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论文“杀死”的留美博士生，他的华裔“老板”受到惩罚

（陈慧祥生前照片（图片来源：WUFT））

李涛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系（ECE）的华裔教授。据当地媒体3月1日报道，学校在最新发给他的一封信中表示：不允许他再从事与学校有关的任何工作、不得因任何原因踏足校园、未经许可不得与本校任何学生、教职员工联系和交流。

佛罗里达大学的上述处理决定，是紧跟着美国计算机协会（ACM）和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两大学术机构对李涛的调查结果而做出的。调查表明，在2019年投给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中，存在学术不端的行为。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这篇投稿过程背景复杂的论文，还造成了一名30岁的中国留学生陈慧祥的身亡。

报道称，李涛目前仍能收到学校发给他的15.3万美元的年薪。但《中国新闻周刊》发现，他在大学的主页已经无法访问。



（李涛在佛罗里达大学实验室的网页（日前已无法访问））

博士生之死

2019年6月12日，佛罗里达大学警察局接到报告称，该校研究生陈慧祥失踪。次日早晨8点左右，警方在陈慧祥工作的实验室发现他已自缢身亡。陈慧祥的家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家里培养的这位高材生，会以这样悲剧的方式结束自己远在美国的留学之路。

去美国读博，早就在陈慧祥的学业规划之内。2011年从吉林大学本科毕业后，他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研，2013年8月进入佛罗里达大学攻读博士。陈慧祥本科时期的一位师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陈本科毕业时，以年级第二的成绩，本来要保送浙江大学，但浙大要求直博，而陈希望去美国读博，所以转而去了哈工大。

陈慧祥多年的好友张青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与陈结识于本科期间，后都赴美留学，因此一直保持密切来往。在他眼里，身高180厘米的陈慧祥是一位优秀又善良的人，爱做饭，爱打篮球和去健身房。

陈慧祥的哥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家庭不太富裕，父母是山东临沂某镇的中学教师。考虑到如果本科毕业就出国，申请不到全额奖学金，所以弟弟便选择了先在国内读完硕士，再申请赴美留学。

2018年12月，已是陈慧祥在佛罗里达大学漫长的求学生涯的第五年。当时，他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一篇论文，向ISCA（计算机体系结构国际研讨会）投稿。该会是计算机体系结构的三个顶级会议之一。但投中“顶会”的他却并不开心。在后来被发现的遗书中，陈慧祥写道，论文能被选中的原因，是因为6个审稿人中有4个都是导师李涛的朋友。

陈慧祥在遗书中称，初稿的实验设计和现象，与宣称的结论不一样，因此在初稿投中以后，他便开始疯狂完善和修改，但却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无法纠正的地方，以致于文章完全无法自圆其说。“全部都错了！”如果要修改只能推倒重来，但是要在截稿日期前完成却是不现实的。

刘亚是与陈慧祥同一年入读佛罗里达大学ECE系博士生。陈慧祥在写这篇论文时和刘亚聊起过他的困惑：做到一半时，他发现论文的假设不成立，但李涛却要他一定要发这篇论文才能毕业。

逼近定稿日期的2019年5月期间，陈慧祥的思想斗争越来越激烈，直至崩溃。《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一份他与密友的159张聊天截图中，从5月10日起，他反复提及的都是一件事：在那篇无法成立的论文与导师决不同意他放弃这两种力量夹击之下，他只有靠编造数据勉强完成论文，而这与他的道德原则无法自洽。他“骨子里感到恶心”，但又因为“不发（论文）对老板影响很大”，而必须艰难地完成。

起初，陈慧祥也想到了退路，“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拿硕士学位走人。”“我要早点结束我的博士生涯，我以后想做的事情可多了，比如厨师……”

但到了5月下旬，陈慧祥已经流露出了轻生的念头。5月28日，他与导师李涛谈了一次，但后者“死活不同意撤稿”。6月5日，他又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再次给导师发了消息，要求撤稿。次日，导师与他面谈，强调绝对不会撤稿。冲突一度激烈到“差点叫警察”的地步。但李涛并未作出任何退让，还要求让他就论文内容做好幻灯片，拿给另一位学生去ISCA会议上展示。

5月30日，李涛将陈慧祥的签证日期续到了次年5月，表示可能要再写两篇论文。陈慧祥感到，毕业不是那么简单的，“我害怕没有个头了。”他写道， “我反复考虑到了所有情况，觉得真的无路可走。”

人们无法想象陈慧祥内心有怎样痛苦的挣扎，直至两周之后，悲剧终于发生。7月3日，佛罗里达大学就博士生陈慧祥之死发表声明，同时，该事件开始在学术圈和留美学生中扩散。

严厉处罚

尽管陈慧祥为一篇论文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在他死后11天的2019年6月24日，ISCA会议在亚利桑那州如期举行。他的导师李涛照常参会，还就陈慧祥生前所做的工作做了演讲。当时他并没有提到作为第一作者的陈慧祥。

李涛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陈慧祥的死是一个“令人非常伤心的悲剧”，并说在学校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对此事不发表评论。近日，在美国两大学术机构对此事的调查结果公布之后，《中国新闻周刊》就此事联系李涛，截至发稿时尚未得到回复。

陈慧祥哥哥说，他们没有见过李涛，加了微信，当时对方只是在微信上表示了慰问，但次日又发消息来，威胁不准在网络上散步虚假言论，影响学校、院系和他个人的声誉。

对导致陈慧祥之死的那篇论文的调查过程，竟然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直至2021年2月8日，联合调查团队发布结果表示，一些人故意违反会议的同行评审程序，他们联合起来，操纵论文评价体系，以支持某一篇文章。同时，一些明确的证据表明，尽管一位作者已经意识到论文存在严重问题，也多次表达了对于论文结果错误的担忧，但另一位作者还是强迫他继续发表论文。

此前的2021年1月26日，陈慧祥生前所做的那篇论文被ACM撤回。该协会表示：论文中的一个或多个作者违反了ACM关于剽窃、误传和伪造的政策，违反了ACM发表中的角色和职责规定。从撤稿之日起，该作品不应再被其他文献引用，并建议作者从他们的文献发表名单中删除该作品。

调查委员会决定对涉及违反程序的所有人采取不同程度的惩罚措施，最严厉的一位，在接下来的15年内，被禁止在任何美国计算机协会期刊上发表文献，不得担任何评审、编辑或项目委员会的职务。这是ACM有史以来执行的最严厉处罚。但这项调查结果并未明确指出受到最严厉惩罚的违规者是否为李涛。

《中国新闻周刊》就该上述结果向ACM询问，截至发稿时尚未得到回应。而佛罗里达大学对李涛所做的处理决定，正是在这份联合调查的结论得出后不久做出的。

早在事发后不久的2019年7月3日，佛罗里达大学就发表官方声明，表示正在全面调查事件，除了学校警力部门外，还聘请了外部独立调查人员。实际上，当年12月，ACM与IEEE的联合调查委员会曾发布调查结论认为，没有发现关于学术不端的指控的相关证据。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20年1月，那篇论文在审稿过程中的一些证据在网络上被匿名披露。提供这些证据的，是一直在爆料并跟踪陈慧祥事件进展的社交媒体账号“Huixiang Voice（慧祥之声）”。

目前并不清楚“慧祥之声”是由什么人设立的。但有人在陈慧祥的电脑中，发现上百篇将要在2019年ISCA会议上发表的论文草稿、审稿人和他们的联系方式。由于提交给会议的论文是对审稿人保密的，而陈慧祥的电脑中竟然有这些文件，则证明会议的保密审查程序已被破坏。

这些被公开披露的证据促进了对陈慧祥案的调查。2020年2月，ACM与IEEE成立了一个更加齐备的联合调查团队，历时一年后，终于在近期公布了严厉的处罚决定。

被导师“捆绑”

据陈慧祥的哥哥介绍，当初选择李涛作为导师的时候，弟弟打算读五年左右拿到博士学位。如果努力多一点，争取四年多毕业。然而，六年过去了，眼看身边一起进来的同学陆续离开校园，陈慧祥越来越感到焦虑。

从张青峰口中得知，陈慧祥读博期间的压力非常大，每天早晨起得很早，夜里12点以后才睡，周末几乎从未休息过。记得有一次，陈慧祥从佛罗里达过去找他玩，只能偷偷去，还要带上电脑。自从2014年之后，陈慧祥便再未回过中国。

陈慧祥曾向朋友如此介绍他与导师之间的关系：除了学业的高压，经常被李涛使唤着去做各种私事，比如像专职司机一样接送频繁出行的李涛及其家人，去导师家里帮着锄草……2017年，因为没有做科研相关的实习，“（李涛）把我骂成狗，说我这是disaster（灾难）。”

尽管陈慧祥已经发表过一篇顶级会议的论文，但李涛仍然给他很多负面评价，说他的“产出是零”。陈慧祥跟朋友说，导师的“滚”“垃圾”这些话，就像毒药一样，一直缠绕在耳边，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还说，导师还要他做完全违背良心的事情，他指的便是那篇“致命的”论文。

在美国，博士生毕业的标准由导师决定，学校层面的规定只是一些流程性的。陈慧祥曾跟家人和朋友提起，2019年5月，李涛原本打算让他毕业，但必须要去李涛指定的一个单位工作，陈慧祥拒绝了。而这之后，陈慧祥如果不发表那篇文章，将再次达不到李涛对他毕业的要求。

美国的博士生辍学率很高。一项2005年的调查显示，在43354名博士生中，平均取得学位的年限是8.2年，50%的学生会中途退学。在陈慧祥入学那年，共有7名中国学生进入佛罗里达大学读博，其中两人在入学两年左右即辍学。但做出辍学的选择也许对陈慧祥来说很难。

博导与博士生的复杂关系在国内外都普遍存在，但对于留学生来说，许多问题更加严重。每个月1400美元左右的奖学金是陈慧祥在这个大学城赖以生存的几乎全部经济来源，张青峰认为，这也是陈慧祥不敢反抗李涛的原因之一——导师掌握着研究生的收入以及能否毕业的“生杀大权”。

佛罗里达大学研究生助理联盟联合主席Bobby Mermer在2019年表示，他曾接到多起来自非本土的研究生学生的匿名投诉，诉说自己被导师欺凌的遭遇和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陈慧祥的哥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和家人在美国出席弟弟的悼念仪式时，有中国学生跟他说，自己也遇到类似情况，希望陈慧祥的事情能够引起关注。

刘亚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以“研究助理”这一职位拿到奖学金赴美留学的，这个合同规定了固定的工作时长，学生一边给导师工作，一边也在为完成学位积累数据、论文等。这份工作负担了博士生攻读学位所需的一年几万美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另一方面，也让博士生们能够拿到签证，合法地待在美国。但这也意味着，如果在异国遇到糟糕的导师，失去这份工作的代价很高昂——60天内找不到新的雇主，就无法待在美国。

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在读博士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读博开始，学生的利益就紧紧地与导师捆绑在一起，论文需要通过导师才能发表、毕业需要得到导师认可、经费申请、工资发放、签证续期……随便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对于留学生来说都是泰山压顶，留学生对导师的依赖比在国内读研更强。

在美国的中国教授倾向于招中国学生，刘亚说，这是因为中国学生工作更加努力；也由于薪资、签证等方面的需求，学生与导师捆绑得更紧。李涛在实验室的网页上写道：“与下列优秀的学生共事我感到幸运”。在其列出的实验室在读学生名单中有5人，从姓名来判断，全部都是华人。

与李涛在一座办公楼里工作的一位行政助理对当地媒体说，她时常听到李涛对学生很大声地讲话，因为说的中文，所以她并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但有时候是大吼，并有东西摔到地上的声音。她说曾考虑过要不要报警。

一位在谷歌工作的博士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读博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每个读博的人都有自己的坎坷。“不能因为陈慧祥的‘老板’是华人，就给华人教授贴标签，”他表示，“但也不能否认，在海外华人学者中，确实有一些导师很糟糕。”

（文中张青峰、刘亚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