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多次到访日内瓦。喷泉、宫殿和落日，如此美丽的城市。但是，老实说，我无心享受，因为好几次我都是来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这是我2019年5月在日内瓦大学一个演讲的开场白。
日内瓦万国宫和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一样，作为国际领土让很多游客兴奋莫名。但是，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那里富丽堂皇的会场，繁文缛节的会议，常常是中国政府的代表羞辱国际社会的舞台。
例如，2013年9月，人权活动家曹顺利女士计划前往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警方带走并折磨致死。这一案件至今没有受到调查和追责。又例如，2017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日内瓦并在万国宫发表演讲时，联合国要求近三千名工作人员提早下班，并禁止非政府组织出席听讲。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场
联合国是二战之后世界各国维护和平的产物，我当然不会说它毫无建树。但是，作为一个机构臃肿、资源丰富、影响巨大而又缺少监督的组织，它几乎无可避免地成为各国权力角逐之地，其中包括操控与腐败。
尤其是中国经济强大之后，中共政权的国际野心从“与国际接轨”转变为“为世界指明方向”——据媒体统计，仅仅在深受新冠疫情重创的2020年，中国官方媒体以“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作为标题报道就至少有12次，其中包括9月21日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当天举行的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的讲话为联合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指明的方向中，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堕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疫情爆发一年之后，该机构连派遣专家去疫情源头武汉调查的事情都至今未能完成。
在中国指明的方向中，台湾想要堂堂正正地重返联合国，在我看来比自己宣布独立还要困难。
克拉夫特行程取消为什么让台湾感到尴尬？
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将台湾排挤出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台湾政府因此称之为“纳匪排我案”），成为台湾社会的一大创伤。
我曾多次在会议发言和文章中表示，这一方面对台湾社会不公平，台湾需要为自己的权利呐喊和抗争；但是另一方面不幸中之万幸，台湾不必在联合国这个酱缸中浸染和挣扎。
台湾读者对我这些意见颇多批评，因为他们发现相比一些激动人心的新闻，这比较令人扫兴。最近的新闻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宣布访台。9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与台湾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李光章餐敍，她宣称美国正在推动台湾重返联合国。
作为联合国主要的创始国之一，以及联合国最大的会费支付国，美国无疑拥有很大的话事权。但是，由于美国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巨大，经常可以对联合国越俎代庖，因此和中国不同，它对在联合国精耕细作不感兴趣，也长期拖欠会费。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台湾重返联合国，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近期所有外访计划，包括国务卿蓬佩奥的访欧行程以及克拉夫特的访台行程。国务院称，此决定是为了让国务院与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进行交接。
已经为克拉夫特来访这一“历史性事件”做好充分准备的台湾外交部表示“感到婉惜，但欢迎克拉芙特大使于未来适当时机来访”。
美国处于特殊时期，官员行程调整并不意外。欧洲不会因为蓬佩奥不来觉得多么惋惜，甚至大为释怀——一些高层官员本来就打算回避见面；台湾却明显因为克拉夫特未到而感到尴尬——原因在于，克拉夫特访台计划本身就是这个特殊时期的产物。成败随人，让这个“亚细亚的孤儿”更添身世飘零之感。本身存在的尴尬由此被触动，也就是人们常常讨论的作为大国博弈的棋子的命运。
与纽约与日内瓦遥相守望的新版联合国
这样的尴尬其实可以不必存在。台湾可以有更好的出路，承担更大的使命。
我也曾有若干次机会到台湾参加国际NGO组织的全球会议。在大多数时候，无论是会议主题的切实和具体，还是会议组织的细致和有效，以及热情的台湾人和美味的台湾小吃——更重要的是，台湾在亚太地区重要的战略位置，以及香港自由和法治的失守，都让我想到：为什么不能将台北或者台湾建设成为东方的日内瓦呢？毋宁说，是日内瓦的万国宫和纽约联合国大厦的升级版。
联合国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IGOs），因此能有效地执行一些决议，但也带来明显的问题，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
从理论上说，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s）一直受到联合国重视，近年来更有所加强。在联合国审查各国履行公约成效的会议上，NGO可以 提交“影子报告”（Shadow Report），对各国提交的政府报告实施监督。
影子报告又被称为“平行报告”，但是它从来没有真正平行过。NGO组织往往比政府撰写报告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在联合国大会上它只能是一个配角。可以想见，对于这个配角，中国政府也不会放过——要么对报告内容动手，要么对报告人动手，正如曹顺利女士的遭遇。
2014年我在日内瓦参加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会审议中国政府定期报告会议，原计划与会的NGO人士王秋云，出发前被政府从快递公司截走了获得签证的护照。会场上，中国官员还表示：中国NGO人士不会因为参加这次会议遭到打击报复。我和在场的NGO代表对此承诺感到不寒而栗。
被剥夺主权身份的台湾政府充分展开NGO外交，勤勤恳恳，攻城略地不少。但是，以政府间国际组织（IGOs）为主、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s）为辅的联合国模式决定了，它不大可能由此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不是意外的话，至少在五到十年之内，北京不会攻打台湾。台湾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利用自身战略地位，反客为主，以更长远的规划，更大手笔的建设，主动邀请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前来安营扎寨，建立一个以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s）为主体的新概念、升级版的联合国，与纽约和日内瓦遥相守望，既互相监督，也携手并进。
跟纽约联合国大厦和日内瓦万国宫一样，拥有国际领土的台湾不仅能摆脱大国博弈的棋子命运，也能让中国的导弹三思而后行。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我曾多次到访日内瓦。喷泉、宫殿和落日，如此美丽的城市。但是，老实说，我无心享受，因为好几次我都是来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这是我2019年5月在日内瓦大学一个演讲的开场白。
日内瓦万国宫和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一样，作为国际领土让很多游客兴奋莫名。但是，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那里富丽堂皇的会场，繁文缛节的会议，常常是中国政府的代表羞辱国际社会的舞台。
例如，2013年9月，人权活动家曹顺利女士计划前往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警方带走并折磨致死。这一案件至今没有受到调查和追责。又例如，2017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日内瓦并在万国宫发表演讲时，联合国要求近三千名工作人员提早下班，并禁止非政府组织出席听讲。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场
联合国是二战之后世界各国维护和平的产物，我当然不会说它毫无建树。但是，作为一个机构臃肿、资源丰富、影响巨大而又缺少监督的组织，它几乎无可避免地成为各国权力角逐之地，其中包括操控与腐败。
尤其是中国经济强大之后，中共政权的国际野心从“与国际接轨”转变为“为世界指明方向”——据媒体统计，仅仅在深受新冠疫情重创的2020年，中国官方媒体以“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作为标题报道就至少有12次，其中包括9月21日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当天举行的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的讲话为联合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指明的方向中，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堕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疫情爆发一年之后，该机构连派遣专家去疫情源头武汉调查的事情都至今未能完成。
在中国指明的方向中，台湾想要堂堂正正地重返联合国，在我看来比自己宣布独立还要困难。
克拉夫特行程取消为什么让台湾感到尴尬？
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将台湾排挤出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台湾政府因此称之为“纳匪排我案”），成为台湾社会的一大创伤。
我曾多次在会议发言和文章中表示，这一方面对台湾社会不公平，台湾需要为自己的权利呐喊和抗争；但是另一方面不幸中之万幸，台湾不必在联合国这个酱缸中浸染和挣扎。
台湾读者对我这些意见颇多批评，因为他们发现相比一些激动人心的新闻，这比较令人扫兴。最近的新闻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宣布访台。9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与台湾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李光章餐敍，她宣称美国正在推动台湾重返联合国。
作为联合国主要的创始国之一，以及联合国最大的会费支付国，美国无疑拥有很大的话事权。但是，由于美国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巨大，经常可以对联合国越俎代庖，因此和中国不同，它对在联合国精耕细作不感兴趣，也长期拖欠会费。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台湾重返联合国，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近期所有外访计划，包括国务卿蓬佩奥的访欧行程以及克拉夫特的访台行程。国务院称，此决定是为了让国务院与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进行交接。
已经为克拉夫特来访这一“历史性事件”做好充分准备的台湾外交部表示“感到婉惜，但欢迎克拉芙特大使于未来适当时机来访”。
美国处于特殊时期，官员行程调整并不意外。欧洲不会因为蓬佩奥不来觉得多么惋惜，甚至大为释怀——一些高层官员本来就打算回避见面；台湾却明显因为克拉夫特未到而感到尴尬——原因在于，克拉夫特访台计划本身就是这个特殊时期的产物。成败随人，让这个“亚细亚的孤儿”更添身世飘零之感。本身存在的尴尬由此被触动，也就是人们常常讨论的作为大国博弈的棋子的命运。
与纽约与日内瓦遥相守望的新版联合国
这样的尴尬其实可以不必存在。台湾可以有更好的出路，承担更大的使命。
我也曾有若干次机会到台湾参加国际NGO组织的全球会议。在大多数时候，无论是会议主题的切实和具体，还是会议组织的细致和有效，以及热情的台湾人和美味的台湾小吃——更重要的是，台湾在亚太地区重要的战略位置，以及香港自由和法治的失守，都让我想到：为什么不能将台北或者台湾建设成为东方的日内瓦呢？毋宁说，是日内瓦的万国宫和纽约联合国大厦的升级版。
联合国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IGOs），因此能有效地执行一些决议，但也带来明显的问题，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
从理论上说，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s）一直受到联合国重视，近年来更有所加强。在联合国审查各国履行公约成效的会议上，NGO可以 提交“影子报告”（Shadow Report），对各国提交的政府报告实施监督。
影子报告又被称为“平行报告”，但是它从来没有真正平行过。NGO组织往往比政府撰写报告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在联合国大会上它只能是一个配角。可以想见，对于这个配角，中国政府也不会放过——要么对报告内容动手，要么对报告人动手，正如曹顺利女士的遭遇。
2014年我在日内瓦参加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会审议中国政府定期报告会议，原计划与会的NGO人士王秋云，出发前被政府从快递公司截走了获得签证的护照。会场上，中国官员还表示：中国NGO人士不会因为参加这次会议遭到打击报复。我和在场的NGO代表对此承诺感到不寒而栗。
被剥夺主权身份的台湾政府充分展开NGO外交，勤勤恳恳，攻城略地不少。但是，以政府间国际组织（IGOs）为主、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s）为辅的联合国模式决定了，它不大可能由此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不是意外的话，至少在五到十年之内，北京不会攻打台湾。台湾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利用自身战略地位，反客为主，以更长远的规划，更大手笔的建设，主动邀请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前来安营扎寨，建立一个以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s）为主体的新概念、升级版的联合国，与纽约和日内瓦遥相守望，既互相监督，也携手并进。
跟纽约联合国大厦和日内瓦万国宫一样，拥有国际领土的台湾不仅能摆脱大国博弈的棋子命运，也能让中国的导弹三思而后行。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