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名叫Leith van Onselen的经济学家在MacroBusiness上撰文，猛批中国移民的碳足迹，称因为中国人更爱消费，更爱吃肉和奶制品，甚至购买大房子，这都污染了澳洲的环境，并敦促政府减少中国移民的数量。
据MacroBusiness上的简介，Leith van Onselen是MB Fund和MB Super的首席经济学家，此前曾在澳洲财政部、维州财政厅和高盛集团工作。
文章如下：
本周早些时候，我发表了两篇文章，解释了为什么大规模移民计划，将使澳洲几乎不可能实现巴黎协定中减少碳排放的目标。
逻辑很简单：澳洲人口增加数百万意味着能源使用者和碳排放者增加数百万，这使得实现排放目标变得更加困难。
几位评论者攻击了我的观点，声称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因此，人们住在哪里并不重要。
此外，他们声称，减缓澳洲的人口增长无助于阻止全球人口过剩，这是真的，尽管可以提出完全相同的论点，即减少澳洲的排放对降低全球碳排放没有什么帮助。
最终，澳洲只能控制自己境内发生的事情。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无疑对澳洲的环境、水安全、宜居性、住房负担能力以及实现减排目标都有负面影响。那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尽管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大多数评论家（包括我自己）认为澳洲应该在当地采取行动。唯一与我不同的是，这些评论家中的许多人不认为澳洲应该在人口增长方面采取本地行动，尽管这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他们的观点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住在哪里并不重要。事实是，当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来到澳洲时，他们的碳足迹会显著增加。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中国移民，他们现在是澳洲第二大移民群体，也是增长最快的群体之一：
Swinburn University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出生的移民有巨大的生态足迹，令澳洲出生的人口相形见绌：2010年，中国超过英国，成为澳洲最大的永居移民来源（目前由印度占据）。从那以后，在中国出生的移民平均占到每年移民的15%左右。
我们的发现是基于对61名中国出生的居民和72名澳洲出生居民的广泛面对面调查。主要发现如下：
在抵达墨尔本后的10年内，中国出生的居民城市消费模式是移民前的3倍多。
很明显，消费文化适应是中国移民反映澳洲东道国社会的主要过程。文化融合不太明显，它滞后于消费者的文化适应。从文化和语言差异（CALD）指数的得分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该指数纳入了出生地、英语水平、宗教、食物偏好、娱乐和节日参与度、社会互动途径以及与邻里社区的接触等指标。在CALD指数上，中国出生的群体和澳洲出生的群体之间的得分差距很大。
这表明，中国出生群体的城市消费行为很可能受到强烈的文化影响。
对中国出生的居民和澳洲出生的居民的生态足迹的不同组成部分的比较，也揭示了这一点。测量中国出生的居民所居住的住宅面积和类型的房屋足迹总体上要大18%。
这可能是由于住房在反映东道国社会中获得的地位（mien-zi，或“保全面子”）方面发挥的作用。超过澳洲出生居民的消费水平表明，住房消费有被用来显示在澳洲“成功”定居的潜在危险。
中国出生的人的食物足迹比澳洲出生的人大16%。这反映了肉类和奶制品的消费量增加，而国产蔬菜的消费量减少。出生在中国的人的碳足迹要大37%，这主要是因为更频繁的海外旅行。
因此，尽管澳洲的大规模移民计划明确阻碍了其实现巴黎协议减排目标的能力，但它也可能提高了澳洲的人均排放量。
除此之外，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尽管中国出生的移民是收入第二低的移民群体，收入远低于澳洲出生的人口，但他们的消费水平和碳足迹却很高：
（图片来源：MacroBusiness）
无论如何，这对澳洲和世界都是一个坏结果。
一名名叫Leith van Onselen的经济学家在MacroBusiness上撰文，猛批中国移民的碳足迹，称因为中国人更爱消费，更爱吃肉和奶制品，甚至购买大房子，这都污染了澳洲的环境，并敦促政府减少中国移民的数量。
据MacroBusiness上的简介，Leith van Onselen是MB Fund和MB Super的首席经济学家，此前曾在澳洲财政部、维州财政厅和高盛集团工作。
文章如下：
本周早些时候，我发表了两篇文章，解释了为什么大规模移民计划，将使澳洲几乎不可能实现巴黎协定中减少碳排放的目标。
逻辑很简单：澳洲人口增加数百万意味着能源使用者和碳排放者增加数百万，这使得实现排放目标变得更加困难。
几位评论者攻击了我的观点，声称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因此，人们住在哪里并不重要。
此外，他们声称，减缓澳洲的人口增长无助于阻止全球人口过剩，这是真的，尽管可以提出完全相同的论点，即减少澳洲的排放对降低全球碳排放没有什么帮助。
最终，澳洲只能控制自己境内发生的事情。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无疑对澳洲的环境、水安全、宜居性、住房负担能力以及实现减排目标都有负面影响。那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尽管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大多数评论家（包括我自己）认为澳洲应该在当地采取行动。唯一与我不同的是，这些评论家中的许多人不认为澳洲应该在人口增长方面采取本地行动，尽管这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他们的观点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住在哪里并不重要。事实是，当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来到澳洲时，他们的碳足迹会显著增加。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中国移民，他们现在是澳洲第二大移民群体，也是增长最快的群体之一：
Swinburn University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出生的移民有巨大的生态足迹，令澳洲出生的人口相形见绌：2010年，中国超过英国，成为澳洲最大的永居移民来源（目前由印度占据）。从那以后，在中国出生的移民平均占到每年移民的15%左右。
我们的发现是基于对61名中国出生的居民和72名澳洲出生居民的广泛面对面调查。主要发现如下：
在抵达墨尔本后的10年内，中国出生的居民城市消费模式是移民前的3倍多。
很明显，消费文化适应是中国移民反映澳洲东道国社会的主要过程。文化融合不太明显，它滞后于消费者的文化适应。从文化和语言差异（CALD）指数的得分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该指数纳入了出生地、英语水平、宗教、食物偏好、娱乐和节日参与度、社会互动途径以及与邻里社区的接触等指标。在CALD指数上，中国出生的群体和澳洲出生的群体之间的得分差距很大。
这表明，中国出生群体的城市消费行为很可能受到强烈的文化影响。
对中国出生的居民和澳洲出生的居民的生态足迹的不同组成部分的比较，也揭示了这一点。测量中国出生的居民所居住的住宅面积和类型的房屋足迹总体上要大18%。
这可能是由于住房在反映东道国社会中获得的地位（mien-zi，或“保全面子”）方面发挥的作用。超过澳洲出生居民的消费水平表明，住房消费有被用来显示在澳洲“成功”定居的潜在危险。
中国出生的人的食物足迹比澳洲出生的人大16%。这反映了肉类和奶制品的消费量增加，而国产蔬菜的消费量减少。出生在中国的人的碳足迹要大37%，这主要是因为更频繁的海外旅行。
因此，尽管澳洲的大规模移民计划明确阻碍了其实现巴黎协议减排目标的能力，但它也可能提高了澳洲的人均排放量。
除此之外，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尽管中国出生的移民是收入第二低的移民群体，收入远低于澳洲出生的人口，但他们的消费水平和碳足迹却很高：
（图片来源：MacroBusiness）
无论如何，这对澳洲和世界都是一个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