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当中德两国开始进行政府磋商时，安格拉·默克尔仍是总理，两国关系似乎意味着无尽的贸易和盈利机遇。对话期间盛况空前，有贸易协议和签字仪式，有红地毯和军礼。 但周二，经过疫情的三年中断之后，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和中国总理李强将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对政治脆弱性和经济依赖性有了新考量的世界——重新启动磋商。 两国几乎以疏远的伙伴身份重返会谈，它们的关系因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北京与莫斯科友好关系的深化，以及中国与德国最重要盟友美国的紧张关系不断升温而变得紧张。 “这些磋商似乎与时代不同步，”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托尔斯滕·本纳说。“政府间的磋商通常是你和你的民主盟友会做的事情。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我们面临的新现实主义和默克尔式的对华磋商之间取得平衡。” 这将是朔尔茨的首次磋商，也是李强作为总理首次访问柏林。陪同他访问的将是一大批部长。毫无疑问，他们的任务将会有冲突，即使他们试图塑造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 对德国来说，这次会议将是一个宣示新立场的机会，即中国仍然是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但也是一个“系统性竞争对手”。这意味着柏林将试图保护其关键技术，并鼓励其企业远离北京，实现多元化。 对中国来说，这将是一个说服其最大的欧洲贸易伙伴坚持一切如常的机会——并且在柏林和华盛顿之间制造隔阂。 如今来自美国要求与德国结盟对抗北京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在这样的阴影之下与中国保持必要的经济联系，这是德国仍在努力掌握的平衡之道。 一位德国官员私下称这是柏林的“三体问题”。德国官员敏锐地意识到，华盛顿是其安全保障者，他们再也不能奢望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分开对待。 德国曾经将德中、德美、美中关系视为彼此独立的双边关系，但现在却感到它们纠结在一起。安全方面的担忧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扰着德国的经济雄心。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迫使德国重新考虑它曾经视为理所当然的经济关系，比如对俄罗斯廉价天然气的依赖，俄罗斯曾经为德国提供50%的天然气供应。德国设法转向其他能源供应，勉强避免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尽管没能避免经济衰退。 相比之下，像中国攻击台湾这样的事件引发中美军事对抗将会痛苦得多。德国官员认为，如今他们将会被迫卷入其中，此前，他们曾经大力推动亚洲国家支持欧洲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认为这是侵犯领土主权的行为。 经济后果将更为严重：超过100万个德国就业岗位直接依赖中国，还有更多的岗位间接依赖中国。在欧洲对中国的投资中，近一半来自德国，近一半的德国制造业企业的部分供应链依赖于中国。 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时刻。 大流行后，中国的经济复苏速度慢于预期。一些西方公司也对在中国进行新投资持谨慎态度，因为习近平主席今年开始推动加强国家安全——包括扩大反间谍法，加强警方对在华西方公司的审查。 中德关系尤为重要：它是中国最大的欧洲贸易伙伴和欧洲外国投资的来源。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胡春春表示：“德国一直在谈论降低风险或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这一事实自然令中国感到担忧。” 在柏林的会谈中，德国官员很可能会让中国了解他们迟迟不曾公布的中国战略文件的内容。由于德国政府内部围绕其立场应有多强硬的争论持续了数月，该文件被推迟。它预计将于7月公布。 一份泄露的初稿反映出更强硬的立场，即需要将经济利益从中国转移出来，实现多元化，特别是在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碳中和经济所需技术的原材料领域，如太阳能模块和电动汽车电池。 在朔尔茨的压力下，文件的语气预计会有所软化，因为他担心这会对已经陷入衰退的经济造成太大冲击。 德国官员将明确表示，他们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在承认北京统一台湾的目标同时，与台湾保持“友好但非官方”的关系。 他们还将强调朔尔茨多次传达的一个讯息：德国没有与中国“脱钩”的计划，正如美国官员曾经敦促的那样。但相反，它会倾向于“去风险”的概念。 分析人士表示，问题在于如何定义“去风险”的真正含义。 “这是意味着去除风险，还是将风险降至最低？你要以多快的速度做这件事？这个说法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本纳说。“朔尔茨在小心拿捏。他做的是轻量版本的‘去风险’。他非常注重分散风险，但又并不想阻碍投资。” 今年4月，有新闻报道称，柏林正在考虑限制向北京方面出售用于半导体的化学品，中国官员就此向德国提出了担忧。美国一直在寻求争取欧洲和其他盟友的支持，阻止中国获得半导体等关键技术，此举激怒了中国。 “他们需要让欧洲人尽可能地远离美国人，”墨卡托中国研究所执行主任胡谧空(Mikko Huotari)在谈到中国代表团本周访德的目标时表示。“在这方面，德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曾在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的韩磊(Paul Haenle)表示，北京方面仍寄希望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欧洲公司严重依赖中国消费者，它们无法承担与中国保持距离的代价。 他说：“中国领导人的算盘是，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仍在发挥作用。” 特别是对德国，中国手里有牌可打：与许多日益警惕的德国企业背道而驰，化工生产商巴斯夫和大众汽车等汽车制造商这些德国最大、最有实力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 去年年底，中国取消了严格的疫情限制措施，重新开放经济，同时铺开红地毯，鼓励外国投资者向中国大举投资。大众汽车的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默是首批访华的跨国企业负责人之一。中国是该汽车制造商的最大市场。 “中国觉得，由于少数德国大公司的这种依赖性，最终德国总是会妥协，或者至少与中国达成协议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中国问题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陆克(Philippe Le Corre)说。 事实上，德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不是与中国摊牌，而是与自己的企业——要表明一点，它们今后在经济上继续依赖中国时必须自担风险。 这使德国改变与中国的关系成为了可能，但也存在风险，分析师胡谧空说：“方法倒是有。这是否会很痛苦，我们只能到时候看看。
十年前，当中德两国开始进行政府磋商时，安格拉·默克尔仍是总理，两国关系似乎意味着无尽的贸易和盈利机遇。对话期间盛况空前，有贸易协议和签字仪式，有红地毯和军礼。
但周二，经过疫情的三年中断之后，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和中国总理李强将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对政治脆弱性和经济依赖性有了新考量的世界——重新启动磋商。
两国几乎以疏远的伙伴身份重返会谈，它们的关系因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北京与莫斯科友好关系的深化，以及中国与德国最重要盟友美国的紧张关系不断升温而变得紧张。
“这些磋商似乎与时代不同步，”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托尔斯滕·本纳说。“政府间的磋商通常是你和你的民主盟友会做的事情。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我们面临的新现实主义和默克尔式的对华磋商之间取得平衡。”
这将是朔尔茨的首次磋商，也是李强作为总理首次访问柏林。陪同他访问的将是一大批部长。毫无疑问，他们的任务将会有冲突，即使他们试图塑造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
对德国来说，这次会议将是一个宣示新立场的机会，即中国仍然是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但也是一个“系统性竞争对手”。这意味着柏林将试图保护其关键技术，并鼓励其企业远离北京，实现多元化。
对中国来说，这将是一个说服其最大的欧洲贸易伙伴坚持一切如常的机会——并且在柏林和华盛顿之间制造隔阂。
如今来自美国要求与德国结盟对抗北京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在这样的阴影之下与中国保持必要的经济联系，这是德国仍在努力掌握的平衡之道。
一位德国官员私下称这是柏林的“三体问题”。德国官员敏锐地意识到，华盛顿是其安全保障者，他们再也不能奢望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分开对待。
德国曾经将德中、德美、美中关系视为彼此独立的双边关系，但现在却感到它们纠结在一起。安全方面的担忧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扰着德国的经济雄心。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迫使德国重新考虑它曾经视为理所当然的经济关系，比如对俄罗斯廉价天然气的依赖，俄罗斯曾经为德国提供50%的天然气供应。德国设法转向其他能源供应，勉强避免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尽管没能避免经济衰退。
相比之下，像中国攻击台湾这样的事件引发中美军事对抗将会痛苦得多。德国官员认为，如今他们将会被迫卷入其中，此前，他们曾经大力推动亚洲国家支持欧洲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认为这是侵犯领土主权的行为。
经济后果将更为严重：超过100万个德国就业岗位直接依赖中国，还有更多的岗位间接依赖中国。在欧洲对中国的投资中，近一半来自德国，近一半的德国制造业企业的部分供应链依赖于中国。
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时刻。
大流行后，中国的经济复苏速度慢于预期。一些西方公司也对在中国进行新投资持谨慎态度，因为习近平主席今年开始推动加强国家安全——包括扩大反间谍法，加强警方对在华西方公司的审查。
中德关系尤为重要：它是中国最大的欧洲贸易伙伴和欧洲外国投资的来源。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胡春春表示：“德国一直在谈论降低风险或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这一事实自然令中国感到担忧。”
在柏林的会谈中，德国官员很可能会让中国了解他们迟迟不曾公布的中国战略文件的内容。由于德国政府内部围绕其立场应有多强硬的争论持续了数月，该文件被推迟。它预计将于7月公布。
一份泄露的初稿反映出更强硬的立场，即需要将经济利益从中国转移出来，实现多元化，特别是在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碳中和经济所需技术的原材料领域，如太阳能模块和电动汽车电池。
在朔尔茨的压力下，文件的语气预计会有所软化，因为他担心这会对已经陷入衰退的经济造成太大冲击。
德国官员将明确表示，他们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在承认北京统一台湾的目标同时，与台湾保持“友好但非官方”的关系。
他们还将强调朔尔茨多次传达的一个讯息：德国没有与中国“脱钩”的计划，正如美国官员曾经敦促的那样。但相反，它会倾向于“去风险”的概念。
分析人士表示，问题在于如何定义“去风险”的真正含义。
“这是意味着去除风险，还是将风险降至最低？你要以多快的速度做这件事？这个说法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本纳说。“朔尔茨在小心拿捏。他做的是轻量版本的‘去风险’。他非常注重分散风险，但又并不想阻碍投资。”
今年4月，有新闻报道称，柏林正在考虑限制向北京方面出售用于半导体的化学品，中国官员就此向德国提出了担忧。美国一直在寻求争取欧洲和其他盟友的支持，阻止中国获得半导体等关键技术，此举激怒了中国。
“他们需要让欧洲人尽可能地远离美国人，”墨卡托中国研究所执行主任胡谧空(Mikko Huotari)在谈到中国代表团本周访德的目标时表示。“在这方面，德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曾在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的韩磊(Paul Haenle)表示，北京方面仍寄希望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欧洲公司严重依赖中国消费者，它们无法承担与中国保持距离的代价。
他说：“中国领导人的算盘是，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仍在发挥作用。”
特别是对德国，中国手里有牌可打：与许多日益警惕的德国企业背道而驰，化工生产商巴斯夫和大众汽车等汽车制造商这些德国最大、最有实力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
去年年底，中国取消了严格的疫情限制措施，重新开放经济，同时铺开红地毯，鼓励外国投资者向中国大举投资。大众汽车的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默是首批访华的跨国企业负责人之一。中国是该汽车制造商的最大市场。
“中国觉得，由于少数德国大公司的这种依赖性，最终德国总是会妥协，或者至少与中国达成协议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中国问题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陆克(Philippe Le Corre)说。
事实上，德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不是与中国摊牌，而是与自己的企业——要表明一点，它们今后在经济上继续依赖中国时必须自担风险。
这使德国改变与中国的关系成为了可能，但也存在风险，分析师胡谧空说：“方法倒是有。这是否会很痛苦，我们只能到时候看看。