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河北雄安街头一名工人骑车路过一处口号宣传牌。（2023年4月1日）
5月10日，习近平亲临雄安，这是习在雄安新区设立后的第三次考察。与前两次不同，这次由三位“亲王”——国务院总理李强、书记处第一书记蔡奇和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两位“侯爵”——中组部长李干杰、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陪同，等于将半个政治局常委班子搬到雄安，其规格之高，打破中共历史之最，开创了又一个习的“新范例”。尤其是总理陪同考察，在中共建政史上绝无仅有，按过去惯例，总书记和总理必有一个留京，不能同时外出，更不能同去一个地方，除非有某种极罕见的重大事情发生。然而考察雄安，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
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带领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与中外媒体见面。李强排在习近平后面的第二位。
李强成了习的“小跟班”
不仅如此，通过央视的镜头，外界看到，总理李强在陪同考察中，完全沦为一个小角色，仿佛他还是习的秘书。有评论认为，这个安排折射出中共政治秩序和政治伦理的变化，即在“民主集中制”框架下更加偏向“集中统一领导”。这特别体现在蔡奇这个中办主任的角色上。中办主任跟随总书记外出，此为中共几十年的做法，但之前的中办主任，最高也就身兼政治局委员，而蔡奇在政治局常委里排行老四，这就等于习每次外出，身边都有一个常委陪着。可以说，如此待遇，毛都未享受过。
然而，此次雄安考察的大阵仗，特别是总理变成一个“小跟班”，除了表达前述的政治含义，也是习近平不能让他这个“千年大计”成为一个“烂尾工程”。而从目前的情况看，它确实有“烂尾”的可能！
雄安新区是习的面子工程
雄安新区在2017年4月1日正式设立，迄今已过六年。当局对它的定位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把它看作“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其使命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然而，它也是习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
习之所以要在距北京100多公里的地方打乱原来的行政区划建制，设雄安新区，出发点是打造一个能体现“伟大新时代”宏伟气派的的标志性城市工程。好比一提起深圳，自然会联想到邓小平，把深圳看作邓的功绩一样，他要人们一看到雄安，自然想起他，作为他领导的新时代繁荣昌盛的象征，国力强大的标志。习自认对中国的贡献要超邓小平，他对雄安新区的规划和建设也要超深圳。
雄安的起步面积约为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面积约为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的面积达到2000平方公里，比现在的深圳略大。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非常重视雄安新区的建设进程，这是他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宝贝。
当局极力宣扬习对雄安新区的“厚爱”。2017年4月，身兼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的张高丽就设立雄安新区接受采访表示：“这项工作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决策下推进的，倾注了习近平总书记大量心血，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强烈的使命担当、深远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在雄安新区前期谋划、研究论证、批准设立的每一个阶段，习近平总书记都主持召开重要会议研究部署，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亲自交代每一项任务。”
2018年5月，中国外交部向全球推介雄安新区，外长王毅进一步把它的意义拔高到代表了中国和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表示设立雄安新区“为解决大城市病提供‘中国方案’，争取走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子。”
中国河北雄安街头一名快递小哥在口号横幅前休息。（2023年4月1日）
违背市场规律的“千年大计”
但是，再宏大的规划，也要符合市场规律。如果逆市场而动，仅凭强大的政府意志和行政能力，虽在初期也能取得推进，可时间一长，被压抑的市场内在规律必然会起来“反抗”，显示它的顽强，到最后工程就很可能虎头蛇尾，多数情况下会成为烂尾工程，尤其是在中国的行政体系下，换了一任领导，前任的政绩工程就不认了。
深圳为什么会成功？一是靠近香港；二是它集中了全国的资源。这种集中不是行政命令，事实上，特区当初创办时，当局只给了特事特办的政策，再没什么其他支持，但有这条就够了，为寻求淘金梦想的人们，会把各种资源带到那儿。到雄安新区设立时，全国各类开发区、保税区太多，尽管它有习的“加持”，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然而，缺点是离北京太近，又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好办，号令国企可以把城市建得非常漂亮，但要把一部分央企、科研院所、大学迁出北京，实现承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任务，就难办，因为这触动人们的核心利益。
由于中国独特的行政体制，北京集中了全国最好的资源。各种大机构都争相把总部设立在北京，不管它从事的业务是否和北京有关。这造成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即北京像个抽水机，将周边省市的发展资源都抽干了，连天津这个城市的光芒都被北京遮蔽。北京的功能越来越全，城市建设越来越大，内部越来越臃肿不堪，从这个角度说，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缓解大城市病，确有必要。
但习把地址选在河北雄安，要它来承接这个使命，不能不说是习的“领袖”意志发作的结果，尽管这个选址表面上经过官方严格论证，可明显违背市场规律。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理学家陆大道曾撰文指出，雄安新区的选址不符合中国经济要素“自西向东”的宏观流向，难以吸引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发展的“母城”北京经济要素和技术创新要素迁到雄安的趋势不明显；且河北不像多数省市那样具有一两个经济实力很强的特大城市引领全省经济的发展。京津冀现有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亦庄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新区等发展条件明显要更加优越。
问题还在于，雄安建得再好，要人们放弃北京户籍落户雄安，显然是不干的，可如果还保留北京户籍，那么雄安不过是一个工作场所，他们的生活重心依然在北京。当局也可以把雄安划归北京，但这样一来，雄安就成了一块飞地，不好管理，另外，河北肯定也不愿雄安划出去。因此外界看到，雄安设区六年，其疏解工作遭到各种软抵制。
目前第一批在雄安注册的央企有四家，还在进行总部大楼建设，距完全迁出北京有时日。大学有四所搬到雄安。此外，中科院在雄安办了一个创新研究院、中科院大学设立了一个雄安学院。可以说，第一批迁出北京的数量远不如意，即使这几个央企和大学，据说也是采取了变通的办法才勉强让它们的员工和老师同意来雄安。这变通办法大概相当于远距离上班。
中国河北雄安街头一名男子路过一处口号宣传牌。（2023年4月1日）
丁薛祥要扛起搬迁重任
习当然不能让自己精心筹划的“千年大计”变成“烂尾工程”，他这个全能领袖怎么可以容忍自己的意志和权威在市场面前被打败，所以他第三次巡视雄安，目的就是要督促持续推进这一工程，不能让它中断。用他在座谈会上的话说，要扎实推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各项任务落实，接续谋划第二批启动疏解的在京央企总部及二、三级子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等，着手谋划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的疏解转移。他也表示对有关疏解人员的子女教育、医疗、住房、薪酬、社保、医保、公积金等政策，要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要求，进一步细化实化政策措施，确保疏解单位和人员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实际是一种妥协，间接承认市场比他的权力意志更强大。
而这次他带半个常委班子和国务院一班人马来，就是要给国务院施加压力，要李强把第二批疏解任务作为国务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大概是李克强做总理时的国务院在雄安新区建设和疏解功能这件事情上，并不很积极，让习不满但又不好发作，现在国务院一干人马全换成他的人了，李强要拿出干劲做好此事。具体负责
中国河北雄安街头一名工人骑车路过一处口号宣传牌。（2023年4月1日）
5月10日，习近平亲临雄安，这是习在雄安新区设立后的第三次考察。与前两次不同，这次由三位“亲王”——国务院总理李强、书记处第一书记蔡奇和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两位“侯爵”——中组部长李干杰、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陪同，等于将半个政治局常委班子搬到雄安，其规格之高，打破中共历史之最，开创了又一个习的“新范例”。尤其是总理陪同考察，在中共建政史上绝无仅有，按过去惯例，总书记和总理必有一个留京，不能同时外出，更不能同去一个地方，除非有某种极罕见的重大事情发生。然而考察雄安，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
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带领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与中外媒体见面。李强排在习近平后面的第二位。
李强成了习的“小跟班”
不仅如此，通过央视的镜头，外界看到，总理李强在陪同考察中，完全沦为一个小角色，仿佛他还是习的秘书。有评论认为，这个安排折射出中共政治秩序和政治伦理的变化，即在“民主集中制”框架下更加偏向“集中统一领导”。这特别体现在蔡奇这个中办主任的角色上。中办主任跟随总书记外出，此为中共几十年的做法，但之前的中办主任，最高也就身兼政治局委员，而蔡奇在政治局常委里排行老四，这就等于习每次外出，身边都有一个常委陪着。可以说，如此待遇，毛都未享受过。
然而，此次雄安考察的大阵仗，特别是总理变成一个“小跟班”，除了表达前述的政治含义，也是习近平不能让他这个“千年大计”成为一个“烂尾工程”。而从目前的情况看，它确实有“烂尾”的可能！
雄安新区是习的面子工程
雄安新区在2017年4月1日正式设立，迄今已过六年。当局对它的定位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把它看作“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其使命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然而，它也是习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
习之所以要在距北京100多公里的地方打乱原来的行政区划建制，设雄安新区，出发点是打造一个能体现“伟大新时代”宏伟气派的的标志性城市工程。好比一提起深圳，自然会联想到邓小平，把深圳看作邓的功绩一样，他要人们一看到雄安，自然想起他，作为他领导的新时代繁荣昌盛的象征，国力强大的标志。习自认对中国的贡献要超邓小平，他对雄安新区的规划和建设也要超深圳。
雄安的起步面积约为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面积约为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的面积达到2000平方公里，比现在的深圳略大。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非常重视雄安新区的建设进程，这是他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宝贝。
当局极力宣扬习对雄安新区的“厚爱”。2017年4月，身兼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的张高丽就设立雄安新区接受采访表示：“这项工作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决策下推进的，倾注了习近平总书记大量心血，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强烈的使命担当、深远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在雄安新区前期谋划、研究论证、批准设立的每一个阶段，习近平总书记都主持召开重要会议研究部署，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亲自交代每一项任务。”
2018年5月，中国外交部向全球推介雄安新区，外长王毅进一步把它的意义拔高到代表了中国和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表示设立雄安新区“为解决大城市病提供‘中国方案’，争取走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子。”
中国河北雄安街头一名快递小哥在口号横幅前休息。（2023年4月1日）
违背市场规律的“千年大计”
但是，再宏大的规划，也要符合市场规律。如果逆市场而动，仅凭强大的政府意志和行政能力，虽在初期也能取得推进，可时间一长，被压抑的市场内在规律必然会起来“反抗”，显示它的顽强，到最后工程就很可能虎头蛇尾，多数情况下会成为烂尾工程，尤其是在中国的行政体系下，换了一任领导，前任的政绩工程就不认了。
深圳为什么会成功？一是靠近香港；二是它集中了全国的资源。这种集中不是行政命令，事实上，特区当初创办时，当局只给了特事特办的政策，再没什么其他支持，但有这条就够了，为寻求淘金梦想的人们，会把各种资源带到那儿。到雄安新区设立时，全国各类开发区、保税区太多，尽管它有习的“加持”，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然而，缺点是离北京太近，又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好办，号令国企可以把城市建得非常漂亮，但要把一部分央企、科研院所、大学迁出北京，实现承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任务，就难办，因为这触动人们的核心利益。
由于中国独特的行政体制，北京集中了全国最好的资源。各种大机构都争相把总部设立在北京，不管它从事的业务是否和北京有关。这造成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即北京像个抽水机，将周边省市的发展资源都抽干了，连天津这个城市的光芒都被北京遮蔽。北京的功能越来越全，城市建设越来越大，内部越来越臃肿不堪，从这个角度说，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缓解大城市病，确有必要。
但习把地址选在河北雄安，要它来承接这个使命，不能不说是习的“领袖”意志发作的结果，尽管这个选址表面上经过官方严格论证，可明显违背市场规律。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理学家陆大道曾撰文指出，雄安新区的选址不符合中国经济要素“自西向东”的宏观流向，难以吸引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发展的“母城”北京经济要素和技术创新要素迁到雄安的趋势不明显；且河北不像多数省市那样具有一两个经济实力很强的特大城市引领全省经济的发展。京津冀现有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亦庄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新区等发展条件明显要更加优越。
问题还在于，雄安建得再好，要人们放弃北京户籍落户雄安，显然是不干的，可如果还保留北京户籍，那么雄安不过是一个工作场所，他们的生活重心依然在北京。当局也可以把雄安划归北京，但这样一来，雄安就成了一块飞地，不好管理，另外，河北肯定也不愿雄安划出去。因此外界看到，雄安设区六年，其疏解工作遭到各种软抵制。
目前第一批在雄安注册的央企有四家，还在进行总部大楼建设，距完全迁出北京有时日。大学有四所搬到雄安。此外，中科院在雄安办了一个创新研究院、中科院大学设立了一个雄安学院。可以说，第一批迁出北京的数量远不如意，即使这几个央企和大学，据说也是采取了变通的办法才勉强让它们的员工和老师同意来雄安。这变通办法大概相当于远距离上班。
中国河北雄安街头一名男子路过一处口号宣传牌。（2023年4月1日）
丁薛祥要扛起搬迁重任
习当然不能让自己精心筹划的“千年大计”变成“烂尾工程”，他这个全能领袖怎么可以容忍自己的意志和权威在市场面前被打败，所以他第三次巡视雄安，目的就是要督促持续推进这一工程，不能让它中断。用他在座谈会上的话说，要扎实推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各项任务落实，接续谋划第二批启动疏解的在京央企总部及二、三级子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等，着手谋划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的疏解转移。他也表示对有关疏解人员的子女教育、医疗、住房、薪酬、社保、医保、公积金等政策，要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要求，进一步细化实化政策措施，确保疏解单位和人员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实际是一种妥协，间接承认市场比他的权力意志更强大。
而这次他带半个常委班子和国务院一班人马来，就是要给国务院施加压力，要李强把第二批疏解任务作为国务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大概是李克强做总理时的国务院在雄安新区建设和疏解功能这件事情上，并不很积极，让习不满但又不好发作，现在国务院一干人马全换成他的人了，李强要拿出干劲做好此事。具体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