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还是“敌人”？10月2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位于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了其第二个对华政策演讲。他明确表示，“美国不再指望仅靠经济接触就能将中国转变为自由开放社会，现在视中国为战略和经济上的对手（strategic and economic rival）。”
▲资料图片：当地时间10月2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出席研讨会，谈论中美关系。
这是特朗普政府在其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战略报告》里将中国明确定性为“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之后，其最高层就已经进入“大国竞争新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定位又一次使用高度战略化、政治化的标签性词汇，进一步印证了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基本方向。
由此我想起美国驻华使馆政务公使柯有为去年秋天在与我的好朋友安刚的一次交流中，面对提问做出的回答。他说，美国对华战略的新定位就是“竞争”（competition），这是美国国内跨党派界别、跨政府任期且拥有充分社会支持的一个基本共识，“中方不必再有任何怀疑”。
不过我也注意到，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定位，中国国内学者、媒体人甚至一些官员的认知仍然存在细微但并非不重要的差异，这种差异就反映为美方用词中译文的不精准，比如：
相当多的人混用“竞争者”（competitor）和“对手”（rival），把“竞争者”译成“竞争对手”；有人主张把“竞争者”或“对手”直接译作“敌手”（enemy），给出的理由是“美国内心就是把中国当敌人的”,“我们要用差异性翻译法给国人一个警醒”；
也有人搞不清“rival”与既有“对手”内涵也有“敌手”之意的“adversary”和“opponent”两词的区别，感到困惑，而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在高阶官方层面谈起对华关系时是不使用后两个词的。还有一个词“antagonist”，一般用在剧本里，指“反派”“坏蛋”。
▲资料图片：2017年11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右）偕夫人梅拉尼娅搭乘“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展开任内首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
从翻译的角度来说，把握“信”即准确度是第一位的。然而，英文中很多词的语义丰富度要超过中文对应词汇，当然中文里也有很多词汇在英文里是很难找到确切的对应词的。比如，“rival”和“enemy”在翻成中文后，“对手”和“敌手”的区别就不像在英文里那么明显。在英语中，“rival”除“竞争”“争夺”优势地位之意外，还蕴含着一种“平等”或“对等”的含义。然而中文的“对手”则似乎更多强调“冲突”与“对抗”，双方实力体量的差异也并不在语境当中。
再比如，“adversary”“opponent”“enemy”虽然都简单概念化地作“敌手”译，但相互也有细微差别。按照《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和《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的解释，根据恨意的从少到多排序，应为“opponent”“adversary”“enemy”。
不管怎样，无论是“competitor”还是“rival”，与“enemy”毕竟还是有实质区别的。某些中文媒体、自媒体甚至专业研究人员对其不敏感，有意无意地将关键词具体释义模糊化、混淆化，最终落到“敌对”这个解释层面上，进而塑造出一种普遍性的大众认知，对战略判断和应对是可以产生直接影响的。“敌人”也许并不是美国政府眼中的中国，而是很多中国人认为的美国政府眼中的中国，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作用—反应”模型告诉我们，长此以往，中国被美国视为“敌人”最终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当然，同样的道理在美国人对中文表述的扭曲理解当中也有鲜明体现。中国政府这几年诸多官方文件中的一些关键表述，都被美国领导层和战略界曲解，比如把“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解读为要和美国“争领导权”，把美国“挤出国际权力中心”；把中国的发展经验“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解读为要搞“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输出”，在世界上构建“威权国家联盟”；把建设“世界一流军事强国”解读为要谋求“绝对军事优势”、搞“全球军事霸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说明美国在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同时也反映出语言文化、表达习惯差异在助推“信任赤字”“信任鸿沟”的扩大。
中国在美国的“战略光谱”中移动
根据中国学者郭艳琴对1994至2017年间八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三份其它相关报告的文本分析，美国“定位”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用词包括：
“盟国”（ally）、“友邦”（friend）、“伙伴”（partner）、“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竞争者”（competitor）、“竞争对手”（rival）、“对手”（opponent）、“敌手”（adversary）、“敌人”（enemy）。
上述各种界定排列在一起，就构成一道从左至右逐渐由绿到红的“光谱”，标示着不同国家在美国对外战略利益中的位置。可以看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这个“光谱”上的位置一直是在游移的：
从克林顿执政后期的“浅蓝区”（战略伙伴，或至少部分领域的合作伙伴）滑到奥巴马时期的“深蓝区”（利益攸关方），再到特朗普执政第一年蓝红交界的“深紫区”（竞争者），最近又以彭斯在威尔逊中心的演讲为标志向右端移动了一点点，进入“浅紫区”（竞争对手）了。
▲资料图片：2009年11月16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交流。
总的趋势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和美国对华战略疑忌防范心理的不断上升，以及中美两国在有限国际空间里结构性矛盾的发展，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谱系中的位置在逐渐向“红区”（敌手）靠近，美国单独和拉着盟友伙伴对中国采取的遏制与平衡措施也在不断加强。这是一个长线的历史进程，其最终是否滑向彻底为敌取决于中美两国各自的选择和相互间的互动。
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全球事务表现得消极保守，其对华政策更是非常右，美国国内亦有一股力量在极力推动中美关系敌对化、彼此“脱钩”，甚至叫嚣在重大敏感问题上“不惜一战”，但特朗普本人及其政府在是否与中国为敌的问题上还是受到各种利益和不同群体意见的有力牵制，主观上有顾虑，客观上无法为所欲为。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多次使用“competitor”来定性中国，避免将中国描述为“敌人”。彭斯在威尔逊中心演讲中明确说中国是“对手”，但也强调特朗普政府不寻求与中国对抗、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不寻求与中国“脱钩”,甚至还表达了可以重返接触的意向和不允许两国正常合作被打断的态度。今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战略界许多专家学者、前政要、前官员站出来对特朗普政府在经贸、军事、意识形态等问题上的过激举措说“不”，要求谨慎从事，强调“敌视中国将适得其反”。这些都表明，美国的对华战略调整还没有最后定型，内部争论还在继续进行，我们还有做工作的空间。
▲资料图片：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发表国情咨文
有着丰富高翻经验的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大使曾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语言是有魔力的。”一个多世纪多前，美国语言学家本杰明·沃夫和爱德华·萨皮尔就提出了“语言的相关性”假说。他们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不同群体试图交流的外在表现，其内涵与结构还能够影响使用者的世界观和认知。换言之，人们的认知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相关的。现代心理语言学研究为此假说提供了支撑，证实语言能通过无数细微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认知。例如，人们的语言背景可能导致他们倾向于关注某些事实和事项而忽视另一些。当坐在谈判桌两端的人们使用不同语言时，对对方话语的理解程度对谈判结果和事后决策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可以说，没有比外交和国际关系更能反映“语言魔力”的领域了。在世界既有实力格局被打破、国际秩序碎片化的今天，中美分歧日益凸显，滑向全面对抗乃至冲突的前景不能排除，必须全力避免。然而，双方彼此似乎很难向对方阐明并让对方理解自身的愿景，除了立场之外，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加剧了这一困境。很多情况下，翻译过程中产生的谬误以及中英两种语言在世界舆论场上的不对等性，往往会导致互疑加剧。我们不能因美国人言辞选择的谨慎就幻想对方能放低对华遏制之心，但还是需要防止技术性偏差叠加成战略误判。
▲资料图片：美国众议院
美国教育家劳伦斯·彼得说：“每当两个人相遇时，实际上有六个人存在，那就是各自眼中的自己、各自在对方眼中的自己以及各自真实的自我。”在急速变化的世界中，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寻找真实的自我和对方。
“对手”还是“敌人”？10月2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位于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了其第二个对华政策演讲。他明确表示，“美国不再指望仅靠经济接触就能将中国转变为自由开放社会，现在视中国为战略和经济上的对手（strategic and economic rival）。”
▲资料图片：当地时间10月2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出席研讨会，谈论中美关系。
这是特朗普政府在其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战略报告》里将中国明确定性为“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之后，其最高层就已经进入“大国竞争新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定位又一次使用高度战略化、政治化的标签性词汇，进一步印证了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基本方向。
由此我想起美国驻华使馆政务公使柯有为去年秋天在与我的好朋友安刚的一次交流中，面对提问做出的回答。他说，美国对华战略的新定位就是“竞争”（competition），这是美国国内跨党派界别、跨政府任期且拥有充分社会支持的一个基本共识，“中方不必再有任何怀疑”。
不过我也注意到，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定位，中国国内学者、媒体人甚至一些官员的认知仍然存在细微但并非不重要的差异，这种差异就反映为美方用词中译文的不精准，比如：
相当多的人混用“竞争者”（competitor）和“对手”（rival），把“竞争者”译成“竞争对手”；有人主张把“竞争者”或“对手”直接译作“敌手”（enemy），给出的理由是“美国内心就是把中国当敌人的”,“我们要用差异性翻译法给国人一个警醒”；
也有人搞不清“rival”与既有“对手”内涵也有“敌手”之意的“adversary”和“opponent”两词的区别，感到困惑，而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在高阶官方层面谈起对华关系时是不使用后两个词的。还有一个词“antagonist”，一般用在剧本里，指“反派”“坏蛋”。
▲资料图片：2017年11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右）偕夫人梅拉尼娅搭乘“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展开任内首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
从翻译的角度来说，把握“信”即准确度是第一位的。然而，英文中很多词的语义丰富度要超过中文对应词汇，当然中文里也有很多词汇在英文里是很难找到确切的对应词的。比如，“rival”和“enemy”在翻成中文后，“对手”和“敌手”的区别就不像在英文里那么明显。在英语中，“rival”除“竞争”“争夺”优势地位之意外，还蕴含着一种“平等”或“对等”的含义。然而中文的“对手”则似乎更多强调“冲突”与“对抗”，双方实力体量的差异也并不在语境当中。
再比如，“adversary”“opponent”“enemy”虽然都简单概念化地作“敌手”译，但相互也有细微差别。按照《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和《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的解释，根据恨意的从少到多排序，应为“opponent”“adversary”“enemy”。
不管怎样，无论是“competitor”还是“rival”，与“enemy”毕竟还是有实质区别的。某些中文媒体、自媒体甚至专业研究人员对其不敏感，有意无意地将关键词具体释义模糊化、混淆化，最终落到“敌对”这个解释层面上，进而塑造出一种普遍性的大众认知，对战略判断和应对是可以产生直接影响的。“敌人”也许并不是美国政府眼中的中国，而是很多中国人认为的美国政府眼中的中国，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作用—反应”模型告诉我们，长此以往，中国被美国视为“敌人”最终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当然，同样的道理在美国人对中文表述的扭曲理解当中也有鲜明体现。中国政府这几年诸多官方文件中的一些关键表述，都被美国领导层和战略界曲解，比如把“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解读为要和美国“争领导权”，把美国“挤出国际权力中心”；把中国的发展经验“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解读为要搞“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输出”，在世界上构建“威权国家联盟”；把建设“世界一流军事强国”解读为要谋求“绝对军事优势”、搞“全球军事霸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说明美国在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同时也反映出语言文化、表达习惯差异在助推“信任赤字”“信任鸿沟”的扩大。
中国在美国的“战略光谱”中移动
根据中国学者郭艳琴对1994至2017年间八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三份其它相关报告的文本分析，美国“定位”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用词包括：
“盟国”（ally）、“友邦”（friend）、“伙伴”（partner）、“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竞争者”（competitor）、“竞争对手”（rival）、“对手”（opponent）、“敌手”（adversary）、“敌人”（enemy）。
上述各种界定排列在一起，就构成一道从左至右逐渐由绿到红的“光谱”，标示着不同国家在美国对外战略利益中的位置。可以看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这个“光谱”上的位置一直是在游移的：
从克林顿执政后期的“浅蓝区”（战略伙伴，或至少部分领域的合作伙伴）滑到奥巴马时期的“深蓝区”（利益攸关方），再到特朗普执政第一年蓝红交界的“深紫区”（竞争者），最近又以彭斯在威尔逊中心的演讲为标志向右端移动了一点点，进入“浅紫区”（竞争对手）了。
▲资料图片：2009年11月16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交流。
总的趋势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和美国对华战略疑忌防范心理的不断上升，以及中美两国在有限国际空间里结构性矛盾的发展，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谱系中的位置在逐渐向“红区”（敌手）靠近，美国单独和拉着盟友伙伴对中国采取的遏制与平衡措施也在不断加强。这是一个长线的历史进程，其最终是否滑向彻底为敌取决于中美两国各自的选择和相互间的互动。
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全球事务表现得消极保守，其对华政策更是非常右，美国国内亦有一股力量在极力推动中美关系敌对化、彼此“脱钩”，甚至叫嚣在重大敏感问题上“不惜一战”，但特朗普本人及其政府在是否与中国为敌的问题上还是受到各种利益和不同群体意见的有力牵制，主观上有顾虑，客观上无法为所欲为。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多次使用“competitor”来定性中国，避免将中国描述为“敌人”。彭斯在威尔逊中心演讲中明确说中国是“对手”，但也强调特朗普政府不寻求与中国对抗、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不寻求与中国“脱钩”,甚至还表达了可以重返接触的意向和不允许两国正常合作被打断的态度。今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战略界许多专家学者、前政要、前官员站出来对特朗普政府在经贸、军事、意识形态等问题上的过激举措说“不”，要求谨慎从事，强调“敌视中国将适得其反”。这些都表明，美国的对华战略调整还没有最后定型，内部争论还在继续进行，我们还有做工作的空间。
▲资料图片：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发表国情咨文
有着丰富高翻经验的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大使曾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语言是有魔力的。”一个多世纪多前，美国语言学家本杰明·沃夫和爱德华·萨皮尔就提出了“语言的相关性”假说。他们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不同群体试图交流的外在表现，其内涵与结构还能够影响使用者的世界观和认知。换言之，人们的认知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相关的。现代心理语言学研究为此假说提供了支撑，证实语言能通过无数细微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认知。例如，人们的语言背景可能导致他们倾向于关注某些事实和事项而忽视另一些。当坐在谈判桌两端的人们使用不同语言时，对对方话语的理解程度对谈判结果和事后决策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可以说，没有比外交和国际关系更能反映“语言魔力”的领域了。在世界既有实力格局被打破、国际秩序碎片化的今天，中美分歧日益凸显，滑向全面对抗乃至冲突的前景不能排除，必须全力避免。然而，双方彼此似乎很难向对方阐明并让对方理解自身的愿景，除了立场之外，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加剧了这一困境。很多情况下，翻译过程中产生的谬误以及中英两种语言在世界舆论场上的不对等性，往往会导致互疑加剧。我们不能因美国人言辞选择的谨慎就幻想对方能放低对华遏制之心，但还是需要防止技术性偏差叠加成战略误判。
▲资料图片：美国众议院
美国教育家劳伦斯·彼得说：“每当两个人相遇时，实际上有六个人存在，那就是各自眼中的自己、各自在对方眼中的自己以及各自真实的自我。”在急速变化的世界中，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寻找真实的自我和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