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吉林发生刺伤四名美国人的事件。
月底，苏州发生刺伤两名日本人的事件。
看到凶手都是我的70后同龄人，我竟然不是特别震惊，因为从退出初高中和技校同学群的那一刻起，我对这个群体，早就失望透顶并同情至极。
可以说，我们这一代70后的成长环境非常特殊。
由于文革结束之后的触底反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西关系进入蜜月期。
那几年，《走向世界》和《走向未来》丛书，享受前所未有的热销，整个社会思想光谱既丰富又多彩。
可惜的是，当时，还在读小学和初中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智，尚未成熟到能够有意识地从中汲取精神养分。
九十年代初，我们升上高中，到了世界观形成的阶段，正要睁开眼睛看世界了，中西关系却紧张了起来。
在那个传播媒介不发达的时代文字世界弥漫的二元对立的世界图式中，我们完成了高中三年学业。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和非敌即友的世界观，几乎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思想钢印。
“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一切都是西方造的孽”、“国际关系，只有利益，没有友谊”，是他们笃信不疑的标准答案。
绝大多数同龄人的认知水平，连同我们的身高一样，毕业那一刻，就停止了生长。
人性的弱点之一是在潜意识里害怕否定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大都难以摆脱认知依赖和思维惰性。
除了遭受强烈撞击而主动或被动抹去钢印的少数人，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认知重构。
思想钢印一旦打上，在此后的人生中，他们只会主动强化这个钢印，只接受与原有认知相容的观点和信息，排斥和否定与原有认知冲突的其他观点和信息。
因此，随着年龄的增加，很多人不是在增智的路上越爬越高，而是在变傻的路上越走越远。年纪越大，愚蠢就越难医治。
1992年高中毕业，我和那一届的同学，分别带着各自的钢印，从此各奔东西了。
此后的二十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相互之间几乎都处于断了联系的状态。
少数几个同学偶尔聚一聚，在聊到历史、现实与世界的时候，尽管分歧在所难免，我却始终以为，那个“敌我对立、非黑即白”的思想钢印，只属于个体。
2012年，毕业二十周年的时候，腾讯企鹅让我们重新聚到了一个QQ群里。
当整个年段四个班两百多个原本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的脑袋，不分职业、地域和学历，皆携带锃亮的思想钢印，汇聚到一起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个钢印竟然属于一代人。
1992年7月的高中毕业生，属于中国大学开始持续扩招之前的最后一届。高考难度仍然很大。考上专科本科的人，只占总人数不到10%。
即使是那有幸考上专科本科，或多或少还必须摸一点书的10%，思维早已严重固化，更不用说，那些带着高中学历踏入社会，从此停止阅读和思考的90%。
手机上网普及之后，自媒体的发展和大数据的推送，让他们越来越陷入信息茧房，脑子里的钢印变得越来越鲜明。
有一次，在聊到美国的时候，群里大多数同学都视美国为“与中国有着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的头号敌人”，还在读博士的我，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
我说，国与国之间存在利益矛盾，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但是，文明演进到今天，人类已经进化出了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它完全可以弥合国与国之前的分歧，调节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因此，存在利益矛盾，不代表就非得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都什么年代了，该摒弃这种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了。
话音刚落，群里嘲讽和骂声一片。学历越低，骂得越凶。
当然，这些骂声，或多或少掺杂了一些对我这个原本年段倒数第一的学渣，在二十年之后，却逆袭为年段最高学历人士的嫉恨。
有些人乘机跳出来，利用这个话题，赶紧抛出一句“读书读傻了”或“博士算什么”，以此贬低知识和学历的价值，化解内心的自卑感。当然，这属于本文的题外话。
那一天，我头都不回地退出了年段和班级两个QQ群，从此不再加入。
如今，我们这一代70后都活到五十出头的年纪了。大多数人手里只有中学学历，身陷中年困境，孩子又正要买房结婚。这群生活压力最大的人，偏偏都生活在小县城，很难有机会直接体会国际资本带来的好处。
他们明明享受了十几二十年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仍然无法理解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却毫不犹豫地把个人逼仄的生活处境诿过于“外国敌对势力”……
月初，吉林发生刺伤四名美国人的事件。
月底，苏州发生刺伤两名日本人的事件。
看到凶手都是我的70后同龄人，我竟然不是特别震惊，因为从退出初高中和技校同学群的那一刻起，我对这个群体，早就失望透顶并同情至极。
可以说，我们这一代70后的成长环境非常特殊。
由于文革结束之后的触底反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西关系进入蜜月期。
那几年，《走向世界》和《走向未来》丛书，享受前所未有的热销，整个社会思想光谱既丰富又多彩。
可惜的是，当时，还在读小学和初中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智，尚未成熟到能够有意识地从中汲取精神养分。
九十年代初，我们升上高中，到了世界观形成的阶段，正要睁开眼睛看世界了，中西关系却紧张了起来。
在那个传播媒介不发达的时代文字世界弥漫的二元对立的世界图式中，我们完成了高中三年学业。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和非敌即友的世界观，几乎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思想钢印。
“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一切都是西方造的孽”、“国际关系，只有利益，没有友谊”，是他们笃信不疑的标准答案。
绝大多数同龄人的认知水平，连同我们的身高一样，毕业那一刻，就停止了生长。
人性的弱点之一是在潜意识里害怕否定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大都难以摆脱认知依赖和思维惰性。
除了遭受强烈撞击而主动或被动抹去钢印的少数人，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认知重构。
思想钢印一旦打上，在此后的人生中，他们只会主动强化这个钢印，只接受与原有认知相容的观点和信息，排斥和否定与原有认知冲突的其他观点和信息。
因此，随着年龄的增加，很多人不是在增智的路上越爬越高，而是在变傻的路上越走越远。年纪越大，愚蠢就越难医治。
1992年高中毕业，我和那一届的同学，分别带着各自的钢印，从此各奔东西了。
此后的二十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相互之间几乎都处于断了联系的状态。
少数几个同学偶尔聚一聚，在聊到历史、现实与世界的时候，尽管分歧在所难免，我却始终以为，那个“敌我对立、非黑即白”的思想钢印，只属于个体。
2012年，毕业二十周年的时候，腾讯企鹅让我们重新聚到了一个QQ群里。
当整个年段四个班两百多个原本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的脑袋，不分职业、地域和学历，皆携带锃亮的思想钢印，汇聚到一起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个钢印竟然属于一代人。
1992年7月的高中毕业生，属于中国大学开始持续扩招之前的最后一届。高考难度仍然很大。考上专科本科的人，只占总人数不到10%。
即使是那有幸考上专科本科，或多或少还必须摸一点书的10%，思维早已严重固化，更不用说，那些带着高中学历踏入社会，从此停止阅读和思考的90%。
手机上网普及之后，自媒体的发展和大数据的推送，让他们越来越陷入信息茧房，脑子里的钢印变得越来越鲜明。
有一次，在聊到美国的时候，群里大多数同学都视美国为“与中国有着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的头号敌人”，还在读博士的我，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
我说，国与国之间存在利益矛盾，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但是，文明演进到今天，人类已经进化出了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它完全可以弥合国与国之前的分歧，调节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因此，存在利益矛盾，不代表就非得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都什么年代了，该摒弃这种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了。
话音刚落，群里嘲讽和骂声一片。学历越低，骂得越凶。
当然，这些骂声，或多或少掺杂了一些对我这个原本年段倒数第一的学渣，在二十年之后，却逆袭为年段最高学历人士的嫉恨。
有些人乘机跳出来，利用这个话题，赶紧抛出一句“读书读傻了”或“博士算什么”，以此贬低知识和学历的价值，化解内心的自卑感。当然，这属于本文的题外话。
那一天，我头都不回地退出了年段和班级两个QQ群，从此不再加入。
如今，我们这一代70后都活到五十出头的年纪了。大多数人手里只有中学学历，身陷中年困境，孩子又正要买房结婚。这群生活压力最大的人，偏偏都生活在小县城，很难有机会直接体会国际资本带来的好处。
他们明明享受了十几二十年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仍然无法理解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却毫不犹豫地把个人逼仄的生活处境诿过于“外国敌对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