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新公布的上半年结婚登记量再创新低，除了已经备受讨论的经济疲软和人口问题外，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社会始终没有解决男女地位平等的问题，甚至因此衍生出天价彩礼，以及买房成为“结婚入场券”等怪现象，更造成年轻世代愈加难以走入婚姻，就算官方一再“催婚”也无法扭转。
今年九月，中国民政部直属的民政职业大学将招收全国首批“婚姻服务与管理专业”本科生，教授婚姻产业经济与管理、新媒体传播等课程；校方强调，是要培养专业的婚介、婚恋产品设计研发人才。
然而，自七月末消息传出后，该专业却受到不少网民质疑，在微博上，有人嘲讽此举“只管开课不管就业”，还有人直言“都没人结婚”。
中国上半年结婚对数 同比减少49.8万对
尴尬的是，8月2日中国民政部发布《2024年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似乎呼应了上述网民说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43万对，较去年同期减少49.8万对，降幅达12.7%；相比第一季度的196.9万对，减幅更达25.8%。
此一数字更刷新2022年上半年的373.2万对，创下新低；自2019年以来，中国结婚对数已连续五年低于千万。
连日来，相关数据引发诸多讨论，《界面新闻》星期四(8月8日)报道中更引述中国人口专家何亚福的分析，认为按往年规律计算，今年全年结婚登记对数或为660万对，将是1980年以来的最低值。
对于此一变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多位分析人士皆指出，除了中国经济疲软和当年“计划生育”留下的种种影响之外，当今中国社会现况下，适婚年龄男女对于婚姻的想象出现一系列变化，也是造成结婚率下降的重要因素。
学者:好工作、有房 成中国男性结婚门槛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社会实验室兼职首席研究员陈恩赐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指出，观察显示，经济实力和资产，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男性迈入婚姻的门槛。
陈恩赐分析，中国适婚年龄女性，尤其是城市中的女性，唯有在潜在伴侣拥有足够经济实力，例如一份好工作和一处可用以成家的住宅物业时，才会选择结婚。
陈恩赐说，“在越来越多年轻男性无法两者兼具，或是父母无力资助他们购置房产的情况下，我们预计(中国)结婚对数将会下降”。
他同时指出，外国配偶或将是中国年轻男女在国内找不到适婚对象时的另一个选择，男性转而寻找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象，而教育程度高的女性也可能寻找拥有更高财力的外籍配偶。
“彩礼”成许多男性不堪负荷之重
位于深圳，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吴先生(化名)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同样指出，据他观察，当地年轻男性想要结婚的门槛“高得离谱”，其中最令许多人不堪负荷的，是近年来各地持续通膨化的“天价彩礼”。
吴先生说，江西省被公认彩礼行情最高，四川跟广东稍微低一些，夸张的是，很多经济水平普通的家庭，甚至农户，一开口也要十几万，相当于普通城市青年至少一年多，不吃不喝的工资收入。
吴先生还说，这种近似喊价“卖女儿”的行情，并没有因为这两年中国经济下行、结婚数下降而打折扣。
吴先生告诉美国之音:“结婚的门槛变得非常高，要有房、要有车，要带多少彩礼才能把我女儿娶走，成本确实离谱。我身边底层人特别多，他们真的就是躺平了。”
原籍中国四川、现移居台湾的作家上官乱则表示，在她所属的80至85后世代，鲜少听到“要彩礼”的说法，是近年来才突然窜出。
上官乱分析，有许多家庭或许是基于经济因素，将嫁女儿视为一种“红利”，甚至还有父母是用女儿出嫁时收的彩礼，拿来为将来自己的儿子要娶媳妇时，势必要付的彩礼做准备。
上官乱说，一般而言，贫困地区收彩礼的问题较为严重，反而是发达地区，城市家庭不怎么要彩礼。
换个角度思考，彩礼乱象或许也凸显了中国家庭对于女性婚后处境的担忧，所以在婚前先收一笔钱，但上官乱同时指出，也可能是因为抖音等社交平台上的话题炒作，放大了“彩礼”的严重性。
看衰政治、经济前景 中国青年“躺平”放弃婚姻
除此之外，通往婚姻的路还有重重关卡。
位于深圳的吴先生说，婚前要买房确实是一大难题，因为就算中国近年来经济疲软、房价下跌，但房租却还是一直在涨，因此对外地来的打工人而言，光是平常的生活就难以负荷，遑论要买新房。
在此情形下，他说很多年轻男性只能倾父母之力，回家乡买房，也顾不得会不会真的回去住，就为了取得一张可以相亲的“入场券”。
吴先生认为，从买房难到收彩礼，背后根本的原因或许都还是要归咎于中国经济疲软，民众对于未来不乐观，才会为了增加保障，不断加高门槛。
此外吴先生说，过去这一年多来，他确实感觉到身边对国家感到失望的人明显比以前多，并最终选择“躺平”，放弃结婚的想法。
上官乱同样认为，经济因素是造成结婚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
除了经济疲软造成失业率上升，许多地方政府公务体系缩编，也造成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内人员这类“优势结婚对象”群体急遽减少。
中国《婚姻法》被指削减女权保障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政府持续修改《婚姻法》，在财产分割、离婚权益等方面不断削减对于女性权益的保障，在上官乱看来，也是女性越来越排斥婚姻的一大因素，她说按照现在的法律，家庭主妇若因故离婚，结局恐怕是一无所有。
上官乱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中国的女性独立意识都在增强，然后也不被传统的婚育观念绑架，其实还是跟经济很有关系，很多女性她其实是算了一笔经济账，发现要结婚生育的话，对自己来说得不偿失，所以被迫成为独立女性。”
学者:中国官方刺激婚育手段恐无效
值得观察的是，对于结婚对数下滑，以及伴随而来的少子化，甚至未富先老等一连串社会问题，中国政府并非无动于衷。
除了各地方政府接连出台奖励生育政策之外，据《中国网》报道，在7月11日的 “世界人口日”活动中，国家卫健委就将中国主题订为“倡导良好家教家风，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强调要向年轻人阐释好美好爱情，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5月间，卫健委人口家庭司也宣称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
然而，在分析人士看来，这些做法恐怕难有成效。
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琮嬿认为，虽然中共一再强调男女平等，但实际上，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存在，从养儿育女到各种劳动条件，很多都对女性不利。
例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十月出席“第十三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时，为中国女性设立的目标，就是“结婚生子”。
方琮嬿认为，这些说词充满传统父权观念，只会让已经接触过国际环境的现代中国女性感到整个社会在走“回头路”，进而对于被要求中断个人事业、养儿育女的婚姻生活，更加怯步。
放大来看，习近平治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已经不再像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保留女性常委的一席位置，同样让人对于中共口中的尊重女权感到疑虑。
方琮嬿告诉美国之音:“官方组织讲的这些话、这些政策，都是跟现在中国女性所理解的、所想要的完全不一样，是相反的，他(中共)没有碰触到根本的问题，用行政手段试着要去解决(结婚率降低)问题，其实是没有用。”
新加坡学者陈恩赐也指出，如果中共促进婚育的政策，只是为了改变年轻人对于结婚生子的观念，而非从根源解决经济问题，可期待的影响力恐怕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会带来影响。
中国最新公布的上半年结婚登记量再创新低，除了已经备受讨论的经济疲软和人口问题外，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社会始终没有解决男女地位平等的问题，甚至因此衍生出天价彩礼，以及买房成为“结婚入场券”等怪现象，更造成年轻世代愈加难以走入婚姻，就算官方一再“催婚”也无法扭转。
今年九月，中国民政部直属的民政职业大学将招收全国首批“婚姻服务与管理专业”本科生，教授婚姻产业经济与管理、新媒体传播等课程；校方强调，是要培养专业的婚介、婚恋产品设计研发人才。
然而，自七月末消息传出后，该专业却受到不少网民质疑，在微博上，有人嘲讽此举“只管开课不管就业”，还有人直言“都没人结婚”。
中国上半年结婚对数 同比减少49.8万对
尴尬的是，8月2日中国民政部发布《2024年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似乎呼应了上述网民说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43万对，较去年同期减少49.8万对，降幅达12.7%；相比第一季度的196.9万对，减幅更达25.8%。
此一数字更刷新2022年上半年的373.2万对，创下新低；自2019年以来，中国结婚对数已连续五年低于千万。
连日来，相关数据引发诸多讨论，《界面新闻》星期四(8月8日)报道中更引述中国人口专家何亚福的分析，认为按往年规律计算，今年全年结婚登记对数或为660万对，将是1980年以来的最低值。
对于此一变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多位分析人士皆指出，除了中国经济疲软和当年“计划生育”留下的种种影响之外，当今中国社会现况下，适婚年龄男女对于婚姻的想象出现一系列变化，也是造成结婚率下降的重要因素。
学者:好工作、有房 成中国男性结婚门槛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社会实验室兼职首席研究员陈恩赐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指出，观察显示，经济实力和资产，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男性迈入婚姻的门槛。
陈恩赐分析，中国适婚年龄女性，尤其是城市中的女性，唯有在潜在伴侣拥有足够经济实力，例如一份好工作和一处可用以成家的住宅物业时，才会选择结婚。
陈恩赐说，“在越来越多年轻男性无法两者兼具，或是父母无力资助他们购置房产的情况下，我们预计(中国)结婚对数将会下降”。
他同时指出，外国配偶或将是中国年轻男女在国内找不到适婚对象时的另一个选择，男性转而寻找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象，而教育程度高的女性也可能寻找拥有更高财力的外籍配偶。
“彩礼”成许多男性不堪负荷之重
位于深圳，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吴先生(化名)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同样指出，据他观察，当地年轻男性想要结婚的门槛“高得离谱”，其中最令许多人不堪负荷的，是近年来各地持续通膨化的“天价彩礼”。
吴先生说，江西省被公认彩礼行情最高，四川跟广东稍微低一些，夸张的是，很多经济水平普通的家庭，甚至农户，一开口也要十几万，相当于普通城市青年至少一年多，不吃不喝的工资收入。
吴先生还说，这种近似喊价“卖女儿”的行情，并没有因为这两年中国经济下行、结婚数下降而打折扣。
吴先生告诉美国之音:“结婚的门槛变得非常高，要有房、要有车，要带多少彩礼才能把我女儿娶走，成本确实离谱。我身边底层人特别多，他们真的就是躺平了。”
原籍中国四川、现移居台湾的作家上官乱则表示，在她所属的80至85后世代，鲜少听到“要彩礼”的说法，是近年来才突然窜出。
上官乱分析，有许多家庭或许是基于经济因素，将嫁女儿视为一种“红利”，甚至还有父母是用女儿出嫁时收的彩礼，拿来为将来自己的儿子要娶媳妇时，势必要付的彩礼做准备。
上官乱说，一般而言，贫困地区收彩礼的问题较为严重，反而是发达地区，城市家庭不怎么要彩礼。
换个角度思考，彩礼乱象或许也凸显了中国家庭对于女性婚后处境的担忧，所以在婚前先收一笔钱，但上官乱同时指出，也可能是因为抖音等社交平台上的话题炒作，放大了“彩礼”的严重性。
看衰政治、经济前景 中国青年“躺平”放弃婚姻
除此之外，通往婚姻的路还有重重关卡。
位于深圳的吴先生说，婚前要买房确实是一大难题，因为就算中国近年来经济疲软、房价下跌，但房租却还是一直在涨，因此对外地来的打工人而言，光是平常的生活就难以负荷，遑论要买新房。
在此情形下，他说很多年轻男性只能倾父母之力，回家乡买房，也顾不得会不会真的回去住，就为了取得一张可以相亲的“入场券”。
吴先生认为，从买房难到收彩礼，背后根本的原因或许都还是要归咎于中国经济疲软，民众对于未来不乐观，才会为了增加保障，不断加高门槛。
此外吴先生说，过去这一年多来，他确实感觉到身边对国家感到失望的人明显比以前多，并最终选择“躺平”，放弃结婚的想法。
上官乱同样认为，经济因素是造成结婚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
除了经济疲软造成失业率上升，许多地方政府公务体系缩编，也造成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内人员这类“优势结婚对象”群体急遽减少。
中国《婚姻法》被指削减女权保障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政府持续修改《婚姻法》，在财产分割、离婚权益等方面不断削减对于女性权益的保障，在上官乱看来，也是女性越来越排斥婚姻的一大因素，她说按照现在的法律，家庭主妇若因故离婚，结局恐怕是一无所有。
上官乱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中国的女性独立意识都在增强，然后也不被传统的婚育观念绑架，其实还是跟经济很有关系，很多女性她其实是算了一笔经济账，发现要结婚生育的话，对自己来说得不偿失，所以被迫成为独立女性。”
学者:中国官方刺激婚育手段恐无效
值得观察的是，对于结婚对数下滑，以及伴随而来的少子化，甚至未富先老等一连串社会问题，中国政府并非无动于衷。
除了各地方政府接连出台奖励生育政策之外，据《中国网》报道，在7月11日的 “世界人口日”活动中，国家卫健委就将中国主题订为“倡导良好家教家风，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强调要向年轻人阐释好美好爱情，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5月间，卫健委人口家庭司也宣称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
然而，在分析人士看来，这些做法恐怕难有成效。
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琮嬿认为，虽然中共一再强调男女平等，但实际上，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存在，从养儿育女到各种劳动条件，很多都对女性不利。
例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十月出席“第十三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时，为中国女性设立的目标，就是“结婚生子”。
方琮嬿认为，这些说词充满传统父权观念，只会让已经接触过国际环境的现代中国女性感到整个社会在走“回头路”，进而对于被要求中断个人事业、养儿育女的婚姻生活，更加怯步。
放大来看，习近平治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已经不再像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保留女性常委的一席位置，同样让人对于中共口中的尊重女权感到疑虑。
方琮嬿告诉美国之音:“官方组织讲的这些话、这些政策，都是跟现在中国女性所理解的、所想要的完全不一样，是相反的，他(中共)没有碰触到根本的问题，用行政手段试着要去解决(结婚率降低)问题，其实是没有用。”
新加坡学者陈恩赐也指出，如果中共促进婚育的政策，只是为了改变年轻人对于结婚生子的观念，而非从根源解决经济问题，可期待的影响力恐怕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会带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