大降低创新速率；
3. 居民收入降低，消费受到抑制，进一步影响生产和创新；
4. 政府、企业、个人负债表都出现很大问题，未来纾困自救将成为相当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这会大大降低用于增长性发展的投资比重。
这些变化不仅会降低GDP增长速率，更可能延滞中国经济现代化转型，以至于现在很多海外智库或经济家在质疑未来中国超越美国的可能性。并且，当下国际经济环境挑战也很多，印度和东南亚新兴市场正在积极与中国争夺产业资源，美国也在竭尽全力遏制中国竞争力的升级。这种情况如果再维持一年半载，各种企业的损失将会几何倍数增长，很可能会未来三年五年都很难把经济增长能力修复到以前的水平，从而让我们错过宝贵窗口期。
第二,公权力的流失、碎片化，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被破坏。历史上的很多严重的瘟疫都重新塑造了社会，造成既往的权力体系崩溃，国家碎片化。比如，黑死病彻底改变了欧洲，教权和王权走向衰落，封建领主权力得到扩张；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后期的瘟疫，都击溃了“超稳定”的权力秩序，造成民变或地方割据。在防疫的模式下，社会权力体系中的各种角色都发生了变化，各种力量（包含中央、地方、个人、市场、社会机构等）之间事实上在暗中博弈，社会权力分配体系发生着重组。
目前的突出表现是，一些地方政府将“人民至上”异化为“防疫至上”，为了防疫的目的，可以藐视一切中央政令和法律体系，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个防疫的独立王国。甚至最基层的村委会、居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在不具备任何行政权力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轻易封村、封路、封社区，让辖区内的一切社会流动和经营活动停止——最基层的无政府主义也疯狂滋长（毛泽东曾经多次批评类似的无政府主义）。这些都反映了，在疫情状态下，公权力被碎片化，过去业已形成的治理规则也在流失，并且拖得越久，防疫体系越严密，这种趋势就越明显，新形成的利益格局就越被固化。
另外，在改革开放中，我们逐渐告别农业经济时代的权力主导型治理体系，形成一套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个体系的基石就是自由、开放、尊重市场、尊重人民意志。但是疫情管制造成区域间的隔离度越来越高，很多地方比计划经济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在四十年改革中，好不容易打破的各种藩篱，陡然间又恢复起来；行政命令思维在很多领域也在回潮，以人为本、科学决策、法治等思维被搁置到一边。这种非正常的状态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很多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成果可能会付之一炬。
第三, 社会资本的流失。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指个人、群体、社会、国家之间形成的和谐关系以及结成的紧密联系，其组成部分有社会网络、规范、共识、信任、权威、及社会道德等。相对于金融资本、资源性资本等，社会资本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可以说即便是没有钱了，只要社会资本在，人们就可以马上重建一个繁荣的新社会。我们发现，犹太教徒、新教徒之所以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迅速建成一个发达社会，就在于他们的社会资本充裕。而相反的例子是，拉美、东南亚很多国家在转型中长期陷入停滞和动荡，就是因为社会资本流失而导致的社会溃败。
这次疫情对社会资本有很多的负面冲击，比如，严密策物理隔离导致社会网络被打破，造成的社会孤岛化；居民对一些政府部门信任的下降；社会围绕采取什么样的防疫政策而产生的撕裂；各种机构长期不能正常活动，导致社会自救自愈能力的下降；人民长期看不到希望，导致的社会信心的流失。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最珍贵的结果应当是我们建成了一个具有初步规模的市民社会，积累了可观的社会资本，这在最近的北京市民的自救中体现出来了，我们终究一天会告别疫情，但是如果社会资本被消耗殆尽，社会重建将异常艰难。
所以，久拖总非良策，疫情之下非常态的社会最终没有获益者，抗疫平台期被无限期延长，将是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共输。当我国完成了第一阶段（2020年—2021年）抗疫胜利后，经过了本阶段的探索，应该积极筹划在下一阶段的适当时机，最终渡过这场疫情危机，取得抗击疫情的最后胜利，这也是符合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的要求以及人民心愿的共赢道路。
不过一些防疫爱好者总是在强调，这样做的风险和损失。这种观点其实是忽视了病毒社会危害性函数已经越过临界点的现实，误判了目前的主要矛盾。如果积极选择与病毒共存，我们的社会面临的主要是公共卫生系统的风险，而继续不惜一切代价，调动社会全部资源去围堵病毒，则会产生整个社会系统性风险。并且，疫情持续的越长，风险会呈现几何倍数的增长。二者比较起来，孰轻孰重？
也有一些现实主义者担心，我国缺乏必要的应对能力。本文所要表达的，不是一放了之，而是做好必要准备，在选择适当时机逐步改变防疫政策。我们应该看到，当下已经具备了最后克服疫情、获取最后胜利的能力和条件：
1.我们的政府在在过去三年中业已积累了防疫方面的精确指挥调度能力，拥有充足的应对复杂局面的本领；
2.我们的各种社会机构组织，积极在为抗疫做配合，使得我们比西方社会更有充足的资源，更能集中力量渡过危机；
3.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病毒危害有了科学理性认识，做好了与病毒共存的准备，愿意做防护的第一责任人；
4.11月以来的本轮疫情表明，重症率和死亡率又比春季上海疫情期间大幅降低，只要错过基础病高发期，我国医疗资源基本可以应对疫情。
今冬又至，大疫已整三年，国已困矣、民已乏矣，同心协力尽快走出危机，及早回归常态、重建社会、恢复民力才已经是社会主流的心声。我们相信，经历了无数大风大浪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度过抗疫的最后一道考验。
无限延长抗疫平台期，只能是让社会系统性风险呈几何倍数增长
公共卫生危机往往是人类的大考，这次新冠疫情当然不例外。已经持续了三年的疫情，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最严峻的综合考验，1978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处于一种非正常的运转状态。不过在这场大考中，我们的政府、社会、个人都表现的很优秀，这也反映出来，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公共治理能力、物质基础、居民素质都有了根本性的提升。
但是，人类过往的瘟疫史表明，如果长期处于非正常的状态，将滋生各种非理性主义，有可能引起社会秩序重构，打破之前的稳态。或许或有人质疑，小小的新冠病毒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跟历史上的鼠疫、霍乱相比吗？的确新冠的破坏力不可与之同日而语，但现代社会的极高流动性，无限放大了其危害性，农耕时代的瘟疫都是区域性的，传播非常缓慢，但是新冠疫情从爆发起，其危害就是全局性的、全系统性的；再者，农业时代的历史发展以世纪为单位，而目前的生产效率下，已经提速到以十年、二十年为单位，如果三年五载处于非正常状态下，可能会根本性改变历史短周期的运行结果。
因此，我们的抗疫成绩虽然伟大，但是毕竟承担着巨大的社会代价（包括未来成长的代价），如果社会长期处于疫情带来的紊乱紧张状态，必然会对社会深层肌理造成伤害。并且，这些深层问题在今年下半年，随着社会非正常状态的不断被强化，都逐渐暴露出端倪，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经济发展转型机遇的流失。目前这个阶段，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向高质量，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由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变的关键期。疫情前的几年，中国科技竞争力迅速提升，制造业升级加速，中国制造海外竞争力明显增强，脱贫攻坚战也取得了历史性成绩。那个阶段经济发展势头非常不错，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经济研究机构都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不是问题。
但是疫情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因为，现代经济的根基在于自由的流通，当社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现金流都被极大束缚之后，就无法正常运转了（当然这种情况在2020年也普遍存在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今年经济中心城市动不动就停摆，极大影响了全国范围内的融资、交易、研发的进行，同时还造成某些重要产业的供应链中断，由此产生的抑制性作用甚至高于局部战争。
具体来说，疫情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力的伤害表现在：
1. 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现金流支撑不过三个月，长期封控必然引起倒闭潮，而中小企业是生产经营、就业和税收的最重要载体，中小企业倒闭会根本上破坏经济增长潜力；
2. 企业正常研发受到干扰，大大降低创新速率；
3. 居民收入降低，消费受到抑制，进一步影响生产和创新；
4. 政府、企业、个人负债表都出现很大问题，未来纾困自救将成为相当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这会大大降低用于增长性发展的投资比重。
这些变化不仅会降低GDP增长速率，更可能延滞中国经济现代化转型，以至于现在很多海外智库或经济家在质疑未来中国超越美国的可能性。并且，当下国际经济环境挑战也很多，印度和东南亚新兴市场正在积极与中国争夺产业资源，美国也在竭尽全力遏制中国竞争力的升级。这种情况如果再维持一年半载，各种企业的损失将会几何倍数增长，很可能会未来三年五年都很难把经济增长能力修复到以前的水平，从而让我们错过宝贵窗口期。
第二,公权力的流失、碎片化，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被破坏。历史上的很多严重的瘟疫都重新塑造了社会，造成既往的权力体系崩溃，国家碎片化。比如，黑死病彻底改变了欧洲，教权和王权走向衰落，封建领主权力得到扩张；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后期的瘟疫，都击溃了“超稳定”的权力秩序，造成民变或地方割据。在防疫的模式下，社会权力体系中的各种角色都发生了变化，各种力量（包含中央、地方、个人、市场、社会机构等）之间事实上在暗中博弈，社会权力分配体系发生着重组。
目前的突出表现是，一些地方政府将“人民至上”异化为“防疫至上”，为了防疫的目的，可以藐视一切中央政令和法律体系，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个防疫的独立王国。甚至最基层的村委会、居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在不具备任何行政权力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轻易封村、封路、封社区，让辖区内的一切社会流动和经营活动停止——最基层的无政府主义也疯狂滋长（毛泽东曾经多次批评类似的无政府主义）。这些都反映了，在疫情状态下，公权力被碎片化，过去业已形成的治理规则也在流失，并且拖得越久，防疫体系越严密，这种趋势就越明显，新形成的利益格局就越被固化。
另外，在改革开放中，我们逐渐告别农业经济时代的权力主导型治理体系，形成一套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个体系的基石就是自由、开放、尊重市场、尊重人民意志。但是疫情管制造成区域间的隔离度越来越高，很多地方比计划经济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在四十年改革中，好不容易打破的各种藩篱，陡然间又恢复起来；行政命令思维在很多领域也在回潮，以人为本、科学决策、法治等思维被搁置到一边。这种非正常的状态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很多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成果可能会付之一炬。
第三, 社会资本的流失。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指个人、群体、社会、国家之间形成的和谐关系以及结成的紧密联系，其组成部分有社会网络、规范、共识、信任、权威、及社会道德等。相对于金融资本、资源性资本等，社会资本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可以说即便是没有钱了，只要社会资本在，人们就可以马上重建一个繁荣的新社会。我们发现，犹太教徒、新教徒之所以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迅速建成一个发达社会，就在于他们的社会资本充裕。而相反的例子是，拉美、东南亚很多国家在转型中长期陷入停滞和动荡，就是因为社会资本流失而导致的社会溃败。
这次疫情对社会资本有很多的负面冲击，比如，严密策物理隔离导致社会网络被打破，造成的社会孤岛化；居民对一些政府部门信任的下降；社会围绕采取什么样的防疫政策而产生的撕裂；各种机构长期不能正常活动，导致社会自救自愈能力的下降；人民长期看不到希望，导致的社会信心的流失。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最珍贵的结果应当是我们建成了一个具有初步规模的市民社会，积累了可观的社会资本，这在最近的北京市民的自救中体现出来了，我们终究一天会告别疫情，但是如果社会资本被消耗殆尽，社会重建将异常艰难。
所以，久拖总非良策，疫情之下非常态的社会最终没有获益者，抗疫平台期被无限期延长，将是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共输。当我国完成了第一阶段（2020年—2021年）抗疫胜利后，经过了本阶段的探索，应该积极筹划在下一阶段的适当时机，最终渡过这场疫情危机，取得抗击疫情的最后胜利，这也是符合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的要求以及人民心愿的共赢道路。
不过一些防疫爱好者总是在强调，这样做的风险和损失。这种观点其实是忽视了病毒社会危害性函数已经越过临界点的现实，误判了目前的主要矛盾。如果积极选择与病毒共存，我们的社会面临的主要是公共卫生系统的风险，而继续不惜一切代价，调动社会全部资源去围堵病毒，则会产生整个社会系统性风险。并且，疫情持续的越长，风险会呈现几何倍数的增长。二者比较起来，孰轻孰重？
也有一些现实主义者担心，我国缺乏必要的应对能力。本文所要表达的，不是一放了之，而是做好必要准备，在选择适当时机逐步改变防疫政策。我们应该看到，当下已经具备了最后克服疫情、获取最后胜利的能力和条件：
1.我们的政府在在过去三年中业已积累了防疫方面的精确指挥调度能力，拥有充足的应对复杂局面的本领；
2.我们的各种社会机构组织，积极在为抗疫做配合，使得我们比西方社会更有充足的资源，更能集中力量渡过危机；
3.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病毒危害有了科学理性认识，做好了与病毒共存的准备，愿意做防护的第一责任人；
4.11月以来的本轮疫情表明，重症率和死亡率又比春季上海疫情期间大幅降低，只要错过基础病高发期，我国医疗资源基本可以应对疫情。
今冬又至，大疫已整三年，国已困矣、民已乏矣，同心协力尽快走出危机，及早回归常态、重建社会、恢复民力才已经是社会主流的心声。我们相信，经历了无数大风大浪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度过抗疫的最后一道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