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知名广播节目主持人休·休伊特（Hugh Hewitt）周四（12月16日）透露，在美国国家安全专家中流传一篇关于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文章，他表示，王沪宁几乎可以肯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华盛顿邮报》周四刊出休伊特的一篇专栏文章。休伊特说，王沪宁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在负责制定中国未来的政策，而且他对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有超常的影响力，他还可能会强制执行他的愿景。 休伊特谈及美国“钯金杂志”（Palladium Magazine）10月刊出的关于王沪宁的文章（原文见这）正在国家安全专家中流传，包括国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也在读，就跟外国政府也在研究美国国务卿以及国家安全顾问一样，这些专家们知道，领导人的主要助手与领导人一样重要，而且往往这些助手会在事件发生前，数月或数年就制定路线。 钯金杂志介绍“王沪宁思想”的文章说，王沪宁是中共七常委之一，也是中共最顶尖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习近平每个标志性的政治概念都是他提出来的，包括“中国梦”、反腐运动、“一带一路”倡议、战狼外交，甚至“习近平思想”。 文章还说，如果仔细观察习近平在重要行程或重要会议上的任何照片，人们很可能会在背景中发现王沪宁，他从来没有离开领导人太远。王沪宁同样是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和谐社会”的幕后推手。 名主持：研究中共的机构都要读这篇文章 休伊特采访了这篇文章的作者、笔名为“N. S. Lyons”（以下简称里昂）的人士，据悉，这位作者资历丰富，是一位对中国共产党有深刻了解的盟国学者，但他希望匿名发文，以便将他的个人观点跟其工作机构分开。休伊特没有透露该人士的真名。 休伊特说，在目前的特殊形势下，这位匿名学者的观点应该摆在每一个研究追踪中国共产党的机构桌子上。 里昂在文章中介绍说，王沪宁喜欢躲在暗处，不喜欢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是一个失眠症患者和工作狂，以前的朋友和同事说他内向和非常谨慎。 王沪宁出生在上海，毕业后执教于复旦大学，1995年，在上海帮大佬吴邦国、曾庆红的极力推荐下，江泽民特意提拔他进京。 从此以后，王沪宁几乎切断了他以前所有的联系，停止出版和公开演讲，并执行了一项严格的政策，从来不跟外国人交谈。在这种精心打造的黑面纱下，西方很少有人知道王沪宁。 里昂形容，王沪宁是今天活着的唯一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残酷的中共派系斗争中，王沪宁能够担任三代中共领导人的高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 “王沪宁是江泽民的‘上海帮’招募入党的，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清除这个敌对派系，赫赫有名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都被抓被判刑。胡锦涛的共青团派系也被严重边缘化，胡锦涛大秘令计划锒铛入狱。但是王沪宁依然爬上高位。”文章说。 王沪宁的转变貌似在1989年之后 根据公开资料，王沪宁30岁时就获得美国资助奖学金，于1988年在爱荷华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半年，走访了超过30个城市和近20所大学；他于1989年回国担任国际政治系主任，1994年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18年秋季刊出的新闻信札（点这见王沪宁1989年的信）进一步证实，王沪宁在从政之前是跟外国有频繁联系的。新闻信札中说，王沪宁在1989年6月天安门镇压学生请愿活动前后还跟密歇根大学的政治科学家、时任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书信往来3次，同时刊登了奥克森伯格给王沪宁的回信。 奥森伯格是美国政府重要的中国事务专家之一，长期研究中国，是拥抱熊猫派的代表人物。 不过，在1989年回国后，王沪宁逐渐成为抵制全球自由主义的主要人物。他认为，中国要由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党国管理，文化上要统一和自信。 他希望创造新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跟中国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和法家政治思想、西方国家主权和权力的最高理念以及民族主义相融合，抵抗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 他的转变貌似可以从其回国后写的一本名为《美国反对美国》的书中看出。 他认为，美国面临着“不可阻挡的危机暗流”。美国社会的细胞是个人，而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核心是激进的、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同时，一切事物都商品化，腐蚀了社会，导致严重问题。 最终，虚无主义成为美国方式，这对文化发展和美国精神是致命的冲击，由于这种态势的发展，美国的价值体系正在衰落，整个民主体制也在受到巨大的冲击。 王沪宁赞同“美国精神终结”的论断。他在书中问到“如果价值系统崩溃了，社会制度何以为续？” 2020年美国大选发生动荡的时候，王沪宁的《美国反对美国》在中国被抢购一空，人们以为美国衰落了。其实王沪宁的书说的是，他在30年前就认为美国衰落。 大纪元时政专栏作家唐青表示，王沪宁的美国衰落论可能是习近平说“东升西降”的来源，但王沪宁提出的解决方法是一个大杂烩，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 王沪宁的噩梦 问题接踵来到中国 但王沪宁没有想到的是，他当年在美国看到的问题也接踵抵达中国。 共产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迅速把中国转变为地球上经济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它现在的基尼系数约0.47，中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现在拥有全国31%的财富。但中国的大多数人仍然相对贫穷：大约6亿人靠每月不到1000元的收入维持生活。 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巨头建立了比美国同行更强大的垄断地位，市场份额往往接近90%。 中国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毕业等于失业”成为一种社会流行语，而且失业队伍还在不断扩大。年轻人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农村地区开始没落。在城市里，因房价太高，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同时，中国社会还存在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危机，受伤的人倒在地上无人敢扶，因为害怕被讹诈。 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多地认为自己处于一种虚无主义的绝望状态。网络俚语“内卷”指的就是，年轻人普遍感到自己陷入了一场耗费精力的老鼠赛跑，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输。与此相伴的还有“躺平”运动，年轻人试图退出这种老鼠赛跑，放弃婚姻和生育、不找工作、只要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就行。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2020年每名妇女1.3个孩子，低于日本，仅高于韩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这令中国经济前景陷入危机。中共试图劝说家庭生育更多孩子，但遭到年轻人嘲笑，认为他们完全脱离了经济和社会现实，他们难道还不知道，大多数年轻人光是养活自己就已经很累了吗？即使那些有能力生孩子的中国年轻人也不愿意生小孩。 里昂说，如果从民主选举、新闻自由和尊重人权的角度看，中国从来没有自由化；但在追求现代“消费者”的根本自主权上方面，中国已经彻底自由化。不过，这更像是王沪宁的噩梦，中国现在被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商品化所吞噬。 观察人士：共同富裕只为维护党的生存 根据2009年维基解密的一则信息，习近平的一个老朋友透露，习近平和王沪宁一样，“对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商业化感到厌恶，随之而来的是新富豪、官员腐败、价值观、尊严和自尊的丧失，以及毒品和卖淫等道德败坏。” 里昂说，王沪宁现在似乎已经说服了习近平，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严厉的行动来阻止西式经济和文化自由资本主义对社会秩序的生存威胁——这些威胁跟那些祸害美国的威胁几乎相同。 于是习近平发动了“共同富裕”运动。他在1月份宣布，“我们绝对不能让贫富差距扩大，”他并警告说，“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在这种危机背景下，王沪宁在中共体制内关于现在要走什么道路的长期辩论中似乎赢了。这就是目前一连串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和社交媒体、扼杀教育培训行业以及影视娱乐界名人消失、未成年人每周玩电子游戏这种“精神鸦片”不得超过3小时的原因。 里昂认为，考虑到历史上其他“灵魂工程师”大多失败，这场代表王沪宁思想的运动——过去30年来对文化的思考、对政策上的制定出发点——以及他所设计和创造新的社会价值观赌注，其成功概率也几乎为零。 唐青曾在10月的一期节目中专门介绍里昂关于王沪宁的文章。 唐青表示，里昂是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分析王沪宁和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运动，但更深层面，中共除了面临美国遇到的危机，还有中共与生俱来就有的政权生存危机。 “这个危机的迭加产生的影响不只是一倍。中共最害怕亡党，一切为了维护党的生存，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说。“它可以暂时有效，但是饮鸠止渴，最终会加速自己的灭亡。”
美国知名广播节目主持人休·休伊特（Hugh Hewitt）周四（12月16日）透露，在美国国家安全专家中流传一篇关于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文章，他表示，王沪宁几乎可以肯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华盛顿邮报》周四刊出休伊特的一篇专栏文章。休伊特说，王沪宁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在负责制定中国未来的政策，而且他对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有超常的影响力，他还可能会强制执行他的愿景。
休伊特谈及美国“钯金杂志”（Palladium Magazine）10月刊出的关于王沪宁的文章（原文见这）正在国家安全专家中流传，包括国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也在读，就跟外国政府也在研究美国国务卿以及国家安全顾问一样，这些专家们知道，领导人的主要助手与领导人一样重要，而且往往这些助手会在事件发生前，数月或数年就制定路线。
钯金杂志介绍“王沪宁思想”的文章说，王沪宁是中共七常委之一，也是中共最顶尖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习近平每个标志性的政治概念都是他提出来的，包括“中国梦”、反腐运动、“一带一路”倡议、战狼外交，甚至“习近平思想”。
文章还说，如果仔细观察习近平在重要行程或重要会议上的任何照片，人们很可能会在背景中发现王沪宁，他从来没有离开领导人太远。王沪宁同样是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和谐社会”的幕后推手。
名主持：研究中共的机构都要读这篇文章
休伊特采访了这篇文章的作者、笔名为“N. S. Lyons”（以下简称里昂）的人士，据悉，这位作者资历丰富，是一位对中国共产党有深刻了解的盟国学者，但他希望匿名发文，以便将他的个人观点跟其工作机构分开。休伊特没有透露该人士的真名。
休伊特说，在目前的特殊形势下，这位匿名学者的观点应该摆在每一个研究追踪中国共产党的机构桌子上。
里昂在文章中介绍说，王沪宁喜欢躲在暗处，不喜欢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是一个失眠症患者和工作狂，以前的朋友和同事说他内向和非常谨慎。
王沪宁出生在上海，毕业后执教于复旦大学，1995年，在上海帮大佬吴邦国、曾庆红的极力推荐下，江泽民特意提拔他进京。
从此以后，王沪宁几乎切断了他以前所有的联系，停止出版和公开演讲，并执行了一项严格的政策，从来不跟外国人交谈。在这种精心打造的黑面纱下，西方很少有人知道王沪宁。
里昂形容，王沪宁是今天活着的唯一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残酷的中共派系斗争中，王沪宁能够担任三代中共领导人的高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
“王沪宁是江泽民的‘上海帮’招募入党的，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清除这个敌对派系，赫赫有名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都被抓被判刑。胡锦涛的共青团派系也被严重边缘化，胡锦涛大秘令计划锒铛入狱。但是王沪宁依然爬上高位。”文章说。
王沪宁的转变貌似在1989年之后
根据公开资料，王沪宁30岁时就获得美国资助奖学金，于1988年在爱荷华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半年，走访了超过30个城市和近20所大学；他于1989年回国担任国际政治系主任，1994年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18年秋季刊出的新闻信札（点这见王沪宁1989年的信）进一步证实，王沪宁在从政之前是跟外国有频繁联系的。新闻信札中说，王沪宁在1989年6月天安门镇压学生请愿活动前后还跟密歇根大学的政治科学家、时任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书信往来3次，同时刊登了奥克森伯格给王沪宁的回信。
奥森伯格是美国政府重要的中国事务专家之一，长期研究中国，是拥抱熊猫派的代表人物。
不过，在1989年回国后，王沪宁逐渐成为抵制全球自由主义的主要人物。他认为，中国要由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党国管理，文化上要统一和自信。
他希望创造新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跟中国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和法家政治思想、西方国家主权和权力的最高理念以及民族主义相融合，抵抗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
他的转变貌似可以从其回国后写的一本名为《美国反对美国》的书中看出。
他认为，美国面临着“不可阻挡的危机暗流”。美国社会的细胞是个人，而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核心是激进的、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同时，一切事物都商品化，腐蚀了社会，导致严重问题。
最终，虚无主义成为美国方式，这对文化发展和美国精神是致命的冲击，由于这种态势的发展，美国的价值体系正在衰落，整个民主体制也在受到巨大的冲击。
王沪宁赞同“美国精神终结”的论断。他在书中问到“如果价值系统崩溃了，社会制度何以为续？”
2020年美国大选发生动荡的时候，王沪宁的《美国反对美国》在中国被抢购一空，人们以为美国衰落了。其实王沪宁的书说的是，他在30年前就认为美国衰落。
大纪元时政专栏作家唐青表示，王沪宁的美国衰落论可能是习近平说“东升西降”的来源，但王沪宁提出的解决方法是一个大杂烩，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
王沪宁的噩梦 问题接踵来到中国
但王沪宁没有想到的是，他当年在美国看到的问题也接踵抵达中国。
共产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迅速把中国转变为地球上经济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它现在的基尼系数约0.47，中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现在拥有全国31%的财富。但中国的大多数人仍然相对贫穷：大约6亿人靠每月不到1000元的收入维持生活。
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巨头建立了比美国同行更强大的垄断地位，市场份额往往接近90%。
中国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毕业等于失业”成为一种社会流行语，而且失业队伍还在不断扩大。年轻人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农村地区开始没落。在城市里，因房价太高，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同时，中国社会还存在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危机，受伤的人倒在地上无人敢扶，因为害怕被讹诈。
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多地认为自己处于一种虚无主义的绝望状态。网络俚语“内卷”指的就是，年轻人普遍感到自己陷入了一场耗费精力的老鼠赛跑，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输。与此相伴的还有“躺平”运动，年轻人试图退出这种老鼠赛跑，放弃婚姻和生育、不找工作、只要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就行。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2020年每名妇女1.3个孩子，低于日本，仅高于韩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这令中国经济前景陷入危机。中共试图劝说家庭生育更多孩子，但遭到年轻人嘲笑，认为他们完全脱离了经济和社会现实，他们难道还不知道，大多数年轻人光是养活自己就已经很累了吗？即使那些有能力生孩子的中国年轻人也不愿意生小孩。
里昂说，如果从民主选举、新闻自由和尊重人权的角度看，中国从来没有自由化；但在追求现代“消费者”的根本自主权上方面，中国已经彻底自由化。不过，这更像是王沪宁的噩梦，中国现在被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商品化所吞噬。
观察人士：共同富裕只为维护党的生存
根据2009年维基解密的一则信息，习近平的一个老朋友透露，习近平和王沪宁一样，“对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商业化感到厌恶，随之而来的是新富豪、官员腐败、价值观、尊严和自尊的丧失，以及毒品和卖淫等道德败坏。”
里昂说，王沪宁现在似乎已经说服了习近平，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严厉的行动来阻止西式经济和文化自由资本主义对社会秩序的生存威胁——这些威胁跟那些祸害美国的威胁几乎相同。
于是习近平发动了“共同富裕”运动。他在1月份宣布，“我们绝对不能让贫富差距扩大，”他并警告说，“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在这种危机背景下，王沪宁在中共体制内关于现在要走什么道路的长期辩论中似乎赢了。这就是目前一连串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和社交媒体、扼杀教育培训行业以及影视娱乐界名人消失、未成年人每周玩电子游戏这种“精神鸦片”不得超过3小时的原因。
里昂认为，考虑到历史上其他“灵魂工程师”大多失败，这场代表王沪宁思想的运动——过去30年来对文化的思考、对政策上的制定出发点——以及他所设计和创造新的社会价值观赌注，其成功概率也几乎为零。
唐青曾在10月的一期节目中专门介绍里昂关于王沪宁的文章。
唐青表示，里昂是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分析王沪宁和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运动，但更深层面，中共除了面临美国遇到的危机，还有中共与生俱来就有的政权生存危机。
“这个危机的迭加产生的影响不只是一倍。中共最害怕亡党，一切为了维护党的生存，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说。“它可以暂时有效，但是饮鸠止渴，最终会加速自己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