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程亚文】三年前，当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战争时，不顾西方国家一致对俄罗斯做出的“侵略者”的定性，中国与其他大多数南方国家一样持中立立场，没有在联合国公开谴责俄罗斯，始终将这场战争称之为“俄乌冲突”。这曾让西方国家极为不满、强行指证中国“暗挺”俄罗斯；中国内部也因这场战争而在舆论场上严重分化，“挺乌”“挺俄”的观点与立场互不相让，不少中国人认为中国没有“站在正义立场”去反对俄罗斯，这是“与人类文明主流”为敌。这些声浪直到现在仍未停息。
如果当时中国真的如西方国家和一些中国人所愿，公开站到俄罗斯的反面，甚至参与制裁俄罗斯、断绝与俄罗斯的经贸往来，那么中国当前的处境，用一个词“危险”来概括可能并不为过，而最近三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杯葛，就不算什么了。
最糟糕的处境当然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舆论场上经常谈到的美国“联俄制中”。特朗普政府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和与俄罗斯接近，也让人担忧一个问题：会不会出现美俄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三年前，中国面对俄乌冲突的外交选择是艰难的，中国精英人群充满了反俄挺乌的情绪，但也在那时，已经有人提出假设：如果未来俄罗斯倒向美国，中国该如何应对？
美国联手俄罗斯整治中国的设想，在美国早已存在。比如，早在2012年，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出版《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Strategic Vision：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一书，就已建议为应对亚洲崛起，美国应改变与俄罗斯的关系、选择与其合作。“反俄”的中国人满怀正义感指责俄罗斯违背了国际法、是罪恶的侵略者，他们不知对最近的事态有何感想？
当美俄代表突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战争责任在乌克兰一方，美国甚至在本周将召开的G7(七国集团)会议关于俄乌冲突三周年的声明中拒绝称俄罗斯为“侵略者”时，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出现了：当前美国对俄乌冲突的定性，已与中国趋同。为美国助阵会获得什么呢？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欧洲多国提出批评 美联社
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日前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说：“别听美国人的，亨利·基辛格有句名言，当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但当朋友是致命的。”三年前，如果中国选择“站到美国一边”，今天可能就是美俄合作修理中国，那就不仅仅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没有朋友”的问题了，而是将同时面对世界两个主要大国的敌对，其中一个国家还与中国有着漫长的陆上边境线，中国是不是会陷入一场极其危险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危机？
要考虑是非，更要考量利害
回想三年来中国内部关于俄乌冲突的舆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混淆了利害与是非。这两个方面当然都不可或缺，一个没有是非的国家难以获得他国尊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一个不知利害的国家会没有未来，因为它可能给自己招来无妄之灾。在利害与是非之间，国家只能首先考虑利害，因为对于国家来说，生存永久是第一位的。个人可以“杀身取义，舍身成仁”，国家不能这么做，一个连自身生存也无法保证的国家，奢谈道义是没有意义的。
最近一些年来的乌克兰，正是这样的一个悲剧国家，它想融入欧洲和加入北约，从基于“国家主权”的理据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对；然而，这严重触碰了俄罗斯的安全禁忌，不知不觉卷入了大国间的激烈竞争。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曾听到一位来中国访学的乌克兰学者坦言：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那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之时。乌克兰内部并不是没有人懂得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的道理，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乌克兰却一直在为加入北约而努力，美国也一直在以此为饵对之引诱。
乌克兰的政客们为何没有充分考量其中的利害？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曾说，“乌克兰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可能没有多少人会认真思考这句话的含义。
自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建国以来，没错，在国际法范畴和联合国框架内，乌克兰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然而从国家所需要的制度体系、内部认同、政治权威来说，乌克兰真的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性的国家了吗？并没有。乌克兰尚未经历通常所说的“国家建构”，一个过早实施民主化、被内部四分五裂的政治集团和高度分化的政治意志左拉右扯的国家，只不过有了“国家”的外观而无“国家”之实，政客们不是为国家的长远未来和利害得失而谋，而是政治集团的是非利益而斗，分不清国家的利害与是非权重再正常不过，而其悲剧命运也就难以避免。
乌克兰成了大国竞争的牺牲品，在当下时刻被它曾经的“金主”无情抛弃、甚至还被指责为事端制造者，它再次清楚表明在互动性的国际场域中，任何国家的行为都不能不考虑牵涉其中的权力关系。“主权”所能行使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国家意志”不是想怎么用就能怎么用。
相比中小国家，对于大国来说，维护大国间的关系平衡再重要不过，因为大国总是面对来自其他大国的竞争，任何针对某个大国的其他大国联盟的形成，对这个大国都再危险不过。只要有可能，一个大国都不要轻易与其他大国为敌，已经形成的大国友好关系，更是要尽力维护，不能在一时是非上纠缠不清。
大国关系更需要确定性，只要别的大国的行为没有损害本国利益，都要想方设法维护确定性；把希望寄托在不确定的未来上，给自己带来的则是自身命运的不确实性。当年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的外交活动，所竭力避免的就是欧洲其他大国产生针对普鲁士德国的军事政治联盟，它曾给德国创造过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德国开始转化为重要的工业化国家和世界强国。
过去三年，对俄乌冲突的很多判断和说法都错了
在俄乌冲突发生之时，有人认为，俄罗斯以只相当于西班牙经济总量的体量挑战西方，无异于以卵击石、注定会失败，这场战争会使俄罗斯进一步丧失全球影响力，对中国也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中国宜及时与俄罗斯切割止损。还有人提出，在20世纪的两次大战中，中国两次都站对了队、跟在了文明进步的一方，这是民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其义可能在于提醒当前中国要“正确”站队、仍要站到“文明进步”一方。
学者之谈是基于自己所见所闻，不必过多指责其对其错，但事过境迁，却因为有关言论曾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因此有必要回顾所谈与事实进展的契合或背离。从当前因“特朗普新政”而带来的新变局来看，三年来中国场域中对俄乌冲突的理解和判断，特别是对战争进程、俄罗斯大国地位、中国应取立场的一些观念，是有严重错判的，如果真按照这些判断和提议做出决策，此刻中国外交要应对的会是什么？
是以利害为重还是以是非为先？这对经历了漫长和平的人来说已经无感，然而经历了磨难的人会清楚明白其中甘苦。曾经参加过国民党抗日队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后来对中国历史的评点中，经常用到的历史观察方法乃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技术角度”即权衡利弊得失，黄仁宇认为中国历史上常常存在以道德论是非而导致误国误民的现象。战略史家纽先钟在研究以往的中国战略史时，同样指出过中国历史上在高谈“心性”中走向败亡的悲剧。明清之际思想家颜元在总结前朝历史时，曾以“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句话讽刺南宋以后信奉朱熹的腐儒们在明朝灭亡只能选择自杀殉国，看似高尚，实则无能，在空谈心性中置国家于危难。
“挺乌”人群认为俄罗斯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这是事实。然而，这仍然不是中国要与之切割的理由。今天所说的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很大部分乃生成于“二战”结束之后，它是如何而来？其实都与“战后国际秩序”高度相关。以联合国、国际法等为重要方面的战后国际秩序，既有平等的一面、是众多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也无法回避和否认，当时的两个主要大国美国和苏联又扮演了主导作用，是大国权力意志的结果，体现的是“主权者立法”。
斯大林和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
规则的背后乃是权力，当权力认为法和规则不再代表其意志时，转身不再“依法行事”，其逻辑是清楚的。美国和俄罗斯近年都表现出明显背离自己参与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倾向和不再“守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代形态的国际法就是在它们主导下建立的。从战后国际秩序乃是结合了多种意愿、是多种意志博弈的结果来看，大部分国家仍选择维护战后国际法、国际规则，和少数大国选择对其背离，都可以从法源上找到符合自己愿意、需求的解释，这是由全球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决定的。
回头看，中国做出了正确抉择
幸运的是，面对三年前的重大突发事件，中国并没有丧失战略定力，对全球局势的判断是清醒的。这使美国当前推进改变与俄罗斯的关系时，中俄业已形成的战略关系在可见的未来仍将保持确定。
中国对俄乌冲突的表述，并非基于国家机会主义，首先当然是基于中国对相关事务的历史是非曲直的认识，它与中国并不直接相关，其是非也并非一清二楚、而是各有其理，中国当然没有必要对此明确表明立场。
其次，冲突的实质乃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对立，这些年来，美国已经明确中国是其“战略竞争对手”、不遗余力在构建对中国的包围圈、对中国发起一轮又一轮的非战争攻击，中国有必要联合敌对者来反对友好合作国家吗？
再次，大多数南方国家对俄乌冲突都持中立态度，暗含了对美国霸权秩序和西方国家主导地位的不满，中国也看到了这种强大的国际思潮，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是站到西方国家一边还是站在广大南方国家一边？这也不言而喻。
还有，中国的历史智慧一向是“离强合弱”，只有相对弱者才有可能形成紧密合作关系，中俄实力目前都弱于美国，相互合作顺理成章。与实力相对强的大国合作联手对付另一个实力相对弱的大国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两宋的选择是经典例证。北宋与金合作灭掉了辽，但金却又灭掉了北宋；南宋与蒙古合作灭掉了金，但蒙古人却又灭掉了南宋。
与任何大国关系一样，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只截取一个片断来作为处理当前中俄关系的依据。比如，在沙皇俄国时期，中国大片领土曾被其占领，这是中国近代史之痛；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支持，清朝解体后的中国能不能重新实现国家统一，要打上一个打问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如果没有当时苏联给中国提供的156个工业项目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中国的工业化没有那么容易推进。在近代以来与俄罗斯/苏联的往来中，黑暗与光明同在， 哪一个片断都是真实的，“挺俄”“反俄”完全都可以凭自己的是非口味从历史上寻找自己想要的不同证据。
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既有“阳面”又有“阴面”，过于计较其中的是非就无法有效开展合作。国家只能根据当前利害得失做出选择。今天中俄两国形成稳定的战略互信合作关系，是两国的共同利益驱动的结果，它与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做出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决策，道理是一样的，尽管在此之前，中国一直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中俄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是美国，然而如果美国真的愿意尊重世界多极化的现实、放下对中俄两国的成见，中国未来再次选择与美国合作，也并非不可期待。
当代世界日益加剧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大国间的携手共进，如果未来中美俄三国之间能够重演“二战”结束前夕大国密切合作的场景，当前因“全球化终结”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给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带来的阴影可能消除，全球整体的灾难性局面也将因此可能避免。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程亚文】三年前，当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战争时，不顾西方国家一致对俄罗斯做出的“侵略者”的定性，中国与其他大多数南方国家一样持中立立场，没有在联合国公开谴责俄罗斯，始终将这场战争称之为“俄乌冲突”。这曾让西方国家极为不满、强行指证中国“暗挺”俄罗斯；中国内部也因这场战争而在舆论场上严重分化，“挺乌”“挺俄”的观点与立场互不相让，不少中国人认为中国没有“站在正义立场”去反对俄罗斯，这是“与人类文明主流”为敌。这些声浪直到现在仍未停息。
如果当时中国真的如西方国家和一些中国人所愿，公开站到俄罗斯的反面，甚至参与制裁俄罗斯、断绝与俄罗斯的经贸往来，那么中国当前的处境，用一个词“危险”来概括可能并不为过，而最近三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杯葛，就不算什么了。
最糟糕的处境当然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舆论场上经常谈到的美国“联俄制中”。特朗普政府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和与俄罗斯接近，也让人担忧一个问题：会不会出现美俄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三年前，中国面对俄乌冲突的外交选择是艰难的，中国精英人群充满了反俄挺乌的情绪，但也在那时，已经有人提出假设：如果未来俄罗斯倒向美国，中国该如何应对？
美国联手俄罗斯整治中国的设想，在美国早已存在。比如，早在2012年，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出版《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Strategic Vision：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一书，就已建议为应对亚洲崛起，美国应改变与俄罗斯的关系、选择与其合作。“反俄”的中国人满怀正义感指责俄罗斯违背了国际法、是罪恶的侵略者，他们不知对最近的事态有何感想？
当美俄代表突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战争责任在乌克兰一方，美国甚至在本周将召开的G7(七国集团)会议关于俄乌冲突三周年的声明中拒绝称俄罗斯为“侵略者”时，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出现了：当前美国对俄乌冲突的定性，已与中国趋同。为美国助阵会获得什么呢？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欧洲多国提出批评 美联社
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日前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说：“别听美国人的，亨利·基辛格有句名言，当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但当朋友是致命的。”三年前，如果中国选择“站到美国一边”，今天可能就是美俄合作修理中国，那就不仅仅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没有朋友”的问题了，而是将同时面对世界两个主要大国的敌对，其中一个国家还与中国有着漫长的陆上边境线，中国是不是会陷入一场极其危险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危机？
要考虑是非，更要考量利害
回想三年来中国内部关于俄乌冲突的舆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混淆了利害与是非。这两个方面当然都不可或缺，一个没有是非的国家难以获得他国尊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一个不知利害的国家会没有未来，因为它可能给自己招来无妄之灾。在利害与是非之间，国家只能首先考虑利害，因为对于国家来说，生存永久是第一位的。个人可以“杀身取义，舍身成仁”，国家不能这么做，一个连自身生存也无法保证的国家，奢谈道义是没有意义的。
最近一些年来的乌克兰，正是这样的一个悲剧国家，它想融入欧洲和加入北约，从基于“国家主权”的理据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对；然而，这严重触碰了俄罗斯的安全禁忌，不知不觉卷入了大国间的激烈竞争。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曾听到一位来中国访学的乌克兰学者坦言：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那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之时。乌克兰内部并不是没有人懂得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的道理，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乌克兰却一直在为加入北约而努力，美国也一直在以此为饵对之引诱。
乌克兰的政客们为何没有充分考量其中的利害？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曾说，“乌克兰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可能没有多少人会认真思考这句话的含义。
自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建国以来，没错，在国际法范畴和联合国框架内，乌克兰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然而从国家所需要的制度体系、内部认同、政治权威来说，乌克兰真的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性的国家了吗？并没有。乌克兰尚未经历通常所说的“国家建构”，一个过早实施民主化、被内部四分五裂的政治集团和高度分化的政治意志左拉右扯的国家，只不过有了“国家”的外观而无“国家”之实，政客们不是为国家的长远未来和利害得失而谋，而是政治集团的是非利益而斗，分不清国家的利害与是非权重再正常不过，而其悲剧命运也就难以避免。
乌克兰成了大国竞争的牺牲品，在当下时刻被它曾经的“金主”无情抛弃、甚至还被指责为事端制造者，它再次清楚表明在互动性的国际场域中，任何国家的行为都不能不考虑牵涉其中的权力关系。“主权”所能行使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国家意志”不是想怎么用就能怎么用。
相比中小国家，对于大国来说，维护大国间的关系平衡再重要不过，因为大国总是面对来自其他大国的竞争，任何针对某个大国的其他大国联盟的形成，对这个大国都再危险不过。只要有可能，一个大国都不要轻易与其他大国为敌，已经形成的大国友好关系，更是要尽力维护，不能在一时是非上纠缠不清。
大国关系更需要确定性，只要别的大国的行为没有损害本国利益，都要想方设法维护确定性；把希望寄托在不确定的未来上，给自己带来的则是自身命运的不确实性。当年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的外交活动，所竭力避免的就是欧洲其他大国产生针对普鲁士德国的军事政治联盟，它曾给德国创造过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德国开始转化为重要的工业化国家和世界强国。
过去三年，对俄乌冲突的很多判断和说法都错了
在俄乌冲突发生之时，有人认为，俄罗斯以只相当于西班牙经济总量的体量挑战西方，无异于以卵击石、注定会失败，这场战争会使俄罗斯进一步丧失全球影响力，对中国也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中国宜及时与俄罗斯切割止损。还有人提出，在20世纪的两次大战中，中国两次都站对了队、跟在了文明进步的一方，这是民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其义可能在于提醒当前中国要“正确”站队、仍要站到“文明进步”一方。
学者之谈是基于自己所见所闻，不必过多指责其对其错，但事过境迁，却因为有关言论曾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因此有必要回顾所谈与事实进展的契合或背离。从当前因“特朗普新政”而带来的新变局来看，三年来中国场域中对俄乌冲突的理解和判断，特别是对战争进程、俄罗斯大国地位、中国应取立场的一些观念，是有严重错判的，如果真按照这些判断和提议做出决策，此刻中国外交要应对的会是什么？
是以利害为重还是以是非为先？这对经历了漫长和平的人来说已经无感，然而经历了磨难的人会清楚明白其中甘苦。曾经参加过国民党抗日队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后来对中国历史的评点中，经常用到的历史观察方法乃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技术角度”即权衡利弊得失，黄仁宇认为中国历史上常常存在以道德论是非而导致误国误民的现象。战略史家纽先钟在研究以往的中国战略史时，同样指出过中国历史上在高谈“心性”中走向败亡的悲剧。明清之际思想家颜元在总结前朝历史时，曾以“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句话讽刺南宋以后信奉朱熹的腐儒们在明朝灭亡只能选择自杀殉国，看似高尚，实则无能，在空谈心性中置国家于危难。
“挺乌”人群认为俄罗斯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这是事实。然而，这仍然不是中国要与之切割的理由。今天所说的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很大部分乃生成于“二战”结束之后，它是如何而来？其实都与“战后国际秩序”高度相关。以联合国、国际法等为重要方面的战后国际秩序，既有平等的一面、是众多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也无法回避和否认，当时的两个主要大国美国和苏联又扮演了主导作用，是大国权力意志的结果，体现的是“主权者立法”。
斯大林和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
规则的背后乃是权力，当权力认为法和规则不再代表其意志时，转身不再“依法行事”，其逻辑是清楚的。美国和俄罗斯近年都表现出明显背离自己参与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倾向和不再“守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代形态的国际法就是在它们主导下建立的。从战后国际秩序乃是结合了多种意愿、是多种意志博弈的结果来看，大部分国家仍选择维护战后国际法、国际规则，和少数大国选择对其背离，都可以从法源上找到符合自己愿意、需求的解释，这是由全球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决定的。
回头看，中国做出了正确抉择
幸运的是，面对三年前的重大突发事件，中国并没有丧失战略定力，对全球局势的判断是清醒的。这使美国当前推进改变与俄罗斯的关系时，中俄业已形成的战略关系在可见的未来仍将保持确定。
中国对俄乌冲突的表述，并非基于国家机会主义，首先当然是基于中国对相关事务的历史是非曲直的认识，它与中国并不直接相关，其是非也并非一清二楚、而是各有其理，中国当然没有必要对此明确表明立场。
其次，冲突的实质乃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对立，这些年来，美国已经明确中国是其“战略竞争对手”、不遗余力在构建对中国的包围圈、对中国发起一轮又一轮的非战争攻击，中国有必要联合敌对者来反对友好合作国家吗？
再次，大多数南方国家对俄乌冲突都持中立态度，暗含了对美国霸权秩序和西方国家主导地位的不满，中国也看到了这种强大的国际思潮，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是站到西方国家一边还是站在广大南方国家一边？这也不言而喻。
还有，中国的历史智慧一向是“离强合弱”，只有相对弱者才有可能形成紧密合作关系，中俄实力目前都弱于美国，相互合作顺理成章。与实力相对强的大国合作联手对付另一个实力相对弱的大国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两宋的选择是经典例证。北宋与金合作灭掉了辽，但金却又灭掉了北宋；南宋与蒙古合作灭掉了金，但蒙古人却又灭掉了南宋。
与任何大国关系一样，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只截取一个片断来作为处理当前中俄关系的依据。比如，在沙皇俄国时期，中国大片领土曾被其占领，这是中国近代史之痛；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支持，清朝解体后的中国能不能重新实现国家统一，要打上一个打问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如果没有当时苏联给中国提供的156个工业项目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中国的工业化没有那么容易推进。在近代以来与俄罗斯/苏联的往来中，黑暗与光明同在， 哪一个片断都是真实的，“挺俄”“反俄”完全都可以凭自己的是非口味从历史上寻找自己想要的不同证据。
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既有“阳面”又有“阴面”，过于计较其中的是非就无法有效开展合作。国家只能根据当前利害得失做出选择。今天中俄两国形成稳定的战略互信合作关系，是两国的共同利益驱动的结果，它与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做出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决策，道理是一样的，尽管在此之前，中国一直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中俄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是美国，然而如果美国真的愿意尊重世界多极化的现实、放下对中俄两国的成见，中国未来再次选择与美国合作，也并非不可期待。
当代世界日益加剧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大国间的携手共进，如果未来中美俄三国之间能够重演“二战”结束前夕大国密切合作的场景，当前因“全球化终结”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给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带来的阴影可能消除，全球整体的灾难性局面也将因此可能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