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在北京国宾馆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听取记者提问。（2018年11月8日） 中国政府5月6日宣布，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该决定立即生效。这是自澳中关系恶化以来首次正式冻结两国外交机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此举被认为主要是象征意义，跟澳大利亚政府日前废除维多利亚州（简称维州）和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有关。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在外交部长宣布取消协议之后表示，政府正在处理与中国合作的上千起计划案，其中已经租给中国企业的达尔文港（Darwin Harbour）有可能因国安理由废止，并且提到台海军事冲突可能性很高，澳大利亚军队已准备好应对针对其盟友的潜在威胁。 澳大利亚在维持外交自主权以及应对中国发起的魅力攻势之间如何取舍，背景与意义为何? 对其他民主政体又具有什么样的启发? 澳中关系专家们提供各种不同的看法。新法强调国家利益至上 澳大利亚国会去年通过“外交安排政策法”（Foreign Arrangements Scheme），授权联邦政府取消各州政府与外国所签订的被认为威胁到国家利益的协议。日前，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Marise Payne）宣布首次引用此法撤销维州与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并表示这项协议不符合国家的外交政策。去年12月实施的这部新法授权外长检视各州政府及大学等机构与外国政府之间签订的协议，并取消被视为违背国家外交政策或损害外交关系的协议。 实际上，自去年传出执政联盟有意推动新法以来，虽然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和佩恩外长都说此法并非针对维州和中国，但外界猜测，在澳大利亚的“孔子学院”的运作有可能因此受到审查。 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是对联邦政府宪法权利的极大扩充。澳大利亚悉尼学院创办者贾里德.汉德森(Gerard Henderson)对美国之音说，“自联邦成立以来，联邦政府的权力逐渐凌驾于州政府的利益。但是，没有哪个州曾质疑过联邦政府决定澳大利亚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权力。这已被视为联邦政府的宪法责任，直到2019年维州政府擅自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署了一带一路的框架协议而被违背。” 汉德森对于通过立新法管制并不惊讶，并认为会对未来澳大利亚各界与外国的交往带来示范效应。 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首席教授何包钢(Baogang He)认为，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提供其他国家参考。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法案确实也示范效益。其他国家要应对中国政府的影响时，可通过法律程序处理重大的问题。澳大利亚通过立法的手段，确实是有示范作用的，可以提供经验教训。”一带一路隐藏的危机 2018年，维州率先与中国签署备忘录，条文包括推进双方在多方面的发展，涉及在基础设施、创新、老龄问题和贸易发展等方面的合作。接着双方在2019年签署了另一部相关的框架协议，其中包含更多细节，包括容许中国企业参加维州不同的基建工程，也鼓励这些中国企业在当地建立公司，参加竞投不同的工程建设项目。 一些专家提醒在与外国合作貌似单纯的经济投资项目，但涉及国家重要基础设施时，利用外国系统时必须顾及安全性。 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Monash University)教授张耀中(Lennon Chang)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说：“例如我们今天用防火墙，是否能用中国的系统? 政府在使用重要科技时，是否能用中国的系统? 在建设一些国家重要基础设施时，例如水坝、或是维州政府现在要建的铁路，我们必须考虑到当使用到中国或其他国家设施时的安全性，是否会对未来保护国家重要基础设施时产生很大的影响。” 张耀中指出，这些合作或许对当地的劳工就业有所帮助，但更需要审慎考虑是否造成未来国家的安全问题。 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工程建设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对他国话语权的控制目的。查尔斯特大学教授汉米尔顿（Clive Hamilton）去年即公开指出，西方民主国家大多以为，一带一路只是一套经济战略，但它其实更是中国为了形塑新世界而使用的控制话语权手段。 汉米尔顿说，随着签署一带一路协议，参与协商的维州政治人物逐渐开始使用中共的术语，例如维州政府官员近年发言或发布文件时，往往会参杂着例如“开放”、“合作”、“包容”、“互利”等，这些用语过去不常在本地出现，而是中共的惯用术语。中国通过经济合作对外国社会进行政治影响的作为，显然也扩散到澳大利亚教育界的层面。 张耀中说：“例如有些学校已经透过自己内部的言论审查，希望争取到更多中国学生就读。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透过学生施压，对学校在教育方式与教材上的内部审查。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如果一带一路在维州开始实际进行，这些状况为就会更加严重。”外交选边与内政考虑 在澳大利亚外长宣布撤销协议之后， 中国大使馆立即发表声明，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更指责澳大利亚政府“对改善中澳关系毫无诚意，势必对双边关系造成进一步损害，也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近年来，在美中冲突升温的背景下，中国已经对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制裁，澳中政府高层面对面的互动也完全中止。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曾就中国上述经济制裁表示，不会屈服于中国的胁迫，也不会放弃澳大利亚自身的民主自由价值观。 然而在许多国家担忧美中陷入“新冷战”，而不愿在二强中间选边站的时候，澳大利亚此时立法与执行撤销协议的决定，原因不只是对中国的制裁压力的反弹。 去年5月，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高调公开表示，如果维州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威胁到美国和盟友之间的电信安全，美国将切断与澳大利亚的情报连接。 而在协议确定撤销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Ned Price）表示美国将继续与澳大利亚人民站在一起，因为他们首当其冲面临中国的强制行为带来的压力。 许多国际人士将澳大利亚视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代言人，特别是近来澳中关系恶化，澳大利亚显然必须选择靠向美国。 悉尼科技大学(UTS)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震(James Laurenceson)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年来，美国已经明确将自己定位于与中国战略竞争的角色，当然会设法争取与各国结盟合作对抗中国。中国在此时又频繁对澳大利亚释放出敌意，甚至是实际经济制裁措施，这才明确将澳大利亚推向美国阵营，否则以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它既不像印度那样与中国接壤而发生边境冲突，也不像日本那样邻近中国而存在海事争议，实在不需要明确选边站。” 罗震认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这番举措更具象征意义，目的是向北京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信息。他说：“堪培拉本来就有权力可以阻止维州一带一路协议的续约，所以当2023年合约到期时，以其它理由让维州不再续约即可，为中国保留颜面。堪培拉急于在这时立法，一通过就急于执行，就是决定向中国宣示‘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事件、以任何方式，我们都不怕撕破脸，也不害怕中国的反应。’堪培拉这个决定未必有很大的实质效应，而是对中国摆出姿态。”评论：中国经济制裁起到反效果 中国一度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19年度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额高达1530亿美元，占澳大利亚总出口比重的32.6％。因此，澳中交恶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冲击是众所关注的议题。但是从数字上分析，澳大利亚去年的经济表现并没有一蹶不振。澳大利亚去年第3季经济成长率为3.4％，第4季也有3.1％，今年政府还上修经济成长率，从原本预估的3.5％上修到4.75％，可见即使失去中国市场，澳大利亚的经济表现还优于预期。虽然澳中双边贸易量大减，但许多澳大利亚出口商成功地找到替代市场，以结果看来能确保出口量保持平稳。 何包钢评论说，经济制裁并没有让澳大利亚软化，反而增强了寻求经济独立的积极性，中国的经济制裁根本上是失败的。他说：“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看不到任何现象可说明中国这个措施是成功的，反而进一步加强了澳大利亚政府抵制中国的决策能力和领导人的信心，使领导更进一步地要寻求澳大利亚自己的经济独立。它(中国)没有改变澳大利亚政府在安全问题上的任何决策，只是进一步坚定了澳大利亚在同盟问题上紧紧依赖着美国的国策。” 他特别指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制裁不只在出口贸易，也以控制中国留学生为手段，但澳大利亚另辟出路有相当的成果，所以中国的制裁这方面也是失败的。 他说：“澳大利亚政府根本不会拿大学是否能赚钱或亏损当作问题来考虑，绝对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其实好几年之前，澳大利亚的大学已经开始考虑海外学生的多元化，在印度、巴基斯坦、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不断地争取生源。比如我这个大学(迪肯大学)，前几年开始已经是印度学生人数超过大陆学生。中国政府威胁让中国学生不来(澳大利亚)，说整个教育要崩溃了，这是低估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能力。” 澳大利亚政府抵制中国的态度愈发强烈，与美国等国家结盟制中的意愿更强，中国的经济制裁显然导致了反效果。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在对抗中国经济统战的经验可供他国参考。促使外国势力的影响透明化 然而国际社会中与外国的各种合作必须继续，因此为了让外国势力的影响透明化，澳大利亚也藉由立法鼓励各种通报，例如“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 张耀中表示：“我们很鼓励跨国的合作，只是我们必须了解你在提出一些观点或政策改变时，是否有受到国外势力的影响，或是国外资金协助，要求你做此言论。” 根据”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任何人或者实体若是代理外国委托人进行活动的话，都必须向律政部部长登记，接着代理人与委托人两者之间关系的本质与相关活动之信息就会在网络上公布。 张耀中认为这个通报系统值得他国学习，以背后是否有他国出资可判断是否应该通报，特别是在民主国家的国会游说与外国捐款上，通报可以让外国影响力更加透明而正面。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近日公开表示，澳中关系的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现任联邦政府将“对抗中国”当作日常，他认为，这无助于澳中关系的改善。 罗震建议联邦政府寻求更有效的外交手腕。他说：“澳大利亚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若要跟中国保持一定贸易往来，就必须好好处理连带风险，用更高明柔软的方式必免不必要的裂痕。” 张耀中则提醒澳大利亚人思考经济是否为他们生活的全部，为了贸易而牺牲国家安全，甚至失去国家认同感是否值得。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 指出，澳大利亚虽然与中国有重要的贸易关系，但不会甘于被欺负。他强调说：“我们致力捍卫我们的信念，并将持续如此，不会改变。”
资料照：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在北京国宾馆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听取记者提问。（2018年11月8日）
中国政府5月6日宣布，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该决定立即生效。这是自澳中关系恶化以来首次正式冻结两国外交机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此举被认为主要是象征意义，跟澳大利亚政府日前废除维多利亚州（简称维州）和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有关。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在外交部长宣布取消协议之后表示，政府正在处理与中国合作的上千起计划案，其中已经租给中国企业的达尔文港（Darwin Harbour）有可能因国安理由废止，并且提到台海军事冲突可能性很高，澳大利亚军队已准备好应对针对其盟友的潜在威胁。
澳大利亚在维持外交自主权以及应对中国发起的魅力攻势之间如何取舍，背景与意义为何? 对其他民主政体又具有什么样的启发? 澳中关系专家们提供各种不同的看法。
新法强调国家利益至上
澳大利亚国会去年通过“外交安排政策法”（Foreign Arrangements Scheme），授权联邦政府取消各州政府与外国所签订的被认为威胁到国家利益的协议。日前，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Marise Payne）宣布首次引用此法撤销维州与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并表示这项协议不符合国家的外交政策。去年12月实施的这部新法授权外长检视各州政府及大学等机构与外国政府之间签订的协议，并取消被视为违背国家外交政策或损害外交关系的协议。
实际上，自去年传出执政联盟有意推动新法以来，虽然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和佩恩外长都说此法并非针对维州和中国，但外界猜测，在澳大利亚的“孔子学院”的运作有可能因此受到审查。
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是对联邦政府宪法权利的极大扩充。澳大利亚悉尼学院创办者贾里德.汉德森(Gerard Henderson)对美国之音说，“自联邦成立以来，联邦政府的权力逐渐凌驾于州政府的利益。但是，没有哪个州曾质疑过联邦政府决定澳大利亚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权力。这已被视为联邦政府的宪法责任，直到2019年维州政府擅自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署了一带一路的框架协议而被违背。” 汉德森对于通过立新法管制并不惊讶，并认为会对未来澳大利亚各界与外国的交往带来示范效应。
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首席教授何包钢(Baogang He)认为，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提供其他国家参考。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法案确实也示范效益。其他国家要应对中国政府的影响时，可通过法律程序处理重大的问题。澳大利亚通过立法的手段，确实是有示范作用的，可以提供经验教训。”
一带一路隐藏的危机
2018年，维州率先与中国签署备忘录，条文包括推进双方在多方面的发展，涉及在基础设施、创新、老龄问题和贸易发展等方面的合作。接着双方在2019年签署了另一部相关的框架协议，其中包含更多细节，包括容许中国企业参加维州不同的基建工程，也鼓励这些中国企业在当地建立公司，参加竞投不同的工程建设项目。
一些专家提醒在与外国合作貌似单纯的经济投资项目，但涉及国家重要基础设施时，利用外国系统时必须顾及安全性。
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Monash University)教授张耀中(Lennon Chang)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说：“例如我们今天用防火墙，是否能用中国的系统? 政府在使用重要科技时，是否能用中国的系统? 在建设一些国家重要基础设施时，例如水坝、或是维州政府现在要建的铁路，我们必须考虑到当使用到中国或其他国家设施时的安全性，是否会对未来保护国家重要基础设施时产生很大的影响。”
张耀中指出，这些合作或许对当地的劳工就业有所帮助，但更需要审慎考虑是否造成未来国家的安全问题。
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工程建设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对他国话语权的控制目的。查尔斯特大学教授汉米尔顿（Clive Hamilton）去年即公开指出，西方民主国家大多以为，一带一路只是一套经济战略，但它其实更是中国为了形塑新世界而使用的控制话语权手段。
汉米尔顿说，随着签署一带一路协议，参与协商的维州政治人物逐渐开始使用中共的术语，例如维州政府官员近年发言或发布文件时，往往会参杂着例如“开放”、“合作”、“包容”、“互利”等，这些用语过去不常在本地出现，而是中共的惯用术语。
中国通过经济合作对外国社会进行政治影响的作为，显然也扩散到澳大利亚教育界的层面。
张耀中说：“例如有些学校已经透过自己内部的言论审查，希望争取到更多中国学生就读。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透过学生施压，对学校在教育方式与教材上的内部审查。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如果一带一路在维州开始实际进行，这些状况为就会更加严重。”
外交选边与内政考虑
在澳大利亚外长宣布撤销协议之后， 中国大使馆立即发表声明，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更指责澳大利亚政府“对改善中澳关系毫无诚意，势必对双边关系造成进一步损害，也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近年来，在美中冲突升温的背景下，中国已经对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制裁，澳中政府高层面对面的互动也完全中止。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曾就中国上述经济制裁表示，不会屈服于中国的胁迫，也不会放弃澳大利亚自身的民主自由价值观。
然而在许多国家担忧美中陷入“新冷战”，而不愿在二强中间选边站的时候，澳大利亚此时立法与执行撤销协议的决定，原因不只是对中国的制裁压力的反弹。
去年5月，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高调公开表示，如果维州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威胁到美国和盟友之间的电信安全，美国将切断与澳大利亚的情报连接。
而在协议确定撤销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Ned Price）表示美国将继续与澳大利亚人民站在一起，因为他们首当其冲面临中国的强制行为带来的压力。
许多国际人士将澳大利亚视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代言人，特别是近来澳中关系恶化，澳大利亚显然必须选择靠向美国。
悉尼科技大学(UTS)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震(James Laurenceson)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年来，美国已经明确将自己定位于与中国战略竞争的角色，当然会设法争取与各国结盟合作对抗中国。中国在此时又频繁对澳大利亚释放出敌意，甚至是实际经济制裁措施，这才明确将澳大利亚推向美国阵营，否则以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它既不像印度那样与中国接壤而发生边境冲突，也不像日本那样邻近中国而存在海事争议，实在不需要明确选边站。”
罗震认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这番举措更具象征意义，目的是向北京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信息。他说：“堪培拉本来就有权力可以阻止维州一带一路协议的续约，所以当2023年合约到期时，以其它理由让维州不再续约即可，为中国保留颜面。堪培拉急于在这时立法，一通过就急于执行，就是决定向中国宣示‘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事件、以任何方式，我们都不怕撕破脸，也不害怕中国的反应。’堪培拉这个决定未必有很大的实质效应，而是对中国摆出姿态。”
评论：中国经济制裁起到反效果
中国一度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19年度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额高达1530亿美元，占澳大利亚总出口比重的32.6％。因此，澳中交恶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冲击是众所关注的议题。
但是从数字上分析，澳大利亚去年的经济表现并没有一蹶不振。澳大利亚去年第3季经济成长率为3.4％，第4季也有3.1％，今年政府还上修经济成长率，从原本预估的3.5％上修到4.75％，可见即使失去中国市场，澳大利亚的经济表现还优于预期。虽然澳中双边贸易量大减，但许多澳大利亚出口商成功地找到替代市场，以结果看来能确保出口量保持平稳。
何包钢评论说，经济制裁并没有让澳大利亚软化，反而增强了寻求经济独立的积极性，中国的经济制裁根本上是失败的。他说：“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看不到任何现象可说明中国这个措施是成功的，反而进一步加强了澳大利亚政府抵制中国的决策能力和领导人的信心，使领导更进一步地要寻求澳大利亚自己的经济独立。它(中国)没有改变澳大利亚政府在安全问题上的任何决策，只是进一步坚定了澳大利亚在同盟问题上紧紧依赖着美国的国策。”
他特别指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制裁不只在出口贸易，也以控制中国留学生为手段，但澳大利亚另辟出路有相当的成果，所以中国的制裁这方面也是失败的。
他说：“澳大利亚政府根本不会拿大学是否能赚钱或亏损当作问题来考虑，绝对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其实好几年之前，澳大利亚的大学已经开始考虑海外学生的多元化，在印度、巴基斯坦、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不断地争取生源。比如我这个大学(迪肯大学)，前几年开始已经是印度学生人数超过大陆学生。中国政府威胁让中国学生不来(澳大利亚)，说整个教育要崩溃了，这是低估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能力。”
澳大利亚政府抵制中国的态度愈发强烈，与美国等国家结盟制中的意愿更强，中国的经济制裁显然导致了反效果。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在对抗中国经济统战的经验可供他国参考。
促使外国势力的影响透明化
然而国际社会中与外国的各种合作必须继续，因此为了让外国势力的影响透明化，澳大利亚也藉由立法鼓励各种通报，例如“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
张耀中表示：“我们很鼓励跨国的合作，只是我们必须了解你在提出一些观点或政策改变时，是否有受到国外势力的影响，或是国外资金协助，要求你做此言论。”
根据”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任何人或者实体若是代理外国委托人进行活动的话，都必须向律政部部长登记，接着代理人与委托人两者之间关系的本质与相关活动之信息就会在网络上公布。
张耀中认为这个通报系统值得他国学习，以背后是否有他国出资可判断是否应该通报，特别是在民主国家的国会游说与外国捐款上，通报可以让外国影响力更加透明而正面。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近日公开表示，澳中关系的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现任联邦政府将“对抗中国”当作日常，他认为，这无助于澳中关系的改善。
罗震建议联邦政府寻求更有效的外交手腕。他说：“澳大利亚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若要跟中国保持一定贸易往来，就必须好好处理连带风险，用更高明柔软的方式必免不必要的裂痕。”
张耀中则提醒澳大利亚人思考经济是否为他们生活的全部，为了贸易而牺牲国家安全，甚至失去国家认同感是否值得。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 指出，澳大利亚虽然与中国有重要的贸易关系，但不会甘于被欺负。他强调说：“我们致力捍卫我们的信念，并将持续如此，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